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窑青釉鱼耳炉、龙泉窑三足炉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写完《南宋官窑——因祭祀而生的宋代名窑》之后，因感觉到哥窑与南宋官窑有着某种密切的联系，便有了接着写哥窑的冲动。无奈最近琐事总是占去我太多的业余时间，直到北京红叶将谢之时，才痛下决心动笔。一般地，谈哥窑必然联想到“弟窑”，谈哥窑、弟窑又离不开龙泉窑！其中哥窑的情况最复杂，争论也最多。这就是我就这次将哥窑、弟窑、龙泉窑一起写的原因。
哥窑、弟窑、龙泉窑为什么复杂？
哥窑、弟窑、龙泉窑，谁的名声最响？当然是哥窑。
哥窑青釉鱼耳炉 高9、口径11.8、足径9.6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哥窑以典雅肃穆的造型、纵横交错的开片纹（金丝铁线）、润泽如酥的胎釉（紫口铁足）而著名，历来被藏家乃至皇权青睐，以致在明代还被捧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只要提到哥窑，有四个概念无法回避：一是清宫遗存哥窑器，现藏于两岸故宫博物院和其他一些著名博物馆，它们独占鳌头、光鲜亮丽，如今似乎已成判断一件藏品是否为哥窑的“标准器”，业界给它们取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名称——“传世哥窑”，它们的窑址至今没找到或没明确，但明显不是龙泉地区烧制的；二是文献记载的哥窑，按文献描述的特征似乎是产于龙泉地区的龙泉黑胎青瓷，业界也创造了一个名称——“龙泉哥窑”，黑胎青瓷的窑址已在龙泉地区找到；三是一些哥窑瓷器，其釉色、造型与南宋官窑并无多大差别，很难判断它们到底属于哥窑还是官窑，把它们看成官窑也行、看成哥窑也未尝不可，当前业界把这类哥窑归为“官窑型”器；四是由于哥窑的典型特征——开片纹很漂亮，很受世人喜爱，历史上也曾被传得神乎其神，但事实上工艺并不复杂，因此在元、明、清三代有众多窑口争相仿造，尤其明、清两朝竟然有朝廷官窑奉旨仿造，有的达到以假乱真程度，当前业界把这类哥窑叫做“仿哥窑”或“哥窑型器”。在现代，各路专家学者观点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颇有见地、有的信口雌黄，更有的占据业界高位抱残守缺，对新发现的证据视而不见，固守陈词滥调，把“哥窑”的概念搞得模糊不清。所以，前文所说“复杂”二字，皆因哥窑而起。
龙泉窑三足炉 高12.4、口径14.5、足距9.2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弟窑之名皆因一个“章生一”、“章生二”兄弟俩的传说。传说是否靠谱本不难判断，但历史偏偏就出现了以“弟窑”即为龙泉窑、龙泉窑就是“弟窑”的荒诞论断，导致后世形成以偏概全、以点论面的尴尬局面，始终难以自圆其说。
龍泉窯青瓷鳳耳瓶 高25.5、口徑9.4、足徑9.6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龙泉窑不愧为我国著名青瓷窑，历史悠久，自五代之前建立，随着越窑衰败而兴起，参与过越王钱氏政权烧“贡瓷”进贡中央朝廷，也参与过南宋初期祭祀礼器（祭器）用瓷的烧造，曾一度成为中国出口瓷器的大户，烧造技艺精湛，有着极其辉煌的历史，但他却是实实在在的一个庞大的民窑群体，专门文献记载并不多。如果不是哥窑这个”网红“所带，龙泉窑名声也许还没这么响亮。
龙泉窑黑胎青瓷鬲式炉
