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崔益军约见之初，他便商议问我，下午2点在贵都酒店的咖啡座如何？我当时还很窃喜，想，那么巧，那里离杂志社超近的。结果见面之时人家温和道来：记者都喜欢深夜码字的，想来也不方便约得太早，并且这个地方应该你步行过来就可以了吧？于是，心里感动地默念一声“同行懂我”之余，倒也觉得他的细心、周到还是符合我的想象的：在去年的《申江服务导报》上，几乎每期都用一个整版刊登他的人物摄影系列——《大家》；在这一系列的黑白照片里，那些上个时代的老艺术家们或开怀大笑全无顾忌，或家长里短一派平易——是的，作为牛气报纸的摄影记者，明星自然是任你拍的，可是能够拍到那些大艺术家台下宅中如此放松、真实的生活百态的，这样的摄影记者必然有他的独到之处，比如，有一双细致而体贴的眼睛，以及，有一颗真诚而善意的心。
“我不想让故事只定格在照片里的瞬间”
崔益军的身上有好几重身份：在新闻事件的第一现场，他是一名资深的记者；在工作之余的大街小巷，他是一位记录城市变迁的专业摄影家；而在千里之外的大凉山里，他是很多很多彝族孩子的“上海爸爸”。在2012年10月，他的这三种身份终于统一在了一处：“上海·大凉山――我们是一家人”崔益军摄影展在上海图书馆开展，作为上海国际摄影节的系列影展之一，摄影师崔益军用他的镜头讲述了一场十五年的城市爱心历程。
那是在1998年12月，崔益军和同事第一次到凉山州盐源县泸沽湖采访，那时候的他们并没有想到，此行会从此促成一桩延续十几年的爱心工程。因为觉得孩子是未来、是希望，崔益军出于一名记者的职业敏感和责任感，每到外地采访，总会抓住机会拍摄一些以当地孩子为素材的照片。那次，他们从凉山州府西昌市出发，经过3个多小时的山路颠簸，来到了国定贫困县昭觉县。在该县大坝乡的洛伍村小学，崔益军想要拍一组孩子们在校园里的素材照。虽然已经做好了“条件艰苦”的心理预设，然而实地拍摄时，当地窘迫的物质条件依然大大超出了两位都市人“最简陋”的想象：30平方米的土墙草屋充当课堂，几张课桌陈旧不堪，几条歪歪斜斜的板凳就是课桌椅。当时正值冬天，寒风彻骨，学生们大多坐在地上，缩成一团相互取暖。为了每年几十元的学费，这些学生的家长们往往要七拼八凑，有的孩子向学校交的学费甚至是洋芋、鸡蛋。
崔益军与其说是被打动了，不如说是被震惊了，以至于十几年后的今天，从“小崔”变成“老崔”的他提起那一幕依然有点眼泛微光：“我当时在现场一下就拍完了10多个胶卷，并且下定决心要以当地孩子求学的真实状况为题进行采访报道，希望通过舆论来帮助落后山区的孩子们。”于是，第一次进凉山回到上海后，崔益军和同事以《大凉山的孩子》为题，在《申》报上用大幅图片报道描述了山里孩子读书求学的艰苦现状，就像他当初所感受到的震惊一样，大都市里的叔叔阿姨们被那些画面震撼了，《申》报职工和读者很快就把首批154名困难学生认领一空。
1999年4月，乍暖还寒时节，崔益军一行为昭觉县大坝乡中心小学送去了第一笔9240元捐款，这笔钱的直接作用就是让154个孩子得以在温暖的5月重返课堂。“这只是开始。”崔益军表示，报社领导和全体同仁都很支持他们的行动，11月2日，大坝乡中心小学正式更名为“申江小学”，在揭牌仪式上，200名曾经在失学边缘挣扎的彝族学生穿上了新校服。12月22日，由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凉山州委、上海《申江服务导报》社等联合主办的《大凉山的孩子》摄影展，在上海市青少年文化活动中心开展，崔益军三进凉山拍摄的200余幅照片深深地震撼了大都市里的同龄人和他们的父母，不到一小时就收到捐款5600元。此后，包括北京、上海、浙江、江苏等地的几百位资助者如接力一般，与大凉山的孩子们牵起的手再也没有放开过。
