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纪念碑与《收租院》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60年代初，在"四清"运动的发展过程中，艺术面临着如何为五亿农民服务的头等重要的课题。为了更好地解决这样的课题，美协多次召开会议并提出一些具体的要求给美术家以宏观的指导，其中在1963年12月的美协工作会议上就提出："深入生活的方式以长期蹲点为好；但也要因地制宜，譬如有些年老体弱的或工作忙的同志，长期下去有困难，组织他们短期到生活中看看也有好处。不论长期下去还是短期下去，都应该重视对阶级状况的分析，从社会的变革和发展中了解人，不断积累丰富的生活斗争知识和人物形象素材；要像文学家那样多方面地熟悉自己的人物，不能只为满足一般造型需要而停留于形象的表面记录。不能把深入生活的过程仅仅看作创作的准备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美术家必须重视自我的思想改造。"③ 在这样的精神指导下，各地的美术家不仅通过下乡参与"四清"运动来改造自己的思想，同时还担负着送文化下乡的任务。那么送什么样的文化下乡？则是摆在众多美术家面前的难题，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美术家的艺术创作基本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表现解放前后农村中存在的阶级斗争，反映贫下中农在旧社会的苦难，从而歌颂新社会在生活方面所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另一方面则着眼于现实表现贫下中农战天斗地、改天换地的伟大精神，反映新时代。因此绝大多数美术家都投入到最受农村群众欢迎、也最能为群众接受的年画、连环画和幻灯片的创作中。

　　 尽管年画、连环画、幻灯片在文化下乡的过程中起到了其他画种难以替代的作用，但是从一个传统的观念出发，类如油画、国画、雕塑等比较强调艺术性的画种，在实际的工作中仍然是主管领导非抓不可的工作，同样也为专业美术家所重视。所以这一段时间内的油画、国画都出现了一些重要的作品，其中钱松喦的"新山水"曾使人耳目一新，他以《常熟田》为代表的作品，被誉为"社会主义美术创作的新收获"。④ 与油画、国画相比，雕塑在表现阶级斗争和反映新时代方面就有一定的难度。而对于农民来说，所谓雕塑的概念，更多的是联想到寺庙中的佛、菩萨和神仙。"哪个村子没有庙？那个村子没有神？这些神仙、菩萨长期统治着广大农民的心灵。"因此"在旧社会雕塑是愚弄农民的阵地"。⑤ 为此，雕塑家钱绍武长期在脑子里打转的"雕塑能不能为农民服务"的问题，终于在他的亲身实践中得到了解答，为此他借《美术》杂志提了"一个建议"一一《让雕塑为五亿农民服务》。他受传统碑刻的启发提出了建立"村史纪念碑"的问题，并认为建立"村史纪念碑"有五个方面的好处："一、它可以扩大社会主义的文化阵地，直接向农民进行形象的社会主义教育，从而也就把土地庙、关帝庙等封建迷信阵地夺取过来；二、在我们雕塑工作者来说，可以受到具体生动的阶级教育，大大有利于改造自己，是革命化的好途径；三、在创作的实践过程中，可以更好地在批判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造新的民族形式，批判'洋'形式，为雕塑民族化积累经验；四、结合工作，提供了深入生活，和劳动人民结合的较为有利的条件；五、长期、经常搞下去，可以逐渐产生合乎民族化、群众化要求的好作品，可以培养出一批合乎民族化、群众化要求的雕塑工作者。"⑥

　　 实际上钱绍武所提出的"让雕塑为五亿农民服务"的问题，并不是他一个人的想法，包括他自身在内的许多雕塑家都已经亲自实践，并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他为河北遵化县建明公社所做的以表现王国藩为题材的浮雕，⑦ 就出乎意外地受到农民的欢迎。而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批反映农村生活的雕塑，如 金榜的《山里人》（小型彩塑），表现大寨人搬石头的形象，"通过搬石头的情节和人物的形象刻画，对我国农民为社会主义创大业、立大功的不怕困难的精神作了概括的表现"。⑧ 龙启印的《劳动模范李顺达》是为劳动模范塑造的一尊胸像，"在描绘李顺达的纯朴、谦逊的当中，又力求表现其智慧和有远见的一面"。郝京平的《老黄忠》"拿着镰刀，光着上半身冲向前方，浑身是劲。那发自内心的笑容正是和大家比赛时特有的情绪"。1963年，中央美院雕塑研究班的田金锋的《稻香千里》、伍万明的《养猪妇》，同样把农村题材表现得极富艺术魅力，成为"时代、人物和'雕塑感'"相结合的杰出代表。⑨
雕塑在1964年可以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美术史上最为风光的一年，全年一共6期的《美术》杂志就有一半是以雕塑作品作封面。而这一年在北京展出的"四川雕塑展览会"则史无前例地把人们的视点聚焦到雕塑上来，他们展出的作品"无论是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革命传统的题材，无论是当代世界人民革命运动的题材，作者都以满腔热情来塑造工农兵的形象，来表现掌握了自己命运的人民群众的革命精神和国际主义精神，有浓厚的生活气息，有鲜明的时代感情，有强烈的战斗性"。⑩ 雕塑在北京展出的成功，不仅为四川雕塑在全国赢得了声誉，同时也强化了雕塑在"四清"运动中反映现实的巨大作用。这之后出现了泥塑群像《收租院》，并很快地得到了全社会的高度重视，明显反映了此前在美术界就已经形成的特殊的"雕塑现象"，同时又表现了这一阶段一个大的政治背景的需求。

　　 周恩来在1962年3月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我国的阶级斗争总的趋势是波浪式的，但是向着缓和的方向发展，如果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结束、或者短期内可以结束，是不对的。同样，如果认为阶级斗争不是向着缓和的方向发展，而是不断尖锐化，也是不对的。"周恩来以他一贯的作风，用一种平缓和中庸的思维方式对国内的形势作出了一个基本客观的估价。他没有偏离毛泽东"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思想，同时又把有可能扩大化的阶级斗争限制在"向着缓和的方向发展"。但是半年之后，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 ⑾ 上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则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仍在一段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作了扩大化和绝对化的论述，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并存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强调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毛泽东的论述奠定了此后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理论基础，同时也为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确定了一个基本原则。

　　 1963年2月，毛泽东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经验总结，这是毛泽东根据湖南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河北保定地区"四清"的情况而提出的。毛泽东进而要求各地注意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此后，各地出现了一批反映阶级斗争的雕塑作品，如中央美院雕塑研究班田金铎的《哨兵》、孔凡伟的《海哨》，都把艺术的视点聚集在阶级斗争中正面人物时刻提高警惕这一内心活动的刻画上。1965年，《美术》第3期发表了一篇题为《做阶级斗争的锐利武器》的文章，虽然它的内容是评论全国美展西南地区的作品，但是标题所点明的主题却说明这一时期美术的时代主题。为了更加有效地弘扬时代的主题，在毛泽东的要求下，各地还先后办起了各种形式的阶级教育展览会，四川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就是其中的一个。

　　 为了建立这所独特的用以进行阶级教育的场所，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的美术工作组，在温江地委的直接领导下，一直坚持着面向农村、紧密结合阶级斗争的工作，他们同民间艺人合作，用传统彩塑的方法，多次创作过揭露地主刘文彩的罪行和人民群众反抗斗争的组雕，受到了群众的欢迎。作为一个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典型，该陈列馆得到了四川省委的高度重视，决定扩展它的展出内容，组织创作以《收租院》为题的室内群像雕塑，同时调集省内的专业雕塑工作者协助参与它的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