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来仪公墓志铭》是明代董其昌应同僚吴用先所请，为其父亲吴应道所书墓志铭，通篇196行，约1400字，是其殚精竭力，经意而书的杰作。

　　吴用先（1558—1626），字体中，一字本如，号余庵，安徽桐城人。在晚明历史上曾经参加了“万历三大征”的“平播之役”，天启四年出任蓟辽总督。其时适值阉官魏忠贤弄权，诬陷杀害左光斗等人，吴用先愤而辞归，天启六年（1626）卒于家。《墓志铭》称“从塞上授简其昌，志赠公墓中之石”。塞上，是指蓟辽边关。可知，应当书于天启五年（1625）左右。

　　崇祯三年（1630）刻《容台文集》，《墓志铭》收于卷八。编纂时正逢政局复杂，《吴来仪公墓志铭》中牵涉到左光斗，还相当敏感。因此对《墓志铭》进行了修改和删减，如删掉吴应道夫人方氏、其子孙的婚配姻娅。

　　此《墓志铭》是董其昌七十一岁左右的书法作品，主要出入二王法度，又带一点李邕书法特点。字体端庄雍容，气息清雅隽秀。用墨也清新润泽，章法布局比较疏朗。因此风格飘逸高华，尚不具七十五岁以后的那种萧散飘逸并老态蜷缩之状。

　　《吴应道墓志铭》保留了珍贵的历史信息，加上书法精美，绝非应酬之作。书写格式严谨，丝毫无误，显然不是初稿，应该就是当年写给吴应道的正稿。

　　董其昌 《吴来义公墓志铭》
　　手卷 水墨纸本
　　引首：32×120 cm.约3.5平尺
　　字：32×963 cm.约27.7平尺
　　跋：36×66 cm.约2.1平尺
　　说明：是卷曾经清末民初学者马其昶（1855-1930）及近代书法家、篆刻家、金石收藏家张祖翼（1849-1917）鉴藏。
　　马其昶，字通伯，晚号抱润翁，安徽桐城人。出身书香世家，幼承家学，并问业于吴汝纶。后又师事张裕钊。《桐城耆旧传》卷四有《吴司马廷尉传》，对吴用先的履历有较为详细的记载。通伯藏有此卷后，又延请谭宗浚、于荫霖、吴汝纶、刘泽源等赏鉴并观跋。

　　董其昌书《吴来仪公墓志铭》考
　　文/白牧

　　此卷是明代董其昌应同僚吴用先所请，为其父亲吴来仪所书墓志铭（以下简称《墓志铭》）。查崇祯三年（1630）刻《容台文集》，此《墓志铭》收于卷八。上海图书馆藏明末清初刻二十卷本《容台文集》则移至卷九。收入文集时，对此《墓志铭》进行了修改和删减，造成很多信息缺失。本文即加以详细分析。

　　一、《吴应道墓志铭》的创作背景

　　吴用先（1558—1626），字体中，一字本如，号余庵，安徽桐城人。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比董其昌晚一科。二人相识的最早时间，暂未发现其他文献资料记载。此《墓志铭》文首直说“在昔戊子之岁，其昌与今少司马吴公同肄学北雍也”，则二人相识至少早在万历十六年（1588）在国子监时。

　　《容台集》（卷八·墓志铭）中《封少司马吴来仪公墓志铭》书影

　　明代非常重视国子监，作为选材之所。国子监的来源有多种，除了地方推荐、恩荫、捐例，还有一种就是会试落第的举人，翰林院可以录用其优异者进入国子监学习，以待下一届科考。因为董其昌在万历十七年（1587）中进士，之前则数次落第。加上王锡爵对他的赏识，他应该是在国子监就学的，这一点往常鲜为人知。因吴用先生平资料不详，据此《墓志铭》亦可知其曾入国子监。

　　吴用先少孤，由其祖父抚养成人。根据此卷《墓志铭》，其父吴应道卒时，吴用先才九岁，即嘉靖四十五年（1566）左右。吴用先成年后，对祖父孝养备至，并与吴应宾（方以智外祖父）同修宗祠、置义田。此《墓志铭》董其昌就是从与吴用先互相询问双方父母的状况开头的。

　　吴用先的母亲方氏，是著名的桐城方氏家族的女性。吴应道死时，方氏三十岁左右，她卒于万历十三年（1585）乙酉，卒年五十岁。因此董其昌说自己和吴用先“皆抱风木恨矣”。

　　董、吴二人中进士后，董其昌因为朝廷政治变动因素，大部分时间都赋闲在家，时出时隐，“浮湛宦路三十年”。而吴用先的仕宦经历，所谓“敭历中外，仗中丞之节”，取得了相当大的政绩。

