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中
时光飞逝。拙著《金石铁笔仁者寿·高式熊》前年夏天出版时，高式熊先生还被我戏称为“90后”。今年元月以来，上海连着开了两场高式熊书法篆刻展，展品几乎都是新作。媒体鲜见对作品的评论，却爱在高龄上做文章——96岁！我才惊觉，高老已是“95后”了。
高式熊是当今海上书坛集年长、身健、望高于一身的书法大家，其篆刻艺术也成就斐然、影响甚大。他的一生，从小精彩至今。
严父名师熏出童子功
高式熊是“怀揣文房四宝来到人世”的。父亲高振霄，人称“高太史”，历任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赏加侍讲衔。
9岁时，高式熊正式接受启蒙教育——跟着父亲学习儒家经典、古典文学和书法。从此，这个小儿子就一直在父亲身边，一对一教与学，从《三字经》《百家姓》读起，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像煞专职研究生……环境绝对好，有利条件那么多，就看自己要不要学！”
高振霄教子，身教多于言传。每天天不亮起床，早餐前要写两张楷书、两张隶书。父亲临摹碑帖时，还没睡醒的小式熊恭立在对面盯着看，这叫“练字先练眼”。长大后，他擅写隶书，常常对人说：“我的隶书，是看我父亲书写看会的。”
吃了早饭，是雷打不动的上课时间。父亲教的是四书五经、唐诗、楚辞等等。线装本的书，一个课程要读400字到500字。中饭后，便是写字，父子俩在一个房间里各写各的。2点开始读书，直到5点才下课。天天如此，“训练绝对严格，也没有礼拜天的”。
20岁不到，每个月就要由父亲出题目做论文。根据父亲的精心安排，高式熊习书法，从学欧阳询《九成宫》入门，临写了20多年，楷书还临欧阳询的《皇甫君碑》、褚遂良的《孟法师碑》《圣教序》和柳公权的《玄秘塔》等；小楷学唐人写经、赵孟頫等；行书临《集王圣教序》《兰亭序》等，晚年则喜爱鲜于枢行草书；隶书临《礼器碑》《张迁碑》等；篆书临《石鼓文》《峄山碑》《泰山碑》等，其中仅《石鼓文》就临了百余通。高太史要求儿子学习《说文解字》，为日后学习书法和篆刻打下了扎实的童子功。
他最喜欢帮父亲在书法作品上打图章，觉得特别好玩。图章打多了，不免手痒，想自己什么时候也刻一方试试。学写篆书、认识篆文后，他更喜欢印章了。他小小年纪就对《说文解字》着迷，原因之一正是“篆书可以用来刻图章”。
家里来来往往的客人非常之多，不少是清朝遗老（颇有几位还拖着长长的辫子），可以说“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当时，几乎所有上海书画界的精英都露过面，有不少还是常客。
其中，就有篆刻家、收藏鉴定家张鲁庵。鲁庵先生每次拣出一些印谱，附一份清单，打个包，派车送到高家。高式熊看完，只要打个电话，他就再派车送来一包，换回看完的那包。“都是价值连城的名家印、古印啊，我却可以随便翻翻白相相。我是很有眼福的人！像我这样的人不多，能把张鲁庵收藏的所有印谱全都看过的，除了我，只有陈巨来、方介堪、叶潞渊几个人。”高式熊成了张家的常客。他所用的图章石头、刻刀、印泥、印谱纸等等，也都是张鲁庵提供的。张鲁庵甚至在自己书房为他安放了一张写字台，房门钥匙给他，让他自由进出。他把习作拿给张鲁庵看，先生从来不敷衍他，更不会颠倒黑白哄他，每次都直接指出习作中的毛病；有时先生也把自己的作品给学生看，要他挑毛病，学生要是不敢直说，先生会不高兴。
还有一位篆刻大家，是与高家同住四明村的王福庵，一个星期要碰头两三次。高式熊经常拿了写好的印稿、刻好的图章去王府，向福老请教。对于高式熊的作品，福老完全是讲实话，缺点绝不放过，要求按修改意见改正，甚至重刻。曾经有一枚印章，刻了磨、磨了刻，改刻了四五次才过关。“那是真正的批评，他从来不哄人。”高式熊崇拜王福庵，用心向学，久而久之，他临福老的章几可乱真。