真实的历史往往被传说扭曲、带偏。我的论述也将从历史最悠久的龙泉窑展开，把被章氏兄弟传说粉饰得面目全非的青瓷名窑——龙泉窑给大家介绍清楚，同时将哥窑、弟窑问题以及他们与龙泉窑之间的相互关系给大家做个交代，力求引经据典、旁征博引，从被传说演绎得扑朔迷离的“历史”中，正本清源，还原青瓷名窑的历史真相。
哥窑八方贯耳扁瓶 高14.9、口径4.6-3.7、足径4.8-6.4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正式开讲之前，我还想从社会风气和治学精神的高度，来吐槽一下陶瓷界为什么有那么多复杂的问题。有人说，哥窑问题之所以复杂，仅仅因为窑址没有找到，如果”传世哥窑“窑址找到，问题、争议也就消失。这话听起来似乎有些道理，但仔细一想，不对，造成诸如此类问题繁杂的根源是很深的，既有社会不良习气所扰，也有治学精神浮躁所致，还有封建传统思维束缚，说白了，陶瓷界本身存在的痼疾不少。就哥窑这个事情来说，即使窑址找到、眼前问题解决，也只能说标治好了，但本因还在，正所谓“治标不治本”。那么，造成哥窑等类似问题如此复杂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我认为主要有以下五点：
第一，功利主义绑架陶瓷历史的挖掘和研究。这种氛围几乎弥漫全国。比如对一些历史名窑、名瓷的挖掘，如果能够被认定为“官窑”，或者断代于唐宋的几大名瓷，则大受地方政府的欢迎，瓷器收藏界、拍卖行更是拍手称快，皆大欢喜，藏品市场价格更是水涨船高、泡沫飞溅；如果既沾不上“官窑”的边，又挨不上唐宋，则灰头土脸，好像考古工作者“没本事”；要是发现某窑原来错误断代于唐宋，如今要还原真相，重新断代于元、明，则会得罪一大批人，地方政府不高兴，收藏界死缠烂打，各方压力接踵而至，甚至出现利益群体鼓动部分专家学者对讲真话的人士实施围攻。在这种社会氛围中，虚假研究、虚假鉴定屡屡发生，将错就错、人云亦云就更司空见惯。
明?龙泉窑白胎青釉刻花卉纹瓷瓶 高28.9、口径6.1cm 南京市博物馆藏
第二，学术江湖化，研究学者、收藏鉴定者、利益代言人界限模糊不清。这是我在涉及陶瓷文化研究以后，发现的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何谓江湖化？就是世俗化。江湖中充满着等级尊卑、利益交换和无原则的附和盲从，说陶瓷界有江湖气氛恰如其分地描述了业界众生相。比如，某些博物院（馆）等机构观念陈旧，缺乏最起码的实事求是精神，像钧窑断代那样，明知某权威、某前辈的观点是错误的，也不敢挑战，更不敢纠正，创新无力、一潭死水，不仅贻笑大方还误导社会；某些权威机构的专家、学者，出镜率高，做节目评委、为商业活动站台代言，拿着巨额出场费睁眼说瞎话，打压真相，混淆是非；学术迎合市场，论文、论著的研究名为与市场接轨，实则充斥着”铜臭味”，观点随着利益转；老板“学术化”，一些商人为自身声誉或利益，著书立说，名为学术研究，实则沽名钓誉以获取更大利益，有的井中之蛙、有的歪理邪说，误导世人。学术研究江湖化是学术界的坏习气，更是一种严重堕落。
五代 定窑白釉刻“易定”款碗 高6.8、口径19.8、底径7.3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第三，专业划分过细，研究者站位不高、视野不宽、思路狭窄、知识不全面，往往按专业画地为牢。这也是我自研究陶瓷文化以来，所发现陶瓷专业界的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中国陶瓷经过几千年的发展，与中国几千年的政治、社会、文化、科技、军事相伴而行，各个时期的陶瓷，既是时代的见证者，又被时代所刻上深深的烙印。研究古陶瓷，绝不是仅仅看看釉色、摸摸胎体、赞美器型那么简单，需要结合当时的统治者意志、科技文化状况、朝野消费习惯来统筹考虑，把研究对象置于当时的社会氛围当中，你才能做出不跑偏、不出笑话的解读。