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嘉德]启功旧藏金石碑帖 法书影本672 种

　　11月18日下午，中国嘉德2019秋拍“启功旧藏金石碑帖、法书影本672种”作为一个标的上拍，拍品现场以1600万元起拍，100万一口加价至2200万元，之后50万一口加价至2550万元落槌，经过近15分钟鏖战，加佣金最终以2932.5万元，被8053号藏家投得。此672种中有启功先生题签、批校、题跋本共212种，上自先秦金石，下迄近代碑刻，是启功先生一生心血的结晶、其学思想的来源，亦是成就先生的基石，是一部详尽的中国书法史，有着极其非凡的意义。

　　启功旧藏金石碑帖、法书影本672种

　　中国嘉德2019秋拍

　　成交价：2932.5万元

启功

　　谁说北方爷们不萌哒哒？启功表示，不同意。有图有真相，给各位看官上几张硬照，启功很喜欢玩具，还亲自书写签条贴在玩具柜上 “只许看，不许拿”。启功的幽默亦是出了名的，每当听到有人尊称他大师，便说：“我是大狮”，说完向人做狮吼状。

　　用筷子扮“鲶鱼”的启功

　　和黄苗子郁风夫妇 启功戴“蛤蟆帽”

　　中国当代著名书画家、教育家、古典文献学家、书画鉴定家、红学家、诗人，国学大师等都是启功先生的头衔，但他淡泊名利。1994年底，经众好友游说，他终于同意央视东方时空来寓所采访。采访组一上来就列举众多头衔，先生一句话轻轻拨开众多桂冠：“这叫此地无砂，红土为贵”。

　　如今其“书名盖过画名”，启功对“书法家”这个头衔却不以为然，他曾说自己的“字不如画，画不如文物鉴定”。早年接受采访的时候就曾经声明，他首先是一个教师，然后勉强算是一个画家，书法只是他业余爱好。可见启功为人之谦虚。因为书法是中国古代文人必备的基本功，过去的文人字写得都很好，但对书画总是嗤之以鼻，认为是雕虫小技，并不以书画家自居。值得一提的是，当年“京一所大学成立了一个书法系（是首师大），欧阳中石当时没有足够的自信办这个，他想拉启先生一起来办。启先生说：‘写成什么样就叫书法博士了，写成什么样就叫书法硕士了，没有标准，无法判断。’ ”启功弟子赵仁珪回忆道。

　　2017年11月嘉德艺术中心开馆展，启功旧藏金石碑帖展

　　对于副业“书法”，启功是下过一番功夫的。2005年，启功先生去世，整理遗物时，家人在床底下发现了两个大箱子，里面装满了金石碑帖，部分藏品曾于2017年11月北京嘉德艺术中心展出过。一页页翻开，几乎都有启功先生亲笔书写的记录、考订、研判、心得，密密麻麻，细致入微，这些碑帖都是他的日课；它们就像是他的“秘笈”——启功先生对碑帖的研究和他的书法艺术的成就密不可分，细细琢磨这些珍藏，可以想见启先生是如何临、如何学、如何想。

　　鉴定家傅熹年先生，见过其中不少。“特殊时期抄家的时候，有人专门来给启功先生的书架贴上了封条，碑帖也动不了了，因此，他们聊天一度只能‘空谈’，但这其实又保护了启先生的‘宝贝’，其他人就动不了这些东西了。 ”

　　张珩、启功 题签 容庚 题首

　　马衡、叶恭绰、康生、郑世芬、林志钧、

　　黄孝纾、黄君坦、谢稚柳、于省吾等 题跋

　　吴皇象书急就章（明松江本）

　　明拓本

　　今次嘉德秋拍整体上拍的“启功旧藏金石碑帖、法书影本672种”中的重要藏品中有几个最广为人知的本子，“公藏也无出其右者”，第一个本子就是明拓松江本吴皇象书急就章。

　　陈振濂先生现场导读

　　“这是一个明拓，也是公认的传世最旧本。非常精彩，很多名人都在后面留了题跋，在当时也是非常珍贵的本子，现在是一个章草世界的典范，它的用笔方式是最典型的，大家认为它就是一个标准本。启功先生曾经从文献考证的角度，写过《<急就章>传本考》，收录在他的《启功丛稿》中。如今像启功先生这样的学者，再也找不到第二个。”陈振濂说到。

　　启功旧藏

　　魏张猛龙碑并额并阴

　　明拓本

　　其中有不少碑帖，是许多人案头临习的版本，如启先生旧藏明代精拓《张猛龙碑》，他在后面题了长跋，还自己在《论书绝句》里提到，“出墨无端又入杨，前摹松雪后香光。如今只爱张神冏，一剂强心健骨方”，所以张猛龙是启动先生的最爱了。