　　在此《墓志铭》中，董其昌称呼吴用先为“司马”。明代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十三就提到“吴用先以侍郎总督蓟辽”。不过，吴应道第一次得赠中宪大夫、四川廵抚都御史，是在“平播之役”后吴用先奏最所得。“奏最”就是考绩列为优等，以此向朝廷上报。吴应道第二次得赠是在吴用先请告家居八年之后。“起家纳言”，就是吴用先起为侍郎之后，据后文乃“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纳言”本是尚书等近臣所用帻巾，有居高位而广纳群言、广征贤论之义，因此被用于代指皇帝的近臣。而董其昌说自己“而余亦承乏春卿，徼恩貤赠，追随司马，以酬昔愿于万一”。春卿，即礼部尚书；承乏，是暂任某职的谦称。

　　董其昌于天启五年（1625）拜南京礼部尚书，因党祸酷烈，逾年即辞归。所以，吴应道第二次得到貤赠应该是差不多在此年之前，其妻子方氏也从“恭人”升为“淑人”。而且，吴用先仍然觉得父母养育子女的无穷无尽的恩德无以为报，便“从塞上授简其昌，志赠公墓中之石”。塞上，是指蓟辽边关。虽然此《墓志铭》没有确切年款，综合以上信息可知，应当书于天启五年（1625）左右。

　　二、吴应道生平

　　根据《墓志铭》可知，吴应道，字自明，别号来仪居士。所以《容台文集》收入此文时命名为《封少司马吴来仪公墓铭》。吴应道自幼聪颖过人，但是其父怜爱他，生怕他过于勤奋而过于疲劳。虽然他从师学习，但不太让他去私塾，每年大约就去三个月左右。直到二十岁弱冠之年，他体悟到“学殖易落，韶年不再”，开始发奋学习，精于诵读，娴于帖括（科举应试文章）。之后吴应道在宣城参加考试。

　　但不幸的是，吴应道就在应考期间染上重疾，回到桐城后很快就去世了，葬于麻溪路庄之阳。董其昌在描述吴应道临终前的场景上颇着笔墨。吴应道嘱托夫人方氏照顾父母，尤其是对时年九岁的吴用先期望很高。其后，方氏守贞向佛，抚养幼子，终于将吴用先、吴用衡兄弟培养成才。

　　董其昌用了几个事例对吴应道的人物形象进行了充分刻画。一是借吴用先的转述，他因年幼丧父，父亲的形貌都已模糊，是其母方夫人为他描述“仪容修伟，神情高迈”的父亲形象。方氏还特别提到结婚那天，“奁具甚盛”，但吴应道却“目不一瞬”，这个细节提示了吴应道不为财物所动。整理吴应道的遗作时，发现“装潢缃帙，整洁庄严，朱墨分雠，鲁鱼咸辨，是元凯传注之癖也”。非常整洁有条理，而且校勘严谨合理，就好像魏晋时人杜预（字元凯）注解《左传》那样。吴应道志趣高尚的形象呼之欲出。

　　二是说到吴应道在其父生病时，“吁天请代，医祷服劳，裾不解带，既瘥而后即安”。祈祷上苍用自己替代父亲的疾病，请医生看病照料，甚至夜间都和衣而眠，直到父亲病愈。

　　三是读到吴应道的遗文中有“所忧非忧贫，斯忧其可休。处处凌九霄，行行戒深沟”的诗句。不过，董其昌认为这诗句是西晋张华所作《励志诗》，其实是明代陈献章《赠李世卿六首·其三》的内容。诗句反映了吴应道的人生态度和志向，是其言语的表达。

　　这三个方面，分别是立行、立德、立言，所以董其昌哀叹吴应道生不假年，天妒英才，英年早逝而来不及完成“三不朽”之事（立德、立功、立言）。但是他认为，上述三个方面的事例，就像“尝一脔而知全鼎，窥片羽而知九苞”，足以“传神写照”，能看出吴应道如果得享长寿，必然能成就不朽的事业。

　　《墓志铭》还交代了吴应道夫人方氏、其子孙的婚配姻娅。吴应道与方氏生二子，长即吴用先，次子吴用衡。吴用先娶太学生唐檄之女，唐氏也屡赠淑人。吴用衡鸿是胪寺序班，娶方学易之女。其孙辈共有九人，孙子七人，孙女二人。吴用先有三个儿子：“日昶，文华殿中书舍人，娶礼部侍郎何如宠之女；日暠，恩生，娶光禄寺卿盛世承长男孝廉盛可藩之女；日旻，娶户部主事韩国藩之女。”一个女儿“适佥都御史左光斗第四子”。吴用衡有四个儿子：“日旦，福建建安县县丞，娶方氏；日昇，邑庠生，娶孙氏；日晟，太学生，娶唐氏；日昺，太学生，娶方氏。”一个女儿“适邑庠生金日镜”。

