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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65年
  . 1966年
  . 后记 


              
            画革命画与做革命人

            
  政治是统帅,是灵魂


  1959年7月,中共高层领导云集庐山,举行了在中共历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庐山会议。 会上毛泽东和血衣(素描)
中国革命博物馆藏
1957年 王式廓
当这幅油画的素描稿还在画室的时候,就已经刊登在《美术》1957年第二期的封面上,这一期还发表了高焰的评论《更高地举起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旗帜--读王式廓同志尚未完成的油画“血衣”有感》。这是一幅影响面极宽、影响力极深的作品,通过它,人们学到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同时又学到了那有着深厚生活基础的素描技巧。高焰在评论中指出:“很必要提倡像'血衣'那样辛勤艰苦、不惜付出极大心血的劳动态度,提倡像孕育'血衣'这样的作品时,所遵循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提倡和鼓励创作重大主题的作品,以满足人民最迫切的需要。”可是到了1963年,《美术》第5期发表了林冰温的文章《评〈血衣〉》,从三个方面对这件作品提出了批评意见。1964年第6期的《美术》又发表了丁勇发的文章《分歧从哪里来--驳林冰温对〈血衣〉的评论》。但是经过10余年,人们始终没有见到《血衣》的完成稿。直到1973年作者才完成油画稿(23厘米×40厘米),是作者去世前的重要作品。彭德怀在大跃进 的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其结果是以彭德怀的革职而树立了毛泽东的"权威"。大跃进的失误固然有政策上的原因,但是中共党内存在的弄虚作假、不讲真话的问题则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虽然彭德怀讲了真话,毛泽东并没有从他的真话中吸取大跃进的教训,可是毛泽东后来还是发现了它的危害。

   善于以古鉴今的毛泽东曾在看了湘剧《生死牌》以后,希望现实中能够出现明朝那位"刚直不阿,直言敢谏"的海瑞。 吴晗适逢其时地推出了《海瑞骂皇帝》、《论海瑞》等文章,显示了一位明史专家的学养,同时也配合了当时政治社会的需求。后来吴晗又写成了京剧剧本《海瑞罢官》,在1961年初由北京京剧团公演,尽管吴晗的剧作受到了史卖身契(彩塑)
中国美术馆藏
1963年 扬志忠
杨志忠(1941一),河北河间人。1959年考入天津泥人张彩塑工作室。泥人张是民间彩塑业的重要代表,1949年后,民间艺术也有个改造的问题,所以出现了一批反映现实题材的作品,和以前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作品有本质的不同,民间艺术也成了革命文艺的一个组成部分。学界和文艺界的好评,而此前他也注意到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根本不是海瑞",但是现实中因为"罢官"的问题,很自然地使毛泽东联想到被废黜的彭德怀,加上江青和康生的怂恿,这种联想也就成了一个阴谋的必然,那么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就顺理成章地在全国开展起来。

   1962年毛泽东告诫全党"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并指出:"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此后毛泽东又针对文学艺术中的问题作了两次批示,后来这两个批示中的毛泽东对文艺界现状的看法则成了在文艺界进行革命的重要依据。
1963年12月2日的批示为:"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1964年6时刻准备着
100厘米×190厘米
中国美术馆藏
1962年 尹国良
尹国良(1931一),山西太原人。1951年毕业于中央美院干部班。1954年任教于中南美专,后转任于广州美院,任教授、副院长。尹国良的创作多以农村题材为主,1951年创作的《农村新气象》获文化部三等奖。在60年代初大讲阶级斗争的年代,海防前线的民兵是中国的第二武装,此画即是表现民兵在螺号声中紧急集合的瞬间,反映了当时具有现实意义的社会主题。此画入选“第四届全国美展”。月27日的批示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来,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毛泽东尖锐地指出了文艺界的问题,他的思想和1944年1月9日《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1951年5月20日为《人民日报》写的社论中的《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1954年10月16日《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联系在一起,几乎可以反映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和毛泽东对党的文艺工作的基本要求。这5个文件连同1966年的《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在1967年的5月27日出版的第9期《红旗》杂志上发表,则从正面回击了由彭真主持起草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

   批判《海瑞罢官》有着深厚的政治背景,它引发了"文化大革命",也引旧居前留影(油画)
38厘米×56厘米
中国美术馆藏
1964年 徐坚白
徐坚白(1925一),浙江杭州人。1945年毕业于国立杭州艺专,1947年赴美国留学,1949年回国后先后任教于华南文艺学院、中南美专、广州美院。徐坚白既求学于林凤眠画室,又转学于美国的两所艺术学院,可以说受现代思潮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但是在60年代讲政治、表现阶级斗争的时尚中,也不能免俗。这幅画表现了流行的忆苦思甜的社会教育方式,从而歌颂了现实的新生活,参加了1964年的“第四届全国美展”。发了对所谓的17年"文艺黑线"的批判。

