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版本鉴定属于实证科学的范畴，它不同于思辨性的学问，可以空对空地来谈，必须要有实物来观看和接触。从严格意义上讲，古籍版本鉴定有些类似于考古，它是属于必须有第一手的材料，才能让自己长眼力的一个门类。但我们今天很难拿出许多实物，只好采取替代措施，用拍卖图录来让大家了解。

　　中国古书拍卖的起源

　　我们首先来说说中国古籍的流通史。到今天为止，有记载的流通史大约有三千多年，在这三千多年里，拍卖的出现是一个转折点。在拍卖出现之前，图书的流通手段基本上是类似的，就是直接的买家与卖家接触，买卖方式不外乎摆在门面或者私下交易，三千多年里一直没有太多的变化。近代产生拍卖之后，书籍，尤其是所谓古书、古董书的流通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从世界史上来看，拍卖业虽然起源很早，但真正形成于18世纪的欧洲。而且很有意思，当今世界上最早从事艺术品拍卖的两大拍卖行，一个是索斯比（又译为苏富比(微博)），另一个是佳士得，都是从古书开始的。

　　18世纪，英国有个大书商叫塞米尔·贝克，当时是英国最大的一个书商。1744年3月11日这一天，他在伦敦考文特花园酒店组织了一场拍卖会，拍品全部是图书。这批书是约翰·斯坦利爵士的，当初拍卖并不像今天这么规范，很简单，一般就是拿起一本书来，什么书名，无底价地往上竞拍。这是英国式的竞拍方式，从低往高来加价，直到最后没有人再加价了，书就归出价最高的人。塞米尔·贝克用十天的时间拍出去四百五十七本书，拍卖金额为八百七十六英磅。这个英国大书商去世以后，个人财产全部留给他的侄子约翰·索斯比，约翰用自己的名字来给拍卖行命名，这就是今天世界上第一大拍卖行索斯比的来由。

　　今天艺术品拍卖在国际上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但古书拍卖在中国出现的时间很短，大约只有二十年不到的时间。这个过程中间，相对于字画、瓷器而言，古籍拍卖一直是艺术品拍卖范畴中的小众。这里的小众是指从拍卖额来看，古籍一直不能与字画、瓷器、玉器、杂项相比。我个人的理解是，今天社会的潮流讲究个性解放，崇尚简单直观和视觉冲击力，这样必然影响到拍卖市场，影响到人们的收藏情趣。比如一幅名画，像宋徽宗的画，或者他一幅瘦金体的书法，可以给人以鲜明直观的美感；又如一件瓷器，宋代五大官窑，摆在这个地方，给人的视觉冲击力要比古书大得多。另外，古书相对来说保值性也比较差。一幅张大千，按平尺算，八平尺怎么也得到五百万左右；一个雍正的官窑，比如说八方开瓶，得两千万左右。古书虽然是拍卖行的起源，却没有从市场价值的角度走到今天的最前列。

　　中国的古书拍卖，相对于其他艺术品要晚。上世纪50年代之后，拍卖行在中国大陆几近绝迹。中国的第一家艺术品拍卖公司，广州拍卖行，诞生于1986年9月10日，是个杂项拍卖行，没有古籍善本专场。真正以古书为拍品的第一场拍卖会，是1993年的9月22日中国书店搞的这场拍卖，当时的叫法是“北京首届稀见图书拍卖会”。拍卖目录没有图片，是黑白的，印得也很简陋。这第一场古籍拍卖，并不规范，这时候的中国书店实际上还没有成立自己的拍卖公司，所以严格来说属于一种竞买会的形式，就是还没有取得拍卖资格。它在分类上头也很特殊，共七大类，即1911年以前出版的古书、清朝的奏疏及国书、民国时期的旧书及期刊、伪装书、解放后的旧书、国外版的旧书、旧唱片，这种分法跟今天的拍卖公司截然不同。这场拍卖应该说是古籍拍卖的雏形，所谓前疏后密，后来的古籍拍卖会就越来越规范了。