　　三、《吴应道墓志铭》的撰写与书写

　　董其昌写墓志铭的风格带有很强的明代小品文趣味，因此突破了传统墓志铭的固定形式。传统的墓志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要叙述逝者的仕宦经历，这是“三不朽”中“立功”的体现。但对一般士绅而言，没有仕宦经历，这部分是缺失的，所以董其昌就做相应的调整，尽量从自己与逝者及其家人的交往入手，尽力赞扬逝者的人生。

　　此《墓志铭》就属于这种情况。因为吴应道英年早逝，没有取得“立功”的不朽，但是他的儿子、孙子都比较发达，尤其是吴用先身居朝廷重位，所以董其昌全篇都紧扣自己与吴用先的交往。尤其是通过吴用先的转述，选择了吴应道生平几个事例，来营造他“三不朽”的形象。可是，吴应道的“立功”毕竟不成立，董其昌便以“立行”来替代言之。

　　在崇祯三年刻《容台文集》中，对这篇墓志铭做了较大的删减和修改。其中删减最明显的，首先就是吴用先转述的方夫人对吴应道“立行”的描述。而将“追其遗事”改为“追其遗行”。孝敬太公的“立德”孝行，也兼有了“立行”的成分。但是后文仍然提到“三不朽”未改，这就造成了行文的突兀感。

　　另外一处较大的删减，是将整段的有关吴应道生卒时间、子孙姻娅悉数削去。简述吴应道生平几个事例后，从“若司马公之传神写照，亦何止颧上三毛而已”这一句紧接“铭曰”，因而全文形成了缺失片段的不完整感。这一处删减或许是有深层次的原因的。

　　吴用先在天启五年（1625）左右请董其昌为吴应道作此《墓志铭》，正是魏忠贤党羽正肆虐的时候。虽然当时吴用先还在官位上，但在左光斗遇难后便愤而辞归，并于次年（1526）病卒于家。天启七年（1627）八月，天启帝驾崩。在众臣参劾下，这年十一月崇祯帝即将魏忠贤发往凤阳，随后又命锦衣卫前去逮捕，押回北京审判。魏忠贤畏罪自杀，客氏也被鞭死于浣衣局，魏氏党羽也逐步得到相应惩处。

　　崇祯二年（1629）二月，崇祯帝命大学士韩爌等人审定逆案，这才将魏忠贤的主要党羽逐出，东林党人又得以进用。但是，魏党残余仍然在朝，政局摇摆不定。与逆案有关的人图谋报复。其后温体仁、薛国观等人相继执政，暗中排挤正人，准备翻逆案。这个时期复杂的政局与《容台集》的编纂正好同期，政治趋向还不明朗。《吴应道墓志铭》牵涉到左光斗，还相当敏感。因此，删除家庭姻娅既可以免去不必要的麻烦，另外对吴、左两家也不会过多暴露详细家庭成员情况。

　　董其昌对旧稿的删改，符合编纂文集的惯例，也和董其昌不留底稿的习惯有关。浩繁的《容台集》应该不会完全没有底稿，但大多数应该是向亲朋好友们抄录搜集回来的。对这样的稿子，校对和修改是必然的。崇祯初年刻板付印，其搜集编纂工作必然提前几年。因此，考虑到同时期的政治状况，就不难理解《吴应道墓志铭》的删改情况了。

　　此《墓志铭》是董其昌七十一岁左右的书法作品，主要出入二王法度，比较类似《圣教序》的风格，又带一点李邕书法特点。字体端庄雍容，气息清雅隽秀。董其昌年轻时书法从颜体入手，其后于晋、唐、宋、元各大家无所不窥，四十岁前便自负不将祝枝山、文徵明置于眼角。七十岁左右，正是他书法的成熟期，精熟于二王法度，又旁收其他各大家的特色。这个时期，他的书法笔法严谨隽雅，用墨也清新润泽，章法布局比较疏朗。因此风格飘逸高华，尚不具七十五岁以后的那种萧散飘逸并老态蜷缩之状。

　　因此，《吴应道墓志铭》保留了珍贵的历史信息，加上书法精美，绝非应酬之作。考虑到墓志铭系给逝者所写的文章，按理是不太会当做文学内容来书法创作的，大多都是交付给逝者家人的应用之作。因此，存世墓志铭的书写，一般就是草稿和正稿。若是正稿有所涂改，那是不太严谨的，往往是比较仓促，或者必须写在对方提供的绢纸材料上，不得已涂改。等到正式刻制墓志铭再由刻工采用改定稿。如《行书郑公墓志铭册》，董氏仍有圈改涂乙，应该不能算标准的正稿。而《吴应道墓志铭》书写格式严谨，丝毫无误，显然不是初稿，应该就是当年写给吴应道的正稿。

　　刘泽源题引首

　　谭宗敬、于荫霖、吴汝纶等题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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