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革命画与做革命人
　　　　　　　　　　　　
　 学习焦裕禄，彻底革命化

　　1966年2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记者穆青、冯健、周原所写的介绍河南省兰考县县委书记焦裕禄事迹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同时发表了社论《向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学习》。

　　 焦裕禄于1962年的冬天开始任兰考县县委书记。这一年兰考县遭受到内涝、风沙、盐碱三害，粮食产量下降到历史的最低水平，而这时也是焦裕禄身患严重疾病的时候，但是"焦裕禄同志怀着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运用正确的领导方法，和全县的干部群众一起，对深重的自然灾害进行了顽强的斗争，终于改变了兰考县的面貌"。⒂ 在焦裕禄任上的一年多的时间内，为了改变兰考的面貌，他跑遍了全县149个大队中的120多个大队，最终因病于1964年5月14日去世，终年仅42岁。"是什么力量使这位雇工出身的县委书记有这样大的勇气，这样大的决心，能够踏踏实实、兢兢业业地领导解决一个县几十万群众的迫切问题？是毛泽东思想。⒃ 焦裕禄同志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 ⒄ "焦裕禄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他是带着无比深厚的阶级感情，带着彻底革命的精神到兰考县去工作的。尽管严重的疾病折磨着他，他还是奋不顾身地坚持工作。当风沙最大的时候，他带头去查风口、探流沙；当大雨瓢浇的时候，他带头查看洪水的流势；当风雪铺天盖地而来的时候，他率领干部访贫问苦，为贫下中农送救济粮款。他以身作则，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艰苦朴素，反对特殊化。他诚恳待人，善于团结同志，当好了班长。……他不愧为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为了加强宣传焦裕禄的力度，《人民日报》在发表介绍焦裕禄事迹的通讯和学习焦裕禄社论的第3天，又再次发表社论《要有更多这样的好干部》。10日，解放军总政治部也发出通知号召全军干部特别是团以上的干部都要向焦裕禄学习，至此，全国上下学习焦裕禄的活动蔚然成风。尽管在焦裕禄之前也出现了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英雄人物欧阳海、王杰、麦贤得等，但是对这些英雄人物的宣传都没有达到像宣传焦裕禄那样的高度，显然《人民日报》超乎寻常的举动，预示着一个全国上下学习焦裕禄的运动将全面而深入地开展。面对如此规模的前期宣传，美术界领导们已经觉察到了一个新的创作契机的到来，因此为了配合这场学习焦裕禄的活动而开展了"画焦裕禄"的运动。这一遍布全国的大规模的创作活动正好像学习焦裕禄的活动一样，跨越了历史学中的两个时区，既反映了"文革"之前17年美术发展的必然结果，也表明了"文革"美术的初期情况，同时又映现出"文革"美术未来的必然趋势。

　　 当各种媒体掀起学习、宣传焦裕禄热潮的时候，这时北京正在召开全国美协分会工作会议，会议的组织者当即通知全国各地分会展开学习和创作活动，同时中国美术家协会也发表了致全国美术工作者的一封信--《学习焦裕禄彻底革命化》，它刊登在2月15日出版的美协机关刊物《美术》上，而这时距《人民日报》发表通讯和社论的时间仅8天。由此可见美术界和创作与当时的政治和形势的关系是多么的密切，而正因为有这种密切的关系，美术才有可能在"文革"的初期就充当了"革命大批判"的主力，一直走在"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前列。

　　 美协致全国美术工作者的信指出："目前全国的美术工作者，都在各级党委领导下，学习焦裕禄，我们应当认真地从思想上、工作上找差距，并发挥自觉革命的精神，缩短和消灭这个差距。像焦裕禄那样以毛泽东思想为行动的指南，投身三大革命运动，和工农兵群众紧密结合，使自己首先成为一个无产阶级的政治家，一个怀有远大理想的革命的实干家；我们的创作，才能像焦裕禄说出的话那样，鲜明地反映时代的精神，适应形势的要求，有力地鼓舞群众，在群众中产生深远的积极影响。"信中还要求："美术工作者在学习焦裕禄的同时，应当以各种形式热烈地歌颂焦裕禄、宣传焦裕禄。伟大的毛泽东时代是英雄辈出的时代，像焦裕禄那样光辉灿烂的人物不断在涌现。在他们的高大的形象面前，我们美术工作者要以最大的努力，热情歌颂他们，使共产主义的精神在人民中间日益发扬光大。"⒅

　　 在美协的通知和致全国美术工作者的信发表之前，正在北京举办的"华北区1966年年画版画展览观摩会"的领导小组立即组织全体到会的人员学习了《人民日报》的通讯和社论，并连夜布置以焦裕禄的事迹为题材的创作。这批人数众多的90多位各地美术高手，在会余用一大两夜的时间就创作了3套90余幅的连环画和多件雕塑、宣传画，及时供应报刊发表和印成单张挂图发行。而与之同时，参加美协分会工作会议的美术家20余人也积极投入到画焦裕禄的创作中去，其中的版画家和正在北京参观的陕西、黑龙江的版画家共同创作了一套木刻组画。来京补充复制《收租院》泥塑的四川、辽宁、广州、天津的雕塑家，也立即赶赴兰考，突击创作。⒆另一支进京交流经验的湖北美术工作队亦创作。⒆ 另一支进京交流经验的湖北美术工作队亦工作者在接到通知之前就已经画出了连环画、幻灯片，到群众中去展出和放映，这是在"画焦裕禄"活动中的第一批创作，表现了画家配合政治运动的积极热情。这批最早的创作，基本上都发表在2月份的《人民日报》和其他报刊上，它们以迅速的时效性积极配合了宣传焦裕禄的计划。这之中发表的第一张作品是刊发在《人民日报》2月13日第6版上的辰生的《他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第二天《人民日报》又发表了夏风、张文新、王文芳、张仁芝合作的素描组画《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它们的发表离《人民日报》通讯和社论发表的时间才六七天。此后《人民日报》相继发表的作品有：

