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冒险家斯坦因装满箱子的一队牛车正要启程

　　他回头看了一眼西天凄艳的晚霞

　　那里

　　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滴血

　　——余秋雨《文化苦旅》

　　斯坦因车队，满载而归

　　自1900年6月22日，王道士在无意中发现藏经洞的那天起，敦煌已经注定不可能再沉睡于漫漫黄沙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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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圆箓

　　然而藏经洞的发现者与看管者为清末道士王圆箓，对洞内文物的历史价值一无所知，在他手中，这座历史宝库中的文物陆续离洞流散，分别被英国探险家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1862-1943）、法国考古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日本探险家大谷光瑞（1876-1948）等人大批收购，运送出国，分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大英图书馆、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和中国国家图书馆、日本等地，为世人所宝。

　　来源：中国嘉德拍卖

　　2019春拍，嘉德古籍部特辟“无尽意——敦煌遗书及佛教典籍专场”，当中最重要的拍品是敦煌遗书南北朝梁天监十六年（517）比丘惠谛写《成实论》经卷二，此经抄写于梁天监十六年，即公元517年，据今已有1502年的历史。《成实论》由印度（中天竺）4世纪的佛学思想家诃梨跋摩所著，东晋时，便传于中国。它是印度佛教由小乘向大乘发展时期的重要著作，内容丰富，所以一直被人们高度重视，也就出现以讲习《成实论》为主的“成实师”。此经抄写于南方，辗转被封藏于西北大漠的藏经洞中，今又重现世间，让人感慨造化的神奇。

　　梁天监十六年（517）题记

　　此经有墨栏，有划界栏针孔，现存13纸，长649厘米，高25.9厘米，共抄写341行。首残尾全，卷尾有尾题、题记。题记共35字，分作三行：

　　梁天监十六年四月十五日，比丘惠/谛敬造《诚实论经》一部。以兹胜/业，奉福尊灵，早升仏地。

　　“当时虽然南北朝分裂，但人员交往依然频繁，特别是佛教僧人，本来就有游方求道的传统，就可能随身把佛典带到其他地方。如英国图书馆藏《胜鬘经疏》（公元515年作）就是在西安书写，然后由高昌僧人带到敦煌的。所以南方佛典传到北方、传到敦煌，虽然稀见，却并不是令人难以理解的事情。” 方广锠表示。

　　（古印度）诃梨跋摩 著 （后秦）鸠摩罗什 译

　　敦煌遗书《成实论》卷二

　　梁天监十六年（517）比丘惠谛写本

　　1卷附盒 纸本 25.9×649 cm

　　中国嘉德 2019年春拍

　　敦煌遗书《成实论》卷二局部 中国嘉德2019春拍

　　英国大英图书馆藏 《大般涅槃经》 27x775cm 南北朝时期梁天监五年(506年)

　　敦煌地处西北，当时属于北朝，因此，现存敦煌遗书中南北朝写经卷中若有题记者，几乎都是北朝纪年。因此带有南朝纪年款的敦煌遗书寥如晨星。此卷写经被专家论证为是现在可以确认的敦煌遗书中属于南朝写经的第二件。另一件是英国国家图书馆藏的南朝写经《大般涅盘经》。

　　字迹端庄、工整，字体介于隶书到楷书之间，单字看，结字匀整，体式茂密，棱角分明，波磔尤存（隶书）。一些捺画呈现出燕尾形态，已经比较接近成熟的楷书了。

　　更重要的是，目前发现的敦煌遗书《成实论》写本，从卷一到卷八，均为俄藏小残片，且其中恰好缺失卷二。嘉德春拍这件长达6米多，且为目前所知，通过敦煌遗书保存下来的唯一一件《成实论》卷二。

　　“木斋/审定”印章

　　该卷近代已修整，接出织锦护首与拖尾，残破处有修裱。卷尾正面有“木斋/审定”朱印一方，背面有“木斋/真赏”朱印一方，两枚印章的主人均是李盛铎。

　　那么，李盛铎是谁？

　　李盛铎

　　李盛铎（1859-1934）字椒微，号木斋，晚号<鹿吝>嘉居士，江西德化人。5岁开始读经作诗文，11岁读《说文》、《经典释文》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12岁开始购书、抄书、校书，曾刻《范家集略》等行世，17岁已在江西文坛小有名气，30岁高中“榜眼”，从此在官场上风生水起。历任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江南道监察御史、京师大学堂总办、出使日本大臣、出使比利时大臣，出使各国政治考察大臣等；入民国后，又曾任大总统顾问、参政院参政、国政商榷会会长等职。