在名师的悉心指点下，高式熊从临摹秦汉、浙派到邓石如、赵之谦、吴让之、黄牧甫、吴昌硕、赵叔孺、王福庵和陈巨来等名家，博采众长，终于自成一格。
1945年冬天，25岁的高式熊把多年来刻的印编成一册《篆刻存景》。这是他的印谱处女作。
西泠印社最年轻的社员
1947年，高式熊跟着王福庵去杭州，怀着景仰的心情，走近西泠印社。拾级而上，孤山顶上的四照阁茶室，露天摆开了好几桌，大家坐在那里喝茶、谈艺、吃饭……27岁，他成了当时最年轻的社员之一。入社仪式，是在挂有丁敬画像的仪式厅里举行的。新社员都要向丁敬像行三鞠躬礼。
次年初，张鲁庵、秦康祥二位发起，为西泠印社篆刻一部《西泠印社同人印传》。治印的最佳人选，当然首推高式熊。对于高式熊来说，学印已这么多年，二十七八岁，确实也到独立刻一部作品的时候了。王福庵获知张鲁庵、秦康祥、高式熊三人要“弄点功课做做”，而这功课竟是为西泠同仁治印传，大为赞同。
名单很快确定了，分工自然也是明确的：张鲁庵提供印石、连史纸、印泥，秦康祥负责文字编写等文案工作，高式熊负责篆刻。说起这分工，高式熊历历在目的是“张鲁庵的一箱箱石头”。物力雄厚，做起事来就少了后顾之忧。秦康祥把每一位社员的小传写在拍纸簿上，高式熊设计好样稿，交给王福庵审，再根据王的意见修改稿子。王福庵这一关，在高式熊看来就是“毕业考试”。从文字订讹、印稿审核、印谱成书样式、边款小传刻镌，到最后定稿，最顺利的一天能完成10方章。三人通力合作，作品也须三人都满意才算通过。有一方章，刻来刻去不满意，竟反复了五次。
这样花了半年多的时间，完成了220方印章的创作。印社同人每人一方，印面刻姓名，边款刻小传，并钤拓一部四册印谱，每页上方钤印一枚，下方附拓边款。当时的原拓本是孤本，珍藏在印社。印传从未面世，令好多同行为之遗憾。
近半个世纪后的1995年，为祝贺高式熊75岁生日，忘年交周永泉策划出版原拓本印传。另一位忘年交、书画社老同事李年才听说此事，热心相助，一手操办了印谱拓印、出版事宜。这年4月，6册线装原拓印谱《西泠印社同人印传》由上海朵云轩出版，拓制了75部。当时朵云轩定价为每部3000元，被一抢而空。如今，每一册已价值数万元。而弥漫于宣纸墨印之间的人文气息，又岂止是人民币可以衡量的！
2005年秋日，在中国印学博物馆举办的“西泠印社藏历代名家印章、印谱展”上，《西泠印社同人印传》才初次让世人惊艳。
周总理预订《鲁迅笔名印谱》
1956年，张鲁庵、吴朴堂在一起刻鲁迅笔名，张鲁庵希望高式熊参与。好久不操刀，技痒难耐，高式熊利用业余时间，很快刻了20方左右。之后，又有一些圈子里的熟人加入，刻了几十方。
书法篆刻家马公愚得知此事，说：“这么好的事，公开刻刻嘛，不要几个人包了！”于是，张鲁庵、吴朴堂组织起一批篆刻家，集体创作《鲁迅笔名印谱》。王福庵、陈巨来等大家都参与了这次创作。几位主事者一起商量着，拟出了印谱目录。二三十人齐心协力，印谱内容逐渐丰富起来。
上海民进的秘书长曹鸿翥热心，邀请这个临时的创作群体去民进市委开会、商量事情。虽然民进的办公条件并不好，还窝在二工大的棚棚里呢！四明村的高式熊家，则是另一个“会议室”。
那年8月18日的《解放日报》，对这件大事作了预告——《正在刻制的“鲁迅笔名印谱”》：
十月十九日——鲁迅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纪念日再有两个月就要到来了。
鲁迅先生生前正值我国处于反动统治的黑暗混乱时代，先生以辛辣的、针针见血、愤世嫉俗、寄希望于未来的笔，写出了无数人们当时要说而不敢说的话。在国民党反动派森严的压迫下，这些话都是用许多笔名投稿才得与读者见面的。
