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乾隆、嘉庆之后，较为流行的是潘西风、方洁和邓渭等人的风格和作品。邓渭以薄地阳文之法镌刻名家诗词，潘西风以阴文浅刻在臂搁上刻绘山水、仕女图画，方洁用铁笔在扇骨、臂搁、笔筒上以阴阳凹凸、皴擦等手法，刻绘山水及人物小照。他们均能运刀如笔，心手相应，不露刀锋，在竹刻一门中有其过人之处。他们的这种雕刻风格趋势导致了时代风格的演变。因此，这时期，尤其是在文人的雕刻中，浅浮雕已很少见，那些精雕细镂，表现刀法的高浮雕、透雕、圆雕、陷地深刻诸技法，基本无人问津。那些动物形象的立体雕刻和置于几案上的高雅凹凸的浮雕笔筒，几乎没有人再制。虽然工匠的制品，以圆雕技法刻制的竹根人物和仿造前人所制的作品也不断出现，有些风格还较近似，但功力却表现不佳，雕刻粗糙，过于雕凿，显得十分匠气。

　　指所雕刻的图案花纹高凸出底面的刻法，多见于笔筒、香筒。高浮雕也可理解为一种下刀较深的平面阴刻，广义上说也是深刻浮雕或深刻透雕。

　　乾隆帝嗜好古器，于是各种质地的仿古器皿相继制作出来。在此期间，以竹根为材的仿古青铜器器皿和以金石碑体为主的书法、铭文，也在竹器皿上呈现。除了有艺术创作的雕刻家和文士雕刻家之外，还有众多熟练的工匠从事生产。那些仿古竹壶、竹卣、竹瓶、竹鼎，高浮雕山水人物笔筒、立体人物雕刻等，均也一反前人浑厚朴实的风格，而专以新奇为主，越刻越奇，越奇越精，奇妙之处胜过了前代。有一件出自清宫造办处工匠之手的竹根雕刻的“提粱卣”。作者借鉴青铜器纹样加以演化，改变为适合竹刻的纹饰，将造型美与装饰美融为一体。工细之处主要在于“平地深刻”的技法，而且所制的提梁是用直竹拗曲而成的，但却丝毫没有与器身黏合的痕迹，做工细致，巧夺天工，取得了极好的艺术效果。竹刻自乾隆、嘉庆之后，风格从繁绮多姿变为平浅单一，镂空雕法与圆雕技法不再被普遍使用。虽然当时仍有蔡时敏做立体圆雕，庄绶纶做透雕，高浮雕也时有出现或被仿制，但都已渐渐被盛行的浅浮雕和阳文平刻所代替，不再强调造型和立体感。因为这种方法简单，更能直接在笔筒的平面上作画。竹刻的图案及题材大部分是直接取自名家的画稿，有的雕刻家直接与画家配合，出现了不是名画家的画稿不刻，或者不是名刻家雕刻不画的现象。在竹刻上为了以刀痕表现出书画的笔情墨意，他们一般多采用阳文雕刻技法，摹刻的书画达到了使人一望便知为某家笔法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