　　那么国内第一场正规的古籍拍卖是什么呢？1994年秋天的嘉德古籍专场。嘉德公司成立于1993年，是中国第一大艺术品拍卖行，古书这个行当从头就有，一直到现在。1994年，嘉德第一次举办正规的古书拍卖会，同时也从这年开始，形成了每年春秋两季大拍的做法，直到今天。国内其他拍卖公司也基本按照这种方式来做，每年春秋两季大拍，中间再穿插一些小拍中拍，虽然起了各种名字，比如像迎春拍卖、夜场之类，但是大拍这种形式基本固定下来了，古籍拍卖从此开始走入一个规范化的状态。我们可以看看嘉德第一场古籍拍卖会的图录，跟后来图录的风格也很不同，但是已经有了现代拍卖图录的基本样式，那就是图片、说明加估价。

　　拍卖改变古书价格

　　拍卖出现之前，不管是私人藏书还是公家藏书，除了自己印、抄，得书的渠道不外乎从书店、私人手里购买，或者是捐赠，从古到今没太大变化，而且价格是私密的，不为外界和大众所知。而拍卖则使古籍交易的价格公之于众，成为可以共享的信息。

　　拍卖刚出现的那几年，古籍拍卖的估价和底价，比当时的市场价格，就是北京的中国书店、上海的博古斋等这些老的古籍书店的定价，平均贵八到十倍，所以最初一般的买家都不认可。当时嘉德的第一场拍卖举办过一次预展，也跟今天不同。按照我们中国拍卖法的规定，古书拍卖之前，必须进行不少于两天的预展。我们现在的通常做法是三天，三天的预展，你可以随便看任何拍品，然后再决定是否去买。第一场拍卖时，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没有搞过，并不懂得常规的程序，大家都是借鉴国外拍卖公司的一些做法，再加上自己的理解。于是，他们到处搞巡展，到处跑，到了天津、广州去展览。大家普遍的反应是价格太高了，不认可。藏书虽然说是一个很高雅的项目，喜爱的人也很多，但对于高端人士来说，它仍然是小众收藏品种，所以最初拍卖的价格并不好，但是仍然使一些公私藏家开始关注拍卖市场。我跟图书馆界的朋友聊过天，在1993年和1994年的时候，他们都认为这个价钱不能接受，因为那会儿图书馆经费远不如今天充裕，所以图书馆基本不参与拍卖这个行当。

　　私人也在观察这个市场。我个人因为喜欢藏书，一直很关注市场的变化，看到的结果是，随着价格的升高，当时的很多好书逐渐集中到拍卖行去了。为什么产生这么一个结果？后来冷静地想了想，觉得有我们特殊的原因。1949年解放之后，到1954年公私合营，大量古书归了一些公共图书馆，但1957年之后，尤其是到1966年之后，基本上公家买书就很少了。当时一些有文化的高层领导买了点好书，但毕竟有限。那会儿书店有收购功能，他们积累了数量可观的古书库存。后来一旦放开以后，这些库存大量地出现在市场，那些价钱按今天看来，可以称之为贱烂如泥。

　　拍卖场的价格远远高于图书馆的收购价、书店的收购价，私人藏家突然间发觉还有这样一个卖书的渠道，就把当年“文革”中抄家退赔的一些书，当然指的是善本类的，大部分给了拍卖行，这样拍卖行就变成好书的集散地。买书者也在调整心理，比如说我慢慢地意识到，市场上的拍品并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你不认可没关系，只要有别人认可，这就叫市场，就像黄裳先生的那句名言：想得好书的唯一渠道就是花大价钱。从1995年、1996年开始，拍卖逐渐成为古籍买家得书的主渠道。大约在1996年左右，国家图书馆（当时叫北京图书馆）的善本部也开始关注拍卖场，印象中当时国图善本部的李致忠先生就曾带队到预展去看展品、参拍。图书馆界终于意识到拍场是图书馆补充馆藏的渠道之一。

　　在市场的逐渐形成及价格的不断调整中，不管是私人藏家、公共图书馆，还是其他买家，都逐渐把拍卖视为一个重要的得书阵地。卖家也认为这是一个能将其收藏发挥最大价值的地方，买卖双方共同找到了拍卖这个中介。我们的古籍拍卖虽然只有这么短的一段历史，但它彻底推翻了上千年来得书的思维定式。今天，随着拍卖行业的深入和发展，很多拍卖公司意识到了市场的潜力，纷纷开辟古籍善本专场，这些举措在中国书籍的流通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

