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琦 农民和拖拉机 1956年 69×91cm 年画 中国美术馆藏
丁鱼 女拖拉机手 1950年
在文化部部长沈雁冰于1949年11月26日发布文化部“关于开展新年画工作的指示”之后，全国美术界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新年画创作运动。为了鼓励新年画的创作，文化部于1950年征集新年画作品，邀请专家及根据群众的意见，开先河地举行新年画评奖。5月，经文教委员会主任郭沫若、文化部部长沈雁冰等官员的最后审定，颁发了1950年新年画创作奖金，共有25人获奖，其中李琦的《农民参观拖拉机》、古一舟的《劳动换来光荣》、安林的《毛主席大阅兵》获甲等奖。其中作于1949年的《农民参观拖拉机》（又名《农民和拖拉机》，69cm×91cm，中国美术馆藏）无论是题材，还是画法和表现，都让人们耳目一新，看到了新中国的新气象，而这之中对于新中国和新年画来说，新的题材内容至关重要。在一个有着深厚农耕文明传统的中国，新的生产机器和生产方式的出现具有重要的意义，而其中相关的农业机械化的中国梦，正表现为新中国的集体意识和努力的目标。
李琦在解放区所作的木版彩印年画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创作为新时代的单线平涂方式的新年画，成为开创新中国新年画基本范式的先行者之一。在1949年和此后的50年代，拖拉机的符号意义所标明的新中国在农业生产方面的努力方向，是国家转型所带来的人民幸福的一项重要的指标。因此，当1962年发行第三套人民币一元的纸币，上面就出现了女拖拉机手，则可见一个时代中人民的愿景，以及大众审美的时尚。
人民币上的拖拉机
李琦把握了这一时代的发展方向，更重要的是为人民表达了心声。而在当时，中国人对于拖拉机知之甚少，能够见过拖拉机的人也是微乎其微。可以说，从题材上来看，《农民参观拖拉机》是超前的。
虽然，在1856年和1873年，法国的阿拉巴尔特和美国的R?C?帕尔文就分别发明了最早的蒸汽动力拖拉机。而英国的法拉斯和史密斯于1851年也首次用蒸汽机实现了农田机械耕作，成为农业机械化的开端。可是，50多年后的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黑龙江巡抚程德全奏请清政府批准，花费22250两白银购进了两台拖拉机，由瑞丰公司经营，在讷河县的讷漠尔河南段自行收价代垦。这就有了中国最早输入的农用拖拉机。此后的1912年，浙江省政府由美国购回2台铁轮水田用拖拉机，并交给浙江大学农学院实习农场用于耕种。1914年，黑龙江省呼玛县县长孙绳武决定创办用拖拉机耕作的大型农场，以解决该县大量未耕地的荒废。呼玛3大公司于1915年从美国万国公司海参崴分公司购置了万国公司的麦考密克大型拖拉机（当时称为“火犁”）5台、18.4kW（25hp）拖拉机2台，以及打谷机、割禾机、播种机、大型犁等。而同期黑龙江绥滨某农业公司也购入拖拉机2台。1915年9月《上海时报》得“东三省荒务概况”记载：“（东三省荒地）以机械力垦辟者，须先备汽犁一具，见功颇速。惟汽犁非大资本不办。（一汽机可拖犁七、八架至十余架，每犁每日可垦地一晌余，价值约一万余元）亦有汽犁公司代人垦辟者，每方给以若干代价。”“二战”结束后，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国家赠送给东北解放区约200台拖拉机，主要留在东北的国营农场。
1947年，美国友人韩丁（WilliamH.Hinton）在联合国救济与重建总署捐助一批拖拉机给中国时，作为一名技术人员再次来到中国。在他的倡导下，美国在中国推广的2台福特拖拉机，1台在黑龙江，1台在山西。此外，他来到解放区河北冀县，和中国同事一起，培养出中国第一代农机操作人员。这些在史料中出现的拖拉机，虽然屈指可数，但在中国20世纪初的出现，对于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道路却是重要的一步。原籍山西平遥的李琦，1937年9岁时就到延安加入了剧团，1947年入晋察冀边区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美术系学习。虽然现在无法确认李琦见到拖拉机的具体时间，一般判断应该是在解放区所见，而且和韩丁在解放区传授的农机操作有关联。在《农民参观拖拉机》最初版本的木版年画上，还有这样一首民歌：
