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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悠久，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华民族从来就是一个勤劳勇敢的伟大民族，曾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闻名于世的古代漆器，就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重要创造之一。
中国是世界漆器手工业的起源地，在《韩非子·十过》等古代文献中，即有关于我国在夏商时期就有漆器工艺的记载。1973年在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漆碗等漆器⑴；近年又在余杭瑶山考古发现嵌玉高圈足漆杯等一批新石器时代的漆器⑵，从而将我国漆器工艺的历史提早到距今6000多年以前。目前在夏、商、西周和春秋时期遗址、墓葬的考古发掘中，发现漆器或漆器痕迹的地点已达数十处之多⑶，大多分布在山东、河南和山西等地，在这漫长的4000多年中，虽然有些漆器也很精美，工艺水平也相当高，但器类较少，胎骨厚重，从总体来看，尚处于漆器的发生与渐进阶段。
战国秦汉时期，在我国广大地区内均发现漆器与漆器痕迹，其品种之多，数量之大，制作之精，造型、装饰之美，用途之广，都远远地超过前代。由于这个时期正处于封建社会的初期，生产关系的变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经济的大发展和铁工具的广泛使用，也必然推进漆器工艺的发展。因此，在我国古代漆器史上，这是第一次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突飞猛进，将我国的漆器工艺水平提高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而且延续几百年不衰。
湖北省素有"九省通衢"之称，地处长江中游，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交通便利。楚、秦和西汉时期的墓葬，遍布全省各地。虽然这里的雨水多，地下水位较高，但这些墓葬多为土坑木椁墓，深埋于地下，棺椁外面又常常填塞密度较大、能起防潮和隔绝空气作用的自膏泥，因而出土的漆器数量之多、保存之完好，在全国实属罕见。因此，湖北省出土的楚秦汉漆器，对于研究我国古代漆器艺术及其发展史，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学术价值。
据史书记载，楚自西周初年至战国晚期建国800余年。但是，目前对楚国早期的历史文物尚难确认，漆器资料也缺乏，因而本书是从春秋中晚期的楚漆器开始收录的。随州曾侯乙墓并非楚墓，但战国早期曾国已成为楚国的附庸国，它与楚文化也有许多共同特点，属于楚文化范畴，故将其收录。在中国历史上，秦王朝仅15年就灭亡了。然而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拔郢，并在秦军所占领的湖北大部分地区建立南郡。而且在湖北战国晚期秦墓出土的漆器，与原来楚国的漆器特点迥然不同，应属于秦文化系统的漆器。因此，本书将这部分漆器放在秦漆器中向读者介绍。
本书收录了这个时期考古发掘的漆器精品208件，其中春秋时期的漆器6件，5种器类；战国时期的漆器108件，66种器类；秦代漆器33件，13种器类；西汉时期的漆器61件，20种器类。这些漆器，不乏珍品，它集中而全面地反映了迄今湖北已发现的这个时期漆器的情况，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
一 考古发现概况
湖北省在春秋、战国时期是楚国的中心地区，在秦汉时期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中也起了重要的作用。这个时期的墓葬，遍布于湖北省各地，大多数墓中都发现了漆器，而遗址中却很少见。迄今已经发掘5000余座春秋、战国、秦和西汉墓，出土的漆器达6000多件。比较重要的发现，主要有当阳曹家岗5号春秋墓⑷和赵巷4号春秋墓⑸，战国墓有江陵县楚郢都纪南城附近的望山⑹、天星观⑺、马山⑻和雨台山⑼等楚墓，荆门包山2号楚墓⑽，随州曾侯乙墓⑾，江陵凤凰山⑿、毛家园⒀、张家山⒁、杨家山⒂，云梦睡虎地⒃和大坟头⒄，以及襄阳擂鼓台⒅和光化五座坟⒆等地的秦墓和西汉墓。
春秋时期中小型墓中，随葬漆器并不盛行，虽在少数墓中发现漆器，也只有几件至10余件。按其用途，主要有生活用具、乐器、车马器和丧葬用具等。
战国时期，楚墓中随葬漆器已相当流行。无论是大、中型墓，还是小型墓，一般都随葬数量不等的漆器。其中小型墓数量较少，只有几件至几十件；中型墓多为几十件至近200件；大型墓则有近百件至200多件。大、中型墓随葬的漆器制作精美，品种多，大多还有乐器等规格较高的漆器。所发现的漆器品种，已由春秋时期少数的几种剧增至80多种⒇，主要有生活用具、家具、文书用具、兵器及其附件、乐器、车马器、手工艺品和丧葬用具等等，广泛地应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占有一定的地位。