所以，古陶瓷文化研究是个多学科的系统工程，就陶瓷讲陶瓷，视野窄、思路也难以开阔，说得好听点是庖丁解牛般深入（如分析胎釉成分、结晶体——当然这也很必要），说得不好听就是盲人摸象、井中之蛙。比如，我在研究《中国白瓷的拐点——定窑》时关注到一些定窑瓷器底部有“易定”二字问题，就查阅了很多资料，竟然发现有很多篇专门对此进行考证的文章，这些文章的观点也相当奇葩，其中某著名博物馆馆长的考证引发了我的笑点，他说“易定”应该是“陽定”——曲陽定窑之意，碗底只刻了“陽”字的一半。其实，稍了解点历史就知道，定窑所在地曲陽当时曾被晚唐时期的“易定节度使”管辖，这些瓷器只是“易定节度使”官邸的订购瓷而已，再简单不过。再比如，一些专家大谈特谈唐代的茶壶，只要先稍稍了解一下唐代人是怎么喝茶的，就不会出这样的笑话。
元代 磁州窑“仁和馆”点绿釉四系瓶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第四，一些专家学者治学不严谨、研究不深入，简单臆断、妄下结论，导致研究成果南辕北辙、漏洞百出。比如，我在《中国白瓷的拐点——定窑》提到的“仁和馆”白定瓶事件：明朝晚期的文学家、书画家陈继儒在《妮古录》卷四中记载：“余秀州买得白锭瓶，口有四钮，斜烧成仁和馆三字，字如米氏父子所书”，他写的是一个白色纱锭形状的瓶子（上图，属磁州窑器），但清朝大学士陈元龙在《格致鏡原》中照抄陈继儒的话时，把“白锭瓶”错改成“白定瓶”，这一字之差，谬误大了，从这之后近代、现代专家学者据此对陈继儒口诛笔伐，说他如何如何不认识瓷器，把磁州窑当成定窑，制造了一个大的“冤案”；我在写《曜变的紫霞——钧窑》时，发现1930年代北京故宫博物院对钧窑瓷器的断代草率而且很武断，不切实际地把属于元、明的钧窑瓷器确定为北宋，令世界瞠目结舌，至今还没有纠正；我在写《南宋官窑——因祭祀而生的宋代名窑》时，发现专家、学者在解读南宋人叶寘和顾文荐在其书中“袭故京遗制（袭徽宗遗制），置窑于修内司”这句话时都跑偏，把它理解为“依照故京（徽宗）官窑的模式（体制）在修内司设置官窑”，其实只要了解北宋宋徽宗赵佶、南宋宋高宗赵构对祭祀天地的重视程度就很清楚，这个“遗制”原意并不是指官窑，而是指宋徽宗时期编撰的《宣和博古图》。《宣和博古图》不仅规定祭祀所用的器具名称、形状、样式等规制，还规定了大小尺寸，并要求严格执行，南渡途中曾将此图册丢失，高宗赵构紧急动员力量重新编制，并且在此后的大型祭祀活动中使用，祭祀用器本应多用青铜制作，条件不具备时也可以用瓷、陶甚至竹木制品替代，但形状、大小等必须依据《宣和博古图》进行规制，这也就是修内司、郊坛下官窑在制作祭器（礼器）时为什么要“澄泥为范”。如此等等。
元末明初 陶宗仪著《辍耕录》卷二十九中记载了南宋叶寘谈窑器
第五，古代文献惜字惜墨，不仅记载不勤、不全，还过于精炼，让后人不太容易理解，或者二义性较多，同一句话似乎可以用几个意思去解读，容易引起误解，甚至给心术不正之人以可乘之机。
抱歉，扯远了。
龙泉窑概述
龙泉，地处浙江西南部的崇山峻岭，北与遂昌、东与云和、南与庆元等县接壤，西南与福建交界。据光绪龙泉县志记载，龙泉原为扬州永嘉郡松阳县龙渊乡，唐武德三年（620年），因避高祖李渊讳，改龙渊乡为龙泉乡，乾元二年（759年）升乡为括州龙泉县，自宋代后归属处州府。北宋徽宗宣和三年（1121年）因避讳龙字曾改名剑川县，南宋绍兴元年（1131年）恢复龙泉本名。今为县级市，归属浙江省丽水市管辖。龙泉地处偏僻，陆路交通不便，境内河水湍急、森林茂密、燃料充足、瓷土资源丰富，是瓯江主要发源地，水路交通便利，是一处理想的置窑地域。
左：陕西法门寺出土的越窑秘色瓷碗 右：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龙泉瓷盘
