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迪·泰勒1973作品《Timepiece》
上海东昌滨江雕塑。受到抄袭的指认，现已被拆除。
自世纪之交以来，美术评论家为了迎合世俗对于评论的需求，出现了大量的迎合式评论。
这之中除了一方面是主流的邀请之外，更多的是画家基于自己的创作和展览，邀请评论家所做的评论文章。
虽然这类邀请之作并不一定都是迎合之作，其中不排除有一些不违学术良知的实事求是的专题研究和评论。
迎合式的评论催生了无数的与个人画展、书展关联的研讨会（注：这里不是说所有）。
因此，很多评论家奔走四方，异常忙碌。
迎合在一定程度上是人情，或人情的人情，七大姑八大姨那种。
想想评论家的辛苦也是挺可怜的。
为了人情的出场还被说成是迎合。
研讨会之后，这些研讨会上的即兴评论就成了绝大多数个人画册的前言，或者是主流媒体中“文艺版”最为多见的画家介绍。
然而，受到人情关系的影响，绝大多数的此类评论所表现出的这种迎合状态，很难显现出评论的实际意义，也很难反映出评论的应有水平。
毕竟是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软，其迎合表现出的基本内容以及基本的方式方法，很难谈到评论所具有的公共原则中的基本的社会责任。
因为这类美术评论不能在迎合中坚守自己的独立性立场，也很难把握一些个体在全局中的权衡。
所以，迎合状态中更多的是阿谀捧场，
更多的是一种应对，
是一种为了某种目的和利益的需求。
通俗讲就是“吹喇叭，抬轿子”。
迎合所产生的吹捧，是数十年来美术评论肌体上的恶瘤，无药可治。
基于人情，说几句好话是情理之中。
可是，漫无边际的不着调却是评论的悲剧。
更有甚者——
有相当一部分的迎合式评论像电脑的程序所作，本来是说张三，如果把名字换成李四，也没有什么不妥。
迎合的评论基本上没有针对性，其话语具有通用的特征。
因为迎合背离评论的文化属性。
而看看中国历史上从唐代张彦远以来，很多画品也是言过其实。
可以说这是一种通病，虽然不治，却可以避之。
关键是评论家的定力。
文章来源：2021年8月20日《文艺报》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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