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巾帼：新中国绘画中的女性形象》（全文约54000字）的第五部分“教妈妈识字”之一。（总十）
张晓非《识一千字》， 1943年
早在上世纪30年代，陕甘宁边区政府在成立之初就开展了大规模的扫盲运动，通过设立夜校、冬学、识字组，形成了孩子教妈妈识字、夫妻互教互学的场面，成为新生活最突出的表现。由作曲家马可在延安时期创作并流行于解放区的秧歌剧《夫妻识字》，至今都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文艺的经典——
识字牌牌儿好比明灯一盏，牌牌儿上的字儿我记心间。什么字你记心间？这两个字儿叫“生产”，你把那生产讲一讲，边区的人民怎么生产……
从夫妻识字到劳动生产所解放的妇女再也不是那在窑洞里纳鞋底、剪窗花的作为，所以，这一时期的延安美术中所出现的生产、生活、识字的场景，都有女性的身影，有的还是画面的主体，如张晓非（女）的《识一千字》（1944年，木版套色年画），戚单的《读了书又能写又能算》（1944年，木板套色年画），古一舟的《纺织互助》(1948年，年画) 等。而在战争年代中的女战士、女民兵、女英烈、女劳模等等，就构成了一个时代中的新女性群体，表明了女性在时代发展中和可以和男人一样建功立业。显然，这一切都是由识字开始的认知和思想的提升。
可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全国人口中有高达80%以上的文盲，而这4亿多的文盲严重影响到新中国的建设与发展。关于此，毛泽东早在1945年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论联合政府》报告中就指出：“从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中扫除文盲，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新中国建立初期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全国扫除文盲协会会长陈毅在“扫盲先进单位代表会议”上说：“只有做好扫盲工作，中国才能改变又穷又白的面貌。”作为新中国建国初期的国家战略，1950年9月20日，毛泽东出席了由教育部和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北京联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工农教育会议”。时任教育部部长的马叙伦在开幕词中提出——工农教育应该以识字教育为主。会上提出了“推行识字教育，逐步减少文盲”的口号。随后掀起了第一次全国性的扫盲运动。12月14日，政务院批准并转发了《关于开展农民业余教育的指示》，首次提出了扫除文盲的对象和标准。此后，大规模的识字扫盲运动在全国各地迅速展开。到1951年底，全国有170余万工人参加了学习。1952年5月15日，教育部发出《关于各地开展“速成识字法”的教学实验工作的通知》。推行“速成识字法”以后，也有了多种多样的学习方式，有工厂的“车间学校”；农村的“地头学习小组”；妇女的“炕头学习小组”；运输队的“火车队学习小组”等。到1953年止，在职工中扫除文盲近100万人，农民中扫除文盲308万人，许多从“扫盲班”毕业的学员升入了业余学校。全国出现了第一批没有文盲的工厂，而农村也出现了不少“文化村”。
姜 燕《考考妈妈》，1953年
在如此的背景下，加上同时开展的“新年画创作运动”，“扫盲”与“识字”就成了这一时期美术创作中的一个重要题材。据1950年年画工作的统计，其中“反映学习文化的占百分之五”；而在在文化部艺术局收到的180种年画中，学习文化和提倡卫生的就有15种。1953年9月16日，由全国美协举办的“第一届全国国画展览会”在北京北海公园开幕，参展作品中女画家姜燕的《考考妈妈》不仅是反映这一时期扫盲运动的代表作，而且也是新中国美术创作表现时代的精品力作，同时还是反映中国画改造、创新的成就代表。姜燕原名刘仁燕，生于北京。早年在北平艺专时主攻花鸟画，后入华北联大而转向工笔人物。曾先后任职于北京人民美术工作室、北京艺术师院美术系。经过华北联大学习的姜燕，赓续了革命根据地美术创作的传统，掌握了能够适应新中国时代需求的创作方法，因此，出手的不同寻常在当时具有示范性的意义。她和同样是华北联大出身、以创作新年画《群英会上的赵桂兰》的林岗一样，通过与时代契合的创作而获得了在新中国美术舞台上的特殊地位。姜燕在创作《考考妈妈》之前，就已经创作了《豆选》（1950年）、《文化宫》（1951年），此后又创作了《茁长图》（1957年）、《办食堂》（1958年），都是当时主流的现实题材，反映出了她对新题材的独特的敏感，而其中对于女性在新中国的表现尤为突出。