我在《中国瓷器的先驱——千年越窑》一文中讲到，龙泉一带从三国起就已有陶瓷窑，唐代以前窑址相对集中分布在丽水、庆元、松阳等县市，且数量较少，规模不大，制品做工粗劣，质量较差。从出土的这一时期的瓷器来看，其生产的制品大多为满足当地百姓生活需要，业界有人把这种土窑也称作龙泉窑。从这一时期出土的器物看，此时的龙泉窑深受瓯窑、越窑影响，但产品品质远不及瓯窑、越窑。事实上，无论是龙窑结构、制品种类和型制、装饰工艺等，唐以前的窑与后来的龙泉窑有本质的区别。真正的龙泉窑起点应该在唐末到五代这段时间。
元代龙泉窑青釉净瓶 高48.2、口径7.3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龙泉窑的发展经历过三个机遇期。第一个机遇期是随着吴越王大规模制造高质量青瓷——秘色瓷进贡中央朝廷等需求，以越窑系为核心的江浙青瓷窑系得到轰轰烈烈发展，吴越统治下的龙泉地区青瓷自然也跟着得到发展；第二个机遇期是吴越国被削藩归属中央朝廷，越窑失去贡瓷市场而逐渐衰败，而龙泉窑趁势兴起，发展成一代名窑；第三个机遇期是北宋灭亡、南宋在杭州建立政权，随着南宋社会从百废待兴到稳定发展，龙泉窑获得极大发展机会，上升到鼎盛期。龙泉窑鼎盛期历经南宋和元代。到明朝时，伴随景德镇窑的兴起，龙泉窑由盛转衰，到清代前期完全衰败殆尽。
龙泉窑堆塑蟠龙莲瓣纹盖罐 高22.6、口径6.5、腹径11.35、足径6.65cm 上海博物馆藏
自晚唐开始，越窑青瓷——秘色瓷开始在长安、洛阳展露头角，有陆龟蒙的诗句“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为证。随后，越王钱镠从唐昭宗天复二年（902年）建立地方割据政权——吴越国起，历经晚唐、五代十国和北宋共72年，期间吴越钱氏政权一直以大量的金银、丝绸、瓷器向中央朝廷进贡，以求保全割据政权的安危。进贡品中包含大量高品质青瓷瓷器，这直接推动着越窑青瓷的迅猛发展。据史料记载，太平兴国七年（982年）秋八月二十三日，越王钱氏进贡中原朝廷瓷器共达十四万件！如此大规模地制造进贡用的高质量青瓷器（一匣钵只装一器），决不是余姚上林湖一地所能够烧制的，必须动用整个吴越国所有窑场，否则不可能完成的这个任务！我们完全有理由坚信，当时正处在吴越国统治之下的处州龙泉窑，可能而且应该参与这项“宏伟”工程！这应该是龙泉窑的第一次发展机遇期。
庄绰（庄季裕）著《鸡肋编》 卷上记载龙泉窑生产过秘色瓷
根据北宋笔记作家庄绰在《鸡肋编》 卷上的记载“处州龙泉县……又出青瓷器，谓之‘秘色’，钱氏所贡，盖取于此。宣和中，禁庭制样须索，益加工巧”证明，我的判断是有依据的。庄绰，字季裕，是北宋晚期著名笔记作家，在公元1126年靖康之乱前后还在世，横跨北宋、南宋，他和著名书法家、也是宋徽宗的书友——米芾是至交。《鸡肋编》记述的史迹旧闻及各地风士、考证古义、传闻琐事，内容翔实，颇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大多为世人所公认。但如今陶瓷界不少专家学者对这段记载嗤之以鼻，认为庄季裕在胡说八道。果真如此吗？当然，他说的秘色瓷都取自龙泉显然是错误的，但至少说明龙泉窑参与过贡瓷制造不是空穴来风。作为与米芾关系很好的朋友，也是北宋皇帝宋徽宗的间接朋友，庄绰说话不至于信口开河。他这段话有两点是非常符合当时情形的，也是可信的：一是吴越时钱王不惜动用全国之力烧造进贡瓷器，作为当时已经具有相当规模的民窑——龙泉窑对这样具有使命感的国家大事能无动于衷？如果真无动于衷、不愿为国效力的话，越王也不会放过龙泉窑！二是根据史料记载，从宣和年间开始，宋徽宗在天下推行《宣和博古图》，凡祭祀等重要场合使用的礼器，都要严格按照博古图的式样、尺寸等规制进行，否则禁止制造，擅自烧制是违法的。