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及与提高
　　　　　　　　　　　　
　 宣传的艺术

　　邹雅在《美术》1955年第8期上发表的《亟需把宣传画创作提高一步》一文中指出："宣传鼓动工作是展开社会政治运动的先行任务。它根据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把党在各个时期的政策，及时地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提高群众的认识，统一大家的意志，组织大家的力量，从而把运动引向正确的方向并迅速展开，把革命推向前进。""宣传鼓动工作的方式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在造型艺术中，宣传画是最富宣传鼓动作用、最富群众性的艺术形式。特别是今天，我国的文盲还很多，地域又大，充分利用造型艺术形式进行宣传鼓动工作，是非常有力而必要的。"现代艺术上的宣传画在中国出现的时间并不长，它和广告有一定的联系，但是宣传画在中国的出现，则是受到苏联的影响。宣传画是革命文艺的产物。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程中，宣传画一直受到高度的重视，也确实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在抗日战争中，它开始表现出特殊的意义。这一时期的宣传画代表作有：廖冰兄的《大家起来保卫中华民族的国土》、龙生的《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胡一川的《到前线去》、罗工柳的《坚持团结，反对分裂》、黄山定的《儿童检查路条》、丁里的《打倒法西斯蒂》，从宣传的目的出发，这些画一般都是以木刻的方式，通过不断地复制和张贴来达到宣传的意义。

　　宣传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在宣传建国方略、参与政治运动等方面，始终走在造型艺术的前列。在形式上，它改变了延安时期的简陋风格，开始向艺术性的宣传画方向发展，在历次的全国美展上，宣传画都作为一个艺术门类参加了展出。而一大批专业美术工作者的参与则是往高水平方向发展的保证。

　　 1951年4月3日，"苏联宣传画和讽刺画展览会"在北京举行，一时为许多理论家所重视，他们先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系列的评论文章，⑤ 介绍和总结苏联的宣传画艺术，《人民日报》还以整版的篇幅发表了这个展览会中的作品。此后许多画家几乎把苏联的宣传画作为创作的范本，从而将延安时期的那种比较简朴鲜明的宣传画风格，转化为以西画为背景的激烈而富战斗性的样式。1957年4月，"波兰宣传画和书籍插图展览"在北京举行，其中的电影宣传画以其鲜明的形象、强烈的风格和民族的形式，吸引了许多观众。展出期间，结合"波兰宣传画和书籍插图展览"，全国美协召开了"宣传画座谈会"，讨论宣传画创作和出版中存在的问题。

　　 苏联的政治宣传画和波兰的电影宣传画深深影响了50年代的宣传画创作，这种借鉴对于中国宣传画的发展是必不可少的一个过程，也是中国宣传画的艺术水平在短时间内得到提高的一个经验。1954年，人民美术出版社的副牌朝花美术出版社出版了苏联理论家维·依凡诺夫等著的《谈政治宣传画》一书，虽然这本书仅是由发表在苏联《艺术》杂志上的两篇文章组成，但是它却是当时有关宣传画的经典著作，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国内关于宣传画的理论大都来源于此。在《真理报》专论《改进政治宣传画的质量》中，明确提出："苏联画家和作家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创作鲜明的、具有高度艺术性的宣传画。这些宣传画应宣传党和苏维埃政府的政治经济措施、苏联人民在所有国民经济和文化方面的成就，以及苏联人民为争取持久和平与各民族的安全而进行的斗争。""艺术宣传画的使命是提高劳动的毅力、英勇和热情，以苏维埃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精神教育他们，用鲜明具体的形象真实地反映我们苏维埃的实际情形。""讽刺性宣传画在反对腐化的资产阶级思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者们的阴谋的斗争中，是最尖锐的武器。""宣传画对于揭露人们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余这一工作，也有巨大的力量。讽刺性宣传画的使命是大胆地暴露和抨击各种懒汉、拍马分子、官迷、自私自利的人、官僚主义者和盗窃社会主义财产的蠢贼。""宣传画与一般画不同之点，是它配合文字向观众作直接的号召。文图两者有机的统一是宣传画效能的最重要的条件。""苏联政治宣传画落后于劳动人民逐日提高的思想和美学的要求，这是尤其不可饶恕的现象。"依凡诺夫在他的《谈政治宣传画》一文中的"宣传画的作用及其意义"这一问题上明确指出："政治宣传画的使命不只是反映苏联生活的某一方面和苏维埃制度中的某一成绩，同时它还负着这样的使命：影响广大劳动群众，使他们在思想感情的一致方面团结一致，以便在争取和平、富裕、文化繁盛的道路上--在向共产主义前进的道路上获得新的胜利。这种宣传画本身就是直接号召进行一定的行动，它的方向是前进的，它的目标是未来。""宣传画--英勇先进的艺术--是全民事业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政治宣传画的大师们是富有爱国主义精神的，他们深深了解自己对社会的职责。这也正是推动他们进行创造性劳动的基本动力。宣传画画家们正式在这方面汲取英勇、顽强的精神和对事业的忠诚。"