目前湖北只发掘了几十座小型秦墓，绝大多数都随葬了漆器，少则几件，多达40件左右。其漆器的品种在20种以上，主要有生活用具、文书工具和丧葬用具等等。其中生活用具的品种和数量明显地增多，专供丧葬用的明器剧减；目前尚未发掘大中型秦墓，乐器、兵器和车马器等漆器也未见。
西汉墓中随葬漆器颇为盛行，已基本上取代了青铜礼器。中型墓随葬的漆器，制作精、品种繁、数量多，一般为几十件至100多件，小型墓随葬的漆器，一般只有几件，多的近30件。漆器的品种也有20种以上，其品种和用途与秦代的更为相似，也未发现乐器和车马器，丧葬用具则只有棺椁，而未见镇墓兽等专为丧葬制作的明器；但生活用具的数量更多，并增加了一些新的器类。
从上所述，春秋、战国、秦和西汉时期的大、中、小型墓所随葬的漆器，其品种和数量均有一定的差异，而且制作的精美程度也不尽相同。这一方面是因时代不同而发展变化的缘故；另方面则是当时社会等级的差别在丧葬制度上的一个反映。
二 制作工艺
自战国时期铁工具应用于制作漆器之后，漆器工艺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湖北省出土的大量楚秦汉漆器，从胎骨和制作工艺的发展变化分析，都说明这一时期的漆器工艺有较大的发展。
（一） 胎骨
目前湖北春秋时期楚墓出土的漆器，胎骨只有厚木胎一种。
战国时期楚墓发现的漆器，胎骨仍以木胎为主，但根据时代早晚不同胎骨也有一些变化：早期的厚木胎较多，还有少量的皮胎、铜胎和竹胎；中期厚木胎略有减少，而薄木胎和竹胎增多，并有陶胎、铜胎、夹纻胎、皮胎和骨角胎等，望山1号墓的漆削鞘是已见到的第一件夹纻胎漆器；晚期仍以厚木胎为主，但胎壁较春秋时期的薄，薄木胎与夹纻胎的数量又略有增多。根据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手工业专著--《考工记》记载，战国时期对于各种器物的制作非常考究其用料比例及选材，这里以漆兵器为例略作说明。《考工记》记有"弓人为弓，取六材，必以其时，六材既聚，巧者和之。干也者，以为远也；角也者，以为疾也；筋也者，以为固也；漆也者，以为受霜露也。"注云："取干以冬，取角以秋，丝漆以夏，筋胶未闻。"并对弓之长短也作了明确的规定。在《庐人为庐器》中，关于戈、矛、殳、戟的"积竹柲"等的制作，也有详细的记载。在《矢人为矢》中，对矢杆的制作，也有严格的规定。所以，大批漆器才能深埋于地下2000多年至今不朽，望山1号墓的两件木剑和2号墓的四件漆瑟弦柱等才能自然脱水后仍不变形。
秦代小型墓出土的漆器，胎骨也是以木胎为主，并有少量的铜胎和竹胎等。其中木胎又有厚薄之分，厚木胎相对地减少，薄木胎和竹胎相应地增多了。在一些铜容器的内外，也涂有红漆或黑漆。当然，这个时期漆器的选材与用料，也是相当考究的。
西汉时期漆器的胎骨与选材等方面，基本上与战国、秦代的情况相同，但也有一些变化，厚木胎明显地减少，薄木胎显著地增加。夹纻胎在一些中型墓出土的漆器中，占有较大的比例。在江陵、云梦、枝江、光化等地西汉墓出土的有些陶器，里表均涂漆，这种陶胎漆器数量的增多，反映了当时漆器在日常生活中应用的范围更加广泛。
（二）制法
春秋时期的楚国漆器，厚木胎的制作工艺，因器皿造型的不同，而采用研制与挖制等相应的制作方法。其中有些为整木制作，有些是分别制作构件再以榫卯相接合。木胎制作后，先涂漆，再彩绘各种花纹图案。
战国时期的楚国漆器，随着品种和数量的剧增，制作工艺也有较大的发展，已能根据质料与器形之不同而采取相应的制作方法。竹胎漆器中的彩漆竹笥、扇、席等，系编织而成；竹弓等是以斫制为主制成的；竹筒等则是以锯制为主制作的。木胎的制法主要有斫制、挖制和雕刻三种，一般是以某种制法为主，辅以其它方法而制成的。例如几、弓、戈矛杆和剑鞘等，以斫制为主；耳杯、剑椟、酒具盒、扁圆盒等，以挖制方法为主；卧鹿、虎座飞乌、虎座鸟架鼓的鼓座等，则以雕刻方法为主。还有些漆器是分别制作构件，然后用榫卯接合（如豆、案、几等），或者粘合而成（如模、剑鞘等）。木胎制作后，先涂漆，然后用彩漆或其它颜料描绘各种优美的花纹图案。战国早中期的楚国漆器，有的与金工结合，即在木胎上配以铜环、足和铺首等构件，然后涂漆与描绘花纹；晚期的漆器，出现了铜扣器的新工艺。值得特别提出的是，曾侯乙墓外棺系铜框架里嵌厚木板构成，是我国迄今所见年代最早、结构最复杂、器形最大、体量最重，并与金工结合的一件特大型漆器。
秦代漆器基本上继承了战国时期楚国漆器的制作方法，即木胎以斫制、挖制和雕刻等方法为主，竹胎采用锯制与编织等制法，战国晚期出现的铜扣器新工艺得到进一步推广。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秦代漆器的制作工艺也有进一步发展。主要表现有两个方面：一是木胎的制作出现了卷制的新工艺，例如漆樽、卮、圆奁和椭圆奁等，器壁与盖壁都是用薄木胎卷制，再与厚木胎的器底与盖相粘合而成；二是扣器不仅广泛使用青铜制作的箍、环、铺首衔环和蹄足等构件，而且还出现银箍构件。在内容丰富的睡虎地秦简中，还有关于漆园生产、天然漆原料运输和管理，以及各类器物生产标准化等方面的严格制度的记载，这些制度的出现，是促进秦代漆器生产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这些木胎漆器上，有许多针刻与漆书的文字和符号，这是木胎制成涂漆以后才刻划与书写的(21)。其中作坊的标志有"路里"、"宦里"、"宦里口"、"钱里大女子"、"赵里口"、"安里皇"、"女里"等；物勒工名的标志有"文"、"介"、"但"、"忠"、"李"、"中"、"士五咸"、"士五军"、"士五皆"、"小男子左"、"小女子"、"大女子妴"等。还有许多烙印的文字和符号，也是木胎制成后烙上的戳记，其中不少漆器上有"告"（即造）、"包"、"素"、"上"等烙印文字，应是素工、包工、上工和造工等工匠在制作漆器时所烙上的戳记，它反映了秦代漆器制作有着多道工序，并且存在着"物勒工名"的产品责任制。在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漆器上，有100多处烙印了"咸市"、"咸亭"、"许市"、"市"和"亭"等文字，它是秦都咸阳和河南许昌等地市亭所生产的漆器产品的标志。在千里之外的湖北云梦发现这些地方的漆器产品，说明当时漆器生产的商品性质是很强的。
