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淳熙年间詹仪之告身

　　宋淳熙年间写本
　　1卷  绫本 全长546cm
　　68×29.5cm（引首）
　　235.5×25.2cm（告身）
　　242.5×30.7cm （题跋）
　　中国嘉德2020年秋拍进入倒计时，这件难得的南宋淳熙年间詹仪之告身是本季拍卖的重量级拍品。11月4日，中国嘉德拍卖古籍部亦特别为这件国宝级文物举行学术研讨会，邀请来自故宫博物院、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多位业内专家，以期为后人留下更多学术研究资料和痕迹。

　　中国嘉德拍卖古籍部总经理宋皓主持

　　南宋詹仪之告身文献研讨会

　　这件南宋詹仪之告身由两件告身接续装裱而成卷，分为两个部分，两件告身合计全长235厘米。

　　第一件告身授詹仪之朝奉大夫起居郎兼太子侍讲。

　　第二件告身是嘉奖时任朝散大夫起居郎兼太子左谕德兼权吏部侍右侍郎的詹仪之，但此次授官内容部分的诰词已经残缺。

　　告身之后是明代嘉靖到万历年间浙江地方官员及儒生七人的长跋。

　　此件詹仪之告身为遂安詹氏家藏文献之遗珠，元代曾经赵孟頫过眼抄录，《元赵孟頫书詹仪之告身、敕谕二道》被著录于《石渠宝笈》二十八卷，清王士祯《居易录》二十一卷记载，康熙帝曾抄录赵孟頫录詹仪之告身，并将之赐予武英殿大学士李天馥；

　　清代藏书家吴骞的《尖阳丛笔》也记录了詹仪之告身相关的文献信息。

　　南宋詹仪之告身文献研讨会现场

　　原故宫博物院研究员金运昌、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张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剑、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宋辽夏金史研究室助理研究员雷博、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宋辽夏金史研究室研究员江小涛、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副研究员解扬、中国嘉德古籍善本部原总经理拓晓堂等研究学者及专家参加了研讨会，并做专题发言。

　　南宋詹仪之告身文献研讨会现场

　　研讨会由中国嘉德古籍善本部总经理宋皓主持，中国嘉德董事总裁胡妍妍、中国嘉德副总裁兼书画部总负责人郭彤亦参加了文献研讨会。

　　宋代官僚机构的设置前承隋唐、后启明清，内容繁复，是历代官僚制度最为复杂的，也正因为此，宋代官员告身成为佐证同时期书画鉴定和断代的重要资料。另一方面，流传至今的宋代文物的价值极高，更勿论宋代名人、朱熹同好詹仪之。

　　研讨会就是从这件八百年世代相守的南宋詹仪之告身的一段20年前的往事开始。

　　中国嘉德董事总裁胡妍妍

　　“中国嘉德在2001年收到一个长卷内含朱熹《春雨帖》、张栻《佳雪帖》、《新祺帖》、《桑梓帖》均为致詹仪之的，同卷还有詹仪之和朱在尺牍各一，共计宋人六帖。另外还有宋高宗和宋孝宗给詹氏家族的敕碟三件和宋孝宗赐诗拓本及谢表。据委托人告知这是遂安詹氏家族历经八百多年世代相守，存放于祠堂中保留下来的家族文献。由于岁月的磨砺，大部分文献已经相当残旧，只好重新装裱。在此之前，嘉德刚刚经手了誉为“唐宋齐珍”的怀素《食鱼帖》和宋高宗《养生论》，因此对此批宋代书法和文献我们倍加珍视，延请了启功、徐邦达、朱家溍、刘九庵、傅熹年、杨臣彬、金运昌等先生在故宫漱芳斋审鉴。”中国嘉德董事总裁胡妍妍在研讨会现场说到。

　　同时按照当年文物拍卖规定，詹氏家族旧藏的这批法书和文献，仅限于博物馆、图书馆和国有企事业单位购买。当时的拍卖市场刚起步，对外貌不显，内涵深厚的文物并不看重，虽然整批法书文献估价不及千万，却无人举手竞价，最终全部被故宫购藏。当然，我们心里很高兴，宝物有了最好的安身之所。

　　胡妍妍说拍卖行经手文物艺术品是非常短暂的过程，但是我们希望通过这一瞬间，多做一些学术研究，解读得更透彻一点，给后人留下更多的资料信息。2020年秋天，中国嘉德拍卖又幸运地收到与2001年那批法书文献相关的宋代告身，借此，邀请北京大学、社科院、首师大的各位学者再次将詹氏旧藏文献作为一个整体来重新深入研究、考证。让我们对曾经过手的国宝有更深的了解和认识，为延绵八百年的文脉留下痕迹。

　　中国嘉德古籍善本部原总经理拓晓堂

　　中国嘉德古籍善本部原总经理拓晓堂先生也经历了2001年詹氏旧藏五件南宋文献的拍卖工作，此次再见詹仪之告身，拓晓堂详谈了前后两次詹氏墨宝的重要历史文献价值意义。

　　拓晓堂尤其谈到，相较于2001年入藏故宫博物院的詹氏旧藏南宋文献，这次现身的詹仪之告身首先从品相上来说更加完整，文献研究价值更高。尤其是对研究宋代文书制来说，多是一个条目，而这是宋代文书的珍贵实物，或许会对研究宋代文书制度的研究有很大帮助。詹仪之告身也是一份非常完整宋代家族档案。

