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巾帼：新中国绘画中的女性形象》（全文约54000字）的第三部分“党的好女儿”之一。（总六）
林岗 群英会上的赵桂兰 1951年
1950年9月25日，“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和“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召开。这是为了适应当时巩固政权，扩展其坚强的国防力量和经济力量的需要，故召开两会作出政治的动员以求得民众的广泛响应。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亲临会议，并代表中共中央致祝词；政务院副总理陈云致开幕词；副主席朱德作演说词。毛泽东在祝词中称赞劳模和战斗英雄“在消灭敌人的斗争中，在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的斗争中，克服了很多的艰难困苦，表现了极大的勇敢、智慧和积极性”。他说：“全中华民族的模范人物，是推动各方面人民事业胜利前进的骨干，是人民政府可靠支柱和人民政府联系广大群众的桥梁”。并号召全国人民向他们学习。由于最高领导人对劳模和战斗英雄的厚爱，一时在全国上下掀起了学习劳模和战斗英雄的运动，同时在经济建设中亦出现了劳动竞赛的热潮。劳模和战斗英雄在北京享受到了政府的最高礼遇，除了领导人的接见和报告，劳模还出席了毛泽东和苏联大使罗申及其它机关的招待宴会、座谈会，并分头参观了工厂、农场，游览了公园，参加了晚会。会议期间，正值中秋佳节，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设宴招待全体代表。10月1日，英模代表在天安门观礼台上参加了新中国第一次盛大的国庆典礼。会议于10月2日闭幕。12月14日，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又命令公布了“劳模会议”筹备委员会主任李立三在政务院第五十九次政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的总结报告》，以此“作为今后进行劳模运动的指针”。
在北京出席“劳模会议”的各界代表共有464人，其中有为了国家不顾个人危险而4次负伤的大连建新工厂的“党的好女儿”赵桂兰（东北区工业劳动模范代表），新中国第一位火车女司机的“三八号机车”的司机长田桂英（全国铁路劳动模范代表），新中国第一位女拖拉机手梁军（东北区工业劳动模范代表），“子弟兵母亲”戎冠秀（华北区农业劳模代表）等，她们都成为50年代初期表现女劳模绘画作品中的主要内容。“劳模会议”不仅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为当时艺术反映生活的现实要求提供了创作的题材，徐悲鸿、吴作人、王式廓、李桦、董希文、周令钊、韦启美等著名画家都留下了为著名劳动模范造像的作品。从历史的角度去审视这些作品，可以看出一个时代风尚对画家艺术创作的影响，而对于正在开展的新年画运动，“劳模会议”则很自然地成了当时年画所表现的重点内容。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有《群英会上的赵桂兰》（林岗，年画）、《党的好女儿一赵桂兰》（刘起，年画，1950年)，李可染的《工农模范北海游园大会》，王大斌的《从劳模代表大会归来》，同时还出现了一批表现劳动生产和与劳动生产相关的作品。如顾群的《女司机》、丁鱼的《女拖拉机手》等。
李可染《工农劳模北海游园大会》， 1952年
王叔晖《女英雄们向毛主席献礼》，1959年
领袖与劳模作为新中国美术创作的重要内容，尤其对于年画的属性来说，吉祥和谐，幸福美满，以及可叙述性等等，都在以家庭为单位的宣传中提升了劳模的社会地位与广泛影响。女画家王叔晖1959年创作的中国画《女英雄们向毛主席献礼》，表现了各界女劳模与毛主席在一起的场面。作者构想了一个献礼的场景，她们身着各具行业特征的服饰，手捧稻穗、麦穗、南瓜、绵羊、纱锭、馒头和肩扛棉花等，还有捧着西瓜、玉米、寿桃的女孩，喜气洋洋的簇拥在毛主席的周围，在蓝天背景的衬托下，远处是烟囱林立的工业区。这是有着与1958年社会背景相联系的形象画面，作为用传统工笔画形式创作而具有新年画审美趣味的作品，该画在题材内容到表新形式的多方面都是时代的写照。显然，在年画范畴内的审美表达，张大昕的《接见劳动模范》（1958年），李慕白、金雪尘的《毛主席接见劳动模范》（1965年），都在同一题材范围内表现了年画的审美特征，并将领袖和劳模这一题材通过基层审美的表达，成为那个时代中广大群众的喜闻乐见。而邵克萍的《凝思》（套色木刻，1953年），以头戴少数民族头巾的妇女手拿一把丰收的麦穗对着毛主席像的凝思，更是将时代中的敬仰做出了视觉化的传达，反映了这一时期美术创作的一些基本特点。
