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巾帼：新中国绘画中的女性形象》（全文约54000字）的第四部分“新中国的半边天”之一。（总七）
邓澍《保卫和平》，1950年
在年画《群英会上的赵桂兰》之后，相继出现的《毛主席接见劳动模范》（张大昕），《女英雄们向毛主席献礼》（王叔晖），《毛主席接见劳动模范》（李慕白、金雪尘），不仅接续了这一题材的绘画创作，而且进一步扩大了劳模的社会影响。重要的是时代的发展变化中，用更符合大众审美的方式表现了劳模与领袖的关系，消解了50年代初期新年画创作运动中那种过于讲究“创作”，而忽视大众审美的倾向。
向秀丽（1933年-1959年）也是新中国著名的女劳模，作为广州何济公制药厂的领班，她在1958年12月13日的酒精投料工作时，面对装满酒精的大瓶瓶底突然断裂所引起的火灾，她侧身卧地用自己的身躯挡住了烈火的蔓延，牺牲时年仅25岁。杨讷维1959年创作的木刻《火凤凰——向秀丽》所表现的就是向秀丽面对突发火灾的惊愕与沉着。画面以装饰性的语言来处理画面中的火焰以及具有象征意义的凤凰，其构思立意富有浪漫主义的色彩。此后，不同的时代都有新的劳模产生，而女劳模也是不断涌现，绘画作品的表现也是紧随不断。
新中国的半边天
走出农耕而进入到现代社会的中国20世纪的历史发展，其开端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妇女在社会中的作用和影响日益显著。民国时期，女性中以宋庆龄、何香凝等民主人士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孔紫《重庆·一九三九》（2005年）所表现的“宋氏三姐妹”，就是呈现三姐妹在抗战的背景下于不同方面为抗战所做出的贡献。这一时期的妇女领袖在国共合作中为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作用，以及在抗战胜利后的民主革命先驱、民主党派领袖中的妇女精英的影响，也都有绘画作品的表现，其中以表现宋庆龄的居多，具有代表性的有毛锡雄的版画《宋庆龄》（1981年）。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其第六条首次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废除束缚妇女的封建制度。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教育的、社会的生活各方面，均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实行男女婚姻自由。”1954年，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八十六条中又明确规定：“妇女有同男子平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第九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显然，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不同于此前。而关于女性的社会地位，则可追溯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的第二年所设立的“妇女部”，这是为了加强党对妇女运动的领导，并指导妇女运动的开展。在此后的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党不仅建立了妇女解放协会等组织，而且在革命根据地还建立了女工农妇代表会议等。抗日战争时期又有了抗日根据地所建立的妇女救国会等，解放战争时期的解放区还有妇女联合会等组织，显现了妇女组织起来的力量，在不同时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48年9月，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于1949年3月24日在北平（今北京）召开了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的宗旨是：团结全国各阶层各民族妇女大众，和全国人民一起，为彻底反对帝国主义、摧毁封建主义及官僚资本主义，为建设统一的人民民主共和国而奋斗，并努力争取废除对妇女的一切封建传统习俗，保护妇女权益及儿童福利，积极组织妇女参加各种建设事业，以实现男女平等、妇女解放。在此次会议上，成立了中国统一的妇女组织——“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1953年4月，第二次全国妇代会召开，确定妇女运动的中心任务是：继续教育、发动和组织广大妇女群众，参加并搞好工、农业生产和祖国各方面的建设，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1957年9月，第三次全国妇代会召开，决定将名称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联合会”（简称为“妇联”），其根本方针是:勤俭建国，勤俭持家，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