　　李盛铎还是一位著名的藏书家和目录学家，以扎实的古籍鉴赏功底，收藏了不少国内顶级的善本书，与叶恭绰、罗振玉、傅增湘并称近代四大藏书家。李盛铎的“木犀轩”建在宋代大儒周敦颐的墓旁。 “木犀轩”藏书与其家族四代的藏书积累是系系相关的，主要分为三部分：一部分是他祖父的收藏；一部分是早年随父宦游长沙时，购得的袁芳瑛卧雪庐藏书（当时湖南藏书质量最高的）；二是李盛铎出使日本其间，得日本目录学家岛田翰之助，访得不少国内佚书和日本、朝鲜的古刻本。再加上李盛铎零星访得“四大藏书楼”杨氏海源阁等各藏家散出之秘籍，仅宋元本就达三百种之多，内容包涵经史子集四部，总计达一万多种。同时代的大藏书家傅增湘曾去过木犀轩，竟发出这样的赞叹：“统观藏书全部，量数之丰，部帙之富，门类之赅广，为近来国内藏书家所罕有。

　　《木樨轩收藏日本旧版书目》

　　李盛铎人生中做得最正确的一件事就是收购明清两代内阁大库档案（“八千麻袋事件”），这些档案被当废纸处理，罗振玉偶然在琉璃厂看到，花了一万两千元购得，这笔钱是罗振玉挪用的同乡汇款。三年后，罗振玉为了还上这笔钱，于是就把这批档案以一万六千元卖给了李盛铎，租屋分藏在北京、天津两地，因为数量太多，单以重量记约十二万斤。三年后，他以原价转卖给了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得以保护这一大批档案不外流。

　　木犀轩在当时虽是闻名海内外的巨藏，但李盛铎特“吝啬”，藏书从不轻易外借。当时商务印书馆正在印制《百衲本二十四史》，找李盛铎借宋刻本《汉书》、《后汉书》和《晋书》，张元济在1927年10月15日致傅增湘的信中说：“木老（即李盛铎）允借两汉晋书，索酬万元”，这样的行为让许多文人、学者，望而生畏。

　　第三部分是敦煌藏经洞的文物，在敦煌学研究上，李盛铎是绕不开的人物，他精通版本目录之学，收藏了很多佛经之外的珍本，诸如景教、公私文书，韦力盛赞其“私藏敦煌遗书第一家”。

　　1919年7月3日，罗振玉致王国维信上写到：“李氏诸书，诚为千载秘笈，闻之神往。甘露二年写经，君楚疑为苻秦时物，亦极有理。景教经二种，不识但说教理，抑兼有事实，此诚世界宝笈，不能以书籍论矣。”

　　李盛铎又是如何得到那令罗振玉“闻之神往”的敦煌秘笈呢？

　　文章开始已经说过，敦煌藏经洞文物，经王道士，斯坦因、伯希和之手流传于国外，1909年8-9月间，伯希和已经把大批敦煌文物运送回国，他再次返回中国，向罗振玉等中国学者赠送了一批敦煌文物的影印本，引起了震动，国内学者方才得知在甘肃敦煌有这一重要发现，而这一切距离王道士发现敦煌藏经洞已经过去了九年。后来，这一年，也被学术界普遍认定为中国“敦煌学”正式发端的时间。

　　伯希和在藏经洞拣选经书的画面

　　罗振玉从伯希和那里得知敦煌藏经洞还有剩余的写卷，于是提请学部收集。1910年，清学部电令甘肃督都何彦升，把剩余经卷全部购买，运到北京收藏。当时，学部拨款共6000两白银（合敦煌市平银6918两），这比斯坦因与伯希和的总和700两白银要多很多，这笔钱主要用来修缮当地孔庙，再加上各级官员层层克扣，实际上，只给了王道士300两作香火费，王道士对官府颇为不满。于是王道士把一些书法严整的写经偷偷地藏了起来，这些经卷后来陆续卖给了大谷探险队（1911-1912年）、俄国奥登堡考察队（1914-1915年）和斯坦因（1914年）。