西汉漆器，在继承秦代漆器的制作方法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其工艺的新发展，主要有三点：一是战国时期和秦代的木胎漆器上所采用的雕刻方法，至西汉时期已极罕见，而凡是圆形或圆筒状的漆器，一般采用旋制的新工艺，它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而且使产品更加规整美观；二是西汉初期扣器的器类与数量都较战国与秦代增多了，而且至汉武帝时期还出现了镶嵌精巧的银片纹样作为漆器上的装饰，这是唐代平脱工艺的前身；三是漆器上的装饰纹样，出现了针刺纹（锥画）、填充金粉的戗金技法和暗纹的新工艺。上面的"素"、"包"、"上"、"造"，及"饱"、"草"等烙印文字，也是素工、包工、上工和造工在制作时所烙上的戳印，反映了西汉前期漆器的制作也有多道工序与"物勒工名"的产品责任制。在一些漆器上还发现了"成市"、"郑亭"、"市府"、"中乡"、"北市"等烙印文字，这是四川成都与河南新郑等地市府生产的漆器产品的标志。还有许多针刻文字与符号，其中作坊的标志有"宦里大女子"、"千金里"、"口里口"、"门里"等；物勒工名的标志有"章"、"东"、"朱"、"李"、"杜"、"任"等。
三 器皿造型
湖北省出土大批精美的楚秦汉漆器，经当时能工巧匠的精心制作，各类器皿千姿百态，琳琅满目，充分显示了均衡协调、朴素大方、美观实用等等造型特点。这些器皿的造型，可大致归纳为仿动物形象的、仿铜陶器的，以及为生活需要而制作的三大类。它对于研究我国这个时期的漆器造型艺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仿动物形象的器皿造型
在新石器时代，人类在改造和利用自然的过程中，曾经摹拟植物、动物等自然形象进行器皿造型。在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中，这类器皿造型仍屡见不鲜。但是，在春秋时期楚国的漆器中，只有雕龙等少数的小件漆器。
湖北出土的战国时期楚国漆器中，仍然可以看到雕刻的虎、豹、鹿、兽、鸳鸯、凤、鸟、蛙、蟒、蛇、辟邪、镇墓兽等动物形象的漆器，并且数量相当多，是这个时期漆器的一个显著特点。这些漆器，各具姿态，形象生动，本身就是一件极具形式意味的雕刻品。虎座鸟架悬鼓，以兽中王--虎，两相背卧为座，两鸟相背立于虎背之上，漆木鼓悬挂于二鸟之间，高大雄伟（图版67～69）。头插鹿角的单头（图版109）与双头（图版108）的镇墓兽，睁目吐舌，狰狞恐怖，显示其引魂升天的神威(22)。江陵望山1号楚墓出土的彩绘木雕小座屏（图版104），在长51.8、屏宽3、座宽12、高15厘米的小座屏上，巧妙地将透雕与浮雕的凤、鸟、鹿、蛙、蛇、蟒等55个相互争斗的动物，交织成一个生动的画面，真是巧夺天工；这些形象栩栩如生，加上用红、蓝、银灰等色描绘花纹，显得更加瑰丽，是这类雕刻漆器的代表作。
雕刻动物形象的漆器，至秦代不仅器类与数量剧减，而且动物形象也趋于简洁。例如凤形勺（图版125）的造型，为昂首曲颈张尾之风（简化凤之双翅与双足），于凤背上挖制成勺，它是在写实的基础上加以夸张，形不失真，造型新颖别致，反映了秦代造型艺术的特点。
西汉时期的这类漆器，其造型比秦代更为简洁，仍以凤形勺（图版171）为例，不仅没有双翅与双足，连尾部也简化了。江陵凤凰山出土的龟盾（图版207），只作龟的腹甲状，而不是作整龟之形，但它运用涂漆与不涂漆及用细篾编织等手法，充分地表现出龟的腹甲特征。还有双虎头形盾（图版206），也只雕出头与前肢，而后肢与尾部也都被省略。
（二）仿铜陶器的器皿造型
漆器的木胎质轻，造型方便，隔冷热，耐腐蚀，加上绚丽多彩的优美花纹，使其取代青铜器成为历史的必然，从湖北出土的楚秦汉漆器初步分析，这类漆器是在仿制铜陶器的器皿造型的基础上，根据木胎等质料的特点进行制作的，从而形成独特的造型艺术特点。
春秋时期的楚漆器中，仿铜陶器制作的器皿造型占有很大的比例。例如当阳赵巷4号墓出土的漆方壶、盔、簋、豆、俎等，都是仿制当时的铜陶器的器皿造型；但依据木胎的质料，也有小的差异，而且加绘了各种色彩的装饰纹样，显得更加美观。
战国时期，仿铜陶器制作的漆器，在当时漆器中占有一定的比例，例如随州曾候乙墓出土的两件漆盖豆（图版7、8），显然是仿制青铜盖豆的，但在豆盘伸出的浮雕对称附耳，又有别于铜盖豆，器外并用红、金黄等色彩绘繁丽的花纹，比铜盖豆更显优美。江陵雨台山18号楚墓出土的一件漆豆（图版10），也是仿制铜豆而作的，但它在豆把中部雕出八棱形，有别于铜豆，通体还有彩绘花纹。还有曾侯乙墓的一件漆禁，显然是仿制铜禁的；但其四足为圆雕的兽，禁面四角各浮雕成二龙，四边当中各浮雕单首双身龙，十字隔梁和侧面阴刻云纹，并有红漆彩绘绹纹、草叶纹、云纹、鳞纹等纹样，比青铜禁更加美观。
