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中国嘉德成立25周年。中国拍卖行业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应运而生，从无到有，从牛刀初试到蓬勃发展，用25 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拍卖行业200 年走过的路，与他们形成了鼎立之势。

　　中国拍卖行业为什么能有这么快的发展？作为中国艺术市场所有重大时刻的见证人和亲历者，作为中国嘉德的创始人，陈东升先生说：“这是因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的高速增长，让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让中国艺术品市场走向了繁荣和成熟。”

　　——内容节选自 《三联生活周刊》

　　改革开放四十年专刊

　　>>>路灯下诞生的创意<<<

　　80年代，大部分年轻人了解世界的窗口只有两个，一个是《参考消息》，一个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最后5到8分钟的国际新闻。经常会有索斯比（Sotheby‘s）、克里斯蒂（Christie’s）等拍卖行的新闻，我印象非常深刻。一辈子都忘不了电视里的画面，古老的建筑里，一个文质彬彬、打着领结、五十开外的长者，站在高高的拍卖台上，俯视着拍卖大厅里坐着的雍容华贵的男男女女。那是西方上流社会的一种高雅游戏，那么遥远、那么神秘，我觉得我一生永远达不到。

　　1991年，我在国务院发展中心《管理世界》做副总编辑时，去杂志社下属的文化市场研究所。在北京南城马路的路灯下，研究所所长李刚和副所长杨林给我拿出一份《羊城晚报》，上面有一篇评论文章，说中国有五千年悠久的文化传统和历史，却没有一个有影响力的艺术品拍卖行。他俩说，我们搞拍卖行怎么样？当时它就触动了我脑海里拍卖的画面，我说行啊。我觉得自己最初建立嘉德的动机就是再造中国文化和精神上的上流社会。

　　>>>一次大胆的突破<<<

　　1992年，《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和《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两个文件颁布，我知道机会来了。我创办嘉德的合同书、章程全是按照这两个文件的条文自己写出来的，然后又拿着报纸到文化部、人民银行跟他们宣传。

　　我知道申请执照一定不能直接提出或触及文物拍卖，只能打擦边球，说做工艺品，因为工艺品不受文物管制。但光是这样还是不够的，我们向文化部申请办公司，须要一个有实力的和文化艺术相关的单位做股东。我就找了中国画研究院，由他们向文化部打报告，文化部受理了。我们还需要国家文物局批准，我很敬佩当时国家文物局局长张德勤，他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率先批了，他说拍卖是为了保护文物的流通和利用，收藏也是一种保护，不是流失。

▲ 张德勤局长在嘉德聘请专家仪式上讲话

　　这就是改革之初的时代，在变与不变之间，在合法与没有法律支持之间，突破旧体制的作为与如何作为，都体现了人们的胆识与智慧。

　　1993年5月18日，“中国嘉德国际文化珍品拍卖有限公司”在长城饭店正式开张。筹备期间，长城饭店公关部总经理王雁南有一天和我说：“索斯比有人来北京，见不见？”我说见，到访者是索斯比拍卖行管家具拍卖的梅森。他和我说，拍卖一定要公正，卖高了卖便宜了都会伤客人，拍卖行不能跟买家卖家抢生意，只能做中间人。一定要保证艺术品的品质，不能欺骗人，因为别人早晚会知道，知道了，就不舒服，就会离开你。与梅森的一席话对我影响很大，嘉德从此坚定不买不卖，诚信经营至今。

　　>>>让人陶醉的首拍<<<

　　嘉德从1993年5月至1994年3月，用了几乎一年时间征集第一次拍卖的拍品，那时长城饭店四间办公室的日租就要400多美元。我压力非常大，时常胸闷、心痛，晚上睡不着，做噩梦。

　　1994年3月27日，终于迎来了首场拍卖的日子。我们请徐邦达先生给嘉德开首槌，为中国拍卖行业的未来发展敲响了开创性的一槌。全场拍卖成交额1400万元，在中国艺术品市场创下齐白石、张大千个人绘画价格的世界纪录。当晚，我们去了长城饭店旁边亮马大厦里的萨拉伯尔韩国烧烤店，庆祝首拍成功，我们全都喝醉了。

▲ 嘉德首场拍卖会

　　>>>用拍卖回应争议<<<

　　嘉德刚成立时，我就想拍卖《毛主席去安源》。《毛主席去安源》曾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展览，受到大家推崇。我有这种敏感，这张画会写进历史。最终在1995 年秋天，这幅画以605万元成交，相当于现在三四个亿，轰动全球，也给嘉德带来了巨大的声誉。接着嘉德又搞了一场新中国美术拍卖，当时我去菲律宾出差，在机场看到好几份杂志的封面和封底都是嘉德拍卖的报道，影响很大。

▲ 《毛主席去安源》拍卖现场

　　但影响最大的拍卖还是天安门宫灯。拍卖当天爆棚了，拍卖桌上堆满了话筒，聚集了国内各大媒体的记者。下午2点拍卖开始，从无底价到1380万元用了不到7分钟，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拍卖结束，大家围住我要采访，我脑子里一片空白。最后记者说：这样吧，你就说一句，天安门宫灯成功拍卖是最好的爱国主义教育。就这么一句话我说了五遍才把它说清楚。

　　当时社会的舆论环境对我们有很大压力，很多人质疑拍卖会不会加速文物的流失，因此我觉得必须以事实让大家看到拍卖有利于文物保护。在开始拍卖的第二年1995年秋天，我们举办了“杨永德藏齐白石书画专场”。杨永德是香港的大收藏家，收藏了很多齐白石的画，他给了我们165件，拍了将近1300万元。这是国内第一次因为拍卖促成海外流失文物艺术品大量回流，从此改变了拍卖的政治形象。

▲ 陈东升与杨永德先生合影

　　从1996年创办泰康人寿保险公司起，我只做嘉德的董事长，把总经理的位置交给了王雁南。嘉德20周年的时候，我们去纽约做推广和答谢活动。到纽约的第一天，我就去见了苏富比(微博)的梅森，当年嘉德初创时，他对我这名新入行年轻人的谆谆教诲，成了我一生最宝贵的财富。因此我和王雁南还特意与他合了影，以作纪念。

▲ 陈东升、梅森和王雁南2013年在纽约重逢

　　记得当年中国嘉德首场拍卖成功后，《东方时空》的现场报道说：“嘉德的这声槌响，预示着纽约、伦敦、北京三足鼎立时代的到来。”当时，这完全是一句美好的愿景，没想到，25年后，梦想照进了现实。

　　25年里，中国拍卖行业从无到有，当年艺术品价格不高，老干部、知识分子、收藏爱好者等中产阶层都可以买到，而今艺术品市场发生了彻底的变化，艺术品慢慢集中到少数大收藏家手中。陈东升认为，这些企业家和大收藏家是人类文化的守护人。“因为艺术最后要被人鉴赏，被人保留，艺术品被价值化是很重要的，人们就会珍惜它，就会把它收藏进博物馆。”也正是艺术品市场的繁荣，评论家、美术杂志、鉴定家、博物馆等一个个生态群体才会繁荣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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