嘟嘟嘟，嘀嘀嘀，庄稼机器大演习；看了一样又一样，耕耩收割样样齐。城里工人正努力，为咱农民造机器；只要咱们用上它，丰衣足食万年喜。毛主席，毛主席，你为咱们出主意；咱们永远拥护你，咱们永远拥护你！
李琦 农民和拖拉机 年画 1949年
顾生岳 拖拉机到咱社来代耕了 年画 1955年
李鸿祥 亲人 年画 1957年全国青年美展作品
这是来自共产党所领导的解放区的心声，也是解放区出现的新生事物，由此可以想到美国人韩力当年在解放区的付出和心血以及产生的影响。李琦是延安培养出来的具有革命血统的画家，当年在延安桥儿沟时，与“鲁艺”毗邻而受到了熏陶，学到了很多新年画的创作方法。虽然，李琦的木版年画版本的《农民参观拖拉机》在当时的创作中并不突出，表现出了木版年画的简朴和简陋以及它的局限性，可是，当在语言上转换为直接的画之后，《农民和拖拉机》的新的版本就出现了新的气象，有了大为改观的新的面貌。这就是李琦运用传统的工笔重彩的线条和色彩，深化了原来的构图。首先是去掉了初版中诸如爬在树上的小孩等无关的细节，也去掉了远处的拖拉机，突出了拖拉机出现在村头被农民围观的场景，构图上更为精简和紧凑，却更为丰富和饱满。在增加的内容中，比如拖拉机前的小孩正在看机头前的散热栏栅里的究竟，所显现的童心与好奇，惟妙惟肖。而左前面的那位带着红领巾、抱着绣有和平鸽书包的学生，则取代了原来画面中的那位身份不明的少年，表现出了只是在一两年间的社会变化——在新中国，孩子可以上学了，而这正是与拖拉机相应的新中国的新的景象。在拖拉机后面的人群组合中，强化了疏密关系，男女老少的不同情态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构成了见到拖拉机这一新事物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欣喜，而这正符合新年画审美的要求。
《农民参观拖拉机》一共有男女老少24位人物。画面中拖拉机前面、穿工人服的拖拉机手，与坐在拖拉机上面手握方向盘的农民，之间形成的呼应关系是这幅画的中心点，所串联的不仅是新时代中的工农关系，还有在新农村中的新旧老代人的不同，这就是新中国的新变化，也是新农村的新气象。李琦所着力表现的是农民第一次看到拖拉机时的好奇，这个在当时被称为“铁牛”的新机器，所带来的是人们看得到的新的变化，这就是一车可拖犁七、八架至十余架，而每犁每日可垦地15亩（1公顷）。因此，与拖拉机关联的好奇是人力难以比拟的巨大的劳动力，而这正是解放农民劳动生产力的希望。
如果说拖拉机是时代的新宠，那么，丁鱼1950年创作的年画《女拖拉机手》中的主角，更是新中国的一道亮丽的风景。而女性在新中国的地位，正是通过她们来操作这些与传统农业生产不同的新的设备、新的机器，来表明“男女都一样”和“妇女能顶半边天”这一新的内容。所以，《美术》1950年第4期就刊载了艾中信的油画《新中国的女司机》，表现的是开火车的女司机，而背景则是中苏友好。因为当时中国工业的建设和经济的发展有苏联的影响和援助，而时尚中的诸如集体农庄、拖拉机等新事物则成为当时中国人的中国梦，这是一种与现代工业关联的新的物质生活。第5期又刊载了丁正献的油画《农民代表参观拖拉机》。
农民代表参观拖拉机 1950年
黃永玉 春天来了
《女拖拉机手》画面中一前一后的3辆拖拉机上都是女拖拉机手，包括拖拉机后面的犁上也是女性工人。早在1948年，为了在北大荒尽快恢复受战争破坏严重的耕种，当年从去前苏联进口了拖拉机，但当时没有几个人会开拖拉机。于是，举办了一个拖拉机手培训班。大概在这个时间之后，出现了女拖拉机手。1959年，国产的第一批拖拉机运到了黑龙江，而女拖拉机手梁军已经开了近两年的苏式拖拉机。因此，她率先开了一台拖拉机，风光无限，吸引了大家的注意，一记者抓拍了梁军开拖拉机的瞬间，而这一照片后来被选为第三套人民币的设计图。女拖拉机手在新中国有着不同凡响的地位，而关于女拖拉机手的美术创作也成为时尚，俞微波的年画《女拖拉机手》，李慕白的年画《新来的拖拉机手》，徐甫堡的套色版画《女拖拉机手》，以及应真华的雕塑《女拖拉机手》，都出现在这个时段。
蒋兆和 我一定要学做一个拖拉机手 1956年
李少言 向往 木刻 32×22.2 1956年