秦代仿铜陶器的器皿造型之漆器，数量也不少。例如云梦出土的双耳长盒（图版121），就是仿制铜盔的器皿造型，作椭圆形，有弧形假足，双耳似猪嘴而微秃，更富于变化，漆樽也是仿制青铜樽的，但它的盖顶有三个S形铜钮饰，腹外有一铜环形鋬，底下有三个铜蹄足，有的还有铜或银箍加固，整个造型显得精巧，而与浑厚庄重的铜樽风格迥然不同。
西汉时期，这类漆器的数量相当多，漆樽和圆盒等的造型，与秦代相同，漆壶（图版168）、匜（图版166）等的造型，基本上是仿制铜器的器皿造型，但它们又比同类铜器显得更加轻巧，各种彩绘花纹也比铜器纹饰更为光彩迷离。当然，也有些同类的漆器，虽然都是仿制于同一种铜器的器皿造型，但它们也并非完全雷同，例如漆盘既有长方盘与圆盘之分，又有平底盘、园底盘与矩形足盘之别。
（三）为生活需要而制作的器皿造型
虽然春秋时期楚国漆器的器类与数量较少，但战国和秦汉时期漆器的器类与数量剧增，用途广泛，尤其生活用具不断增多，为了使各种漆器既实用又美观，就必须依据其不同的用途进行艺术加工，这是楚秦汉漆器造型艺术的重要特点之一。
春秋时期，楚国贵族的中型墓中出土的方壶、簋、盨、豆、俎等漆器，是作为礼器而制作的，还有当时贵族生活所需的漆瑟等乐器。这类墓中所出的镇墓兽等漆器，则与楚人信巫的习惯有关。这些漆器的造型也十分讲究对称和规整。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都十分注重兵器的制造与改进，楚墓出土的大批漆木兵器杆，因具体用法不同而造型各异：矛杆呈圆形，殳为八棱形，戈杆是前尖后圆，铜戈装配时戈锋与杆的尖面相一致，手握戈杆则知戈锋的朝向，既利于交战时实用，整体造型也协调美观，漆木剑盒在这个时期的楚墓中也较常见，它放置带漆木鞘的铜剑，其大小是据所放置剑的大小而定，一般盒里放剑后十分紧凑实用；造型大多为长条形，由盖与盒身相扣合而成。有的剑盒为了避免造型单调，盖顶隆起，并饰有阴刻或浅浮雕的瓦楞纹，盒身也饰有涡纹等纹饰。一些酒具盒与食具盒，更注重实用与审美相结合。例如江陵望山1号墓发现的酒具盒，盒里分四格放置酒壶两件、耳杯九件、大、小盘各一件，非常紧凑实用，整器作长方形而圆其四角，器外又浮雕涡纹，造型也很美观大方。
秦代漆生活用具的器类与数量有较大的增加，其器皿造型也很巧妙，云梦睡虎地13号秦墓出土的一件漆耳杯盒（图版133），外作椭圆形，内作耳杯形，能紧凑地平置五件漆耳杯，十分讲究实用价值。漆卮、樽、壶和扁壶等酒器的造型，也各具特色：卮为圆筒状、平底，器外附单环形鋬，少数还有盖；樽的造型与卮相类似，但平底下有三蹄足，大多有盖（盖上一般有三个S形钮饰）；壶为圆口、圆颈、圆鼓腹、圆圈足、圆盖；扁壶则是扁腹，长方形圈足，并有圆口圆盖与方口盝状盖两种。漆圆奁、椭圆奁、笥等，造型特点都是器身与盖相套合，盖顶隆起，体现了既有规则又有变化的艺术特点。
西汉时期的漆器，在继承秦代的造型艺术基础上又有一些发展。例如江陵凤凰山168号西汉墓发现的一件漆耳杯盒（图版184），整个盒的内外均近椭圆形，平底，盖顶隆起，造型别致；盒里空间恰好竖置10件对扣的漆耳杯，比秦代耳杯盒平置耳杯更可充分利用盒里的空间；盒外有繁丽的彩绘花纹。它的构思巧妙，更注重实用，造型也显得美观大方。
综上所述，湖北出土的种类繁多的楚秦汉漆器，它们的器皿造型都有一定的形制和权衡比例，并且因年代不同又有一些差别与发展。这既是当时人们在长期生产劳动中的发现与创造，又是这个时期人们审美观念的反映。
春秋战国时期楚国漆器的器皿造型，比较讲究对称和规整。较常见的有圆形（包括球形、半球形和圆筒形三类）、椭圆形和长方形等。这些漆器的容积较大，省工省料，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而且在造型方面，又比其它形制漆器的器皿造型更容易取得均
衡和曲直对比的艺术效果。而不对称和不规整漆器的器皿造型，既费工费料，也并不美观实用，因而很少见到，这些情况说明，这个时期楚国漆器的器皿造型，已经体现了实用与美观相结合的法则和规律，器表上又加饰不同漆色与各种花纹图案，因而比当时其它质料的器皿造型更加瑰丽多姿。
秦代漆器的器皿造型，继承了战国时期楚国漆器的实用与美观相结合的基本法则与制作规律，并加饰各种彩绘的优美花纹，但它又有所发展，对于费工费料，又不大符合实用的一些器皿造型，如雕刻各种动物形象的漆器及曲形盒等等，在种类与数量方面都有较大的减少。
西汉时期漆器的器皿造型，又在继承楚秦漆器的器皿造型基础上有了进一步发展。由于较普遍地采用旋制与卷制技术，许多漆器的器皿造型更为规整；而且圆形、椭圆形等容积较大、省工省料较为实用的漆器，更为常见，这个时期漆器的器皿造型，对实用与美观相结合的制作法则与规律的掌握，已经日趋成熟；在器表用各种色彩描绘优美的花纹，也比战国时期和秦代的漆器更为普遍。
四 装饰纹样
湖北出土楚秦汉的大批漆器，不仅以千姿百态和琳琅满目的器皿造型使人们叹为观止；而且已掌握了图案的构成法则，并以充满着丰富想象力、瑰丽多姿的各种花纹图案进行恰如其分的描绘，说明它已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虚饰，而是一种增强美观、增强实用价值的装饰艺术，在这个时期铜、铁、陶、漆、竹、木、玉和丝织物等各种质料的装饰艺术中，漆器的装饰艺术水平是较高的，在我国古代艺术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
（一）装饰纹样的类别
这个时期的漆器装饰纹样，有的是继承和发展了商周时期漆器和青铜器等的装饰纹样，更多的是取材于自然界和当时人类的社会生活，并依据漆器各种器皿的造型特点而创造出的装饰纹样。从目前积累的大量漆器纹样的资料分析，可以大致归纳为动物、植物，自然景象、几何纹样、社会生活和神话传说等五类装饰纹样。
