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丕烈旧藏十二卷宋拓石刻孤本的身世极为传奇，自明以来先后归藏于明代罗氏、常熟归氏、陶珠琳五柳居、黄丕烈士礼居、汪士钟艺芸书舍、程文荣茹古楼。最终，在1860年烧毁茹古楼的江宁战火中，十二卷宋拓孤本《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失去了踪影，从此沉寂150余年。

　　(宋)薛尚功编 黄丕烈旧藏

　　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

　　宋拓石刻本 1箱6册附启功旧藏石印本1册 纸本

　　29.7×4.5 cm

　　2018中国嘉德古籍隆重奉献今季最重要的拍品——黄丕烈题跋十二卷宋拓石刻孤本《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

　　《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是北宋末年至南宋初期钱塘人薛尚功撰写的金石学著作。南宋绍兴十四年(1144)甲子六月，江州郡守林师说命人将书籍刻石二十四片置于江州公库，由此，便有了宋拓石刻本流传于世。因石刻拓本存世极为稀少，明代时《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宋拓本已不见于书目记载。鉴于此书石刻宋拓本之珍稀难得，黄丕烈在得到十二卷本时在卷尾珍重题跋：“此诚希世之宝，岂可以残帙忽视乎?”

　　黄丕烈旧藏十二卷宋拓石刻孤本的身世极为传奇，自明以来先后归藏于明代罗氏、常熟归氏、陶珠琳五柳居、黄丕烈士礼居、汪士钟艺芸书舍、程文荣茹古楼。最终，在1860年烧毁茹古楼的江宁战火中，十二卷宋拓孤本《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失去了踪影，从此沉寂150余年。

　　关于石刻拓本《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最早的记录见于南宋曾宏父《石刻铺叙》：“《钟鼎彝器款识帖》二十卷，定江佥幕钱唐薛尚功编次，并释。起于夏，而尽于汉。……绍兴十四年(1144)甲子六月，郡守林师说为镌置公库。石以片计者，二十有四。……金石篆隶，则此帖为备。” 宋亡以后法帖的刻石不存，有“入元毁以累塔”之说。

　　《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卷七

　　查阅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未见有宋拓石刻本《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的记载，仅见明万历十六年萬岳山人刻朱印本、明崇禎六年朱谋垔刻本、清嘉庆二年阮元刻本，以及若干明清抄本。

　　关于两部明刻本的刊刻缘起，有一点值得注意。万岳山人序言中说：“《款识》一集，有钞本无刻本。予深悯其传之不博也。”朱谋垔在序言中说：“南宋薛尚功集《钟鼎彝器款识》二十卷，《钟鼎韵》七卷。韵有刻本，传世《款识》则尚功手书，为山阴钱德平秘藏。”由两人叙述可知，萬岳山人和朱谋垔在刊刻此书时都是依据抄本，并不知道还有宋拓石刻本传世。

　　关于《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一书，黄丕烈于嘉庆十八年(1813)在《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康熙九年黄公禾抄本(国立中央图书馆藏)上有题跋，此段题跋在《荛圃藏书题识》中有著录。

　　黄丕烈认为《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一书以宋刻本为最佳。在两种明刻本中，朱谋垔刻本要远胜萬岳山人所刻朱印本。同时，黄丕烈记录了自己新得到十二卷宋石刻拓本的情况：

　　“……昨岁得石刻残本，取校此本独胜。急觅朱本一对，无有也。……余藏石刻残本，少一至六，又十七、十八共八卷，既无石刻，则朱本可据，因志原委如右。复翁记。”

　　结合上述黄跋推测，黄丕烈大概是在嘉庆十七年(1812)的年初得到此十二卷宋拓本的。他于壬申(1812年)除夕前六日在拓本二十卷卷尾题跋：

　　宋石刻江州公库本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存七、八至十五六卷，又十九、二十卷，共残帙六册。相传为常熟归氏物也，五柳居偶得之，而售于余。明时两刻、近时重刊皆未溯源石刻，余故珍重获之。此诚希世之宝，岂可以残帙忽视乎?壬申除夕前六日，复翁。

　　黄丕烈题跋

　　从黄丕烈题跋、拓本钤印以及艺芸书舍的木匣可推知，此本曾经归朝煦、陶珠琳五柳居之后到了黄丕烈士礼居，之后归藏汪士钟艺芸书舍。再之后的去向，则要从各家的题跋中去寻觅踪迹。

　　国家图书馆藏《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清阮元刻本，有朱善旗题跋，作于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己酉二月十九日。

　　在这段题跋中，朱善旗记录了同郡程文荣收藏有黄丕烈旧藏的六册十二卷宋石刻江州公库本。程文荣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戊申三月携法帖的第十九、二十两卷拓本(即第六册)到京城，朱善旗借观，将十二卷拓本的源流及黄氏题跋记录在阮元刻本之首，并将宋拓本二十卷卷尾的十行题名补录在阮刻本之尾。并钤“朱善旗借观记”朱文印于拓本二十卷卷尾。