　　遗憾的是，这批文物从敦煌，经过酒泉、高台、张掖、永登、再到兰州，这一路就已经有不少经书遗失了。

　　负责藏经洞运经事务的官员是何彦升，将剩下的八千多卷以大车运抵北京，这位何彦升跟大藏书家李盛铎为儿女亲家，不知道李盛铎是不是在起运之前对何有嘱咐，总之，这些敦煌写经运到北京之后，先是到了何彦升之子何震彝的家中，而李盛铎正是何震彝的老丈人。

　　罗振玉

　　据罗振玉记载：“乃先截留于其斋，以三日夕之力……，拔其尤者一二百卷，而以其余归学部。”他们用三天时间把敦煌写经劫掠一遍，挑选人不止是李盛铎一位，另外还有学部副大臣刘廷琛，以及另外的朋友。以李盛铎的学识，以及对目录版本学的眼光，由外国人挑剩下来的这些写经，再由他挑选一遍，应该是把其中的精品都挑得差不多了。后来这批东西归学部后，李盛铎、刘廷琛等人，他们利用职务之便，继续“监守自盗”。至于李盛铎拿了多少，不得而知，反正质量一定最高，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景教经典《志玄安乐经》和《宣元本经》。

　　刘廷琛

　　此事最终被揭发，但因辛亥革命爆发，最终不了了之。

　　不过，李盛铎行为之卑劣在于破坏。因为卷子出敦煌时有总卷统计（没有编写详细的目录），为了往后不被察觉发现其盗窃事实，他们将一些长卷肆意割断，一分为二、以少充多，掩盖其罪行，文物遭到空前破坏。而王道士卖给斯坦因、伯希和的敦煌文物，迄今为止，至少是完好的。

　　李盛铎最终没有留住这批敦煌文物。

　　1933年8月，小妾张淑贞以遗弃伤害罪起诉李盛铎。天津法院最后判张淑贞胜诉，李盛铎赔偿5万元。当时收藏家伦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有关于李盛铎的一首：

　　添香捧砚旧怜卿，竞为钱刀到法厅。非管吹翻一池水，直愁倾了两书城。

　　（八月八日报载，李木斋妾张淑贞，以木斋遗弃伤害诉于天津法院，索赔五万金。闻淑贞归木斋八年，今年二十三，木斋已七十六矣。犹记去岁南浔某公，亦为其妾挟讦，几破产，可谓无独有偶矣。）

　　自1935年开始，木犀轩的藏书陆续散出。1935年夏，白坚受李盛铎父子相托，一是为李盛铎之子李滂到东京去寻找其失散多年的日本人生母横沟菊子，二是为晚年李盛铎转手敦煌卷子，寻找日本人买家。在很不容易地终于圆满完成第一个任务之后，白坚来到京都，为李盛铎藏敦煌卷子售予羽田亨穿针引线，直接助成羽田亨于1936年买下李盛铎藏全部敦煌卷子432件，这批东西目前收藏在日本杏雨书屋。此外，他女儿卖了200多卷给当时的中央图书馆，中间人是叶恭绰，这批东西现保存在台北。

　　李木斋先生治丧处用笺

　　北京大学图书馆1956年编印《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李氏书目》内页

　　1937年李盛铎去世后，国民政府教育部派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与李氏后人磋商，希望收购其藏书，但在价格上双方相差甚多。1939年，李盛铎之子李滂在天津汪伪政府任职，旧事重提，结果由临时政府以四十万元整体收购，交北大图书馆收藏，但其中并不包括敦煌古卷。建国初年，在赵万里先生主持下，北大图书馆编出《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李氏书目》三册。更有意思的是，由于当时周作人曾在北大图书馆挂职，接收木犀轩藏书，成了抗战胜利后文化界营救周氏者所认定的其落水后的一大功劳。

　　拍卖详情

　　中国嘉德2019年春拍

　　专场：无尽意——敦煌遗书及佛教典籍专场

　　预展时间：5月30日—6月1日

　　预展地点：嘉德艺术中心、北京国际饭店会议中心

　　拍卖时间：6月3日（周一）下午3:30

　　拍卖地点：嘉德艺术中心

?　　主要参考文献：

　　方广錩《梁天监十六年写<成实论>跋》

　　韦力《李盛铎木犀轩：私藏敦煌遗书第一家》

　　荣新江《李盛铎藏卷的真与伪》

　　熊术之《李盛铎的日本情人横沟菊子为间谍说》

　　雒青之《百年敦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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