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锭自民国初年退出官方流通已有百余年历史，近年来，这一中国特有的称量货币，以其独特的魅力受到越来越多藏家的喜爱，已成长为一个颇具规模的收藏门类，市场行情稳步上升，珍稀品价格于拍卖会屡创新高。与此同时，伴随着国内学者及收藏者对白银货币研究的不断深入，各类银锭的背景资料日益充实，银锭研究正进入“前修未密，后出转精”的时代，使藏家对银锭的认知得到进一步提升。在追求知识性、珍罕性的同时，目前银锭藏家对藏品品相的要求也越来越严苛，国内银锭专业鉴定评级机构应运而生，不同等级的品相，已出现不容忽视的价差。今后，那些品貌俱佳的银锭精品，定会让无数痴心“铁粉”不惜倾其所有，孜孜以求。

　　今春诚轩《古钱 金银锭》专场共计拍品210项，除少数南宋、明代等早期银锭外，大部分为清代至民国时期各省官商铸锭。受疫情影响，海外征集受阻，“丽庄藏中国银锭（Ⅶ）”系列专题本次仅有33件藏品有缘与藏友相见。本场银锭拍品虽数量较以往有所减少，但品质一如既往，精彩纷陈，一些品种从未有公开交易纪录，令人耳目一新。


　　Lot 1536

　　清代山西“宣统年月 襄垣县 钱粮”五十两银锭（GBCA MS63）

　　出版：《丽庄藏中国银锭》，页65，图19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

　　山西用银历史久远，经宋、金、元、明四代演进，至清时，银锭的铸造和流通，又因票号的兴盛而到达鼎峰。传世的山西银锭，绝大多数是五十两大宝，成色颇佳，且有库宝和市宝之分。所谓库宝，就是山西各地上解藩库的税银，形制严格按照清廷规定，铭文通常只打有纪年月、府县名、炉房或银匠名，极少注明具体税项。迄今所见，打有税项名的山西大宝实物，仅有“地丁钱粮”、“地丁”、“亩捐”等几个品种，每种均极为珍稀。此枚是“钱粮”二字出现在襄垣县库宝上的唯一实物，保持窖藏之原始状态，属山西大宝中百不一遇的珍罕品。


　　Lot 1552

　　民国时期四川“炉关茶课”十两圆锭（GBCA AU55）

　　出版：《丽庄藏中国银锭》，页172，图44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


　　附图：存世另枚“民国三年 炉关茶课”十两圆锭

　　“炉关”即打箭炉关之简称，康熙四十年（1701年）设于西陲重镇打箭炉（今康定县），是连接四川与西藏的重要枢纽，肩负管理汉藏贸易、抽收百货杂物商税的重任。明清二朝，均视茶叶为羁縻西藏的重要战略物资。因此，清代实行茶叶专卖制，仿盐引而设茶引。茶商缴纳茶税后，由政府发给一纸茶叶专卖凭证，然后再前往雅州府所属雅州、荥经、天全、邛州、名山五县凭证购茶，运送至打箭炉与藏民交易。清末炉关每年额定正税为二万两，其中绝大部分来自茶税。

　　民国初期打箭炉地名虽已不复存在，但炉关关税仍是政府的主要财政来源，所以四川并未取消位于打箭炉的炉关。据杨仲华著《西康纪要（上册）》记载：1927年炉关总收入236，613两，其中茶课收入98，363两；1928年炉关总收入289，240两，其中茶课收入128，647两。由此推测，炉关税款以银锭形式上解，或许一直延续到1933年初国民政府废两改元。

　　清代铸造的“炉关茶课”银锭，戳式大多是四个字直排或横排的长条形，但是，光绪三十四年至宣统三年之间，发现有打“厘经分局 炉关茶课”四方形戳记的银锭，十分罕见。丽庄主人珍藏的此枚“炉关茶课”，所盖方戳虽然与清代戳形略有差异，锭面无纪年，但是戳形、字体、打戳方式都和另一枚“民国三年 炉关茶课”别无二致，应为同时期使用的同一个印戳所盖，这是目前为止被发现的第二枚民国时期“炉关茶课”税银实物，可谓沧海遗珍。


　　Lot 1553

　　清代四川光绪“二十四年 乐至县股票 匠周源义”十两圆锭（GBCA AU50）

　　出版：《丽庄藏中国银锭》，页173，图44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清政府为筹措《马关条约》第四期赔款，决定发行“昭信股票”。昭信股票，名为股票，实为政府发行的国内公债，发行总额一万万两，年息五厘，分二十年还本付息，可以田赋或盐课作抵。为统筹募集事宜，户部特别设置了昭信局，还在各省设立分局，由中央指派各省的认购额度，再由省分配到其下属府、厅、州、县，最后摊派至税户。

