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后母戊鼎铭文拓片 右：越王勾践剑身铭文

　　古今铭文趣谈

　　文/ 周 六

　　铭，有“铭以记之”之意，原指铸刻在器物上，祭祀先祖或册封诰命的文字。“铭”字的偏旁为“金”，在汉字六艺之中属形声，很明显最早的铭文多铸于钟鼎，后或刻于碑石。这篇小文缘于田家青老师的启发，从三代起谈谈古今器物上的铭文以及铭文背后的趣事。

　　三代青铜器上的铭文被称为金文，有铸、刻两种，对于今天来说，不仅是器物的断代标准之一，也是重要的史料。早期的金文一般只有寥寥数字，如“父辛”、“祖癸”、“母己”等，只记录先人名讳作祭祀之用。1939年出土于河南安阳的后母戊鼎（现藏国家博物馆），威严肃穆，是殷墟时期的代表，堪称国之重器，鼎腹内壁铸有“后母戊”三字因名。由于字体象形意味比较浓隶定困难，以至于很长时间内人们将“后”认为是“司”。

　　西周中晚期开始，长篇铭文逐渐成为主流，“子子孙孙永保用”之类的文辞开始出现并成为廷礼册命之类铭文的固定化模式。道光二十三年（1843）出土于山西岐山的毛公鼎（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铸于西周宣王时期，鼎内壁铸有铭文32行，近500字，是现存青铜器铭文中最长的一篇，堪称西周青铜器中铭文之最，叙事清晰，记载完整，从字体来看已初具大篆高度成熟的结字风貌，饱满庄重，堪称典范。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周室衰微，列国割据，体现在青铜器铭文上也是更多的地域化特征。因为战事频繁，这时候兵器上的铭文也最为常见。最具代表性的就是1965年在湖北省荆州市江陵县望山楚墓群1号墓出土的越王勾践剑（现藏湖北省博物馆）。剑上用鸟篆铭文刻了八个字，“越王鸠潜（通勾践），自乍（通作）用剑”。这种字体高贵华丽装饰性极强，春秋战国时流行于吴、越、楚等国，呈现出一股奢靡的气息，与器物本身的功用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毛公鼎铭文拓片

　　◎ 明末清初文人制铭

　　制铭的目的是为了流传后世，这种朴实的愿望不仅限于帝王将相，明末清初社会经济高度发展，文人圈子非常活跃，他们喜欢在自己日常使用的琴具、文具上镌刻铭文，最常见的有古琴以及笔筒、臂搁、砚台等文房小件。一方面是为了自娱，另一方面也在期许可以铭传千古。后世文人得到前朝古物通常倍加珍惜，为了证明此物曾为我所有，也会补刻自己的收藏铭文，如此形成了一个完整清晰的流传。

　　比如刘墉旧藏的一把明代黑漆仲尼式“天风海涛”益王琴，龙池内刻：“大明万历□卯岁孟夏月之吉，益国湟南道人获古桐良才雅制”，凤沼内刻：“洪都琴士涂嘉宾，奉命按式监斫”，从琴内款可知，该琴为益王琴。南昌涂氏，为明代著名斫琴世家之一，其中涂嘉宾即为涂氏斫琴名家。后此琴为刘墉所藏，因而琴背留下了他的题刻：“天风海涛，壬辰仲冬之月，久安室珍藏，石庵居士”，素有浓墨宰相之称的刘墉，是清代著名的帖学大家，其书中正平和，丰腴浑厚，展现了一个朝廷重臣所特有的儒雅气质和庙堂气度。

　　明刘墉旧藏黑漆仲尼式“天风海涛”益王琴（铭文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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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林棐几（铭文局部）