   1957年以后政治舞台上的风云变化,使画家也深陷政治的漩涡中。在政治激发的火热的时空中已不能容忍自我的清高,因此政治和业务的关系,就是各条战线都要反复强调和反复讨论的问题。而从1949年以来,不管是全国的大局,还是美术界自身,都有不断的文字出现--1954年7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高文艺干部的政治修养和艺术修养》(《美术》同年第9期转载);1954年第9期《美术》发表邵宇的文章《为提高美术创作的思想、艺术水平而斗争》;1955年第12期《美术》发表朱丹的文章《必须提高政治修养》;1959年第1期《美术》发表了傅抱石的文章《政治挂了帅,笔墨就不同》;1966年第之期《美术》发表了华君武的文章《以政治统帅创作》;……

   到了1966年初,一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正在酝酿成形的时候,尽管文艺界关于《海瑞罢官》的讨论处于一个非常时期,美术界适时地推出了泥塑《收租院》和"华北区1966年年画版画展览"。尽管美术界没有直接参与围绕《海瑞罢官》的学术讨论,但是推出的作品,却从一个方面表明了美术界在这场政治斗争中的立场,"密切配合了当前革命斗争的根本任务"。
1966年初《红旗》斗霸(版画)
1959年 赵宗藻  张奠字  曹剑峰
这是《上改组画》之三。表现了土改运动中激烈的阶级矛眉。张奠字(1929一),浙江奉化人。1955年毕业于中央美院华东分院绘画系,并留校任教。杂志发表了元旦社论《政治是统帅,是灵魂》,在此前后,中共中央华北局宣传部副部长梁寒冰在"华北区1966年年画版画展览"观摩会上作了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画出我们时代最新最美的图画》的报告, 在这个报告中梁寒冰提出"要画革命画,先做革命人",他指出:"要画最新最美的图画,首先要求我们的美术工作者要具有革命的思想和革命的感情。""做革命人首先要突出政治,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这个问题很重要,要反复讲,要讲千遍万遍。干一辈于革命就要讲一辈子突出政治,学一辈子毛主席著作,永远以毛泽东思想为自己的行动的指针,把毛主席的书当做我们一切工作的最高指示。""美术工作者应当正确处理艺术与政治的关系,要在自己的工作中突出政治。无产阶级的美术家应当首先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我们讲业务首先应当讲大业大务,就是要务人民之业,务社会主义之业,自己的具体工作应当适应大业大务,为大业大务服务。我们的美术工作者是掌握革命的美术武器,向敌人进行斗争的战士,又是用革命的美术工具,去教育人民的政治思想工作者。不能设想一个满脑子个人主义,目光短浅的人能够画出反映我们伟大时代、能够用控诉地主(国画)
1959年 贺友直  应野平
连环画画家与山水画画家合作,是为了取长补短,这在50年代至60年代的主题性创作中比较常见。作品表现了“控诉地主”这一典型的阶级矛盾的焦点,村头的大树下,群情激愤、众目所向为孤身一人的地主。无产阶级的思想感情去感染人、教育人的好作品来。所以美术工作者自己首先要受教育,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著作,用毛泽东思想来进行自我改造。"

   在梁寒冰讲话的同时,主持美协工作的华君武也在这个会上作了《以政治统帅创作》的发言,虽然他也提出"学习华北地区美术工作者按照毛主席指示办事,突出政治,大画社会主义、大画工农兵,画好社会主义、画好工农兵的自觉精神"。虽然他也指出过去的作品里"画的虽然是劳动人民的形象,却还不是社会主义时代的劳动人民"。但是,当年他也成为在美术界"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罪魁祸首"和"炮制反党黑画的老手"。

   一种时代的风气使然, 1966年初的《美术》杂志第2期开展了"政治与业务的关系"问题讨论,《美术》杂志为此加了"编者按",指出:"长期以来,美术界在思想与技术的关系问题上,在红与专的关系问题上……是存在着原则性分歧的。在我们美术工作者的思想上、生活上、艺术修养上,在美术创作、教学和研究工作中要不要突出政治,实行不实行以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改造一切、推动一切,是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种主义的斗争,能不能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根本问题。"在这个专题讨论之中又发表了3封读者来信,可以说是代表了左中右3个方面的观点。