十五年来，在这一场超长的爱心接力中，一共有2250个孩子受到资助，总额超过230万元。而今，他们中有的成为医生、律师、教师，有的还在大学学习。在最近的一次摄影展的摄影画册中，崔益军把这些孩子的现况照片一一配上当年的影像收录在了画册的最后部分：那一张张当年趴在残破教室的泥土地上声嘶力竭着“读书”的黑白小脸，如今一个个笑容得体踌躇满志俨然已是国家的栋梁之材——虽然“栋梁”这个说法有点过时，但用来形容这一批孩子却是再合适不过的——当年的他们在命运的边缘拉到了一双温暖的手，如今的他们也将为家乡里那些曾经的自己支撑起更广阔的庇佑之所。
崔益军说，自己当年虽然并没有明晰的计划与远虑，亦未曾想到有一天这份爱的事业能够做得如此成功与长远，可是最初拍下第一张照片的时候，他就有着一个明确的信念：不要让故事只定格在按下快门的瞬间。“照片虽然只能记录一瞬间的画面，但我希望我所记录的画面能够表达足够多的内容，而那些内容，不光在当时是有意义的，在今天它依然是有意义的。”
“我的每一张照片都是在找一个故事”
据说，这是一个被写在《新闻采访写作概要》里的真实案例：一次，有位摄影记者应邀参加在无锡举行的全国电影制片厂首届优秀电视剧评选活动，结束后乘火车返沪途中，遇到参加这次活动的评委——著名电影艺术家张瑞芳和谢添。在采访拍摄时，谢添告诉他，此行去上海是专程看望吴茵等几位老朋友的。凭着职业的敏感，他立即问能否以一个摄影师的身份与他们一起访友，谢添欣然答应。在这位摄影记者同张瑞芳、谢添一起坐车来到吴茵家门口时，只见谢添三步并作两步抢先上楼，老远就叫：“吴茵大姐，谢添看你来啦！”82岁的吴茵坐在藤椅上，见到谢添喜出望外，高兴地拉着谢添的手说：“来，来，来，给大姐亲一下。”就在吴茵亲吻谢添的脸颊时，这位摄影记者的闪光灯亮了。几天后，记者把这幅题为《晚情》的照片寄给吴茵，很快便收到她的信，信中动情地写道，这是她一生中最满意的一张照片……
是的，这位摄影记者正是崔益军，那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在他还是“小崔”的时候。而这段经历至今还被“老崔”津津乐道，倒并不是因为它上了教材成了典型，而是正因为那一次的那番经历，成就了他今天在《申》报上连载多时、广受好评，并即将要独立办展的系列——“大家”系列。崔益军说，“大家”系列的照片应该是拍摄在1989年到1991年的三年间，那时候的自己虽然不算很年轻，但确实刚从部队转业到报社担任摄影记者，还没有太多的经验，“远虑”更是没有的：“我之所以会带着抢救的意识拍下了这个系列，说起来还是受到了谢添老先生的触发。”在那次从无锡回上海的列车上，崔益军去软卧车厢采访谢添，问到他来上海的行程，谢老说，要看看老朋友，看看吴茵、白杨、沈浮……“然后他自己就感慨说，我们这帮老朋友，是看一次就少一次了。”崔益军忽然之间被这句话触动了，就此引发了他拍摄“大家”系列的灵感——要把这些出类拔萃的老艺术家身上的故事、他们舞台之下的故事、他们彼此之间的故事，用自己的相机“抢救”下来。
于是，在崔益军的胶卷里，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名人名家——一如每一个时代的摄影记者都爱用镜头追逐名流，可他的追逐又是与他们不同：在一张拍摄秦怡的照片上，这位在聚光灯下美丽精致、在影视作品里几乎就是独立新女性的代名词的著名艺术家，回到家，却洗净铅华像所有温柔而疲惫的母亲那样，亲手给生活不能自理的儿子打水洗头，这一刻，她并不那么美丽，可是多么真实；而在另一张拍摄名导演谢晋的照片上，谢晋双眉紧锁地躺在办公室的角落里用三张椅子拼搭起来的简易“窄床”上阖眼半寐，手指间还夹着半根尚未燃尽的香烟——崔益军说，这倒是一张名副其实的新闻照片，因为当时谢晋家有智力问题的小儿子阿四走失了，各大媒体都在帮忙发布消息寻找，而这张照片就是当初配在寻人新闻旁边的——如此一张照片，胜似千言万语，这一刻他不再是片场叱咤风云的名导演，他只是个为儿子焦急、痛心又无力的父亲。