姜 燕《考考妈妈》中的妈妈
姜燕 茁长图 1957年
《考考妈妈》选择了典型的北方农村的炕头，这是姜燕非常熟悉的空间。可以说，这样的炕头是不入画的，但是，自延安美术的肇始，炕头就成了极具象征意义的场景，这一时期的木刻中有张望的《延安乡干会议》（1942年）、古元《结婚登记》（1944年）、计桂森的《家庭生产会议》（1944年）、焦心河的《商订农户计划》（1944年）、张望的《讨论候选人》（1944年）、萧肃的《向人民政府建议》（1944年）、戚单的《读了书又能写又能算》（1944年）、王流秋《三边的冬学》（1945年），都是围绕着炕头所展开的不同的主题内容，这种表现出地域特点的形象特征，也就自然连接了革命文艺反映基层生活的传统。所以，姜燕能够在有限的空间范围内以最简单的方式来处理题材内容中的相互关联，出现在画面上的每一样物品都具有它的典型性和时代特征。其中带着红领巾的女儿手里的《速成识字课本》，斜对着妈妈，是为了躲避妈妈的偷看。女儿像老师那样面对着妈妈给妈妈出题，其脸上的稚气又充满了对妈妈的那种特别的情感；而妈妈一手抱着正在吃奶的儿子，一手拿笔于炕桌的纸上作听写答题状，其脸上的笑容表现出了在新中国的幸福美满。画面中并不多的细节处理，较好的点明了主题：女儿身旁的书包，表示刚放学归来；窗前上方吊着盛满农家产物的篮子，上面还盖着防止灰尘的布，与妈妈身后的针线扁等细节，所显现出的北方地域特点是农家常见的内容，而那吊篮子的勾则是树枝的一个叉，其农家特色鲜明。如此的温馨所表现出的新中国扫盲运动背景下的一户家庭的瞬间，折射出了大背景下能够反映全国范围内的“人人识字，家家扫盲”的盛况。《考考妈妈》出现在新年画创作运动的开始阶段，可是，不同于那种来自延安主流性的新年画的单线平涂的风格，而是以传统工笔画为基础，靠近新年画的审美趣味，从而也为这一时期的传统绘画的改造提供了借鉴。
姜 燕《豆选》（1953年）中的妈妈
姜 燕《豆选》（1953年）中的女性
姜 燕《豆选》（1953年）中的女性
姜 燕《豆选》（1953年）中的女性
1956年，在“第二届全国国画展览会”上又出现了陆俨少（1909-1993）的《教妈妈识字》。而这一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扫除文盲的决定》，到1957年上半年，全国原有文盲中已有2200万人脱盲。显然，陆俨少作品的现实意义不同一般。这一年，陆俨少任上海中国画院画师。这位从1927年考入无锡美专的上海嘉定人，曾从冯超然学画，并结识吴湖帆，受他们的影响而有着较为深厚的传统基础，并在新中国的时代潮流中不断有反映时代的作品面世。《教妈妈识字》的表现出了不同于《考考妈妈》的是画面中有着不同的地域特色，显然，《教妈妈识字》的出现，见证了全国性扫盲运动在各地的兴起，它一面世就刊登在中国美协的机关刊物《美术》的封面之上，表现出了官方的认可。陆俨少在绘画表现的风格上不同于姜燕的是，他是用其所擅长的水墨和浅绛，表现出了来自于江南的文人画的传统。然而，画面所表现出的时代之新，尽管不是那种主流的新年画风格，却以人物表现上的谨严而吻合了时代主流中的新年画的基本审美要求。
陆俨少《教妈妈识字》， 1956年
陆俨少《 教妈妈识字》，20世纪50年代
《教妈妈识字》表现的是陆俨少在安徽合肥所见的普通农家的户外，刚放学回来、戴着红领巾的女儿正在教妈妈识字，而妈妈的怀里还抱着孩子。这是有着鲜明时代特色的作品，重点渲染了周边的环境，门前的老树和竹林，瓦房，屋前的瓜架，瓜架下觅食的公鸡和母鸡，山墙外的竹梯和竹扁，隔壁人家的草房，以及近景中的小河，小河旁的两株玉米以及其他野草杂卉，一派宁静、安详、和谐、美满。这里有着典型的上个世纪初江淮流域典型的乡村生态，是在农耕背景下以扫盲而显现新中国的时代变化。虽然画面中主体人物所占的位置不大，但处于画面上方的中心。女儿斜着身子非常认真的用手指着书上的文字，教妈妈识字；侧面的妈妈一手放在书上，学得也是非常认真。生动的细节表现在妈妈怀里一手抱着应该还是在吃奶的孩子，而这孩子抱着妈妈的手臂，头依偎在妈妈的臂膀上，表现出了特有的亲情。后来，陆俨少又画了一幅兼工带写的《教妈妈识字》，画面以人物为主体，大树下的母女位于河岸旁，均正面朝向画前。女儿戴着红领巾站在妈妈的身边，手指着识字课本；妈妈坐着一边正在给襁褓中的婴儿喂奶，一边跟着女儿识字。这同样是一幅完全生活化的场景，没有太多的装饰，自然而形象。画面的右侧是座、凳，另一侧是岸边的两株鸡冠花，都是平常所见。
陆俨少《我们的女社长》，1956年
陆俨少《歌唱生产》，20世纪50年代
陆俨少《学文化》，20世纪50年代
陆俨少《上学图》，1962年
（未完待读，敬请关注）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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