　　尽管朝廷一再声明，昭信股票对于民众属自愿认购，官方只可广行劝谕，不准强摊苛派，借机勒索。但推行昭信股票的绩效直接关系到各级官员的考成，而且户部制定的《昭信股票详细章程》规定，对于个人募集债款十万两以上的官绅商民，由各省将军督抚报请奖赏。因此，各地官吏都想方设法地推行民间认购，其中四川对昭信股票的苛派现象尤为严重。该省仿行历年捐输办法，实行按粮摊派，让昭信股票变相成为了田亩附加税，甚至将税名戳记打在银锭上。正因如此，打有股票铭文的银锭，唯有川锭。

　　昭信股票最终因推行不力，仅几个月便草草收场。目前所见与昭信股票有关的银锭，戳记通常是“二十四年 XX县股票”、“昭信股票”、“昭信分局”等形式。虽然当时征收的股票税银数量并不少，但因征收时间短暂，加之后世的熔毁改铸，留存至今者已十分罕见。


　　Lot 1557

　　清代云南“乔井课 施永发”十两大长槽锭（GBCA AU58）

　　出版：《丽庄藏中国银锭》，页227，图62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

　　云南自古以出产井盐而闻名，盐税则是仅次于田赋的第二大税种，为历代政府所倚重。清代云南盐场分为白井区、黑井区和磨黑井区等几大盐产区。乔后井是白井的分场，简称“乔井”，位于今天的大理州洱源县乔后镇，属滇西四大盐井之一，清末民初时，成为滇西产量最大的盐井。打有盐井名称的银锭，无论是否加盖了“课”字，均为当地的盐课折银。当时云南境内频发战事，边防任务繁重，盐税一经收取即专款专用，大多用作了军费支出，因此，留存后世的盐井大槽锭十分稀少。

　　相对于白井、黑井、抱香井，乔后井税银更为罕见，目前所见国内外相关文献目录中，有记载的实物屈指可数。此枚早期乔后井所征盐税折银，砸戳沟壑深峻，字口细挺锋利，是云南盐井大槽不可多得的珍稀品。


　　Lot 1566

　　南宋绍定元年四川“重庆府天基节进奉银”五十两银铤（GBCA AU58）

　　“重庆府起发 绍定元年分 天基节进奉银每铤重伍十两”银铤，刻字铭文中的“绍定”（1228-1233年），是南宋理宗皇帝赵昀的年号。“天基节”，全名天基圣节，即理宗赵昀的生辰，彼时各级官员都要进奉金银钱帛等贺礼为其祝寿。一般地方上供，须用上等成色的白银销铸成铤，大铤五十两，小铤二十五两，零星小额的铸造则没有形制的限制。如果没有上等成色的白银，亦可用山野采矿的矿银。铤面须刻明重量、字号和官吏职务姓名。

　　天基圣节银是南宋银铤中最具特色的品种之一，所见实物多为淳祐七年（1247年）进奉，绍定元年（1228年）由重庆府进奉者，迄今仅见此一枚，国内外相关文献目录均未见记载，对于南宋财税史和古代白银货币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实物史料价值。


　　Lot 1569

　　明代“广东广州府倾解椒木军饷银”五十两银锭（GBCA MS66）

　　明初为抵御倭寇进犯，实施海禁，但是，为维系与海外诸国间的贸易往来，明政府鼓励各国以“朝贡”形式，组织商人来华开展贸易活动。外国朝贡船只抵岸之后，由设立在广东、浙江、福建等口岸的市舶司统一清点船舶附载货物，然后负责转运。这种特殊的贸易形式，也被称之为“朝贡贸易”，明政府对朝贡物品抽取货物税。

　　“椒木”指胡椒和苏木，盛产于东南亚，是贵重的香料和染料，通过朝贡贸易大量输入中国。当时，为抵制滥发宝钞而引起的通货膨胀，明政府甚至以胡椒和苏木代替宝钞发放京官俸禄。同时，由于椒木进口数量巨大，所抽税银部分还被用作平定倭寇的军饷。此锭即是广州府将椒木货物税折银充抵军饷之实例，与本公司2019秋拍另枚“广州府倾解椒木军饷银”（成交价41.4万元）为一对“姐妹花”，仅官银匠姓名不同，品相极其难得，具有极高的明代财税史、军事史实物史料价值以及古代货币文物收藏价值。


　　Lot 1570

　　明代山西“绛州 万历三十三年 站银”五十两银锭（GBCA MS61）

　　明代国家税收主要来源于田赋和徭役。“站银”即驿站夫役折银，亦是徭役折银的一种，由开设驿站的州县征收，大部分存留地方，用于支付当地驿站的日常开支，部分解送户部以充边境军费。明代驿站制度十分发达，其主要职责是接待官员、传递公文和运输官方货物。在驿站当差的人员统称驿传夫，早期来自徭役中的杂役，由各州县按户抽丁，或出钱粮雇人代役。嘉靖以后，各地将驿传夫役改为随粮摊派，折银上缴，由官府支银招募。由于驿站每年开支巨大，所用经费均由国家与地方财政拨款，所以，站银成为明代的一项重要税种。