为了纪念先生二十周年纪念日，高式熊等本市及外埠的六十八位金石篆刻者，正在积极编辑刻制的“鲁迅笔名印谱”，全部印谱共计有印一百零八方，预计九月中旬就可全部完成。
10月，69位篆刻家，刻印119方（其中，高式熊刻了30多方），完成《鲁迅笔名印谱》的创作。钱瘦铁撰写《鲁迅笔名印谱》跋文。
119方印章，交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原拓印谱50部。这50部原拓印谱中，有40部被空运到了北京。
原来，篆刻家们还在创作过程中，马公愚就跑到北京去吹嘘，京城艺术界都知道上海同行在忙的这件大事了，消息甚至传到了周恩来总理那里。周总理指定要这部印谱的原拓本，一下预订了40部。事情搞得有点太大了，马公愚紧张起来，一天一个电话从北京打回上海，催进度。
高式熊所在上海电影机械厂印幻灯机说明书的机器，被篆刻家们看上了。他打报告给厂长请求紧急支援，厂长当然不敢不批。张鲁庵供应连史纸，电影机械厂车间加班开印，印出多少，三轮车马上拉多少去拓边款……昼夜不歇，赶在鲁迅纪念日前夕完成了40部原拓原打的印谱，当天就运往北京。“这么顺利，是照了周总理的牌头。周总理预订的，等于是圣旨啊！”高式熊说。
灰暗年代的温暖时光
在“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中，上海却有一个地方始终没受到冲击，宁静得一如世外桃源，那就是新闸路1312号的黄家。黄家的户主，是民国时期的大书画家、篆刻家、书画鉴定家黄葆戉。
高、黄两家是世交，高太史与青山农当年时常交流作品，1949年后又同时被聘为上海文史馆的首批馆员。高式熊最早与青山农的交流，却是为老先生拍肖像照——1960年代，正热衷于收藏、研究照相机的高式熊，多次背着比照相馆的机器还考究的摄影器材，兴冲冲上门，像照相馆的专业摄影师一样架好机器，为青山农老先生布光、设计造型、构图，忙乎半天拍完一组肖像，隔几天再把冲印好的照片送上门去。
“文革”期间，黄聿丰继承父亲的传统，常常与爱好书法篆刻的同好在家里相聚。一些对中国传统文化念念不忘的朋友，慢慢把这里当成了远离政治漩涡的艺术沙龙，有事没事过来坐坐，喝喝茶、聊聊天、刻刻图章。沙龙的常客，老中青都有，包括书法篆刻家高式熊、吴子建、周志高、黄简、吴天祥、沈培方、袁雪山，作家郑逸梅，等等。
在厂里作为劳动改造对象的高式熊，到了黄家依然是要好朋友、座上宾，暂时抛开了抬不起头来的感觉，蛮开心的，所以常常去坐。当时，他在外面碍于身份，已经不敢给人刻章了；但黄家女主人蔡锡瑶请他刻，蔡锡瑶的儿女请他刻，他都欣然答应。她们得了章，爱不释手，不停地道谢。他摆摆手说：“谢啥？你们要我刻，是看得起我啊！” 高式熊刻的章，力道足，用了40年还能用。
正是在黄家，高式熊见证了《书法》杂志的酝酿，然后被借调到书画社，退休前两年索性调进去当了编辑。
1979年，《书法》杂志举办群众性书法比赛，应征稿件雪片一样飞入编辑部，落款“苏局仙”的稿子——临《兰亭序》令编辑高式熊眼睛一亮，“这是件特别的东西！”待谢稚柳等全国评委聚在一起看，也纷纷叫好，就给评了个一等奖。苏局仙还是“末代秀才”呢，一辈子默默无闻，直到98岁上得此大奖，一时间门庭若市，周浦牛桥通往苏家的路也被修好了，书协会员、文史馆馆员的头衔都给了他，正在拍摄纪录片《话说长江》的日本摄影团队也闻讯赶去拍了三天。近百岁的新晋名人吃不消了，需要有关方面帮忙控制登门拜访的人数……
人们把这一切归功于沙里淘金的编辑，与苏局仙素不相识的高式熊却说：“做事不好为个人的，我是凭作品，发现人才就要公之于大众。”
60岁以后才走出国门
走出国门，开眼界、交流艺术，都是退休以后的事情。