　　至于传世家具上是否有题刻，笔者就此请教了田家青老师。田老师认为传统古代家具，镌刻文字的极少，木器上的铭文，有的是制作时候镌刻的，尤为珍贵，有的是后刻的，就像书画的题跋一样，相对来说历史价值、文物价值就略低一些。他举了两个比较有名的例子，墨林棐几和公瑕坐具。这两件家具的主人项元汴、周天球，都是明末文人圈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墨林棐几是项元汴旧藏的一张书案。高二尺二寸三分，纵一尺九寸，横二尺八寸六分，文木为心，梨木为边，有项氏三方印章，“项”、“墨林山人”、“项元汴字子京”。项元汴，字子京，号墨林，别号墨林山人，明代著名收藏家，工绘画，擅书法，精鉴别。晚清张廷济得到这张棐几后非常珍视，自书长铭一篇，请张燕昌刻在棐几的一条腿上。

　　墨林棐几（铭文拓片）

　　“棐几精良，墨林家藏。两缘遗印，为圜为方。何年流转，萧氏逻塘。火烙扶寸，牙缺右旁。断虀切葱，瘢痕数行。乾隆乙卯，载来新篁。葛澄作缘，归余书堂。拂之拭之，作作生芒。屑丹和桼，补治中央。如珊网铁，异采成章。回思天籁，刼灰浩茫。何木之寿，岿然灵光。定有神物，呵禁不祥。宜据斯案，克绰永康。爰铭其足，廷济氏张。书以付栔，其兄燕昌。”

　　张廷济《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中对墨林棐几，公瑕坐具的记载

　　铭文拓片则收入《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

　　公瑕坐具，即周天球旧藏紫檀南官帽椅，现藏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周天球，字公瑕，号幻海，又号六止居士。从文徵明游，承其书法，闻名吴中。尤擅大小篆、古隶、行楷，文徵明赞其“他日得吾笔者，周生也。”丰碑大碣，皆出其手。椅背上刻有周天球铭文：“无事此静坐，一日如两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戊辰冬日周天球书。”

　　张廷济《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中亦收录此铭文拓片，并附张廷济跋。这件紫檀官帽椅是否曾为张廷济所有，目前没有定论。但是周天球铭文之下，吴云的两段铭文可知它的流传，有意思的是，我们从吴云的铭中不仅读到他与此官帽椅的渊源，更是得知他在之后的五年先后又得了三把类似的紫檀椅，且都刻有明贤遗墨（董其昌、祝允明、文徵明），不失为一段佳话。

　　藏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的这四把紫檀椅，该馆认为是非常珍贵的原刻家具，但目前学者对于此四件家具究竟是原刻或是民国时期古玩商为牟利后刻的仍存疑问，至今是一个学术争论。

　　公瑕坐具及其铭文局部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周天球四件家具铭文拓片

　　田老师藏有一件清乾隆和亲王弘昼草书文赋黄花梨罗汉床围，背围长205厘米，宽45厘米，侧围各长110厘米，宽38厘米，其上镌刻乾隆时和亲王弘昼所书文赋近三百字，是已知家具中镌刻文字最多的一件，十分难得。

　　田家青藏 清乾隆和亲王弘昼草书文赋黄花梨罗汉床围

　　床围镌刻铭文拓片

　　这件黄花梨罗汉床曾经启功先生过目谛审，并与他收藏的一件弘昼幅临唐诗草书作品对比，启功先生认为书风与和亲王书法契合，而于床围上抒怀题写，亦与和亲王恣心立异的性格一致，因此乃真品无疑。最值一提的是，床围书法的镌刻者，以铁刃对硬木，凭韧腕健掌，心游意走，竟在筋性难驯的黄花梨木上复现出柔湿毛笔在宣纸上断连飞白的奇妙效果，钩提点划，神韵毕现，令人瞠目叹赏。王世襄先生曾为此床围书写跋识。

　　残存床围，三面镌弘昼草书，字径逾寸，神采而有法度，所书皆纵情山水，寄兴笔墨语。末谓‘得此乐者甚稀，其不为外物移其好者，又特稀。余颇知此趣，恨字体不工，不能到古人佳处。若以为乐，则自然有余’。率真而能道出其情趣，弘昼为艺术家，愈信而有征矣。