　　启功 题跋

　　魏张猛龙碑并额并阴

　　明拓本

　　陈振濂对此也有类似的感受：“原来我们看启功先生的东西，我们觉得他基本上走的是帖学的路，但是启功先生那个时候那么重视这部《张猛龙》，我也觉得有点意外，因为启功先生在碑和帖之间，是比较倾向于帖，而且他有一个很著名的名言，就是今天很多书法家都在讨论的，启功先生提倡“透过刀锋看笔锋”，我们现在再看魏碑《张猛龙》，笔划是比较夸张的，比较自由自在的方式。但是他会用他的方式去解读张猛龙，《论书绝句》其实在启功先生来说是他的一种心得。启功先生最后的写作方式还是南帖，但是他对北碑的吸收绝不排斥。”

　　11岁的启功（中）和祖父裕隆（左）以及姑姐丈在一起。这是目前发现的启功最早的一张照片

　　了解启功的人都知道，他开始学书法的机缘，“大约在十七八岁（1930年左右）的时候，我的一个表舅让我给他画一张画，并说要把它裱好挂在屋中，这让我挺自豪，但他临了嘱咐道：‘你光画就行了，不要题款，请你老师题’。这话背后的意思在明显不过了，他看中了我的画，但嫌我的字不好。这大大刺激了我学习书法的念头，从此决心刻苦练字”启功回忆道。

　　启功 题签、题跋

　　乾隆内府摹刻落水兰亭并跋

　　清乾隆间内府拓本

　　父亲恒同是家中独苗，又在启功一周岁时过早去世，主要由母亲和终身未嫁的姑姑抚养长大，历经坎坷。启功从小备受祖父毓隆的疼爱并亲授书法，开始描摹字的结构，为其打下良好的书法基础。后来启功从刊刻精良的颜真卿《多宝塔》碑中逐渐领悟了用笔时的起始转折，被祖父所称赞，之后遇到了上文表舅要画一事的刺激，努力钻研书法。二十多岁时，他的草书有了一定的功底，冯公度先生以“这是认识草书的人写的草书”来肯定了他的草书。几年之后，启功开始练习赵孟頫《胆巴碑》，其题画的功力渐长，但发现字较为板滞，为此他从董其昌身上下功夫，得其飘逸，却又发现自己的字缺乏骨力，接着又从友人处借得一部宋拓本《九成宫》，并将其向拓成摹本，然后临习。启功的学书过程是先从赵、董的清秀、飘逸转入欧阳的端稳、严谨的。

　　“先摹赵董后欧阳，晚爱诚悬竟体芳。

　　偶作擘窠钉壁看，旁人多说似成王。”

　　——《论书绝句百首》最后一首，启功自述学书法的过程

　　张效彬、启功 题签 启功 批校、题跋

　　唐柳公权书玄秘塔碑并额

　　元明间拓未剜本

　　之后，他又临柳公权的《玄秘塔》碑，吸取其体势上的劲媚，这样一来，欧、柳、赵、董各家的融合与互补，就构成了启功初期作品的基础。后来启功又学习智永的《真草千字文》和一些碑版拓本，逐渐形成了自己稳定的书法风格。因为“文革”期间，启功被迫书写过很多大字报，所以他曾在《口述》中戏谑地说自己的字很大程度上是靠抄大字报练出来的，戏称为“大字报体”。由上可知启功自学书法的途径是大量临摹古人的碑帖，在《论书绝句百首》的第97首中道出了缘由，“少少谈汉魏怕徒劳，简牍摩挲未几遭。岂独甘卑爱唐宋，半生师笔不师刀。”

　　启功先生一生学习书法，是以笔为师，不是以刀为师，即是说他重墨迹而不重碑。启功先生认为，刀刻的痕迹和毛笔写的书迹是完全不一样的，他反对学碑学死了，非得写出魏碑那几个棱角。另外，他一生癖嗜碑帖，自作诗《贺新郎·癖嗜》里面说：“历代法书金石刻，哪怕单篇碎块，我看着全可爱。” 随着出土文物、古书画的不断发现和传世，特别是故宫的对外开放，他有机会看到更多的真品墨迹，这对其书法亦有很大帮助。

