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及与提高
　　　　　　　　　　　　
　 讽刺的武器

　　漫画和其他普及艺术一样，一直是共产党革命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了特殊的关照。抗战时为了揭露日寇的侵略行径，动员全民抗战，许多画家都以画笔作武器，绘制了大量的漫画。张仃的《兽行》、李可染的《是谁杀了我们的孩子》、谭弼的《禽兽主义的"皇军"》、叶浅予的《我们不愿做"造粪机"》、蔡若虹的《只有建立集体安全制，才可以保障世界和平》、丁里的《将召开的英、美、苏三国会议，必使侵略者走投无路》、李少言的《1942年苏联送给希特勒的礼物》，以及佚名的《汉奸汪精卫的新戏法》、《看了汪精卫的前面，再看他的后面》、《世界上三个最坏的混蛋》、《覆舟图》等，在一个时期内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而经过抗战积累起来的漫画传统，在新中国不断开展的政治运动中又广为运用，特别是在50年代，由于印刷技术的限制，当时的报刊大都以漫画作为插图，以配合文字发挥宣传的职能。而作为普及艺术的漫画在新中国走上了艺术的金字塔，出现在全国美展上，应该说这也是成就的一个方面，表明了倡导者的重视，也反映了画家的努力。

　　 1949年为庆祝"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召开而举办了"第一届全国美展"，漫画作为一个分类，和画报、窗花、剪纸、洋片、木刻年画、连环画一起参加了展出。1950年3月13日，《人民日报》以《漫画要更好地服务于人民》为题发表了署名宋如文的读者来信，对报纸上出现的一些不恰当的漫画提出了批评，并建议"漫画作者必须认真地去学习政治和政策，以便在严肃的努力中创造出服务于人民的有力的艺术武器"。《人民日报》为此加了"编者按"，指出："我们的漫画作家的笔墨应当而且必须深刻地刻画新中国社会的根本的变化，表现出这个人民做主人的时代，表现出人民对于自己的领袖、对于国家、对于劳动的新的态度以及人民间的新关系。毫无疑问，这种人民生活就是新的艺术形式的源泉。"可以说这是带有鲜明政策性的文字，它对以后漫画的发展具有指导性的意义。

　　 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全国美协响应"中国人民反对美帝侵略台湾朝鲜运动委员会"的通知，在北京举行反对美帝侵略台湾朝鲜座谈会，并发动漫画创作。各地的漫画家响应全国文联和美协的号召，开展抗美援朝活动。由于宣传工作的需要，漫画特别是时事漫画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各地的报刊上出现了大批的时事漫画，揭露和讽刺美国侵略朝鲜的行径。一些不习惯于时事漫画的青年漫画家也积极地参与到创作中，为此《人民日报》1950年11月18日发表了王朝闻的文章《关于时事漫画》，认为这一现象"符合广大人民的需要。这中间，谁敢说不会有无数库雷尼克赛产生？谁敢说在不断的努力工作中不能锻炼出无数坚强的新中国的漫画战斗员"？在这场漫画创作运动中，仅上海的漫画家就其中有一套24位作者绘制的24幅漫画组画《美帝侵华百年史画》，作者除了漫画家以外，还有版画家王琦、沈柔坚、赵延年、麦杆，油画家黎冰鸿、俞云阶，国画家沈子丞，以及其他画种的画家。为了更好地开展漫画创作，中央美院华东分院召开了座谈会，讨论："1、关于漫画的思想性问题；2、关于漫画的说服性问题；3、漫画的取材，应该从具体事实出发，还是从抽象概念出发？4、如何丰富漫画上的形式，避免公式主义？"上海的《解放日报》"新美术"周刊也举行漫画座谈会，根据最近报纸上的漫画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展开讨论。到1951年1月，中央美院已完成漫画、招贴画3000张。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有：米谷的《如此美国》、丁聪的《美国杀人犯》、张仃的《和死神赌博》、张光宇的《把法西斯死路当作前途》。

　　 漫画是最为普及的一种大众艺术形式，在群众中有广泛的基础，而且在现实中，由于一般用于宣传的漫画不需要高深的绘画技术，所以广泛的复制也是其得以普及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群众性的漫画复制工作，一方面发挥了作为艺术武器的作用，一方面可以使漫画深入群众，听取群众的批评，从而加强漫画工作者和群众的联系，使漫画家更熟悉群众的要求和知道他们喜爱的表现方法，以改进漫画的创作工作。同时，又在群众中培养了新的漫画人才，可以不断地壮大我们战斗的漫画队伍。" ③ 为此《人民日报》1951年2月25日发表了高蒙的文章《应当重视群众性的漫画复制工作》。

　　 为了做好漫画的普及工作，1950年6月，上海创办了《漫画》月刊，这在当时出版业不太发达的年代里，能有一份刊物支持一个事业的发展，是非常难得的。与此同时，《人民日报》为了配合国内外所发生的重大事件，也用了大量的篇幅发表了许多漫画作品。而漫画作为群众美术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各地相继建立了许多"漫画站"，江丰在主国美协扩大会议上作《四年来美术工作的状况和全国美协今后的任务》的报告时，特别提到辽东一省就有80个"漫画站"，而这个省的16个市、县在1951年就张贴了4万多幅漫画和宣传画。北京人民印刷厂的职工仅在"三反"运动中就画了1000多幅宣传画和漫画。