其一:
  "前前后后认真严肃一想,过去忽视政治,光钻业务,已经把自己弄成一个没有头脑的画匠。……美术作品总是表现思想感情的,一个人的思想不好,总要流露在画面上,弄虚作伪是不可能的。思想改造差,满脑子的个人杂念,不管技术多高明,是一辈子画不出一幅好画来的。即使反映社会主义现实和英雄人物,结果不是丑化英雄,就是非常肤浅、非常概念化、公式化。"(吴研青)

其二:
  "我们搞美术创作的人,一定要思想好,才能画出好画,来为广大工农兵服务。但是画画光靠思想好童年当长工的地方(年画)
1964年 陈培光
在“社教”运动中,各地先后办起了阶级教育展览馆,它们大都是以当地著名的地主庄园或私宅为馆址。同样为了表现“从儿童抓起”,作者以一群参观出门的儿童听解放军叔叔讲解当年在此当长工的经历为表现对象。,没有过硬的技巧技术还是不成的。……对这个问题,必须全面去看。……一个美术工作者,思想好是政治基础,素描基本功好是业务基础。当然政治基础是第一,但是对我们专业人员来说,技术基础也不能放松。领导上提"三过硬"是很正确的。三个方面都很重要,放松哪个也是不行的。"(于世常)

其三:
  "好的思想总要通过艺术形式来表现,没有高度的造型技巧,就像战士枪打不准,弹投不远,对无产阶级美术事业的发展又有什么好处?一幅画要有高度的艺术水平,才能打动人,才能胜利完成团结教育人民群众的任务,不负党对我们的期望。……很多作品,政治性很强,技术不高,不耐看,用过一阵就没有人再看了。有个同学说政治当然是重要的,但它到底是"虚"的,技术是实打实的。大伙又批评开了。但我觉得他的话并不完全错。我们为什么不冷静下来认真想一想,政治是灵魂,但光有灵魂没有肉体行不行?"(刘昆)

   这三种观点在当时应该说是具有代表性的。显然1966年初美术界关于"政治和业务的关系"问题的讨论还不具有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的特点,还是在"百家争鸣"的相对宽松的环境里以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开展讨论。美术界与当时政治社会整体发展的形势相比,好像是慢了半拍,尽管政治的氛围比以前更为紧张,而创作的整体状况则基本上以反映政治的需求为主,至少在一些重要的展览和活动中是如此。1966年2月19日至23日,全国美协在北京举行了全国美协分会工作会议。这次会议完全符合江青在《纪要》中提出的"重新教育文艺干部,重新组织文艺队伍"的要求。会议是在"突出政治,以毛泽东思想指导工作和创作"的精神下,讨论了当时美术工作中几个方向性的问题:一、美协和各分会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用毛泽东思想来统帅协会的工作;二、组织美术工作队;三、组织专题创作小型展览;四、培养革命青年业余美术工作者。由于会议的主旨所在,会议是在一种浓烈的政治气氛中进行的,所以后来《纪要》中的一段总结,几乎可以反映出当时美术界的形势:

   "代表们一致认为:学习毛泽东思想,是一切工作的首要之首要,根罪恶的审判(油画)
128厘米×190厘米
中国美术馆藏
1964年 哈孜·艾买提
哈孜·艾买提(1935一),新疆喀什人。1957年毕业于新疆学院艺术系美术专业。1959年后先后任职于新疆艺术学校和自治区文联。1984年调任新疆艺术学院,历任教授、院长。此作参加了“第四届全国美展”,是作者的成名作,在当时获得了广泛的好评,以史诗性的画面表现少数民族地区阶级斗争的主题作品,在当时比较少见。本之根本。哪个地区工作、创作和队伍的革命化,都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结果。有些同志检查本地区前几年的工作,认为一些错误的发生,都是由于没有很好地听党的话,没有突出政治。在处理政治和业务、美术工作与其它革命工作的关系时,颠倒了位置,不适当地强调艺术特性;没有抓好人的革命化,使工作脱离了政治、脱离了革命、脱离了群众,走入了斜路;对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新的历史任务下,怎样发扬革命传统,将革命进行到底,缺乏认识。这对于一个革命者来说,是很严重的教训。同志们决心在今后的工作中,一定要把毛主席的著作当作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要努力学习解放军、华北地区和四川、山东等分会以毛泽东思想指导创作和工作、突出政治的正确做法;领导同志一定要带头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与工农兵结合,实现领导思想的革命化,带领出一支革命化、战斗化的美术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