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公园（水彩 1952年）
每每见到中国美术界那几位高寿的艺术大师精神矍铄，名震中外，便会想起我的父亲王挺琦。在为健在者庆幸和祝福的同时，更为早逝的父亲感到无限的遗憾、愤懑与忧伤。
我常常梦想，若不是经历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的劫难，父亲也能像他的同窗、同事们一样，执笔作画，执棒教学，奉献艺术，启迪后来。纵然不能鹤发童颜，然也神采奕奕，其人其作都充满活力和灵性。然而，这只是梦想。现实给我留下的是残酷的、刻骨铭心的记忆。
1977 年9 月21 日是父亲的祭日。那天，当我从上班的工厂赶到父亲的病床前，他已在弥留之际。看着父亲的神态仍如往日，我很难想象，他曾经被错划成右派，文革中又被强加种种罪名，无数次被批斗，受尽凌辱和迫害长达20 年；也很难想象，这个才华横溢、充满理想和抱负的艺术家，生不逢时，不是兵荒马乱的战争年代，就是运动连连的动荡岁月，他的爱国之心和报国之志一次次地遭摧残而破灭；更难理解，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虽然“四人帮”被粉碎，但那还是一段乍暖还寒的日子，他头上各种莫须有的“帽子”还未去除，而从他的脸上却看不到怨恨。但是，父亲临终，双眼始终未合，我深深知道他唯一牵挂的是我们五个孩子的未来及艺术事业的前途。
随着时光流逝和阅历增添，我越来越读懂了蕴含在父亲恬静神态之中的情感与意义，越来越体味到什么是父亲留给我们的不竭财富。那就是他病重时对我们的嘱托：“要认真读书，好好做人，真诚待人，平日里我告诉你们的这些话就是我的遗言”；也就是在他坎坷的人生历程中凝聚着的魂魄：追求卓越而低调谦和，正直刚毅而忍让宽容，对自然、对生命、对亲人、对朋友、对学生的无私之爱。
李子与挑子（静物）
父亲的人生告诉我，那真是一个为艺术而生的天才。然而，若不是自小出人的勤奋，一个贫家的孩子注定终身出不了那小小的乡镇。1913 年，父亲出生在江苏武进礼嘉桥，王氏虽系山西南迁当地的一个大户，但到我祖父那一辈，已家道中落。加之父亲12 岁丧母，家中兄、姐、弟六人，全靠我祖父一人维持。家境之艰辛，可想而知。父亲获得读书机会，始得于祖父倾力支持。他不负父望，凭着天资与努力，取得骄人的成绩，进入一个又一个的名校深造或任职。从常州县立中学到闻名全国的苏州高中；从入国立艺专求学到进中央大学、重庆大学任教；从留学美国著名的芝加哥美术学院到进入常春藤盟校耶鲁大学攻读研究生学位。父亲这一路走来，都靠顽强的拼搏，他的每一个足迹，都坚实有力。他每到一处，不仅增添了自身的学养，更捧出越来越成熟精湛的原创佳作。
早在苏州高中读书时，父亲为支撑学业，自己暑假养蚕卖茧，还在报刊上写些美术方面的文章，如1936 年就在期刊上发表“如何改变今日中国美术之我见”，一方面提出发展美术之新见解，另一方面用稿费和卖茧的钱用作学业用品等开支，在艰难困苦中奔前程。
王挺琦在美国耶鲁大学（1945年）
到上世纪40 年代, 父亲就已经在中国的绘画界崭露头角。1942 年第三次全国美展在陪都重庆举办，刚刚走出校门的父亲就有2 幅画作入选。艺术评论家秦萱夫在《新蜀报》发文，称赞父亲与董希文是未来很有希望的青年画家。抗战胜利后，他在刘海粟先生亲自邀请下归国教授绘画, 与刘海粟、谢海燕等共同传播西洋美术及推崇后期印象派, 解放后成为新中国最早培养舞台美术人才的教授之一。他不仅是一位教育家, 也是一位独具个性的水彩画家。他的绘画艺术糅合了塞尚为代表的后期印象派绘画技巧, 讲究笔触，体现色彩之间的对比和物象的几何体积感，追求形式美，强调意境，主张艺术是表现。他的水彩画恰当运用水分与色彩, 讲究光与色在视觉中的效果。
1950 年代上半期，父亲进入创作的高峰期。自1951 年起，他的作品先后在全国美展展出，其后，他的画作《中山公园》《雉鸡》收入水彩画集出版。由于父亲的艺术成就享誉美术界，1951 年他成为上海美术家协会五名主任委员之一。为创建中国第一个舞台美术专业，父亲于1952 年调入上海戏剧学院，他筚路蓝缕，倾情劳作，对中国舞台美术事业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他和艺术大师赵无极、朱德群、吴冠中等同窗, 与艺术大师刘海粟,、潘天寿等同事, 为推动新美术运动在中国的发展和现代美术教育事业, 付出毕生的精力。
父亲留下的那些充满渴望和深藏着激情的作品告诉我，那真是一个真善美的实践者和捍卫者。
正在父亲进入旺盛的创作收获期时，反右的政治风浪将他打入了低谷。此后，他的作品不再写意, 表现自我，以减少政治上的冲击。尽管如此, 我们仍能从他的画作中, 察觉一些后期印象派技巧的痕迹。尤其是父亲生前设计绘制的100 多台不同剧种、不同内容、不同风格的舞台剧的场景，更加能够展现父亲不同凡响的艺术追求和功力。
钢铁厂（水彩 1963年）