1．动物纹样
春秋时期楚国漆器上装饰的动物纹样，主要有龙、风、饕餮纹、窃曲纹、鸟、兽等。其中不少是在雕刻的动物上彩绘的（包括浅浮雕），也有一些是直接描绘的。少数单独作为漆器上的装饰纹样；大多数是相互组合，并作为主要纹样的。
战国时期楚国漆器上装饰的动物纹样，主要有龙、虎、鹿、豹、猪、狗、兽纹、蛙、朱雀、鸳鸯、鹤、孔雀、金鸟、凤、鸟、变形凤纹、变形鸟纹、鸟头纹、蟒、蛇、怪兽纹、辟邪、蟠虺纹、窃曲纹等。这些纹样，有的是在器皿表面或内底的地漆上描绘的，有的是在雕刻各种动物形象的漆器上加饰的彩绘花纹。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动物纹样的增减有明显的变化，例如在器皿上直接描绘的动物纹样的数量由少逐渐增多，而在雕刻动物形象上加饰的纹样却由多逐渐减少。同一种动物纹样，也随时间早晚不同而发生变化：其纹样并不雷同；即使是同一时期或在同一画面上，也富于变化，并非千篇一律。当时这类纹样，有的是单独地作为漆器上的装饰纹样，大部分则是作为主要的装饰纹样，周边以几何纹等作为衬托；还有少数是以社会生活和神话传说为内容的纹样，只起烘托作用。
秦代漆器装饰的动物纹样，主要有牛、马、凤、鸟、鹭、鱼、云龙纹、兽纹、凤纹、鸟云纹、变形鸟纹和鸟头纹等。这些纹样，除个别的仍是在雕刻动物形象的漆器上加饰的花纹之外，绝大多数都是在器皿上彩绘的。虽然这个时期的动物纹饰不如战国时期的多，但它们出于当时漆画匠师的妙手，千变万化，繁丽多彩，是当时漆器上最主要的装饰纹样；这类动物纹样往往还辅以几何纹等，使整个漆器图案显得十分和谐优美。
西汉时期漆器上装饰的动物纹样，主要有虎、豹、狸、獐、兔、飞凤、鹤、鸟、鱼、飞豹、奔龙、云兽、怪兽、变形凤纹、鸟云纹、变形鸟纹和鸟头纹等。这些纹样，除极少数是在雕刻动物形象的漆器上加饰的花纹之外，绝大多数也是在器皿上描绘的，还有少数是针刻纹图案，这个时期的动物纹样，题材广泛；有不少象征祥瑞的动物纹样，与当时流行的黄老思想和宿命论有一定关系，而且各种动物纹样的线条勾勒交错，连续索回，变化多样，非常瑰丽。它也是绝大多数漆器的主要装饰纹样，常常以几何纹等加以烘托。
2．植物纹样
春秋时期的楚国漆器，目前尚未见到植物装饰纹样。
战国时期的楚国漆器，开始出现以花草植物作为装饰纹样，这些纹样，一般多采用完整表现的树木形态，少数将花卉之花变形构成。主要有柳树、扶桑树、树纹和四瓣花等少数几种，这些纹样在漆器中所占比例较少，而且只起衬托作用。
秦代漆器上装饰的植物纹样，多用花卉之花、蕾、瓣和枝叶等变形构成，主要有柿蒂纹、梅花纹、连枝花蕾纹等，这类纹样的数量不多，未见单独作为漆器上的装饰纹样，其中有的是作为漆器上的主要装饰纹样，周边以几何纹等衬托；还有些是烘托其它纹样的。
西汉时期漆器上装饰的植物纹样，也是以花卉之花、蕾、瓣和枝叶等的变形构成，主要有树、柿蒂纹和蔓草等。这些纹样在当时漆器中所占的数量很少，只有少数是漆器上的主要装饰纹样，大多数是作为衬托神话传说或动物纹样等的辅助装饰纹样。
3．自然景象
春秋时期楚国漆器上的自然景象纹样，主要有卷云纹、勾连云纹、水波纹、勾连雷纹和波折纹等，而且大多为描绘的。这些纹样，一般都与其它纹样组合图案，并作为辅助纹样。
战国时期楚国漆器上所装饰的自然景象纹样，主要有山字纹、云纹、卷云纹、勾连云纹、云雷纹、三角形雷纹、勾连雷纹和绹纹等。其中尤以随州曾侯乙墓的一件漆衣箱上的漆书二十八宿全部名称最为重要，它是与北斗、四象相配的最早天文资料，它证明我国至少在战国早期已形成二十八宿体系。这些纹样，在当时的漆器中占有一定的比例。它们不仅因不同时期而有繁复与简单之差异，而且即使是时代相同的同一种纹样，虽然有一定的变化规律，但并不完全一样；而且某种纹样在同一画面上，也是变化万端。当然，这类纹样有些相互组成图案，作为漆器上的主要装饰纹样，还有一些是与其它纹样组成图案。
秦代漆器上装饰的自然景象纹样，主要有波折纹、卷云纹和云气纹等，这类纹样在当时漆器中的数量不少，但都不是作为主要的装饰纹样，只是与其它纹样组成图案，起烘托的作用。
西汉时期漆器上装饰的自然景象纹样，主要有山峰、云气纹、卷云纹和波折纹等。这些纹样，线条流畅不滞，装饰艺术效果更佳。它在当时的漆器纹样中占有一定的比例，大多数是与其它纹样构成图案，并非是主要的装饰纹样。
4．几何纹样
春秋时期楚国漆器，主要装饰有三角形纹、圆点纹等少数几种几何纹样，而且都是描绘的，并对其它主要纹样起烘托作用。
战国时期楚国漆器上装饰的几何纹样，是以点、面、线的形式组成的规则或不规则的花纹图案，主要有圆卷纹、涡纹、菱形纹、方块纹、方格纹、方格点纹、点纹、三角形纹和弧形纹等。这些纹样，虽然是以简单的点、面、线的形式组成图案，但由于构成方式的不同，其装饰纹样也是千差万别，并不雷同，更不显得呆滞。这类纹样，大多数相互组成连续索回的几何花纹，作为某些器皿上的主要装饰纹样；还有一部分是与其它纹样组成图案，一般只起衬托作用。
秦代漆器上装饰的几何纹样，主要有圆卷纹、圆圈纹、菱形纹、三角形纹、方格纹。点纹、点格纹等。有少数漆器上是以它们相互组成几何花纹，作为主要的装饰纹样；大多数漆器上又往往是与其它装饰纹样构成图案，仅作为一种衬托。
这类装饰纹样，西汉时期主要有菱形纹、平行直线纹、三角形纹、圆圈纹、圆点纹和点纹等。它在当时漆器的装饰纹样中，占有一定的比例，在漆壶、圆盒等器皿上，有极少的是以几何纹样为主要装饰纹样；而绝大多数是与动物，自然景象等纹样相互配合，使画面的花纹变化多样，图案更加美观，而且往往是以其它纹样为主要装饰，它只起烘托的作用、
