画革命画与做革命人
　　　　　　　　　　　　
　 三结合

　　1958年12月28日至1959年1月11日，由美协江苏分会和全国美协联合举办的"江苏省国画展"在北京美协展览馆展出，这个展览在当时就被认为"标志着中国画发展的新阶段"。〔28〕 后来傅抱石在"从江苏省中国画展览会谈起"的《政治挂了帅，笔墨就不同》的文章中，总结其中的《为钢铁而战》、《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人民公社食堂》等集体创作的作品时，谈到"采取了'三结合'--党的领导、画家、群众--的方法"。〔29〕傅抱石在这里谈到的"三结合"的方法大约产生于大跃进时期，在他所说的这个方法的内涵中，党的领导只是党对文艺工作的关怀和对文艺创作的支持--"当领导同志为我们的创作反复推敲、又高兴又婉转地提出意见，特别是指出某部分的缺点的时候，真是既令人感激又令人佩服。当我们经营某一主题（如"人民公社食堂"）而遭到困难无法解决的时候，领导同志既谦逊而又极其中肯的讲话，帮我们打开了思路，解决了问题；又当我们紧张、愉快地完成了初稿时，我们自己也知道还存在很多问题，而我们听到的却是鼓励，和解决问题的办法。"傅抱石为江苏中国画的创作找到了成功的经验，但是他提出的经验并没有得到在全国的推广，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也没有人再提"三结合"的问题。5年后，当"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届美术作品展览会"开幕以后，一场在全国范围内推广"部队美术工作革命化'；经验的热潮，却普及了"革命化"中最为现实的"三结合"组织创作的方法。

　　 由总政治部、文化部、中国美协联合举办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届美术作品展览会"于1964年7月10在中国美术馆开幕，在这历时一个月的展出中，观众达16万余人次。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总参谋长罗瑞卿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以及20多个国家的外宾参观了展览。展览期间，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组织了部队美术座谈会，全国美协也于7月17日至23日邀请了部分美协分会的负责人前来观摩和座谈，并请总政治部文化部的那狄和部队美术家向来京的分会负责人及首都美术家作了7个专题的报告。《美术》1964年第4期也以很大的篇幅介绍了这个展览，为"学习解放军美术"作了比较全面的舆论准备。

　　 这次展览的直接的成果除展现了部队美术创作的成绩外，还在美术界宣传了"部队美术工作革命化"的经验。推广解放军的经验，实际上是在行动上解决毛泽东在1963年12月12日所作的《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中批评的包括美术在内的各种艺术形式的问题，使之适应已经变化了的经济基础。毛泽东批评了在社会主义改造中收效甚微的许多艺术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部队的美术工作者则通过画阶级斗争，画部队的斗争生活，画人民解放军的斗争历史和光荣传统，画部队英雄人物，以及配合部队政治任务的具体实践，表明了部队美术工作者坚定的政治方向，也落实了军委扩大会议的精神--把加强部队文化艺术工作作为加强部队政治思想工作、坚持"四个第一"和抓活思想的不可缺少的环节。显然这也体现了林彪抓部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具体成果，折射了一个更为宏观的政治计划。

　　 总结部队美术工作在组织领导上的经验，那狄在《部队美术工作革命化的道路》〔30〕中概括为6个方面：1、抓两头，就是把中央、军委的指示及时传达下去，把下边的东西很快地反映上来；2、采取领导、作者、群众三结合的方法；3、发动业余作者，大家动手兵画兵；4、提倡敢于大胆创新；5、和打仗一样，把一切可以使用的武器都使用起来，守住社会主义文化阵地，不给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可乘之机；六、抓紧人的革命化。在这系列的经验中，最具有独特性和可学性的就是"三结合"的方法。那狄解释这一方法的具体思想为："军队要打胜仗，就要有周密的计划，就要有具体分配任务；创作也像打仗一样，要对作家有很好安排。专业作家是创作队伍的骨干，有责任把重要的、艰巨的创作任务担当起来。领导指方向，给任务，出题目，作者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深入生活，经过统筹安排，积极创作。为了紧密配合部队任务，根据需要也组织业余作者进行专题创作。"根据这样的解释，所谓的"三结合"实际上就是领导、作者、群众协同创作，显然这和傅抱石所谈的"三结合"有许多不同。在傅抱石那里，"三结合"中的领导和群众只是对创作的关心和提意见。而部队的"三结合"是领导"出题目、分任务、统筹安排"，领导不仅是创作的组织者，而且控制了创作中至关重要的主题思想、体裁形式，显然这样的方法的独特性也就在完全不同于常规化的文艺理论，是一种服务于特定的创作宗旨又行之有效的创作方法。

　　 由领导来出题目、分任务、统筹安排，徐彦在总结空军部队创作时提出有4个方面的好处：
1、出题目，能使作者带着问题下去，使作者深入生活有明确的目的。
2、出题目，分任务，统筹安排可以抓住生活中的重大问题，防止遗漏。
3、出题目，分任务，统筹安排可以防止创作的"比例失调"。
4、出题目，分任务，统筹安排可以推动画家，可以起鞭策和鼓励作用。〔31〕

　　 经过多年摸索出来的"三结合"的方法，经过部队美术工作者的系统化实践，使这种方法表现出了"合乎社会主义文艺发展规律"的优越性--"可以使创作和创作的组织工作具有社会主义的计划性；可以充分调动和发挥领导、作者、群众三方面的积极作用，也就是能够最大限度地集思广益，把三方面的积极作用，集中地通过作者的创作实践具体体现出来，从而保证作品质量的提高。在题材和主题的安排上，运用这一方法，可以保证反映社会主义生活和斗争的作品占主导的地位，这样也就能够保证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的正确执行。领导出题目、分任务，具体安排与作者的特长相结合，既可以保证主导题材，而且有利于题材的多样化，也有利于促进在为工农兵、为社会主义服务前提下的形式、风格的百花齐放"。〔32〕