由于历史的原因, 我们手中留存下来父亲的画作不多, 大部分文革前的绘画作品被抄家搜走散失, 这不能不是一大憾事。这次为编辑《王挺琦画集》，仅仅搜集到他文革期间的部分手稿, 虽不能代表父亲的艺术成就，但是, 这些画恰恰是在牛棚昏黄的灯火下, 在大会小会批斗后的间隙, 在繁重的修筑防空洞体力劳动之后, 用他的心去完成的。文革风暴中, 父亲作为“牛鬼蛇神”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他忍受着精神折磨和肉体的摧残, 在一次次写检查交代的境况下，穿着沾满泥浆的工作服, 顾不上一天工作的劳累，钻出防空洞找个地方，摆几个水果，坐下来写生。
可是，这种恶劣的环境却造就了这些出自灵魂画作的诞生，父亲在这本特殊的“牛棚日记”中，表现的却是光明和生命的活力，看不到黑暗与悲伤，看不出绘画条件的恶劣、光线的微弱与精神的颤抖, 只有艺术的灵魂在闪光。这真是何等可贵。可以说, 这些作品寄托着父亲对生活的向往, 对美的追求, 对艺术的赞美, 对未来的信心。由于条件所限, 绘画时间局促，这些作品做不到精雕细刻，在当时的大环境下, 父亲也不可能放开胆量表现自己的意境。
然而,从这些朴实的色彩和构图的绘画中，可以看出父亲力图表现对象的韵律和内涵。在一张张宁静的风景、光色的静物画面中，你会感到生命在搏动，能量在积聚，形、色、节奏、空间在交响。那光与色的闪动, 虽然只是视觉中的一瞬间，但在艺术生命中, 却超脱了所处的浩劫时代。如果父亲能活到现在，一定会解除精神束缚，画出更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可惜，历史没有给父亲这样的机会。
野鸡（静物·水彩）
在父亲的儿女中，只有我一人承续了父亲的事业——走上艺术之路。也许别人会以为这是父亲“手把手”传授的结果，也会以为是父亲对我这个小儿子的偏爱，其实并非如此。父亲把自己艺术生命的延续，寄希望于他的学生，哪怕被打成右派，甚至列入牛鬼蛇神，只要让他教学，他就对学生、对课堂全情投入，一丝不苟。
父亲对子女则很放手，鼓励我们按个人特长兴趣去发展，从不强求孩子“子承父业”。但这丝毫不减他对我们的爱。记得我小时候，有一次被医院误诊为白血病，在政治重压之下一向坚强从不落泪的父亲听此消息后却无法抑制地泪流满面，这是我记忆中父亲唯一一次如此的表现。
父亲教我绘画也是在极为特殊的年代里。文革后期，学校虽已复课，但受制于当时环境，教学内容和知识水准都远远无法满足我的求知欲和成长需求。父亲见此，就不顾“劳动改造”一天后的劳累，常常带着我到郊外，找个安静地方，打开画夹，教我素描、写生。这时的父亲，又恢复了往日的神采，下笔流畅、飘逸，岁月的煎熬和苦痛似乎荡然无存。这是父亲给我的艺术“启蒙教育”，当时我万万没有想到，凶恶的癌细胞已经开始在父亲体内肆虐。在我们保存的为数不多的父亲遗照中，有两张照片对我极有意义：我和大哥围在父亲的病床前，他正在点评我们的画作，那时距离他去世已无多日了。
回想这一幕幕往事，我对父亲的情感越来越难于用言辞来表达。我想，父亲之所以经受百般折磨而顽强抗争，是出于对我们的大爱，对艺术的执着与信念。他留给我们的物质并不多，但给我们留下了终身受益的精神遗产。有这样一位好父亲，我们感到骄傲和自豪。在他百年诞辰之际，在各位友人的帮助下，上海人美出版了他的画册。回顾他的艺术人生，是久久以来我们子女和母亲的心愿。
风景（水彩 1956）
衷心感谢闵希文老师在生命最后时期还一直关心我父亲画册的出版，感谢周本义、韩生、胡妙胜、陈钧德、戴平等上戏教授撰写回忆父亲的文章，感谢王伀老师帮我们找到了父亲部分出版作品《中山公园—风景写生》和《雉鸡—静物写生》等影印件, 我们把它们收入在画册中。尤其感谢和父亲友情甚笃的吴冠中先生，在生前为父亲的画册写了序言——
忆挺琦——代序
吴冠中
艺术学院的学生大都长于形象思维而不善于逻辑思维，王挺琦是属于两方面均优的少数派，这也许由于他文化水平高于一般同学，他是建筑系的学生，建筑系正要求这样的学生。
建筑系必须学水彩画，挺琦的水彩画好，所以从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毕业后他便被聘到国立中央大学建筑系任助教教水彩画，后又被国立重庆大学聘讲师。由于他的介绍，我毕业后也到重庆大学当助教，与他一度同住一室，早暮相处，我们有一个极融洽的共同点：大家很用功，都想留学。那时大学里的助教宿舍可以说是留学预备班，夜深灯明，都在苦读。
后来他先去了美国，我们就分离了。人海沉浮，各奔前程，谁也顾不了谁，只留下深深的怀念。我们这一代人人有坎坷，但他竟英年早逝，我后来到上海他家中，只抚摸了一次他的骨灰匣。
记忆中他的画面明朗，干净，利索，他的两幅水彩画曾被入选四十年代在重庆举办的第三届全国美展，当时秦宣夫老师在评论中还提到了挺琦，认为是有发展前途的青年画家。今家属收集了他的水彩，水彩六十幅遗作出版成集，真是难得的纪念，欣慰的纪念，并给美术界提供了有益的参照。
甘洒碧血绘锦绣，留取丹心照汗青。愿《王挺琦画集》的出版，不仅为了不该忘却的纪念，以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亦希望能填补中国美术史上被忽略的一点空白, 使父亲未竟的事业得以延续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