　　王世襄先生一生，仅为两件古代家具题写过跋文，此黄花梨床围残件为其中之一，可见对其极为珍视。

　　王世襄先生为此床围书写题跋

　　二十多年前，田老师得此床围时只是残件，微有小伤。为复原全器，他为床围设计了三个不同风格的床身，并配造了其中一具，使今人得以看到一件完整的罗汉床，领略王府用器的风采和气度。唐宋人文赋，和亲王法书，大匠行镌雕，家青配床身，可谓古今艺术家隔代合作的典范。

　　中贸圣佳去年秋拍中也有一件明万历孙克弘制黄花梨四柱架子床，刻铭甚佳。孙克弘，号雪居，松江人，收藏家、书法家，晚明松江画派重要人物，官至汉阳太守，独创硬木嵌银丝法，名扬江南。陈继儒记其“所居四壁皆画苍松老柏，崩浪流泉，有一种澄泓萧瑟之意萦绕其间”。该床右侧方柱朝左侧刻有孙克弘铭文：“躯之所安，寝处和欢。夕惕敬慎，崇德远奸。戊寅雪居制。”后侧围子亦刻苍松图。

　　明万历 孙克弘制黄花梨四柱架子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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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床座三面装围子，分别刻叶崐书《夜坐记》、黄枢题铭、宋旭画松、张崐画葡萄，书法刻画精细，运刀如笔，颇显法度。其中《夜坐记》一篇为明贤所作，述其夜半起身，弗能复寐，读书听雨，遐思连篇，深有感悟之经历，所谓“嗣当齐心孤坐，于更长明烛之下，因以求事物之理，心体之妙，以为修己应物之地，将必有所得也。”孙氏以此篇刻于床围颇有修身齐心，澄心发志之意味。明代松江地区是重要的硬木家具发源地之一，孙克弘、宋旭、叶崐等皆是一时名流，作为早期黄花梨大型家具，此床之研究价值、人文价值毋庸多言，其造型高古，比例适宜，亦是出类拔萃，堪称典范。

　　床围镌刻铭文及苍松、葡萄图拓片

　　◎ 当代新制铭文

　　田老师回忆起上世纪八十年代，王世襄先生很早就萌生过设计制作家具的愿望，还曾经对他说：“我们要是制作家具，一定要刻上款识。我打算篆刻上‘世祥’字款，寓意世界祥和，万事祥和，这两字的拼音字母与‘世襄’是相同的，你看不错吧”。直到1996年，王先生得到一块大花梨板，终于圆梦，这张被誉为“中华世纪大案”的大画案，由王世襄设计，田家青制作，王世襄先生还亲自做了一篇长铭，请荣宝斋的傅稼生先生镌刻于牙子的正面，以石青填色。

　　“大木为案，损益明斲。椎凿运斤，乃陈吾屋。庞然浑然，鲸背象足，世好妍华，我耽拙朴。郭君永尧，赠我巨材，与家青商略兼旬，始作斯器。绳墨操斧者陈萃禄，剞劂铭文者傅君稼生也。丁丑中秋，王世襄书于城东芳草地西巷。”

　　田家青原设计裹圆牙子大画案铭文

　　这段铭文寥寥数言，不仅记述了大案从木料购置到设计打造过程，同时也表达了王世襄先生自己的理念。“世好妍华，我耽拙朴”，世人喜好华贵繁丽之物，而他沉浸在拙朴无华的美丽之中，可以说这便是王世襄先生的审美观、艺术观，甚至人生观最好的诠释。

　　1997年田老师确立了自己设计制作家具的基本思路后，打算正式开始一个系列的家具设计制作，总共二十件家具，他将这个系列定名为“明韵”。王世襄先生得知后亲自为“明韵”题款，他认为家具上一定要留下年号和序号，最好用干支年款和汉字数字，与“明韵”二字形成书法统一，因此，王先生将汉字数字从一到十，天干地支，每一个字都认真写了数遍，“明韵”二字更是写了不下十种。认真程度令人敬佩。