“对我来说，人物摄影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表现一张完美的脸。”崔益军说，“虽然那也是人物摄影的一个重要功能，但我更想做的是，通过镜头，去寻找一个故事。”也因此，我们今天才得以通过他的一张张照片，去“听见”那些最真实的故事。
记者：你是一位摄影记者，但除了交出在新闻媒体上的常规“作业”外，你同时也举办了多次摄影展、出版了自己的个人摄影集，所以你对自己的定义是记者还是摄影师？
崔益军：很久以前，作家柯灵曾经给我写过一句赠言，“照相，也是人生的采访”，我很有感触。在我看来，摄影和采访一样，都应该有一种主观的选择，才能达到一定的高度。现在有些年轻的摄影记者，只把手里的相机当作谋生的工具，那么他们可能10年也不会积攒很多有价值的作品，而我当年就已经在思考按下快门的时候我要拍的应该是什么了。比如最近在《申》报上的那一组黑白的“大家”系列，当年我就是带着一种“抢救”的意识去拍摄的，而现在，我真的有“收获”的感觉了。
记者：前段时间在国外曾有一例媒体事件引发热议，在地铁飞驰进站的瞬间，有个人被推下了轨道，恰巧在场的一位摄影记者本能地用镜头记录了受害者生命最后终结的一幕，却没有伸出援手。这件事引发了一场关于媒体职业道德的大讨论，而作为一个摄影记者，你有遭遇过这种“职业”和“人性”面临选择的时刻么？你的选择又是什么？
崔益军：汶川地震的第3天我就赶到了现场，进行抗震救灾与新闻报道的工作。我们从图片或者镜头里看到的救灾的场景或许会显得温暖，然而灾难本身永远是冷酷的，地震的废墟触目惊心。我经过一幢5层楼的公寓，只见它仿佛被一把利斧从上往下劈开，一扇扇房门暴露在外面，而衣服、帽子都还挂在门后的挂钩上，似乎在诉说地震前一刻平静的生活。这时候我看见有个人还在废墟上徒手挖刨——震后3天，基本的搜救已经停止了，所以这样的画面并不多见——于是我赶紧端起相机，这时候我看见旁边有人在向我摇手示意，在他的示意下，我才发现，原来这个废墟上的人，他的亲人的遗体就摆在他身边，用布遮了，却是身首异处的……那个人，是想把亲人的头颅挖出来……我知道这一幕如果拍下来肯定有绝对震撼的新闻效果，可是，我还是放下了相机。
记者：其实我觉得那两个选择的争议都各有道理——所以，当你选择人性的时候，是否在“作为摄影记者必须记录真实”的职业要求上会有所缺憾？
崔益军：我觉得，记录真实是必须的，但“真实”并非只有一个视角。当一个摄影记者在按下快门的瞬间，他所选择的视角，会同时传递出很多信息，而当这张照片刊登在媒体上的时候，这样的视角甚至会通过媒体的力量对民众加以暗示或者引导。在那样的情况下，选择尊重逝者、心怀悲悯还是争夺眼球、哗众取宠，其实正是体现了一个摄影记者的职业素养——我们说新闻摄影要善于发掘特别的角度，这个角度并不只体现在视觉的冲击力上。
记者：那么，假如让你去诺奖现场拍莫言，你会选择什么样的“特别角度”？
崔益军：这个要到现场才能知道啊。但我肯定不会想拍莫言正装领奖或者对着话筒发言的照片，相比之下，我会更想拍到他在准备上台之前躲在哪个角落急匆匆吃一个盒饭的场面吧，哈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