　　据2013年李晓萍著《明代财税银锭考》一书记载，存世的站银实物，仅发现湖北汉阳县、山东莱芜县二枚五十两银锭。此枚山西绛州大宝，是目前所发现的第三枚明代“站银”实物，也是唯一一枚山西“站银”遗存，国内外相关文献目录均未见记载，公开拍卖尚属首次，对于明代驿站制度的研究，具有较高的实物史料价值。


　　Lot 1577

　　清代直隶“顺天兵饷会源足银”三两银锭（GBCA MS63+）

　　顺天府是明清时期北京地区最高行政机关，辖区范围含北京城及周边各县。清兵有满兵旗营与汉兵绿营之分，此类顺天府兵饷银，即为顺天府发放给满汉士兵的饷银，目前市面赝品较多，传承有绪的真品一物难求。此枚底部旧贴“中国北京顺天府饷银”完整收藏纸条，出自2010年秋季北京拍卖会海外集藏专题，必令藏家为之解囊。


　　Lot 1594

　　山西“民国年月 太原晋胜银行”五十两银锭（GBCA MS63）

　　来源：岭南著名银锭收藏家旧藏

　　出版：《银的历程》，页114，浙江省博物馆编，文物出版社，2015年

　　展览：“中国钱币学会金银货币专业委员会会员藏品精粹展”，浙江省博物馆，2016年1月15日

　　1913年1月1日，晋胜银行由大清银行山西分行改组而成，是阎锡山政权的“私资银行”，随后在多地设立分行，主要发行纸币，办理汇兑、存放款等业务。晋胜银行总行执事人贾继英，曾任大清银行山西分行经理，其通过关系，拿到交通银行在山西的业务代办权，并代理发行交通银行纸币。当时，晋胜银行在阎锡山政权的扶植下，资本充足，业务发达，盈利远超过同时期的山西官钱局和中国银行太原分行，成为阎锡山在山西统治时期的重要官僚资本金融机构。

　　1919年山西省银行成立，资本更加雄厚，业务发展迅速，晋胜银行相形见绌。次年，北洋政府再次颁布《修正取缔纸币条例》，规定凡发行纸币的银钱行号，都要接受财政部的检查与监督。阎锡山认为用款将不甚自由，遂于1921年令晋胜银行停业。

　　此锭即为晋胜银行委托银炉铸造，作为发行钞票的兑换储备金，铸额无多，留存至今所见极少。


　　Lot 1595

　　清代浙江“念八年 浙海关 吉字”五两圆锭（中乾评级 近未使用）

　　浙海关是中国最早设立的四大海关之一，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开设于宁波江东，统管浙江全境进出口关税事务。五口通商之后，由于兼顾国内贸易与对外贸易颇有不便，咸丰十一年（1861年），另设浙海新关，专门征收出入宁波港的国际贸易关税。而原来的浙海关则改为常关，只办理过往近海的小型木帆船过关纳税等事宜。

　　鸦片战争后，割地赔款使清政府财政捉襟见肘，关税收入多被用作战争赔款以及各种外债偿还，白银大量流出海外，只有极少被销铸成形制统一的海关税锭上缴国库。后经历朝历代的熔毁改铸，海关税锭存世少之又少。在这些海关税锭遗存之中，浙海关属最稀见的品种之一，目前发现不超过十枚，公开拍卖鲜有出现。此枚由宁波颇具规模的吉字银号代铸，打戳周正，气孔细密深邃，品相上佳。


　　福建地处东南沿海，很早开启海上贸易。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海禁开放，中西贸易逐年增加，西班牙、荷兰等外国银元随商船源源不断流入福建，成为当地主流货币。此时银锭在福建民间已乏人问津，铸造量锐减，旧锭大多回炉改铸，惟藩司、盐道与海关等上缴税项，因朝廷的坚持还以银锭形式起运。至清末，即便是税银，也因纹银短缺而逐渐改用洋钱，银锭在福建随之绝迹。因此，留存至今的福建银锭少之又少，且基本都为咸丰以前铸造。其中十两圆锭，因铸工较为粗糙，锭面罗纹粗大，锭体形似馒头，俗称“馒头锭”，真品极难寻觅。


　　Lot 1612

　　清代福建“二十四年五月 漳平县 谢潓泉”十两圆锭（GBCA MS64）

　　漳平县于明成化七年（1471年）置，县名取“邑居漳水上流、千山之中，此地独平”之意，地处福建省西南部，扼闽西东大门。其县名曾出现在极少数明锭之上，而清代银锭目前国内外相关文献目录却未见收录。此枚漳平县上解藩库税银，集罕少品种与顶级品相于一身，公开拍卖尚属首度亮相。


