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2日-11月11日
常州 西太湖美术馆
将迎来一个特别的展览和重量级的会议
“中国美协美术理论委员会委员作品展”
“中国美协美术理论委员会2018年会”
2018年11月2日
上午10：30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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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美术史论的发展历史在超过五千年美术发展历史的基础上，至迟在东晋顾恺之提出“迁想妙得”“以形写神”的时候，就已经表现出了它在世界文化多样性中的独特性，而且流传有序，奉为圭臬。被称为“画圣”的顾恺之有藏于大英博物馆中的著名的《女史箴图》，但更重要的是他的“传神论”奠定了中国美学的基础，是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贡献。中国历史上的很多画家都兼善史论，其核心是中国以文人绘画为主流的方式，在文与画、理与法的诸多方面，形成了一个兼收并蓄、互为阐发、相得益彰的传统。这种实践和理论的相互关联性，或者是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的提升，表现出了中国美术史论发展成就的独特性。
就文化体系上来论，中西的美术学之间有着不尽相同的内容和方法，但是，中国绘画与美术理论之间的关联性，则与西方那种具有独立学科性质的美学或美术史论全然不同。从顾恺之开始到唐代张彦远“六法”的提出，从王维到苏轼再到董其昌，一直到20世纪中国独立学科的美术史论的出现，尤其是在美术院校中开设了独立的美术史论系科，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特点。而潘天寿、傅抱石这些20世纪最著名的画家都有重要的美术史著作，并且流传广泛。在他们的影响下，中国的画家们，特别是有杰出成就的画家们非常努力地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并以积极的美术实践来实现自己的艺术主张。即使像齐白石这样的来自民间的画家，也提出了很多不同于他人的艺术话语。
显然，中国美术理论的独特性正在于千年流传过程中不断的延续与发展。今天，在20世纪中国美术教育的支撑下，当美术理论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我们依然存在着这样一种方式，这就是有些人一方面从事美术实践，另一方面又从事美术理论，在艺术实践的基础上阐发自己对于画史画论的认知，以及对于艺术理论的独到见解。
今天，当中国美协美术理论委员会的各位同仁在主任薛永年教授的带领下，将自己的作品集中在一起展于西太湖美术馆，依然可以看到中国美术理论传统的发扬与光大。在众多的委员之中，虽然他们所学的专业不尽相同，可是，他们中的多数在早期的学院教育中都是学美术出身。因为这一代人的特殊性是他们成长于一个美术理论并不是很发达的时代，在这样一个基础上，他们中的多数是属于转行。在几十年的时间流逝中，他们勤勉于自己的美术历史和理论方面的研究，各有成就。与此同时，他们并没有搁置画笔。客观来说，他们在书画方面的成就被史论成就所掩，而对于很多公众来说，可能并没有见过这些大名鼎鼎的美术史论家的书画作品，包括各位委员之间因少有这样的交流机会，对于彼此在书画方面的面貌、特点和成就也是知之甚少。因此，当他们把作品展现在一起的时候，就具有其特殊的意义。
陈履生
2018年10月24日于北京
展厅
作品赏析
△ 薛永年 《吾家阳台所见灰喜鹊》 69×47.5cm 2018年
△ 黄宗贤 《云飞扬之一》 67×70cm 2018年
△ 康书增 《巴扎百态之二》 67.5×66cm 纸本水墨 2017年
△ 梁江 《春水满四泽》 69×138cm 2018年
△ 吕品田《 听风》 34×52cm 2018年
△ 钱海源 《桂林山水》 68×68cm 2018年
△ 王仲 《陀斯妥耶夫斯基》 70×70cm 201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