　　 由于部队美术工作的实际成绩，又由于美协的极力宣传和号召，"部队美术工作者运用的'三结合'的成功经验，正逐渐为全国各地美术工作者所吸取和推广"。〔33〕但是像许多政令一样，上面的精神到了下面就因不同的理解有了多样的解释，这之中很难排除那些和原意相违的片面性的解释。对于"三结合"，在实际的推广中就被简单地理解为"领导出思想，作者出技术，群众出生活"。很显然这样的解释过于简单和片面，可是它在某一方面又非常直观地表述了所谓的"三结合"在具体运作上的真实的情况。为了消除这种片面性，《美术》杂志在1965年第2期发表了石坚的评论《关于"三结合"》，指出："作者是作品的生产者，思想、技术和生活认识不可能别人包办代替。领导和群众主要是帮助加强对于生活的认识和理解，从而，也就是帮助作者加强作品的思想性、战斗性，帮助作者的思想和作品的革命化。领导及群众的积极作用应当通过作者的认识而体现在作品上面；也就是说，领导和群众的意见，必须在作者真正领会和消化之后，表现到作品上去。"这篇带有指导性的短论在最后又提出："为了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计划性，更为广泛而深入地调动专业和业余作者的创作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进一步促进创作的繁荣发展，有必要对己有经验加以总结，并把这个方法进一步大力地加以推广。"

　　 当1965年1月31日"第四届全国美展"华东地区作品展开幕的时候，由于山东年画在展览中的突出成绩，全国美协及时推出了山东作为学习解放军落实"三结合"创作方法的典型，首先是蔡若虹在他的《山东年画有三好》的文章中给予了首肯："山东年画由于运用'三结合'方式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值得我们在组织创作的工作部门加以推广"。〔34〕《美术》1965年第2期上还发表了孔林的文章《"三结合"是组织创作的好办法》。孔林在总结山东运用"三结合"的方法进行创作的经验时指出："领导出题目是'三结合'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对于作品思想性和战斗性的加强，起着重要的保证作用。"孔林在文章中透露为了"第四届全国美展"，山东省委共出了50多个题目，"内容大都是山东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各条战线的先进人物和先进事迹，以及当前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他还提到："我们过去有些美术工作者，对出题目画画不太习惯，有的强调画自己熟悉的和有兴趣的题材。这看法有对的一面。如果作者所熟悉和有兴趣的题材是有意义的，是领导所出题目范围之内的。当然可以画；如若不然，就应当放弃，而积极地去熟悉和表现应该表现的主题，这样才符合文艺创作为工农兵、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服务的要求。但是在这一点上，作者的思想是有斗争的。"孔林用吕学勤创作《三代民兵》的经验作为一个成功的事例证明，通过领导的帮助，画家也可以画出自己不熟悉、但由领导命题的作品。

　　 后来由于"第四届全国美展"各个分区的作品相继展出，"三结合"组织创作的方法也为各地普遍运用，因此在这历时10个月的各地美术创作的展示中，"加强党的领导，实行'三结合'的方法"，也就成了这个展览和这一时期创作的成功经验之一。"全国美展能够出现许多方向明确、内容新颖、深刻，形式多样的作品，是和各地党委对美术创作的领导与重视分不开的。许多中央局、省委的负责同志，直接抓起了创作的领导工作，给美术工作者做报告，指出创作应当反映的主要方面，规定题材范围，指引美术工作者深入群众的生活和斗争，亲身审阅画稿，具体启发作者进行构思与塑造形象。这体现了党对美术工作的巨大关怀，给予美术工作者极大的鼓舞和督促，大大提高了美术工作、美术创作的水平。"〔35〕

　　 此后"三结合"成了一个流行的时髦，举凡成功的创作都离不开"三结合"组织创作的方法；凡是总结成功的创作经验，也都高不开与"三结合"的关系。继"第四届全国美展"之后，先是有《收租院》"自始至终实行了'三结合'的方法"，从构思设计起，就经常得到各级党委的关心鼓励和群众热情地支持和帮助，所以《收租院》的成功"是'三结合'的产物"。〔36〕而到了1966年初的"华北区1966年年画、版画展览会"，华君武在总结它成功经验的时候，也认为"在于正确地实行了领导、作者、群众三结合的方法"，"三结合在这次创作中发挥的巨大威力，是难于估量的"。〔37〕华君武还指出："哪里三结合实行得好，哪里的创作就会出成绩。"

　　 显然，在1966年关于"三结合"组织创作的方法，由于社会大的政治背景的变化，也突升了它的政治功能。原始的那种为了创作的实际所产生的自发的愿望，变成了社会化的反映一种政治立场的行政上的要求。因为实行"三结合"，"是在美术创作中突出政治、方向正确的可靠保证，也是促进作者'三过硬'的可靠条件。它保证美术创作密切服从政治斗争，统筹安排，符合实际斗争的需要，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地反映革命斗争，使美术真正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按照党的需要来推动、组织创作，使美术作品准确、及时。有力地发挥宣传教育作用"。〔38〕从此这样一种方法就成了一种固定的模式，几乎贯穿了"文革"时期美术创作的全部过程。尽管在"文革"时期的创作中，人们并没有专门地强调这一方法，但是它通过"文革"前期的具体实践，已经形成了一个最近的"革命美术"的传统。因此在这一时期的创作中，运用这样的方法又成为一种自觉的行动，而毋需再去论证它的必要性，也不必再去总结它成功的经验。人们像熟练地运用其他传统的方法一样，只是随手拿来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