　　原故宫博物院研究员金运昌

　　金运昌时任故宫博物院古书画部副主任，详细介绍了故宫博物院在2001年入藏詹氏旧藏五件南宋书札和文献的情况，并且带来了这些珍贵书札和文献的出版物——《故宫博物院藏品大系?书法编》第三卷。

　　“文思院绫，这是非常重要的鉴定依据，宋朝用于书写的高级丝织品，传世者一个是米芾《蜀素帖》的“蜀素”，还有一个就是“文思院制敕绫”，这个东西当时就是防伪用的。文献上说道开始用“杂绫”求写诰敕、度牒，伪造较多。后来制度比较严格了，用特制的书材，一般民间难以织出，所以这个绫本特别著名。

　　金运昌表示，从鉴定的角度来说，此卷确真无疑，没有任何疑问。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张祎

　　作为研究宋代历史尤其是宋代官制研究的学者，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张祎则是从告身本身入手进行解读，张祎认为南宋詹仪之告身可能是目前所知唯一传世的宋代奏授告身原件，非常难得。

　　“告身其实是中国古代朝廷（尤其唐宋时代）除授官职、任命官员所使用的委任状。“告身”这个名称在唐代更为流行，宋代经常改称为“官告”，还专门成立了为官员制作告身的机构“官告院”，发展到明清时期，就是所谓的诰命。”张祎说到。

　　唐建中元年（780）颜真卿官拜太子少师告身

　　现收藏于日本东京书道博物馆

　　保留至今的告身中，最享有盛名的是当属是真卿官拜太子少师的告身。唐宋时期任命官员，主要分为制授、敕授、奏授三个等级，分别授予不同的告身，作为委任凭证。宋代流传至今的制授告身，目前所知的只有元祐年间司马光、范纯仁的拜相告身。

　　张祎进一步研究得知，詹仪之已出任起居郎、吏部侍郎等清要职务，与詹棫行军器监主簿、詹俲之授文林郎不可同日而语，因此要使专用的制词。遂安詹氏家族无人获得宰相、枢密使、节度使一等的高位，不可能保有制授告身。詹仪之担任吏部侍郎后不久即外放，晚年遭到贬斥，这份告身大概也是所有“詹氏墨宝”中等级最高的告身了。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剑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剑则是从角度研究表示，宋代的文物和文献价值都极高，尤其是这出自于名人、朱熹同好詹仪之的告身。其次，告身对于浙江詹氏家族本身的研究非常有帮助，尤其是在第一份的詹仪之告身中，补充了一些以往詹氏家族研究史料中缺失的资料。

　　对于研究宋代家族史的学者来说，很难可以看到原件，保存至今的文件原件更是少之又少。张剑表示詹氏族谱及詹氏先贤遗墨后面的诸多跋语都表现出一个家族文化的传承史，是研究家族文化的精神化石，非常珍贵。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宋辽夏金史研究室助理研究员雷博

　　除了宋代文献研究本身之外，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宋辽夏金史研究室助理研究员雷博则是从中国思想史研究的角度入手。

　　“南宋詹仪之告身真正的价值是见证了中国思想史的神圣时刻，就是朱熹终于对格物致知有了清晰的认知和阐释，这也使得此后中国思想史始终能够保持在一条轴线上，而朱熹在明晰了格物致知之后第一时间和詹仪之有信札往来，这就是神圣时刻的见证。”雷博谈到。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副研究员解扬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副研究员解扬是明史的研究专家，他是从南宋詹仪之告身之后的长跋进行分析。

　　解扬谈到，平时所研究的集部里反映出来的是一个平面呈现的面貌，詹仪之告身实物是更加立体的。士大夫所留下的告身这类墨迹，是在平面的文本之外立体性的文献，表现了一个活的思想史的史料。这也正是顾颉刚先生所说的“层垒地造成中国古史。”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宋辽夏金史研究室研究员江小涛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宋辽夏金史研究室研究员江小涛则表示，这首先对于宋代家族史的研究有很大的帮助，另外从文书的角度来说，这对于感性认识宋代文书制度的帮助也是莫大的，比如告身中的一些部分可以让我们更好的了解詹仪之的丰富履历。告身的文献价值之外，书法价值亦极高。

　　中国嘉德副总裁兼书画部总负责人郭彤

　　研讨会的最后，曾经见证过2001年詹氏旧藏的五件南宋书札和文献拍卖的郭彤表示，当年大家第一次听说詹氏旧藏拍卖的时候，所有的焦点都在朱熹和500万的天价。艺术市场过去了将近20年，从2009年开始艺术市场开始对古代和文物的认知，实际上来自于买方的需求和研究个案的驱动，让我们把历史往前推进，把能征集到东西深入的学习和体现。

　　郭彤也表示研讨会现场的众位专家们对于我们从业人员加深对这件拍品的认知很有促进，也敦促我们在这个平台上所能够做到的最切实的工作，就是客观真实深入的把拍品其中所涉及的学术意义和价值定位介绍给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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