显然，这是在挖掘拖拉机这一新题材更广泛的社会意义，并通过这一题材的不同方面来反映新中国的新气象。在这一时期的美术创作中，蒋兆和创作于1952年的《我一定要学做一个拖拉机手》，从另一方面入手，表现了上学路上的姐弟两人的未来心愿。他们带着红领巾，背着书包和拿着书本，所畅想的正是远处田间中正在耕种的拖拉机和自己的未来。无疑，拖拉机对于上个世纪50年代青少年来说，是情感和希望的憧憬。拖拉机在这一代人身上的是一个时代的影响力，从这些孩子身上看到了他们的中国梦以及他们未来的作为，这正是后来拖拉机图像广泛出现于美术创作之中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是一个时代的潮流，也是一个时代的时尚。雷荣厚1956年创作的《草地来了拖拉机》，表现了藏族母女和其他藏民奔向远处而来的拖拉机，把拖拉机进入到少数民族地区所带来的新气象做了一个新的延伸。
雷荣厚 草地来了拖拉机 1957年全国青年美展作品
为了表现新中国新农村的机械化、现代化的理想，关山月在1958年创作表现鄂北山村的《山村跃进图》，不惜从1956年第9期的《人民画报》上移植了一大型收割机到自己的画面上，表现出了画家在创作中对于时尚中的农业机械化的理想。虽然，当时的鄂北山村还没有这种大型联合收割机和拖拉机，画面中起首部分的开山劈地和开山造路，还都是传统的肩挑、人拉。因此，像关山月这样在美术创作中的理想化的表现，可能在当时也不是个案。
关山月1958年创作的《山村跃进图》中的局部
关山月1958年创作的《山村跃进图》中的拖拉机
1956年收割机在田地上收割，载《人民画报》1956年第9期（感谢丁澜翔先生提供图片）
应该看到50年代初的中国现实，拖拉机还是极其罕见。董希文创作于1950年的油画《翻身自救》，表现的是军民共同拉犁耕地的情景。李桦于1952年创作的木刻《爸爸买了新农具回来》，表现了农村中的一位年轻的父亲从集市上买来了犁田的犁，显然，这代表了这个时代中耕地的基本的方法。而在新中国的新农村中，能够用牛去拉犁已经是很大的进步，显现了翻身后的农民在耕种上的生产力的提高与发展。在这样一个有着明显的解放区风格的木刻中，李桦用年画的方式表现了一个家庭中置办农业机械的一种喜悦。那位背着书包的孩子的书包上还有“文化”二字，他的妈妈以及他的奶奶在门口迎接的景象，尤其是这位孩子的妈妈手拉着牛所表现出的一种期望，正如同陆俨少创作的《代耕小组》一样。牛与农民扛的锄头之间的一种对比关系，表现出新中国用牛耕地这样一种方式的普及。农民所获得了以牛耕来代替人力的生产力的解放，显现了新中国的新的气象。
陆俨少 代耕小组 1952年 中国画 131.5cm×65.5cm
李桦 爸爸买了新农具回来 黑白木刻 1952年
还有石鲁在1953年创作的《幸福婚姻》中，其表现的是主体人物是拉着牛、扛着犁的一对夫妻走向田间的场景，他们身边簇拥着的孩子们对这对新人的新奇，是一种乡间特有的氛围，这是新农村中新的婚姻关系，以及新婚姻法实施之后人们在婚姻、家庭与生产之间的一种美好的景象。牛和犁成为当时美术创作中经常出现的生产工具，表现了新中国农民所获得的一些基本的劳作方式。异曲同工的是关山月在1954年创作的《农村的早晨》，在一户人家的大门一侧，也是有牵着牛的农民正在走向田间，而远处的牛耕的景象，以及牵着牛在田中劳作的农民，正构成了农村的早晨这样一种劳动的场景。如此的图景又可以一直连接到刘旦宅1961年创作的《披着露珠迎朝阳》。该画的主体是一位男青年牵着两头牛走向太阳升起的地方，他的前方是扛着锄头一起下田的农民，这正是从50年代至60年来与拖拉机所形成的最直接的对应，这正是转型期的中国农村在50年代以两种方式的并存，既表现了时代的进步，又表现了未来的希望。而拖拉机成为人民憧憬改变以牛来耕作的方式，则是像实现共产主义一样成为全体中国人努力的方向。
刘旦宅 披着露珠迎朝阳 1961年
传统的农业工具作为几千年来农业文明发展过程中的杰出创造，它们所反映的以实用为基础制造，在农业生产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不管是锄头，还是犁耙，亦或其他。一直到了1963年，郭味蕖所创作的《银锄》，以及1964年的《秋熟》，都依然把它作为劳动的象征而加以特别的表现，并由此摆脱了花鸟画不能表现社会现实的窘境。因此，在以劳动为光荣的价值观中，农业生产中的各种工具作为与农民息息相关的伙伴，它们与农民的关系是难以分离的。