　　 50年代的漫画紧密配合了抗美援朝、"三反""五反"、批判胡风、增产节约、大跃进等政治运动，前期以国际时事漫画为主，后期以政治斗争和人民内部矛盾为主。"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各个战线上，发挥了泼辣而有效的宣传鼓动作用，自身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这一时期的代表画家有华君武、米谷、方成、钟灵等，而1951年出版的揭露美国侵略行为的漫画集《纸老虎》和《华君武政治讽刺画选集》都是当时有着广泛影响的作品。1956年12月，"第一届全国漫画展览"在北京举行，共展出321幅作品，这次展览表现了"漫画家们在克服公式化方面有了可喜的成绩"，出现了一批优秀的作品，如方成的《虎皮骑士》、江有生的《昨日今朝大不同》、张仃的《史芬克斯的新谜语》，王米的《春暖冰解冻河开》、张乐平的《自打耳光》、苗地的《主要的问题是房子太小》、周月泉的《临别》。

　　 "我国漫画家，一直非常重视对于苏联漫画的学习。解放以来，我们可以更加方便地接触到苏联的漫画，拥有三四十年历史、出版了一千四百多期的〈鳄鱼〉，现在已经成为我国漫画家、青年漫画作者和漫画爱好者广泛喜爱的刊物了。叶菲莫夫、库克雷尼克塞、冈夫、契连姆奈赫、高良也夫、索伊菲尔切斯和谢苗诺夫、普罗洛科夫、加涅夫斯基等苏联漫画家的名字，也已为我国广大读者所熟悉。这是很自然的，因为苏联的漫画，同苏联的其他经济和文化各部门一样，是我们光辉的榜样，我国的漫画家应该继续加强向苏联漫画学习运用讽刺的武器，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④ 在50年代学习苏联的热潮中，学习苏联漫画的经验也是这一时期漫画的一个特点，各种报刊相继发表了苏联以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漫画作品。这种媒体的传播往往又是结合政治运动的实际情况而选择不同内容。1955年，《美术》第8期"为了配合当前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的斗争"，特地从《鳄鱼画报》上转载了苏联的7幅漫画，"以供借鉴"。

　　 1957年，全国美协举办"张光宇西游漫记画展"，这朵"没有失去光彩的花朵"，被誉为是"'五四'以来优秀的作品"。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谈过漫画，他说："有几种讽刺：有对付敌人的，有对付同盟者的，有对付自己队伍的，态度各有不同。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讽刺，但是必须废除讽刺的乱用。"可以说毛泽东的这一段话，是1949年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漫画工作者所遵循的一个原则。为此许多漫画工作者都在毛泽东所提出的原则范围内，探索漫画讽刺手段使用的规律以及它的范围。50年代中期以后，讽刺人民内部矛盾的漫画逐渐多了起来，但是，"如何界限分明地区别讽刺的对象，如何适如其分地正确运用漫画的武器而不是乱用它，这就是以讽刺为业的漫画家们须要精通的业务。"毛泽东提出对人民缺点的批评，"必须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如果把同志当作敌人来看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毛泽东这段原则性的讲话，在实际操作中如何把握，是对漫画家的一个严峻的考验。为此沈同衡撰文提出了"向苏联漫画学习运用讽刺的武器"，1957年第5期的《美术》又发表了华君武的文章《漫谈内部讽刺画》，指出了针对人民内部矛盾的漫画和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关系，批评了"漫画可不可以歌颂"、"内部漫画所画的都是同志，为什么要丑化形象"、"敌人拿去利用"、"要求一幅漫画像一篇社论一样把一个问题的几个方面说得面面俱到"等观点。第11期还发表了钟灵的文章《道是无情却有情--对内讽刺画试论》，进一步提出了对内讽刺画的根本问题是"立场问题"，要求夸张与丑化必须"掌握分寸"，并指出："分寸是否掌握得恰如其分，主要决定于作者对他所要解决的内部矛盾的认识深度。作者对于这一矛盾的性质、内部和外部的联系等，了解得越深刻，越确切，分寸也就越容易掌握。因此，在分寸问题没有把握时，必须重新深入地研究材料，作具体分析。同时，我们绝不能忽视，作者的技巧，幽默的才能，生活经验和丰富的社会知识等等，也是正确掌握分寸的必要条件。"在反右运动中，有许多漫画家正因为不能"恰如其分"地"掌握分寸"而被打成右派。

　　 从1961年开始，《美术》用了很大的篇幅连载了华君武的《我怎样想和怎样画漫画》，华君武结合自己的创作，系统地介绍了漫画创作的经验，不仅对于普及漫画，而且对于提高漫画也作出了积极努力，特别是他在讽刺人民内部问题中所使用的恰到好处的手法，得到了社会的认同。他的《误人青春--送给离题万里的发言》、《疲劳过度症》、《仓颉造字》等一些作品广为流传，在生活类题材的开发和表现方面，树立了一个时代的榜样。

　　 漫画在新中国发展，比照抗战时期，在功能上增加了对人民内部的讽刺和批评，而在形式技法上则丰富和提高了许多。从整体上看，漫画家在造型和表现上都趋向成熟，特别是在漫画语言的运用方面更是有了长足的进步，在讽刺与幽默关系的把握方面也是有了明显的发展。将漫画从一种宣传的方式努力而成为一种艺术，正是因为有了艺术语言的完善和艺术性的提高。而漫画从报刊的插图变为展览的艺术，从配合文字的一种形式变为独立的一个艺术门类，也是新中国美术发展的成就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