　　Lot 1613

　　清代福建“二十年四月 平和县 二十年四月”十两圆锭（GBCA MS63）

　　平和县于明正德十三年（1518年）置，取“寇平而人和”之意，地处漳州西南部，与福建、广东二省八县相连。其县名目前仅出现于极少数明锭之上，清代银锭前所未见，迄今仅发现此一枚，国内外相关文献目录均未见记载，保存完好无损，公开拍卖亦属首次。


　　Lot 1616

　　清代四川“清溪县 富厂 清溪县”十两圆锭（GBCA AU55）

　　富荣盐场位于川东南，由富顺县的自流井和荣县的贡井组成。因二盐井的地位特殊，雍正七年（1730年），朝廷在自流井和贡井分别设县丞，专管二井盐务。自流井因属富顺县辖区，又称“富厂”或“下厂”；贡井则因属荣厂辖区，又称“荣厂”或“上厂”。由于自流井内火井（天然气）资源十分丰富，而用天然气煎盐的成本更低，所以，光绪三年（1877年）丁宝桢改办官运时，以“上厂之卤枧运下厂就煎”的方式整合二厂资源，进一步推动了富荣盐场的开发，其盐产量很快超越犍乐盐场，成为四川第一盐场。

　　目前所见的富荣盐场相关银锭，除“富荣盐厘”税锭较常见外，打“贡井”、“自井”、“富厂”戳记的均极为稀少。“富厂”兼打“清溪县”名者，迄今仅发现二枚，以此枚品相最佳，公开拍卖尚属首次。存世另枚见载于丁贻平主编《川康银锭》第77页。


　　Lot 1620

　　清代四川“夔关 罗兴林 四年二月”三两圆锭（GBCA MS63）

　　夔关位于四川省夔州府（今重庆市奉节县）境内，是鸦片战争前中国境内最大的商税常关，也是长江上游的重要榷关，对过往川江的商船征收商税，其通关厘税是四川省及户部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目前发现的夔关银锭大致有十两、五两、三两三种规格。其中，十两银锭有二种造型；五两及三两锭则均呈圆饼状，底部为弧形，系关税征收中的奇零尾鞘银，铸额原本无多，历经熔毁重铸，存世寥若晨星。此枚字口完整清晰，品相全美，首次出现于公开拍卖，堪称小锭至臻。


　　Lot 1639

　　安徽“光绪十六年拾月 芜湖分局 皖岸盐课 元和银炉”五十两银锭（GBCA MS61）

　　来源：岭南著名银锭收藏家旧藏

　　出版：《宝银流芳——清代银锭研究与收藏》，页8，图7，鲍广东著，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

　　清代盐法实行官督商销制，盐商须先向政府缴纳引税，才能前往掌管盐务的盐运使司请领盐引，然后，再凭盐引到盐厂购盐，并将所购之盐贮存在“岸”，即盐的运销地。政府于各岸设立督销总局，负责监督和管理食盐的经销，并征收盐课。

　　清代安徽行销三地之盐，分别为江苏淮南、淮北之淮盐，山东之东盐，浙江之浙盐，以淮盐为主。“皖岸”即安徽行销淮盐的区域，计有二十八个县地，所征盐课均上解江苏两淮盐运使司。同治五年（1866年）三月，李鸿章为进一步发展盐务营运，强化安徽的盐务监督职能，设立大通盐务督销总局，负责监督盐务、疏销盐引，并征收淮南纲盐盐课。之后又在长江沿岸的芜湖与和悦洲二地，分别增设“皖岸督销分局”，直属大通督销总局，并由总局派遣道员，负责二个分局的具体业务。

　　大通督销总局上解的盐课税锭，目前仅发现有“督销总局 皖岸盐课”、“芜湖分局 皖岸盐课”二个品种，均为五十两形制。其中，“芜湖分局”迄今所见不超过五枚，是安徽官铸税银中最罕少的品种之一，首度见诸于公开拍卖。


　　Lot 1690

　　清末民初“福 禄 寿 囍 囍”八两吉语银锭（GBCA AU55）

　　铭文吉祥讨喜的吉语锭历来深受藏家喜爱，近来价格不断高升。其中，最具人气的品种“福 禄 寿 喜”吉语锭，系旧时殷商富户作为礼金等特殊用途，委托银楼特别打制，通常为元宝形或方形单戳一两小锭。宝面打有五个戳记且重逾八两者，非一般规格，可见委铸者非富即贵，铸额亦应无多，所见极罕，品相尤佳，必为吉语锭钟爱者心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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