　　既然书法是副业，那么绘画对启功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我小时是立志作一个画家的,因此从小我用功最勤的是绘画事业。在受到祖父的启蒙后、我从十几岁开始，正式走上学画的路程，先后正式拜贾羲民先生（学鉴定，每月三天去故宫看画，为之讲解）、吴镜汀先生学画，并得到溥心畬先生（学诗）、张大千先生、溥雪斋先生、齐白石（学书法）先生的指点与熏陶，可以说得到当时最出名画家的真传。到二十岁前后，我的画在当时已小有名气了，在家庭困难时，可以卖几幅小作品赚点钱，贴补下。到辅仁期间,我又作过一段美术系助教，绘画更成为我的专业虽然后来我转到大学国文的教学工作，但一直没放弃绘画创作和绘画研究。”

　　——启功

　　我们可以看到，启功先生的绘画起点高，有众多名师助力，自身天分高又勤奋，为何画画最终会成为副业呢？

　　20世纪60年代末，启功先生（左）和他的老师、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陈垣合影

　　这要说到最令启功终身感念服膺的恩师——辅仁大学校长陈垣，陈垣是他的恩师、更是终身提携他的伯乐。想必大家都听说过启功三进辅仁大学的故事吧：启功十八岁时于北京汇文中学高中肄业，只能依靠出售自己的画作贴和教馆补家用，收入甚微甚至不够养家，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那时，启功祖父毓隆在四川做学政时的两个学生邵从煾、唐淮源先生知道了他的窘境，便将启功介绍给了曾任民国教育总长的同乡傅增湘。也许是祖上积下的阴德，傅增湘当年参加殿试时，启功的曾祖溥良是阅卷官之一，按那时规矩，傅增湘算是溥良的门生，得知此事后，慷慨应允。

　　傅增湘 题签 启功 作碑式图

　　唐薛曜书夏日游石淙诗

　　清中期拓本

　　傅增湘为了推荐年轻的启功给辅仁大学的陈垣校长，将启功写好的几篇文章和一幅扇面带去。那时的心情，时隔七十余年启功先生还清楚地记得那次拜见：“初次见面还未免有些紧张，特别是见到他眉宇间透出的一股肃穆威严之气，甚至有些害怕。但他却十分和蔼地对我说：‘我的叔叔陈简墀和你祖父是同年的翰林，咱们还是世交呢’。”

　　一进辅仁。陈垣看了启功的一些作品后，对启功的艺术和文学功底很深赞赏，并没有在意启功只是中学肄业、没有文凭的现实，不拘一格地安排启功到辅仁附中任教。后来，启功还是因为文凭不够被分管辅仁附中的一位张怀院长（海归博士）辞退，结束了启功一进辅仁的历程。

　　二进辅仁。陈垣得知启功被辞退之后，坚信启功是难得的人才，亦深知文凭重要，实力更重要，或许他在启功身上看到了自己，他也没有留学经历，每次自报家门时总是称“广东新会廪膳生”。于是他顶着压力，又把启功请回辅仁。这次对启功的安排，陈垣也费了些心思，安排启功进入美术系任教。再次碰到那位分管的张院长，以同样的理由辞退了他。后来，陈垣校长有意让启功担任自己的秘书，然而这个职位却阴差阳错地让别人接替了。于是，启功只好离开辅仁，结束了他二进辅仁的经历。

　　三进辅仁。第二次离开辅仁正好是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北平沦陷，物价飞涨。启功又面临着巨大的生活压力，因此也就又回到了之前教馆教书、写字卖画的窘境。一直到第二年夏天，陈垣找到启功，说要请启功回辅仁大学教授大一国文。陈垣带来的这个消息不啻于久旱甘霖。不仅仅是解了启功经济上的燃眉之急，更是自己可以回到喜爱的讲台上和校园中，尤其是体会到了来自于陈垣校长的知遇之恩。而这种知遇之恩，启功终其一生也没有忘记，后来有人让他进教育部任职，工资比教师高，在与陈垣的交谈中，猛然醒悟，从此站定讲台，这一站就是七十年。他后来为报答老师教育之恩，用出售字画所得200余万元，设立了励耘奖学金。