5．社会生活和神话传说
春秋时期楚国漆器上，尚未见到以社会生活和神话传说为内容的装饰纹样。
战国时期楚国漆器上，这类纹样并不多，主要有荆门包山2号墓漆奁盖外沿彩绘的贵族车马出行图(23)（ 图版22）与随州曾侯乙墓鸳鸯盒两侧的乐舞场面（图版12）等社会生活方面的装饰纹样。有关神话传说的装饰纹样略多一些，在曾候乙墓的一件漆衣箱盖上绘有后羿射日等图案（图版48），内棺格子门两侧绘有手执双戈戟的人头兽身、人头鸟身与兽首人身等守卫的门神（图版111），五弦琴身上绘有人与龙的图案（图版80），还有江陵李家台4号墓的一件漆盾背面(24)，绘有龙、凤、云纹、树及人顶树等画面。这些纹样，运用各种艺术表现手法，使其画面或生动活泼，生活气息浓厚，或神奇古怪，令人遐思。
秦代漆器的这类纹样极少，目前只在江陵凤凰山秦墓出土的彩绘木梳、篦各一件的画面上见到。木梳的正面为饮宴场面，背面是描绘的歌舞场面；木篦的正面是彩绘的送别场面，背面是幅角抵（相扑）竞赛的画面。这些纹样，线条流动，富于动势和节奏，人物生动传神。通过不同的动态、形象与表情，将生活场面表现得淋漓尽致。
西汉时期的这类纹样，也只在江陵凤凰山出土的一件龟盾（图版207）与襄阳擂鼓台发现的一件漆圆奁上见到。龟盾正面的上部绘一神人，其下绘一神兽，是有关古代传说中的水神禺疆与夏禹的形象(25)。背面在盾把两侧各绘一人拱手相向而立，似为宾主相见的场面。漆圆奁的盖内与内底均绘有人物、怪兽和树等，显然与历史及神话传说有关，画面均据器皿造型而巧妙设置花纹，装饰艺术水平较高。
（二）装饰纹样的组合形式
战国秦汉时期漆器上众多的装饰纹样，线条勾勒交错，流利奔放，形式优美。这些瑰丽多彩的图案，说明了当时的漆画匠师们已经熟练地掌握了图案的构成法则。从这些装饰纹样的组合形式分析，可分为适合纹样、独立纹样和连续纹样等三种构成方法。
这些构成方法，灵活、生动，把装饰和实用有机地结合了起来。
1．适合纹样
适合纹样，主要是依据器皿的造型，描绘相应的纹样作装饰。
春秋时期楚国漆器上的这种构成方法，应用极少，目前只在当阳曹家岗5号墓的一些小件漆雕龙上，见到了这种装饰手法。
战国时期漆器上，适合纹样的应用主要是体现在一些雕刻各种动物形象的漆器上，例如雕刻的梅花鹿，身上彩绘鹿的斑纹。又如虎座鸟架悬鼓，虎座满饰虎的花纹，凤鸟绘羽毛纹等。但是，当时也有少数雕刻动物形象漆器并不绘适合纹样，例如随州曾候乙墓的鸳鸯盒，只在鸳鸯的颈、背、尾等部位绘羽毛纹，而大部分却绘绹纹和点纹等，两侧面绘有乐舞画面。
秦汉时期，随着雕刻各种动物形象漆器的器皿造型的剧减，这种装饰手法的应用就更为少见了。只在一些凤形勺、双虎头形盾等漆器的装饰上，仍然以这种纹样为主，而龟盾却是以描绘神话传说和反映社会生活的宾主相见等画面作为装饰。
2．独立纹样
在楚秦汉的一些漆器器皿中心位置或某一面上，往往由一个或几个独立单位构成装饰纹样。并且主要是采用平衡、均齐、辐射、旋转和几何形等多种形式，组成装饰性很强的优美图案。
春秋时期楚国漆器的装饰纹样中，这种构成方法应用很少，且大多以动物纹样为主。例如当阳赵巷4号墓的漆俎上，描绘有形态各异的瑞兽等独立单位的装饰纹样。
战国时期楚国漆器上的装饰纹样大多也是以动物纹样为主，它的组合形式、单位纹样的构成多为平衡式，例如长方盒、方盒和曲形盒的正面，常常是以鹿、鸟、兽等独立的个体形象作装饰纹样。还有少数单位纹样的构成是对称式的，例如盖豆的盖顶与有些虎座鸟架悬鼓的鼓面中心，一般绘有涡纹或四瓣花纹等独立纹样。
秦代漆器上的装饰纹样，这种构成方法的应用更多。这些装饰纹样，绝大多数仍是动物纹样，也有极少数是以人物画为主要装饰，它的组合形式与楚基本相同，例如云梦睡虎地11号墓的一件漆盂内底，彩绘两条游动自如的鱼和一只单足伫立的凤，作者运用三足鼎立的构成方法，使不对称的双鱼协调地组合在一起。还有一件圆盒的盖顶，花鸟的姿态多变，纹样分布十分得当，从而组成平衡式的独立装饰纹样。
西汉时期漆器装饰纹样的组合形式，基本上与秦代相似，对形式原理的运用更加成熟。例如江陵凤凰山168号西汉墓出土的一件大扁壶（图版174），正背两面各绘有姿态各异的三只豹（盖上还有一只），也是运用三足鼎立的构图法，使不对称的三豹组合成平衡式的优美的独立装饰纹样。这座墓的三凤鸟纹漆圆盒，盖顶部中心的三只凤鸟，以旋转方式构图，周围又以卷云纹烘托，使三凤犹如在空中盘旋追逐，达到很好的装饰效果。
3．连续纹样
在一部分楚秦汉漆器的中心纹样周围及其口沿内外，往往以二方连续与四方连续纹样装饰。其中以二方连续纹样较多，又可细分为边缘连续纹样和带形连续纹样两种类型，且以边缘连续纹样为主；这些纹样绝大多数是横式的左右连续，斜式和纵式的极少见。它主要是采用二方连续中的连圆式、连环式、波折式和散点式等构图方法。每一种式样，在实际应用中又有许多形式，既使纹样复杂多变，又有规律可循，并取得较好的装饰艺术效果。在楚国的漆盘、方盒、扁圆盒、长方盒等器皿的中心纹饰周围，常常绘有绹纹、云纹、勾连卷云纹和几何纹等边缘连续纹样。这些纹样比较讲究对称，且有四面对称和二面对称等形式；还有少数采用平衡的组合形式，用于烘托主要的装饰纹样。秦和西汉时期的漆圆盒、盂、盘、樽、卮、圆奁、椭圆奁等器皿的中心纹饰周围，往往绘有波折纹、涡纹、变形鸟纹、鸟头纹和几何纹等边缘连续纹样，这些纹样也比较讲究对称，并巧妙地将它与主要的中心纹样协调、统一，构成优美的图案。
