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纪念碑与《收租院》
　　　　　　　　　　　　
　 革命雕塑的样板

　　《收租院》还在制作的时候，声名已经远传千里，就有农民成群结队从几百里以外的地方前来参观。当1965年10月《收租院》全部完成以后，在当地很快引起了轰动。由于有四川省委的推荐，周边地区的一些单位和群众纷纷前来参观，全国的专业美术工作者亦陆续专程到大邑学习。《四川日报》在11月29日刊登了李少言的文章《向雕塑工作者学习》，〔21〕 这是比较早的系统介绍《收租院》的文字资料。而10月15日出版的《美术》第5期则在李少言的文章没有发表之前就开始预告第6期有专门的图文介绍。12月15日出版的《美术》第6期在《革命雕塑向前迈进的新起点》的标题下，发表6篇介绍、研究《收租院》的文章，并加了编者的话，指出："四川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收租院》泥塑创作，为广大群众所欢迎，为美术家所重视。它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坚持党的文艺方向在美术创作上的重大胜利。它是伟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产物，也密切配合了革命斗争的根本任务。它从思想高度反映了我国民主革命阶段的阶级斗争，体现了广大群众绝不忘记阶级斗争，绝不容忍剥削制度复辟的革命意志。它的思想性高，艺术性也高，是对群众进行阶级教育的有力武器，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有很大的推动作用。这一创作实践，既是美术工作者不断革命化的集中体现，也为美术工作者不断革命化提供宝贵的经验。"《美术》杂志的"编者话"是对《收租院》的最初的赞誉。

　　王朝闻作为著名雕塑《刘胡兰》的作者和《美术》杂志的主编，上述的"编者话"基本体现了他的思想以及他在雕塑艺术方面的认知。1966年1月4日，《人民日报》以整版的篇幅发表了他的《雕塑标兵--参观〈收租院〉泥塑群像》一文。这是当时最系统地论述《收租院》的文章。该文分"为工农兵服务的新花"、"思想革命的结果"、"向前迈进的新起点"三部分，王朝闻以他熟知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从一个宏观的角度论述了《收租院》之所以获得成功的方方面面。而在对《收租院》所作的最根本的价值判断上，王朝闻的文章则比《美术》的"编者话"更进了一步，认为："这是革命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新成就，是文化革命的一大胜利。"显然王朝闻以他的学术基础和政治敏感，已经注意到这一不同寻常的雕塑有可能在即将爆发的"文化大革命"中获得新的生命。

　　 l月6日，以创作人民英雄纪念碑而闻名的雕塑家刘开渠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革命的内容，光辉的形象--谈〈收租院〉的成就》的文章。刘开渠除了给予《收租院》一个反映社会普遍认同的评价外，还比较微观地论述了《收租院》在雕塑艺术方面的成就。"《收租院》泥塑用的是群像形式，而每一组、每一段的题材，每一个人物，又有不同的情节内容。构思和塑造形象都很完整。即使分别独立存在，也没有片段不金的感觉。'被迫交租'中的'一家三代四口'，男女老少人物的动作和思想感情，在复杂中有集中，构图组织完整。'卖孙还债'中哭着的孙女，牵着瞎了眼的老祖父的手，就在这只手上，拿着她的卖身契，观众看了这个形象，无不心酸。""群像创作批判地借鉴了前人，尤其是中国民间雕塑艺术的经验，采用有始有终的情节，连续的构图，造型处理交待清楚、明确。""这次创作的经验，为雕塑界开辟了新的道路。不仅使雕塑艺术能够面向广大农村，为农民服务；同时也给城市雕塑增加了一种新办法。在推陈出新的基础上，雕塑绘画结合起来，在我们的农村和城市，大力宣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大力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大力歌颂劳动人民改天换地之功，大开革命艺术之花。"(22)

　　 《红旗》杂志在1966年第3期发表了蔡若虹的文章《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胜利--评〈收祖院〉泥塑群像》，这位在延安聆听过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评论家，不仅认为《收租院》创作"方向对头，道路正确"，同时还指出《收租院》的创作"解决了雕塑工作上的一个大问题，即雕塑如何为五亿农民服务的问题"。在他看来，"雕塑下乡，向广大农村普及，这要解决艺术的民族化、群众化的问题，还要解决材料、成本、制作方法的多快好省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雕塑为广大工农兵服务，特别是雕塑下乡，就会成为一句空话"。蔡若虹在这样的前提下，就"雕塑制作上的一次革命"，总结为："他们采取了我国传统泥塑的工艺结构，可是在艺术上，却没有硬搬那些不宜于表现现代人物的陈旧公式。他们也采取了西方泥塑的写实技巧，可是，对于那些不合乎我国人民欣赏习惯的表现手段，却大胆地加以改革。不管是古代的还是外国的技法，它们一律采取批判地对待的态度，有目的有条件地应用。""给不便于大量制作的雕塑艺术，找到了多快好省的手段。"

　　 应该说在《收租院》刚面世的一段时间内各主要媒体都发表了评论文章，反映了《收租院》在当时所获得的广泛的社会影响。《文艺报》继1965年第11期发表《收租院》图片之后，又于1966年第2期同时发表了沈鹏的《创时代之新，创阶级之新》和程允贤的《雕塑艺术的巨大成就，阶级斗争的有力武器--〈收租院〉泥塑学习札记》。沈鹏称《收租院》的出现"再一次证明古老的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艺种，可以也应当革命化，可以也应当为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程允贤则以一个雕塑家的身份谈了自己的体会："毛泽东思想用在哪里哪里灵，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一定获得胜利。"