张大昕《接见劳动模范》1958年
李慕白 金雪尘《毛主席接见劳动模范》，1965年
同样是反映领袖与劳模，由华北联合大学美术系转中央美院研究生并留校任教的林岗（1925年-）创作的年画《党的好女儿——赵桂兰》（《群英会上的赵桂兰》），表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接见赵桂兰等劳动模范赵桂兰的场景。这是一个有着新中国国家气象的历史瞬间。出席首次“劳模会议”的劳动模范赵桂兰，曾经为了国家的财产和工厂的安全不顾个人危险而4次负伤。1949年的一天，赵桂兰在放工时拿着一百颗“雷汞”在送往配置室途中，因病体不支而昏倒。她为了保全工厂的设备和化学药品，手握“雷汞”压于自己身下不放，后被“雷汞”炸伤至残。她以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思想和勇于献身的英雄主义精神，成了“全中国妇女的好榜样”。因此，她作为劳动模范出席了1949年的政治协商会议第二次会议，并和其他几位劳模特邀代表一起和毛泽东合影。在“劳模会议”上，她又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毛泽东亲自为她签字留念。林岗最初是从报纸上看到赵桂兰的事迹，经政治热情激发出的创作欲望，使他在“劳模会议”期间就完成了《党的好女儿——赵桂兰》（《群英会上的赵桂兰》）的构思构图。为了准确地把握人物形象，林岗专门访问了赵桂兰，并为她画了速写，还通过在中南海工作的战友关系，参观了毛泽东接见劳模的场所，拍摄了场景照片。而一段记者写的报导叙述了周恩来把赵桂兰引见给毛泽东，则成了构图中人物形象安排的史实根据和参照。《群英会上的赵桂兰》以古典的精细、严谨、和谐的艺术精神，把新年画在内容和技巧的高度结合中推向了一个高峰。
《群英会上的赵桂兰》的线描稿《党的好女儿——赵桂兰》在“劳模会议”结束后仅两个月就出现在1950年12月25日出版的同年第6期《人民美术》上，刊登在“1951年新年画”这个画页栏内。1951年1月3日，《人民日报》第五版的第97期“人民画刊”在首要的位置第一次刊登了正式完稿后的《群英会上的赵桂兰》，这也是个专门介绍1951年新年画的专刊，共刊载同年创作的6幅新年画。毫无疑问，这是官方舆论机构向公众展示力作的出现，昭示来年新年画运动高潮的到来。很快在1951年4月，人民美术出版社就以几乎与原画大小相似的对开张篇幅，六色胶印出版了此画，使它在民间广为流传。同时，它也得到美术界的注目和异口同声的称赞，所以，当其参加第二届全国年画评奖时，理所当然地得到了一等奖。
该画表现的是当时政治事件中的一个令人景慕的具有神话意义的场景，它确实是画家和所表现的那个阶级所熟悉的人和事，虽然它不可能是画家和观赏者所亲自经历的。在毛泽东的时代，普通劳动者地位的突升，不仅反映了这个政权的性质，而且给一般基层民众以弥补现实不足的安慰和美好未来的憧憬希望，这恰是张贴年画的全部意义所在。作者以改造旧年画所树立的新的年画艺术观，将这一场景安排在一个富丽堂皇、气势恢宏的空间内，将美好的现实和希望熔于一个颂歌般的瞬息中。应该说林岗所表现的题材在当时并不新鲜，现在可以举出许多当时表现毛泽东和群众在一起的同类年画作品事例。但是，林岗与同时代画家所表现的相似题材而采取的不同的手法是，他把一种对领袖的直接表现的时代风气，转为间接的描绘，但又毫不逊色的取得与那些直接歌颂的作品的同样效果，高人一等的以含蓄的方法把对领袖人物塑造的政治模式引入到艺术的层次。林岗没有把对毛泽东的歌颂放在第一主旨上，他所表现的主题虽然是作为劳模的赵桂兰在劳模会上受到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的接见这样一个史实，却从另一个侧面表现了作为最高层领导诸如“联系群众”“和蔼可亲”等等的美德，实际上它取得了和那些直接正面表现毛泽东的新年画所共有的表现时代要求的效果。所以，当时包括一些评论家在内的许多人都把《群英会上的赵桂兰》看成是“歌颂毛主席的新年画”，只有在1955年出版的《全国总画目》(1949-1954)的“图片、年画、连环画目录”中将其归入“劳动模范、战斗英雄”栏内。林岗在多重主题交错的处理中，在一个平常又显而易见的事实中挖掘出许多耐人寻味的内涵，从而将年画所要求的具有故事性的特质在主题的深化中得到实现。
（未完待读，敬请关注）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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