进入新中国的妇女，虽然在政治上有了地位，可是，延续着过去的传统，基本上还是围着灶台和家务，依然没有进入到社会的主体之中，其中除了部分在共产党领导的军中的女性显现出了解放区妇女解放的成果，而绝大多数女性还没有显现出在社会中的作用和影响。其中最根本的问题是受到“男尊女卑”这一传统思想的影响，而农村中的女性基本上是文盲。所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12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的《共同纲领》的第六条中就明确提出：“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普及教育”“要加强劳动者的业余教育和在职干部教育”。
姜燕《办食堂去》，1958年
姜燕《前方来信》，20世纪50年代
随着女性在新中国政治地位的提升，各方面表现新中国女性的美术创作不断涌现。而女性出现在画面的主体位置之上，表现了新中国主题创作利用女性的魅力而获得了不同于过去特点，也超越了男女平等的概念。由革命历史题材绘画创作中的《刘胡兰就义》《八女投江》等经典之作所导引，并扩展到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抗美援朝到了《朝鲜停战协定》的签署，志愿军官兵的妻儿在后方，由她们所建立起来的与前方的联系，以及她们管好家对前方的支持，实际上是这一时期中的一个特别的题材，因为她们在家中是不是战场的战场，而在千里之外的边疆都是前线。女画家姜燕（1919年-1958年）1954年创作的《前方来信》，表现的是晚间油灯下的妻子正在看前方丈夫的来信，而墙上挂的军人丈夫的照片，以及腿上睡熟的孩子，都交代了主题中的相互关系。虽然这是家庭中的女性，却是新中国社会中重要的“半边天”。
张漾兮《送饭到田间》，1956年
女性在生活中的后方角色，张漾兮的《送饭到田间》（版画，1956年）就是典型。两位年轻的妈妈或挑或提饭菜，其前面的一位女孩手臂上挎着篮子，中间的一带着草帽的男孩提着水壶，后面的女孩一手挎着装有酒瓶的篮子，一手臂上挂着草帽，她转身向后方的小男孩招呼；而这个正由奶奶相送的小男孩是专门来送胡琴和报纸。这是一个可以叙述的有丰富内容的画面。而在杨讷维的《待渔归》（版画，1962年）中，同样是表现位于劳动生产后方的妇女，她们在岸边等待捕鱼归来的男人们，其身边众多的箩筐则预示着是满满的收获。
新中国“半边天”的重要性是在国家重大事件中得到重要的表现，而在这表现中，女性往往因为社会和艺术的需要而成为一个亮点，成为画面中可叙述的重要内容。
彦涵《我们衷心热爱和平》，1952年
马骥《坚决消灭传染病菌的毒虫》，1952年
丁允《中朝人民力量大》，1954年
伍必端《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1954 年
张凡夫，武德祖，赵域 《参加互助合作是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1954年
张文新《农具大革新，生产大跃进》，1958年
女画家邓澍在1950年的新年画《保卫和平》中，画面的主体是一位抱着孩子签名的母亲，这是因为妇女儿童是保卫和平的重要力量，因此，彦涵的版画《我们衷心热爱和平》（1954年），以及丁允的宣传画《中朝人民力量大》（1954），其形象都是女性。这可能是新中国女性与特定主题所表现出来的特别的关系。50年代的特殊性就在于女性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其中成为主流方式的宣传画，曾经在家家户户和大街小巷，张凡夫、武德祖、赵域的《参加合作化是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宣传画，1954年），游龙姑的《妇女们！为第二个五年计划争光》（宣传画，1958年），张文新的《农具大革新 生产大丰收》（宣传画，1958年），林鍇的《颗颗金粒粒黄 合作画的道路真正强》（宣传画，1957年），詹建俊的《摆脱家务入公社 建设祖国最荣光》（宣传画，1980年），这些具体的画面都有着鲜明的时代烙印，也显现出了“半边天”的实际影响。而在国内一些有着重大影响的建设项目中，也都有女性的参与，所以，如《十三陵水库工地妇女工作队挑土竞赛》（野夫，套色木刻，1958年）中所表现的那样，各种名号的“妇女突击组”都显现在画面的旗帜上，而画面上挑土的妇女争先恐后，宣传鼓动的也是极尽全力。
林锴《颗颗金，粒粒黄，合作化道路真正强》，1957年
沙更世《大家都来吃甘薯》，1958年
（未完待读，敬请关注）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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