　　 《收租院》完成不久，由于它的成功在国内造成的影响，有关部门很快就决定复制到北京展出。《收租院》创作组和中央美术学院雕塑创作室〔23〕承担了复制任务。当《收租院》部分复制品连同原作的全部照片于1965年12月19日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展出（后来移到故宫神武门城楼展出）后，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观众前来参观，它的影响完全突破了艺术的界限，而对它的评价也越来越高--"是雕塑艺术革命化的活样板，是雕塑艺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光辉胜利。它不仅压倒了外国资产阶级和现代修正主义者所谓雕塑艺术的'顶峰'，而且开辟了无产阶级革命雕塑艺术的完全崭新的时代。"〔24〕这时候泥塑《收租院》也就成了"阶级教育的好学校，阶级斗争的活教科书"；它"大长劳动人民志气，灭了剥削阶级威风"。据新华社1966年7月11日电讯中的不完全统计，参观者达到100万人次以上，"这种展览盛况，在中外美术史上都是空前未有的"。7月12日，《人民日报》再一次以整版的篇幅刊登了两篇新华社电讯，一篇介绍"首都广大工农兵热情赞扬大型泥塑群像《收租院》"，一篇报道"泥塑群像《收租院》受到外国朋友热烈赞扬"。显然这种在新闻上的精心安排，为《收租院》取得了在艺术之外的更为广泛的社会效应。

　　 在《首都广大工农兵群众热情赞扬大型泥塑群像〈收租院〉的通讯中，出现了许多美术评论的专家不曾给予的一个更高的赞语--"这组雕塑好像一把火炬，点燃起我们工农兵胸中阶级仇恨的烈火，有力地激发了我们的革命热情，鼓舞了我们的革命斗志。""这才是真正的艺术！这才是我们劳动人民需要的艺术！它真正道出了劳动人民的心声！"显然工农兵群众在一个高于艺术的政治领域把《收租院》抬到了一个神圣的高峰。从历史的角度看当时出现的这些评论，可能并不能反映或者说明艺术自身的问题，但是它们在当时确实对宣传《收租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通过一些具体的细节的报道，使《收租院》在艺术真实的问题上更加得到了证实。如在这篇报道中记有一位来自安徽农村来的女社员，"指着被迫卖给地主当奴婢的那个小女孩塑像，说了一句'我同她一样'！就放声痛哭起来。她声泪俱下地控诉了她给地主当丫头的十几年中，所受到的种种残酷的奴役、压榨和迫害，周围的听众听了之后，个个都气得咬牙切齿，怒不可遏"。而"像这样观众和作品中的人物在思想感情上强烈共鸣、融为一体的激动人心的事例，数不胜数"。这样看似普通的报道，实际上正从一个方面肯定了《收租院》在艺术表现上的真实性，而这正是像《收租院》这类纪实性的艺术作品成败的一个关键的问题。当然在刚刚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不管是推出《收租院》，还是推出工农兵群众对《收租院》的评论，都与现实的斗争密不可分，其根本点在于"决不能让《收租院》那样的悲剧重演"。所以报道还引用了解放军某部战士苏启恩和北京第一棉纺厂工人于秀美的话："看了《收租院》之后，更懂得枪杆子、刀把子和笔杆子的重要性，更认识到当前这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你死我活的阶级大搏斗，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和前途的头等重要的大事。"

　　 《收租院》同样获得了许多外国友人的赞誉，这就更加说明了它在创作上的成功。在新华社所报道的参观过《收租院》的五大洲的外国友人中，不仅有澳大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希尔、新西兰共产党全国委员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还有日本美术家代表团团长鹤田吾郎，著名的智利画家万徒勒里。报道还引用了外国友人称《收租院》为"世界雕塑史上空前的奇迹"这样具有相当高度而国内的评论还没有出现的赞语。在这篇报道中，作者还引用了一位巴西专家的评论："看了这些泥塑，使我联想到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雕塑。""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雕塑在艺术上虽然很好，但都是宗教内容，因此，你们已经超过了他们。"

　　 面对这一时期如潮的赞誉，可以看出已明显地带有"文革"的风格，特别是在一些评论中开始明确昭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种文化的对立，而把《收租院》作为反映这种对立的典型，评将对《收租院》的评论引入到"破旧立新"的误区之中。

　　 "文革"开始后，《收租院》再一次突升了它的政治地位，"和京剧改革、芭蕾舞剧改革、交响音乐改革等方面出现的许多优秀作品一样，都是实践毛主席文艺路线的光辉样板，都是文艺革命化、大众化、民族化的一个大飞跃"。〔25〕这一系列评论的出现有着深刻的政治背景，而不仅仅是过去的那种朴素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问题。《收租院》面临着"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各种选择，这时人们已经不关注它的艺术主体，而是注重它的样板的功能："只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只要能够真正同工农兵相结合，就一定能够冲破资产阶级'权威'的束缚，把资产阶级的所谓'艺术高峰'踩在脚下，创立无产阶级文化艺术的高峰；就一定能够夺取和巩固地占领包括雕塑艺术在内的一切文艺阵地，创造出人类历史上最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新文艺。"(26) 这就是《收租院》在当时所具有的启示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