带形连续纹样，是以一个单元的纹样，在长条形的平面上反复连续。它的构图方法与边缘连续纹样基本相同，在实际应用中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纹样也富于变化。楚国的漆耳杯、豆、簋、方壶、盘和圆奁等器皿的内外口沿和外壁上，一般都绘有三角形纹、水波纹、变形云雷纹、勾连卷云纹和几何纹。秦代和西汉时期的漆耳杯、长方盒、樽、卮、盂等器皿的内外口沿和外壁上，也都绘有变形鸟纹、鸟头纹、波折纹和几何纹。这些装饰纹样的应用也相当广泛，它与主要装饰纹样有机地相互结合，主次分明，具有韵律和节奏感。
四方连续纹样，由于楚秦汉时期漆器器皿的造型缘故，并没有被普遍地应用，战国时期楚国的漆案等器物的面板，以散点式的构成方法描绘涡纹等装饰纹样。在秦代和西汉时期的漆卮和樽等器物的外壁，采用散点式、波折式和斜坡式的构成方法，描绘波折纹、变形鸟纹和变形鸟头纹等。
从上面对楚秦汉漆器装饰纹样的三种构图方法分析，可以看出其纹样形式都是与各种器物造型及纹样的内容紧密相关的，在实际应用中又有各种变化，三种构图方法，往往巧妙地相互配合；而且对纹样的选择、装饰的部位、比例的权衡、间隔的应用等方面，也颇具匠心，无论从哪个角度去欣赏，都能给人们一种美的享受。
（三）装饰的手法
湖北出土的楚秦汉的漆器，从大量的装饰纹样分析，写实与夸张是其主要的装饰手法。
写实的装饰手法，是直接摹拟自然界的各种动物、花草植物，自然景象和以人类社会生活等方面的题材，作为当时漆器的装饰纹样。
春秋时期楚国漆器上，这种装饰手法应用极少。
战国时期，这种装饰手法被广泛应用，例如许多雕刻动物形象的漆器，还有沙市孔雀纹瑟上的纹饰，包山2号墓车马出行图漆奁上的柳树，均是采用这种装饰手法。
秦代的漆器纹样，应用写实的装饰手法更为成熟。例如江陵凤凰山的一件木篦背面所描绘的角抵（即相扑）场面，画面共三人，右边的两人正在进行比赛，左边一人平伸双手全神贯注地作评判；作者抓住比赛双方全力以赴、相持不下的一瞬间，把相扑竞赛中的气氛渲染得紧张、热烈。
西汉时期，如江陵凤凰山的一件三鱼纹漆耳杯，内底绘象征水草的四叶纹，三鱼环游于周围，又绘似鱼吐出气泡的圆圈纹和点纹，仿佛三鱼摇头摆尾于水底，构思巧妙，生趣盎然；口沿内外还以变形鸟纹和几何纹样，加以烘托，鱼形具象、逼真。
夸张变形的装饰手法，并非按客观事物的原貌进行描绘，而是对其主要的和有意义的部分进行夸张变形，使其特征更加强烈、集中，以加强装饰纹样的艺术效果。
春秋时期楚国漆器上，绝大多数的动物，自然景象和几何纹样等，都是采用这种手法。例如当阳赵巷4号墓漆俎上的瑞兽，并非是某一种兽的写实，而是经综合联想、夸张变形所创造出的艺术形象。
战国时期漆器上的装饰纹样，大多采用这种手法。大量的几何纹样，主要是采用夸张变形手法，有的依然可以看出保留了客观事物的某些特征，有的则是完全从实用功能和装饰美出发，并不表现某种客观事物和象征某种意识，只是点、线、面的组合。还有江陵李家台的大漆盾背面的孔雀，着力渲染孔雀开屏之美，使其形象更加鲜明。曾侯乙墓的漆鸳鸯盒两侧面，用朱漆绘有舞乐场面：一侧面是单足伫立的对称双凤，凤嘴衔钟架（即荀），架上悬挂两个铜甬钟；凤足的上部置磐架横木，上悬两个石编磐；一个兽头人身的乐人正手持钟棒背向撞击编钟。另一侧面的右边绘一乐人正敲打建鼓，左边是戴冠佩剑长袖飘举的舞人，正伴随鼓声的节奏翩翩起舞，画师选择了最能代表时代与曾侯乙身份的钟、磐和建鼓等三种乐器，以及击钟磐、敲建鼓与舞者各一人，分别在面积只有7×4.2厘米的画面上，将庞大而壮观的乐舞场面，表现得淋漓尽致。
秦代漆器上，这种装饰手法的应用也相当广泛，例如睡虎地的牛马纹扁壶（图版129），在写实的基础上进行夸张，使牛雄健肥壮的特征，显得更为突出有力。另一面的飞鸟下为奔马，表现了奔马快于飞鸟的意境。植物纹样中的四瓣花和梅花等，是将花瓣夸张变形，而将枝叶部分剔除，使其特征更加明显。
西汉时期漆器上的纹样，则更广泛地应用了这种手法，技法更为熟练，有些纹样仍是在写实的基础上加以变形夸张，而有些已很难看出原来客观事物的特征，例如变形鸟纹，不仅纹样繁多，而且变形夸张远比战国和秦代突出，又如相当流行的变形鸟头纹(26)，完全是从工艺品的实用功能和纯装饰美出发，所以有人将它定名为"B"形纹(27)。
（四）绘画和用色
楚秦汉时期漆器上各种优美的装饰纹样的产生，除了与漆绘匠师的精心构图有关之外，还与他们绘画用笔的稳健准确、运线的千变万化、着色的富丽和谐等高超技艺密不可分。
我国的绘画一贯注重行笔用线，通过线的长短粗细、刚柔强弱、轻重疾缓、浓淡干湿、转折顿挫，表现出各种人物形象与装饰纹样的形体与质感。这个时期广泛地应用单线平涂法，并有单线勾边与不勾轮廓线两种。例如包山2号墓漆圆奁盖沿的车马出行图，主要是采用色块平涂再单线勾边的画法。通过不同的行笔，使线条极富变化。如云梦睡虎地11号墓的漆樽内底之鸟纹，用笔高古，线如游丝，在口径只有11.4厘米、深达10.1厘米的樽的内底，画出细如发丝的线条，而所绘的凤鸟形象准确，线条流畅，具有很好的装饰效果。为了使装饰纹样在同一平面上呈现出有厚度的层次感，当时还采用平宽的线与穿插切割相结合的画法，例如曾侯乙墓内棺上的龙、蛇相互蟠绕的纹样，就是采用的这种画法。
这个时期漆器上的装饰纹样，用色是丰富多彩的，春秋时期主要有红、黑、黄等三种，战国时期主要有红、黑、黄、褐、蓝、绿、金、银、银灰等九种，秦代有红、黑、褐、金、银等五种，西汉时期有红、黑、褐、灰黑、金、黄等六种，并都以红、黑两色为主色。这些漆器的底色与装饰纹样用色的搭配，讲究对比色和谐。例如云梦睡虎地46号秦墓出土的一件漆卮，用银箔镂刻成花纹图案，然后贴在器壁上，再用朱漆勾线压边，使全器银光闪烁，灿烂华丽。绝大多数漆器是以黑漆为底色，并以红色描绘花纹图案，红黑相映成趣，使装饰纹样显得明快优美，还有一些漆器是在黑漆的底色上，用红、黄、金色或红、褐、黄色等描绘花纹，使装饰纹样显得富丽堂皇，光彩夺目。