而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工具的改革或者改良所带来的生产力的提高，在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拖拉机的出现就具有重要的意义。这种历史的颠覆对于中国农业社会的发展，以及作为一个农业大国走向现代化的根本的改观，具有重要的意义。当然，以拖拉机为代表的农业机械化的努力方向，在1953年武德祖创作的油画《我们安装了机械水车》中，表现的则是农业走向机械化耕种、灌溉、收获以及其他方面的新的景象。50年代初，作为中国农业从几千年来以人力耕种的方式走向机械化的开端，虽然，只是一些普通的农业机械，一般都比较简单，但是，在当时的进步意义正说明了走向机械化是走向现代化中国发展的一条必由之路，也表现了乡村中几千年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这样一种耕种方式正在开始转变，这正是新中国走向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历史阶段。
毋庸讳言，从李琦开始的50年代初期以来的一系列表现拖拉机的创作，画面中的拖拉机并非国产。在以“自力更生”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新中国，国产拖拉机成了新中国的国家大计。1954年，毛泽东主席将新中国的第一家拖拉机厂——中国第一拖拉机制造厂，定在了河南洛阳；1955年10月1日，第一拖拉机制造厂主厂房正式动工。1958年7月20日，在前苏联提供的图纸和配件的基础上，由工人肩扛手抬、敲敲打打组装了第一台玫红色的“东方红”54型履带式拖拉机。从此，开始了中国拖拉机制造的历史。1959年11月1日，中国第一拖拉机制造厂正式建成投产。随着中国第一拖拉机制造厂的建立与国产拖拉机的生产，拖拉机在社会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普及。而在美术创作中就更多的出现了拖拉机这一带有符号性的作品。其中在1957年的全国青年美展上，至少有7件作品是以拖拉机为表现对象，它们是：
吴凡《布谷鸟叫了》；
杨先让《家乡的春天》；
李鸿祥《亲人》；
雷荣厚《草地来了拖拉机》；
吕竞时的《北大荒的黎明》；
张平良、杨先让《为了农业合作化》（宣传画）；
应真华的《女拖拉机手》（雕塑），它们都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社会时尚。
吕竞时 北大荒的黎明 版画 1957年全国青年美展作品
吴凡 布谷鸟叫了 版画 1957年全国青年美展作品
杨先让 家乡的春天 年画 1957年全国青年美展作品
应真华 女拖拉机手 雕塑 1957年全国青年美展作品
张平良、杨先让为了农业合作化 宣传画 1957年全国青年美展
1958年5月1日，在“五一”国际劳动节游行的队伍中出现了4台国产拖拉机，它们非常神气地驶过了天安门，接受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1958年5月3日，有关领导联名向国家计委党组写报告，叙述了工人自力更生、克服重重困难试制拖拉机的经过。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期间，政治局委员李富春将这一报告转呈毛泽东主席。毛主席看后于5月18日在报告上作批语：“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此件印发大会各同志阅读。”如此的社会氛围，都为一个时代中的拖拉机成为美术创作中的一个重要内容而奠立了基础；而在今天的研究中，它们也成为拖拉机这一题材的美术创作的时代背景。
拖拉机在新中国美术创作中经过了50年代表现好奇的阶段之后，逐渐平静了心情。李桦于1960年创作的木刻《备耕》，表现的则是拖拉机站中的拖拉机手在维护拖拉机而备耕的场景。这里显现的是忙碌，而没有了50年代初期美术创作中对拖拉机的好奇，反映了发展中的变化。
李桦 备耕 木刻 1960年
刘文西 加速农业机械化的步伐 宣传画 1975
富穹、冯健辛 工农一家喜迎春 年画 1975年
（本文为江西美术出版社即将出版的《共和国画卷上的红色经典?农业》“专论”中的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