　　存世量的稀少决定价格

　　古书有一个特点，是它的有限性。

　　从投资或者收藏的角度来讲，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物以稀为贵，像我们今天搞展览，搞珍品展，会注明某书是孤本。这一句代表了一万句，就是它的稀有度，它的珍贵度，这一个“孤本”表现出一切。如果某个门类，源源不断地有新东西产生出来，那么就不具有这种稀有性，自然投资价值就大打折扣。古书的稀有性让买家蜂拥进入这个行业，他们把它形容为一口可以舀干的井。虽然我们说有上千万册的古籍留存至今，但实际上这里面百分之九十九都在各大公共图书馆。诸位在座的基本上都是国内重要图书馆的善本部主任，对图书馆的管理比我要清楚得多，馆藏的古书肯定不能进入市场流通，即使馆际之间的流通，虽然探讨过，一直也没有搞成。因此，假如市面上出现了某部古书，这部古书是否有馆藏，是很多人所关心的问题，馆藏的多少也成为价格的参考因素。不过古书的价格并不取决于馆藏的多少，因为一部书馆藏再多，也不可能拿到市面上来流通。

　　到今天为止，有很多家机构拍卖过古籍，像刚才讲到的中国书店以及嘉德，但实际上的操作各有不同，可能有的只拍过几场，因为货源问题等等因素就不再拍了。实际上参与过古籍大拍的，大概是二十五家。大拍就像我刚才所指的春秋两季，中间穿插着的是小拍（够不上善本的古书）。现在常年坚持春秋两季大拍古籍专场的有十四家，集中在京沪两地。除此之外，天津、南京、广州等地也有过这种大拍，但京沪两地占了百分之九十。

　　就今天的情况来看，古籍拍品的质量下降速度很快。了解市场的捷径，是收集我发给大家的这种古籍图录。把历年的图录一看，就能明显地看到十几年来每况愈下的局面。这里我主要指的是质量，数量是越来越大，质量是越来越降，然后价格是越来越高，这是共同的特点。比如说一部明版书的价钱，明代白棉纸的嘉靖本，如果说以前三五万，现在平均下来，大部头的基本上加个零，上涨了十倍。这十年以来，就印证了那句话，就是古书的有限性。

　　还有一个特殊的原因，是古书收藏和其他门类不同的地方。比如说字画，按照他们行业的讲法，就是换手率极高。藏家会在短期内找南北差价，比如说一幅新的陆俨少，在北方拍一千二百万，下一场在上海紧接着就出现了。字画和瓷器的换手率都很高，而古书收藏毕竟跟文化的关系更直接，往往买家买到之后放在家里头不拿出来。当然，书商，就是职业经营古书买卖的除外。很多古书藏家，喜欢一代一代地传下去，除非有重大的变故，家里产生一种非人力所能抗拒的变化，他们才会拿出一些东西。好的一面，是起到了市场稳定剂的作用。坏的一面，就是容易使市场枯竭，市面上没有好的货源。今天古籍市场的局面就是这样。发给大家的这几个图录，尽管全是大拍，大家能看到东西可能很一般。

　　我们再总结一下古籍拍卖的意义。我认为它的好处，第一个是使人们正视古籍，认识到古籍的价值。最典型的例子是我们经常津津乐道的，上世纪80年代，在山东一个老乡家，从做鞋底的鞋样儿中找出了一本《永乐大典》。如果要知道国图刚花了八百万买了一册《永乐大典》，我想他肯定不拿来做鞋样子了。拍卖对古籍是一种间接的保护作用，它让人们知道古籍的价值，认识它，并开始珍惜它。虽然我们不可以用贬义的话来说叫“小人喻于利”，但是对于市场而言，利益的驱动确实很有用，没有人会再把一个有着巨大经济价值的东西毁在自己手里。