　　上：1996年，王世襄、田家青设计花梨独板大画案（文中所述中华世纪大案）

　　下：2012年，田家青原设计裹圆牙子大画案

　　注：当年王世襄先生为方便镌刻刻铭文，将大案的牙子设计为直的，而十六年后田家青根据自己当年的构思设计制作的大案牙子是圆的。

　　早在与王世襄先生一起制作“中华世纪大案”的时候，田老师自己也同时构思了一张大案，可以说这是两种设计思路，既分庭抗礼，又各能自圆其说，同调异趣，各臻其妙。所谓君子和而不同，两案可为典范。十六年后制作完成的时候他将自己对榫卯间之思索作为铭文，镌刻于大案面的两短边上。

　　王世襄先生为《明韵》题写的不同形式、不同字体的款识与“干支”纪年款和中文数字

　　王世襄先生为田老师写的最后一个案铭“ 紫檀架几铁梨面，莫随世俗论贵贱。大材宽厚品自高，相物知人此为鉴。”其实这是田老师家具制作最初的理念，他要打破“人分三六九等，木分花梨紫檀”的成见，用两种木材共同打造一件家具，花梨有宽大厚实的大板刻做案面，下部用结实的紫檀支撑，物尽其用，各展所长，他设计的家具中始终都贯彻了这种理念。

　　王世襄先生题写的最后一件案铭

　　田老师的《明韵》系列中不乏大案、圈椅之类的大作，但是笔者发现其中有一件黄花梨木的痒痒挠很是特别，据田老师讲，这原本是一条扶手椅背板裁余剩下的材料，他不忍丢弃，又发现其形酷似一弓身欲昂之蛇，而他自己属蛇，才由此引发联想，就其宽窄方扁弧洼之势，随形刮削，制成一个痒痒挠，宛若天成。手柄正面镌刻弥松颐先生手书题铭“上也不是，下也不是，搔着恰当处，唯有自己知。”既实用又诙谐有趣。

　　田家青设计 痒痒挠

　　王世襄先生曾戏言，世襄题铭，家青制器，一定要找傅稼生先生镌刻，傅万里先生做拓片，才算配套。田老师一件早期作品紫檀圈椅的背板正面刻有朱家溍题铭，这是朱家溍先生为家具题写的唯一一个款识，其中一句“凝神默坐，感通无为”可以说是对这件家具的最高评价。圈椅背面刻有王世襄先生题写的“家青制器”款识，正如王先生所言，铭文款识皆由傅稼生先生镌刻，刀工流畅传神。可惜老一辈学者、艺术家的学养成就难以复克，如今无论是书法或是诗词的造诣都难以再达到相得益彰的境界。刻工能够做到传神的就更难了。

　　田家青设计 朱家溍铭紫檀圈椅（局部）

　　虽然深感遗憾，但是田老师总能另辟蹊径，他与徐冰合作，在一张“方圆之间”大案的牙子上面镌刻徐冰书写的案铭:

　　“Harmonious blend with nature-dedication from Xu Bing to the creation of Jia Qing.Two thousand and fourtee”

　　最懂与自然配合之道。

　　众所周知，徐冰独创的“新英文书法”，文字的笔画都遵循汉字笔法，但内容其实是英文，乍看宛如“天书”，知道了它的成字规律之后，会发现它的元素是完全中式的。这件大案以棱角分明的独板方材为案面，传统设计中经典的椭圆材为腿足，“天方地圆”的结构打破了固有模式，“天书”铭文更与传统元素重新组合赋予了家具新时代的气息。

　　?“方圆之间”大案 中华世纪坛“器度——2015艺术·家居大展”

　　-The End-

　　文摘选自

　　《圣佳艺文志NO.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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