　　在朱善旗借观题跋的同时，叶志诜(清代学者、藏书家)也在京城，此两卷拓本也曾经过叶志诜之手，并于道光戊申(1848)春三月朔日题跋于此部宋拓本二十卷卷尾。

　　扬州图书馆藏《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明朱谋垔刻本上有王宪成、朱善旗题跋，朱善旗题跋作于清咸丰三年(1853)癸丑春暮既望。此时，太平军已经攻陷江宁，身为江宁府北捕通判负责守城的程文荣已经遇难殉节。朱善旗题跋时还不知道这个惨烈的消息。他在跋文中担心“惟金陵尚未收复，不知兰川与石本如何下落，为之远想慨然。”

　　茹古楼在程文荣殉节后于咸丰十年(1860)毁于太平军战火，此十二卷拓本就此沉寂，不知所终。

　　《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卷十一

　　进入二十世纪，在民国以来多家金石学著录中，都有关于宋拓石刻本《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的记载。但是涉及到黄丕烈旧藏十二卷本时，却未有一人亲眼得见。关于黄丕烈藏宋拓十二卷本的描述，每一笔记载都像是讲述一个传奇故事，始终无人得见石刻拓本的庐山真面目。

　　1929年9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整理北京午门城楼的明清内阁大库档案时，在书架上发现了宋拓《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的三叶残片，之后又购得十六叶。这十九叶残纸的内容，属于十三、十四两卷。史语所的徐中舒先生先后撰写了《宋拓石本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残叶跋》、《宋拓石本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残本再跋》两篇跋文。史语所之后又将残纸和跋文集合起来，用珂罗版精印一百册传世，由此宋拓石本《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再次引起学术界的注意。

　　《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卷十三

　　徐中舒指出，《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墨拓本在明代已难得完本，石刻拓本之珍稀由此可见。他在跋文中将嘉道以来见于著录的石刻拓本《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首次汇集列表。

　　1.归朝煦藏石本——见玉海堂本孙星衍序。

　　2.黄荛圃藏残石本共十二卷(缺一至六，十七，十八，共八卷，)——见荛圃藏书题识。

　　3.嘉善程氏藏宋拓石刻本——见郘亭知见传本书目。

　　4.吴大澄藏宋拓残石本——见前尘梦影录江标注。

　　5.朱为弼得高氏清吟堂旧藏汉器武安侯钫以下数种——见石庐金石志。

　　6.林钧藏宋刊残本十七，十八两册——见石庐金石志。

　　由于徐中舒所列举的六项墨拓本，他本人于其中的每一项都未能亲眼得见。所以关于此6项的列举其实是有重复。其中第1、2、3项实为一种，即嘉德秋拍黄丕烈旧藏宋拓《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六册十二卷本。第4、5两项实为一种，此宋拓残本今存上海图书馆，仅存法帖二十八叶。第6项林钧所藏宋刊残本十七卷、十八卷两册，实际原为一册，后被拆分为二，今分藏于台北中研院傅斯年图书馆和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图书馆。

　　容庚先生在1933年发表的《宋代吉金书籍述评之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述评》一文，谈到薛尚功书石刻拓本在明代已少流传。其石刻本流传者，“如黄丕烈藏十二卷(缺一至六及十七、十八共八卷)，见于《荛圃藏书题识》;翁方纲见第十八卷残拓本”，他都未能得见。

　　社科院考古所王世民先生于1989年发表文章《记所见薛氏钟鼎款识原石宋拓残本》，详细叙述了台北中研院傅斯年图书馆、社科院考古所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三家馆藏的四种《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残本》，并详细介绍了各本所录的金石学内容。可惜的是，王世民先生对于黄丕烈藏十二卷本依然是未能得见，只能一笔带过。

　　根据徐中舒、容庚、王世民三位学者的严格考据归纳整理，可以确定宋拓石刻本《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目前存世可见的仅有五种：

　　嘉德秋拍本：

　　1.即黄丕烈旧藏宋拓孤本《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六册十二卷本(含7、8、9、10、11、12、13、14、15、16、19、20卷);

　　社科院考古所图书馆藏一种：

　　2.《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十七卷》残本;

　　台北中研院傅斯年图书馆藏两种：

　　3.《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十八卷》残本;

　　4.《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残页》一册(含19叶);

　　上海图书馆藏一种：

　　5.吴大澂旧藏《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残页》一册(含二十八叶)。

　　如果能够将社科院考古所十七卷本和中研院图书馆十八卷本复合为一册，加上嘉德本的六册十二卷，那么这套宋刻宋拓孤本从第七卷至二十卷便是完整，仅缺卷一至卷六的三册。近百余年的学术谜案，也就此终于可以厘清。

　　遥想1860年江宁府的战火，谁能想到在茹古楼的烈火中消逝了一百五十余年的十二卷宋拓石刻孤本，竟然会在2018年的秋季再次重现世间。这件被黄丕烈赞为“稀世之宝”的宋石刻本，竟然能历经劫难幸存于世，让人不禁赞叹上天有好生之德，这历经千年的宝物，冥冥中确有神灵在护佑!

　　中国嘉德2018秋季拍卖会

　　巡展 Exhibit

　　10/27-10/28

　　武汉大学 万林艺术博物馆

　　预展 Preview

　　11/17-11/19

　　北京国际饭店会议中心

　　拍卖 Auctions

　　11/20-11/24

　　嘉德艺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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