1988年，高式熊应邀在日本大阪现代艺术中心举办个人篆刻书法展，并为大阪博物馆鉴定藏品；又应邀在日本阿培野举办个人篆刻书法展，并为日本京都泉屋博古馆鉴定馆藏文物及印章。那次的时间是一个月，在博物馆坐堂，与日本的专业人士交流比较多。有的日本人，中国话一句不会说，却笃笃定定坐在那里与他讨论图章，全靠一支笔、一张纸，一句来一句去，可以笔谈两个小时……“去日本作学术交流是一种考验。他们请教你，你如果回答不出来怎么办？实际上也是一个学术的较量。”他说。
在奈良开展览会时，日本著名书法家今井凌雪带了很多学生去参观。今井凌雪身兼日展评议员、日本书艺院常务理事、筑波大学教授、雪心会主宰等，很有礼貌，也很会做人，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他拿着高式熊的一本印谱，详细地给学生讲解里面的70多方印，并说：“像这样的展览会，到日本来得太少了！”他向高式熊求刻一方印，自己跑去账台付费。画廊老板见今井凌雪莅临，感到很荣耀，又见他向高式熊求刻印，立即送上一方图章石头。高式熊还与日本篆刻家讨论刀法，当场示范刻了一方《山紫社》双刀白文，使日本朋友大开眼界。
出国交流，去得最多的自然是一衣带水的日本。去多了，便有人慕名前来拜师。上海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找到高式熊，说日本朋友中村义惠在大阪看了您的作品，要来跟您学习书法。
中村义惠的丈夫做纺织品生意，办公室就在上海第一幢涉外商务楼联谊大厦。他们的家，安在兴国宾馆的别墅里。夫妇俩摆了拜师酒，商定高老师每周上门一次，教授书法、篆刻。后来才知道，好学的中村义惠另外还请了老师教授中国画和古琴。为了学习中国艺术，她学会了听中国话。高式熊说，她是“专职学习”的家庭妇女。她进步很快，学了三年，回日本后也当上了老师，收了几十名学生。她带一批批学生来中国游学，还不忘拜访“太老师”高式熊。
让书法篆刻传下去、走出去
高式熊依然在为传播书法篆刻艺术，到处奔忙。“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艺术是无限的。我不满足于关起门来写写字、刻刻图章，我还有个‘野心’，那就是要让中国的书法篆刻艺术世世代代传下去，并且走向世界。”这番话，也许可以作为他晚年不少举动的注脚。
2013年1月，鲁庵印泥技艺传习所在上海石门一路15号（瑞金剧场旧址）挂牌。传习所正积极寻求与学校及社区的合作，把传统技艺推广到社会，还要组织力量制定“鲁庵印泥”标准，引领行业发展。传习所一开始就兼收藏，收了张鲁庵用过的所有印泥，齐白石、李可染用过的印泥，全国各地的各种印泥，与印泥有关的把玩物件，百岁书画家、诗人周退密捐赠的几乎所有自用章（均为高式熊所刻），高振霄的遗物……没错，这架势就是在往印泥博物馆的方向走。因为高老一向认为，上海的篆刻在全国是第一位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鲁庵印泥”又出在上海，所以上海的印泥包括对印泥的研究，也应该走在全国前列。
2015年夏天，高式熊艺术馆在安吉开馆。之所以选址安吉，是因为高式熊以金石成名，而安吉是近代海上文化一代金石宗师吴昌硕的故乡，二位在艺术上有传承关联。吴昌硕从安吉走进上海，进而走向全国，走向世界；高式熊是吴昌硕任首任社长的西泠印社目前在国内仅存的1949年前社员，他2011年出版的《红葵花馆主摹印》摹刻的就是吴昌硕印章。
少年高式熊
高式熊21岁（辛巳五月）书写的扇面
高式熊为龚心钊刻的象牙章
西泠印社“全家福”
原拓本《式熊印稿》
为钱镜塘治印
2010年4月，刻“中国馆印”
潘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