　　 1954年，江丰对5年来的美术工作作了一个总结，关于宣传画，他认为"已在群众中具有很大的影响"，"这种艺术形式，由于它及时反映了当前的和平运动、民主改革运动和生产改革运动，所以发展很快。五年来仅北京一处即印有一千一百多万份印刷品传播到人民群众中去，有力地鼓舞着群众为和平、为劳动、为创造自由和幸福而奋斗"。

　　 在1955年的"第二届全国美术展览会"上出现了哈琼文的《一定要把五星红旗插遍台湾》、方菁的《我愿做个和平鸽》等一批新时期的代表作。而这一时期的宣传画印刷品仅人民美术出版社就出版了180余种，发行总数有1260余万份，其中的《我们热爱和平》，发行数就有243．35万份。

　　 1955年《美术》第8期发表了一组关于宣传画的文章，对一个时期以来的宣传画所取得的成绩和出现的问题，做了比较好的总结，由此可以看出宣传画的问题从实际的运用转向对学术的关注。邹雅在《亟需把宣传画创作提高一步》一文中，指出了宣传画创作中存在的几个问题：1、宣传画创作的数量还大大不能满足于现实日益增长的需要，主要表现在不少美术工作者的思想里，有些不正确的想法；几年来和这门艺术有关的领导机关始终没有重视和提倡这门艺术形式；创作组织工作还很差劲。2、宣传画的创作质量落后于群众日益增长的要求。有些宣传画，在处理题材和表现主题上存在着严重的概念化的缺点，在技巧上还严重地存在着公式化的毛病。3、形式风格上千篇一律的毛病还很严重。沈鹏在《必须加强宣传画的鼓动力量》一文中提出："为了把宣传画创作从现有的基础上提高一步，使其更加充分发挥它的宣传教育作用，就必须研究宣传画的鼓动作用。"他指出："一方面，不能把宣传画和一般的绘画绝然分开，抹煞宣传画与一般绘画的共同性；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必须充分理解到宣传画的特殊性，那就是它的强烈的鼓动作用。"马克从调查入手，在《重视群众意见改进政治宣传画创作》一文中，反映了群众的意见：1、政治宣传画题材还不够广泛；2、在选择题材上画家的生活视野狭隘；另一方面也感到在处理题材上不够深刻，表现方法一般化。

　　 1959年12月23日，这是新中国宣传画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日子，由全国美协、人民美术出版社联合举办了"十年宣传画展览"，共展出政治宣传画175幅，电影宣传画21幅。为了研究宣传画的成就和今后如何继续提高质量问题，举办单位在展出期间组织召开了座谈会，蔡若虹、邵宇、张光宇、古元、西野、邹雅、郁风、安林、王角、赵域、方菁、盛此君、沙更世、詹建俊、邵晶坤、王朝闻等40余人出席了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了三方面的问题：1、10年来宣传画的成就；2、如何配合革命群众运动的需要，进一步提高宣传画的思想水平；3、关于宣传画的特点及民族化与群众化的问题。《美术》1960年第2期以《促进宣传画创作的更大发展》为题发表了座谈会上的发言。据统计，1950年至1957年，共出版宣传画286种，印刷1653万份，1958年至1959年，共出版宣传画241种，印刷1134万份。而人民美术出版社在这一年里出版宣传画的数量则等于前8年的总和。

　　 1965年8月，全国美协在中国美术馆举办"说唱宣传画片表演观摩会"，其中的宣传画片是参加当时社教运动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和河北师范学院的部分师生集体创作的，共9幅。观摩会邀请了河北邢台文化展览宣传队演唱了6场。这里的宣传画片是宣传画的变体，它是在特殊时代里，为了宣传工作的需要而产生的一种新的形式。

　　 应该说，50年代未至60年代初，宣传画已经到了高速发展期，从事各个画种的画家都在画宣传画，关心宣传画，如油画家邵晶坤的《向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学习》、詹建俊的《棉花增产指标》；国画家蒋兆和的《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林锴的《颗颗金，粒粒黄，合作化道路真正强》。而对于宣传画和其他美术作品的区别，也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最主要的区别是它必须及时地明确地宣传政策，以指导群众的工作方向、斗争目标，虽然别的艺术也须如此，但在宣传画上是更强一些。因此，它更须用革命浪漫主义与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来进行工作。" ⑥ 这一时期，宣传画的民族化问题，也为美术工作者所关注。出现了一批富有时代特色的作品，如哈琼文的《人民公社好》、《中苏友好万年常青》，沈绍伦的《爱读书爱劳动》，陈菊仙的《力争全年大丰收》，钱大昕的《伟大的联盟伟大的力量》，权正环的《勤给小猪洗洗澡，皮光毛滑长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