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嘉德]大观—中国书画珍品之夜·古代

　　2018年11月20日晚，中国嘉德2018年秋拍暨25周年庆典拍卖“大观—中国书画珍品之夜·古代”在嘉德艺术中心举槌，本场共29件精品上拍。其中，石渠宝笈著录的钱维城《富春秋色》以4500万元起拍，5900万元落槌，加佣金最终以6785万元成交。

　　钱维城《富春秋色》手卷设色纸本

　　36.5×562.5 cm 估价：5200万-6200万元

　　钤?印： 臣钱维城、敬事

　　题?识： 富春秋色。臣钱维城恭绘。

　　鉴藏印 ：石渠宝笈、石渠定鉴、宝笈重编、乾隆御览之宝、御书房鉴藏宝、乾隆鉴赏、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嘉庆御览之宝、宣统御览之宝

　　说 明：画盒 吴湖帆（1894-1968）题：钱文敏画富春秋色图卷。味真书屋珍藏，吴湖帆题签。 钤印：倩盦

　　钱维城（1720-1772），字宗盘，一字稼轩，号茶山，江苏武进人。出身诗书世家，自幼敏悟，少负才情，能诗善赋。乾隆十年（1745年）状元，官至刑部侍郎。钱维城在仕途上深得乾隆器重，他初入翰林时，被选为习清（满）文，但自负聪敏的他认为清文易学，不复用心，故散馆时清文仅列三等，引起乾隆的不满，认为他不重视满文的学习，幸得军机大臣傅恒为之解围，命当场再以汉文试，结果未踰刻辄就，乾隆异其才，故仍留翰林院修撰。之后，钱维城的仕途比较顺利，散馆当年便迁右中允（即中书舍人），命直南书房、懋勤殿，并擢升翰林院侍读学士。之后十余年三次升迁而官至刑部侍郎。同时，其奉敕进御的书画作品也颇得乾隆皇帝喜爱，亲自题咏者多至数十卷轴，今从《石渠宝笈》续编及三编的著录中，仍可看到很多带有乾隆御题的钱维城画作。而钱维城中年病逝后，乾隆常睹画思人，并在其御制诗中屡屡提及君臣吟诗作画之事，宠眷之情，可见一斑。

　　钱维城于笔墨丹青之法也是学有渊源的，其书法深得苏轼之精髓，画初从陈书学写意折枝花果。陈书是钱陈群的母亲，为一代才女，以画名世，艺林称南楼女史，画史载钱维城乃其族孙。在山水画方面，钱维城通籍后受董邦达等“娄东派”画家的影响，师法王原祁而上追元人，特别是黄公望。当时画坛，山水以娄东为正统，而其领袖王原祁则深受董其昌以来师古之风的熏陶，对黄公望追摹尤多，使得山水画以黄为宗渐成风气。其实，陈书的山水画也是师法黄公望，如乾隆在题陈书所画《幽壑听泉》成扇时便说其山水风格具有黄公望《富春山居图》的气势。因此，钱维城在这种环境中作画，一方面承袭具有宫廷谨严细腻的画风，迎合乾隆皇帝的审美要求；同时也要表现出宗法黄氏的文人画特色，以示其来源的正统性。这件《富春秋色图卷》便是典型的一例。

　　此幅《富春秋色》长卷山水，款署“臣钱维城恭绘”，当为进呈乾隆御览之作，是他宫廷山水画的代表之作。无论从人文内涵，还是表现技法上看，此画皆体现出钱氏深厚的功力，反映了乾隆皇帝与词臣们对中国传统文人精神的理解与阐释。

　　首先，此画所表现的风光景致有特定的历史渊源。《石渠宝笈续编》著录钱维城这件作品时说：“宣纸，设色，画桐江严濑间景。”案：桐江乃富春江的别称，即富春江上游流经浙江桐庐县境内的一段；严濑又名严陵濑，在桐庐县南，相传为东汉名士严光隐居垂钓之处。据《后汉书·严光传》记载，严光字子陵，余姚人。少有高名，与汉光武帝刘秀同游学。刘秀作皇帝后，严光隐名换姓，避至他乡，刘秀数以高官授而坚辞不就。严光以“不召之臣”的举动既成就了刘秀“大有为之君”的盛名，又使自己“不受浮荣”的隐士风骨名闻于士林。严光与刘秀的这段君主与名士之交的佳话，颇为后世帝王与士人所津津乐道，乾隆本人就曾为此赋文，而以此典故创作的绘画作品则更多，元代黄公望所作《富春山居图卷》便是其中之代表。

　　第二，就绘画技法而言，黄氏的这件作品可以说是以文人画笔墨表现富春山水历史内涵的极品。后人言“子久（黄公望）画如书中之右军（王羲之），《富春山图》如右军之《兰亭》”，对此画评价非常之高。它被明清文人画家奉为山水画之圭臬，众多名家如沈周、董其昌、赵左、程正揆、八大山人、王翚、王原祁等皆有相同题材的临仿作品，可见其在中国绘画史上的地位。加之乾隆皇帝的收藏与鉴定，虽真伪颠倒，但从其在画卷中反复题咏的诗文便可以看出，他对这幅画的重视与喜爱程度绝不亚于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和《兰亭序》。而钱维城奉乾隆之命再画此题目，是对其文化感悟和笔墨技巧的综合考验。

　　第三，钱维城对这一主题的再创作是成功的。从绘画要素上看，钱氏《富春秋色图》基本模仿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如尺幅大小、画中反映的季节、材料都是纸本、皆浅绛设色、构图模式亦基本相同，以富春江两岸峰峦树石为主，间有亭台、泉流、行人、渔舟，远近呼应，错落有致。但从笔墨的表现手法上看，又不尽相同。黄氏所画行笔流畅，落落自然，有超逸之韵，是其“逈出尘埃之外”心境的真实写照，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境界与富春山所代表的人文历史是吻合的；而钱氏作画时的心境则与黄完全不同，他正值人生得意之时，更为取悦帝心，笔底自然少了几分潇洒和逸趣，而平添几许严整与精致。钱维城对这一主题的演绎满足了乾隆的心理需求，即繁华之外的片刻宁静，富贵之中的一丝超脱，方使皇帝顿生“心脾俱畅”之感。

　　这件钱维城奉敕应制所作的《富春秋色图》，著录于乾隆朝所编《石渠宝笈续编》之御书房，钤盖有完整的乾隆鉴藏书画八玺，即卷幅前部的“乾隆御览之宝”、“石渠宝笈”、“石渠定鉴”、“宝笈重编”、“御书房鉴藏宝”五玺和卷幅后部的“乾隆鉴赏”、“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三玺；又有“嘉庆御览之宝”和“宣统御览之宝”二玺，说明此画完成后至清末民国初年一直藏于清内府。又据《清宫已佚书画目录三种》记载，1922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溥仪赏赐其弟溥杰的书画作品中便有“钱维城《富春秋色》一卷”，编号为“永字二百五十号”的记录。至此，藏于宫中一百六、七十之后，此画流入民间，期间曾经无锡钱氏味真书屋收藏；又八十三年后，此画复现于国内艺术品拍卖市场。迄今，此画虽历经近三百年流传，卷幅内部仍基本保存清宫旧貌，画面神采依旧，品相完好，是钱维城山水画中的精品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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