　　第二个意义就在促进了流通，尤其促进了文物的海外回流。大家都知道海外这几大批古籍的回归，像上图买到了翁同龢的这批东西，这是很重要的事件。比如国图现在买到陈澄中的收藏，对提升国家的文化财富有极大的作用。又比如上博买《淳化阁帖》的宋拓零本……这一切都是源于拍卖。

　　造伪最少的艺术门类

　　大家知道古玩行业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卖家并不管东西的真伪，等于买家对真伪责任自负。关于这个话题，这么多年来争论不休，很多专家也在争论。关于消协的打假问题，大家一直不理解，就是为什么不去打艺术品的假，明明这个行业中间假货充斥，其实就是因为古玩行的这个规矩。你上街买一件东西，买到假货，可以旗帜鲜明地去维权，但是，古玩行当你买错一件东西，只能压在箱子底下，或者自己想办法处理掉，不敢告诉人家，因为这是一件丢人的事情。中国的艺术品拍卖到现在为止，拍卖行仍然是这么一个规矩，就是不保真，不管是字画还是瓷器。相对而言，各艺术品拍卖门类中间，假货最少的就是古书，这是什么原因呢？

　　一个是古书还没有达到历史上真正的价位。我们可以从古人的一些成交纪录中看到，在古代的各种艺术品中间，一些古书的价格属于最贵的一类，远远高于瓷器字画这些东西。大家看民国年间上海的艺苑真赏社，它所列的目录，它卖的书的价钱，还有其他艺术品的价钱，包括瓷杂啊、字画啊都有，一部少见的明版书远远贵过董其昌的书法，但现在董其昌真正的精品，怎么也是百万的概念，而明版书不过是几十万的概念，也就是说这个倒挂基本上相差了十倍。第二个是古书难以造假。字画造伪古已有之，仍然举董其昌的例子。他在世的时候，书法就有极大的名气，某天上午写出来的东西，下午仿制品就出来了，搁到今天，无论从纸张、墨色还是装裱来看，都与原物几乎无丝毫区别，因为它恰恰就是同时代同时间的东西，那么这个争论就很大了。瓷器也是这样子，你没办法粉碎了做高岭土测定，更何况现在造伪手段也很高明，他仍然用旧窑土来造，所以你测这种高岭土的年份啊什么的，其实也很难鉴别出来。也就是说，很多艺术品可以大量造假。现在唯一难以造假的就是古书，因为造假成本太高，不利于赚取暴利。一部书首先得从造纸开始做起，造古纸有很大费用，如果今天有一批古纸留下来，从牟取利益的角度来讲，这么多的纸能造出好多张古画来，但如果伪造书的话，可能只能造出一本，而古画的利润要远比古书高，一张大名头的古画，获利要比古书大几十倍。所以他得了古纸，没必要去造古书。而如果用新纸来伪造古书，很容易鉴定出来。更何况伪造古书还需要老墨，还需要雕版，这一系列工本下来，远远高于可预期的利润。种种原因，使得今天古书的造假要比其他门类少很多。今天能见到的古书伪品，大部分是古人所为，这些所谓的造假，也只是以明充宋，撤序撕跋，或者更改卷数等等，他们只能在这个方面做文章，没有办法彻头彻尾地凭空造出一部古书出来，因为这个成本太高了。当然我所说的伪书是从版本角度来看待，并非古人从思想内容上伪撰一部书，那是另外一个学术范畴，不在我们今天的论述之列。

　　大家都明白了，古书这个门类逐渐受到一些投资家的追捧，第一个原因，他们把这一块视为价格洼地，跟古人相比，古书与其他艺术品价格倒挂；第二个原因，几乎没有假货，只会买得贵了或便宜了，不太可能买假了。古书这个行业因此进来很多投资家，我们在这儿不去评论这个事情的好与坏，只说这件事情对市场的影响很大，在利益驱动的情况下，能看到古书的文物价值。大家知道，按照善本标准“三性九条”的定法，古书有自身的学术资料性和文物价值性，还有它的艺术代表性，作为投资来说，他们就只看它的价格因素。这一点对市场冲击很大，但是无可避免，因为今天是一个商品社会，我们无从去甄别哪些人是收藏，哪些人是投资，哪些人是投资和收藏兼顾，这些不是我们所能管得了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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