　　张珩、启功 题签 容庚 题首

　　马衡、叶恭绰、康生、郑世芬、林志钧、

　　黄孝纾、黄君坦、谢稚柳、于省吾等 题跋

　　吴皇象书急就章（明松江本）

　　明拓本

　　启功多年跟随陈垣学习，其第一篇论文《急就篇》、还有《董其昌书画代笔人考》都有老师陈垣的功劳。而陈垣对书画鉴定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是《史讳举例》，启功学以致用，用在了书画鉴定上，解决了很多悬案。陈垣先生曾在他的《史讳举例》中指出“避讳可以辨别古文书之真伪及时代”, 所以他在鉴定古书画的时候, 往往不凭借作品的风格笔法, 而是着重凭借对历史文献的掌握, 从一个字断定古书画的真伪比如, 陈垣曾看到过一位收藏家购买的吴历摹古画一册, 共有八页, 题名为《仿古山水八帧》, 画法细密, 技法相当到位。其中第七帧是摹北宋李成的, 题款为“李营邱渡秋图”, 第八帧的末款题“丙戌年冬至”。陈垣立刻断定这本画册是伪作, 理由是, 历代对孔子的字都不避讳, 直到清代雍正四年（1726年）才下令避讳“丘”字, 凡是写“丘”字, 均加“邑”旁作“邱”, 此前都没有这种写法。吴历（1632-1718年）生于明崇祯五年, 卒于清康熙五十七年, 在雍正以前, 他不可能预知要如何避讳, 而丙戌年冬至是康熙四十五年年, 也不可能预知要避谁的讳。这个例子告诉启功, 熟练掌握丰富的历史文献也是鉴定书画文物的一个有效的方法, 这对启功的影响很大。

　　启功 各体书题字、题跋

　　汉刘熊碑

　　民国间有正书局石印本

　　启功 题签、飞白书题字、题跋

　　董香光书钱忠所神道碑

　　民国间有正书局石印本

　　除了少时打下的童子功, 启功在辅仁大学直到后来的北京师范大学里的教学生涯也为他的书画鉴定方法的形成提供了条件。因为他在大学里一直担任中文系的古典文学、古典文献学的教学工作, 教授文史典籍、历代韵文、敦煌变文等, 内容涉及到文字、音韵、训话、目录、版本、校勘、官制、地理、典章、习俗等, 范围相当广。在八十年代, 启功还创立了北京师范大学古典文献专业硕士点、博士点。他的许多研究都是从他长期从事的教学实践中发展起来的。以一位教授、学者的身份, 以他擅长的古典文献学方面的广博知识为背景和立足点介入到书画鉴定中, 他的视角必定会与众不同。他不是凭感觉地判断某件作品对或不对, 而是提出以文史记载为依据的方式，有理有据, 这也往往能够在鉴定书画中出奇制胜, 令人信服。

　　如启功对北宋米芾《宝章待访录》和张即之的《汪氏报本庵记》两件书法的鉴定就是因其中有避讳字“某”字的运用不当，而推断出二者皆为赝品。

　　“《宝章待访录》这卷墨迹, 我没见到过, 但从张丑抄录的文词看, 可以断定是一件伪作。理由是, 其中凡米带提到自己处, 都不作`芾” , 而作“某” 。我们今天看到许多米带的真迹, 凡自称名处, 全都作‘献’ 或‘带’ , 他记录所见书画的零条札记, 流传的有墨迹也有石刻, 石刻如《英光堂帖》、《群玉堂帖》等, 都没有自己称名作‘某’ 字的。可知这卷墨迹必是出自米氏子孙手所抄……然而卷尾还有一行‘元佑丙寅八月九日米带元章撰’ , 这便坏了, 从卷中自避其名, 而卷尾忽署名与字这点上看, 也是自相矛盾的。”

　　——启功

　　再如，上世纪50 年代北京故宫博物院曾展出过一幅宋人雪景山水，传为北宋大画家范宽所作。而且这幅画作的一棵树干上亦落有“臣范宽制”四字名款，启功先生则根据“宽”一字是时人因范中立性温厚而送的诨号（绰号）【范宽本人名中正，字中（仲）立】，从而推断出这张画的落款不合逻辑，因为范中立本人是不会用外人所送的一个“诨号”给自己的画作落款的，特别是奉命给皇帝绘制的作品更不会如此。

　　除了老师陈垣的恩情难忘之外，让绘画变成启功的“副业”的重要原因是筹备北京中国画院被人带上了“右派”的帽子。

　　“他是以临摹出身的，这是中国画的传统手法。临摹是基本功，中国画表达的是文人内心的情绪。但造成他最后书名超过画名，根本原因还是“反右”，因为他是在画院被打成“右派”，所以他对绘画有点寒心了，因为是毫无原因的。他协同叶恭绰筹建北京的第一个画院……所以后来启先生当时就决定封笔不再画了。当时书名已经很高，声名鹊起，渐渐转到书画。” 启功弟子赵仁珪说道。

　　标点廿四史清史稿同人合影(一九七三年)

　　五十年代，启功的绘画创作业已成熟，因为上述事情搁笔，直到七十年代末，他在中华书局点校“二十四史”之中的《清史稿》时，环境宽松，才重拾画笔，偶尔画画，否则他的画名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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