战国和秦汉时期，是我国古代漆器史上的发展繁荣时期，湖北省出土的这个时期的漆器，不仅数量与器类繁多，而且其制作工艺、器物造型和装饰纹样也都具有很高的水平，是当时我国漆器发展的缩影，通过对这些漆器的初步研究，我们不难看出，它对我国尔后漆器工艺的发展，产生了相当深刻的影响。
注：
⑴河姆渡遗址考古队：《河姆渡遗址第一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又：《浙江河姆渡遗址第二次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1980年第5期）。
⑵浙江省文物考古所：《余杭瑶山良诸文化祭坛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期）。
⑶陈振裕：《我国夏商时期的漆器工艺》（收于1995年《中国商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⑷湖北省宜昌地区博物馆：《当阳曹家岗5号楚墓》（《考古学报》1988年第4期）。
⑸宜昌地区博物馆：《湖北当阳赵巷4号春秋墓发掘简报》（《文物》1990年第10期）。
⑹湖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湖北江陵三座楚墓出土大批重要文物》（《文物》1966年第5期）。
⑺湖北省荆门地区博物馆：《江陵天星观1号楚墓》（《考古学报》1982年第1期）。
⑻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马山1号楚墓》（文物出版社，1985年）。
⑼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雨台山楚墓》（文物出版社，1984年）；湖北省博物馆：《湖北江陵雨台山21号战国楚墓》（《文物》1988年第5期）。
⑽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墓地整理小组：《荆门市包山楚墓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5期）。
⑾湖北省博物馆：《随州曾侯乙墓》（文物出版社，1989年）。
⑿长江流域第二期文物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湖北江陵凤凰山西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4年第6期）；纪南城凤凰山168号汉墓发掘整理组：《湖北江陵凤凰山168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5年第9期）；凤凰山167号汉墓发掘整理小组：《江陵凤凰山167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6年第10期）。
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资料。
⒁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张家山三座汉墓出土大批竹简》（《文物》1985年第1期）。
⒂张绪球：《宜黄公路仙江段考古发掘工作取得重大收获》（《江汉考古》1992年第3期）。
⒃云梦睡虎地秦墓整理小组：《云梦睡虎地秦墓》（文物出版社，1981年）；湖北省博物馆：《1978年云梦秦汉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6年第4期）。
⒄湖北省博物馆：《云梦大坟头1号汉墓》（《文物资料丛刊》第4辑）。
⒅襄阳地区博物馆：《湖北襄阳擂鼓台1号墓发掘简报》（《考古》1982年第2期）。
⒆湖北省博物馆：《光化五座坟西汉墓》（《考古学报》1976年第2期）。
⒇陈振裕：《试论战国时期楚国的漆器手工业》（《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4期）。
(21)陈振裕：《湖北战国秦汉漆器文字初探》（《古文字研究》第17辑）。
(22)陈振裕：《略论镇墓兽的用途和名称》（《故宫月刊》总149期，1995年，台北）。
(23)陈振裕：《楚国车马出行图初论》（《江汉考古》1989年第4期）。
(24)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李家台楚墓清理简报》（《江汉考古》1985年第3期）。
(25)李家浩：《江陵凤凰山8号汉墓"龟盾"漆画试探》（《文物》1974年第6期）。
(26)陈振裕、左德承：《试论秦汉漆器的两种纹饰》《中国当代漆艺论集》（中国物资出版社，1994年）。
(27)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文物出版社，1973年）。
（本文插图中的摄影图片，由湖北省博物馆副研究员郝勤建提供；线描图，由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胡志华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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