北京建筑艺术雕塑工厂集体创作的雕塑《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19日）；

罗尔纯、高潮、高亚光的宣传画《学习焦裕禄同志的榜样，做毛主席的好学生》（20日）；

晁楣、张作良、丁仃、吕学勤、乐锋、杨讷维、贾宜群、李唤民、牛文、杜鸿年、于海江、马鹏、吴平、修军、张建文、刘旷、邹宗绪、陈伯希、程默、郭世清、沈柔坚、张路、王传信的木刻组画《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焦裕禄》（21日第6版整版，共14幅）；

苗地、李梅的《学习焦裕禄 永远向前进》（23日）；

广州部队美术工作者集体创作的木刻组画《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28日）；

　　到3月，人民美术出版社就出版了姜维朴、叶惠元、阎大方编，刘继卣、林锴、陈惠冠、童介眉、任率英绘的连环画《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

　　正因为社会有大力宣传焦裕禄的需求和画家们满足这种需求的积极创作，在短短的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各地的专业美术工作者就创作了一大批歌颂焦裕禄事迹的美术作品。4月18日至5月29日，由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的"'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美术作品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展出雕塑、年画、连环画、版画、素描、油画、国画、彩墨画、宣传画等80余件。这个展览的及时举行，一方面反映了美术界领导的政治立场和组织能力，另一方面也检阅了这一时期美术家群体化创作的成果，同时展览的举行也提升了美术作品在配合政治宣传中的艺术层次。为此，《美术》杂志在1966年第2期的封面和封二上分别刊登了李颖、张仁芝的素描局部《兰考人民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和浙江美术学院师生创作的版画《他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同时还以"学焦裕禄，画焦裕禄"为题，发表了其他4件作品。此后由于《美术》的停刊，这一时期其他画焦裕禄的作品就没有机会得到发表。而事实上由于"文革"的兴起，宣传焦裕禄的活动开始退潮，〔20〕那么与之相应的画焦裕禄的活动也逐渐结束。

　　值得一提的是，由全国美协举办的"'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美术作品展览"结束后，"文革"的兴起，美协的瘫痪，而展览也由此中断，直至1972年的"纪念《讲话》发表30周年全国美展"，因此该展览在历史学的时区上又显示了它特殊的意义。

　　"画焦裕禄"的活动虽然在数以千万计的美术作品中没有为美术史留下众口皆碑的传世之作，但是活动本身的意义却为这一时期的美术史提出了许多值得研究的问题，实际上它是后来在"文革"中流行的创作组织方式的最后一次演练，这也是一次非常成功的演练。虽然1949年以后在美术界有过多次大规模的美术创作活动（或者称为"运动"），这之中有以一个画种形式开展的"新年画创作运动"和"壁画运动"，也有以配合某一项政治运动而开展的专题创作活动，如"社教运动"中的画村史、家史的创作，但是以学习某一个英雄人物为专题的美术创作运动，"画焦裕禄"则是第一次，但不是最后一次。"文革"中遍布全国的以表现毛泽东丰功伟绩的集体创作，则是始于"画焦裕禄"的以表现某一个人物为题材的创作的高峰。在一个指示或一种精神的指导下开展的全国性的美术创作，一个国度的画家在一夜之间开始画同一个人物，表现相同的事迹，这在中外美术史上都是史无前例的。在美术学的诸多学科中，人们可能并没有注意到在一定的社会体制下，美术可以通过政令的指导而开展一种大规模的群体化的创作活动，这种极其社会化的行为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应该是美术学中不可忽视的而又值得研究的一个边缘学科。它既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艺术社会学，也不同于人们所熟知的艺术政治学，但是却表现了和社会、政治的密切的关系，表现了在这种关系中的一种特殊的组织和运作形式，以及与它们相应的创作热情和心态。当然这种复合的关系是建立在社会体制的特殊的保障功能上，同时又依赖于在这种体制下所激发出的超于艺术情感之外的狂热的政治热情。政治热情是群体化创作行为的基本要求，也是必然结果。如果在一个适度的要求中，这种群体化的创作也可以产生时代的力作，但是，这里所说的"适度的要求"，必须是政治要求的适度。只有适度的政治要求，才可以使艺术的规范在一种可能的政治要求的境况下得到完美地实现。否则，艺术则沦落为政治的图解而失去艺术自身的魅力。

　　 "画焦裕禄"的活动除了具有新闻的时效性的成就以外，或许人们还没有来得及去关注在这配合中的艺术的能动性，更大规模的文化革命运动又向美术提出了过度的政治要求，它不仅迅速地结束了将有可能开始的深入表现焦裕禄的创作活动，同时还把美术转变为一个完全脱离艺术的政治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