这就是“制样须索”的真实来历，如果想要制造礼器等重要瓷器（包括青铜器等），必须要按照朝廷颁布的《宣和博古图》上的规制进行，其制样需要向朝廷申请（索要）。宣和年间正好是庄季裕生活在世时间。所以，庄季裕说：“宣和中，禁庭制样须索”是符合实际的，他接着说“益加工巧”，表明此时龙泉窑制作水平在提高，做工越来越精细、精巧，这也符合龙泉窑当时的实际发展状况。虽然龙泉窑在北宋得到发展，但和享有盛誉的秘色瓷和随后的南宋官窑相比，还是逊色不少，正如叶寘在《坦斋笔衡》中“窑器”条的记载：江南还有处州龙泉窑烧造青瓷，但瓷质比较粗厚。
龙泉窑青釉鬲式炉 高11.3、口径14.4、腹围47cm 上海博物馆藏
龙泉青瓷真正的大规模发展期是在北宋晚期至南宋初期，也就是第二次发展机遇期。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吴越国正式削藩归属大宋中央朝廷，从此进贡瓷器的需要就逐年减少，直到停止。从史料分析，越窑最后一次进贡“秘色瓷”是在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在失去贡瓷这个巨大的“官需”之后，越窑由于生产方式和成本等原因，在民品市场无法和普通民窑进行竞争，从北宋中期起窑场数量和规模逐年减少，到南宋时期完全衰落。与此同时，烧制淡青釉瓷器的龙泉窑却逐渐兴旺起来。虽然越窑开始衰落，但因龙泉窑的兴起，浙江地区的陶瓷市场却呈现越来越繁荣的景象。据南宋人周密在其著作《云烟过眼录》中记载，在太平兴国六年（981年）六月，宋太宗赵光义补任殿前承旨赵仁济为杭州瓷司务一职，这个时期正处于越窑由盛转衰、龙泉窑逐渐兴起的时期。《云烟过眼录》是一部以著录私家藏画为主要内容兼录南宋皇室部分藏品的著录著作，书中所载南宋皇室部分收藏，均为作者身经目历，内容包括庋藏、保管、装裱情况，并论及宋徽宗、高宗的用印特征等，具有很高的文化参考价值。赵仁济的到任，说明北宋朝廷在加强对浙江瓷业的管理，也说明吴越国归入中央朝廷后，尽管越窑在衰落，北宋朝廷对浙江的青瓷生产仍然十分重视。
宋·周密著《雲煙過眼錄》卷四中提到，太平兴国六年，殿前承旨赵仁济补任杭州瓷司务
现代各项考古发掘证据也证明，越窑的消失就像有序搬迁一样，把越窑的龙窑构造、胎釉技术整体转移到了龙泉窑，使龙泉窑的制瓷技术水平获得迅速提升。龙泉窑青瓷无论器型还是装饰都酷似越窑青瓷，很好地保持着越地文化的延续性和统一性，也说明越窑窑工的主要归宿是去往龙泉窑。在继承越窑技术的基础上，龙泉窑还不断吸收北方汝窑和南宋官窑技术并创新突破，生产出高质量的乳浊釉、粉青釉、梅子青釉等著名龙泉青瓷。至此，龙泉青瓷已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窑场数量逐渐增多，慢慢形成一个向周边辐射的瓷窑体系。龙泉青瓷因产品质量和数量的不断提高，除民间用瓷外，官府甚至宫廷对龙泉青瓷的青睐和需求也不断提高，这些都刺激着龙泉窑的迅速发展。另外，从北宋开始的海上贸易日趋活跃，外销瓷逐渐增加，导致龙泉青瓷开始远销海外。
龙泉窑青釉弦纹三足炉 高9.3、口径14.5、足径5.5、足距7.9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靖康之难北宋灭亡，南宋政权建立。随着辗转南渡、宋金议和定都临安（杭州）之后，南宋很快从战乱中恢复元气，社会经济、文化又得到空前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龙泉窑再次迎来极好的机遇——第三次发展机遇期——龙泉窑趁势发展到鼎盛期。我在《南宋官窑——因祭祀而生的宋代名窑》中讲到，宋徽宗赵佶和宋高宗赵构都十分重视祭祀，特别是在与金国作战和南渡的十几年奔波途中，宋高宗赵构都不忘举行隆重的祭祀天地活动。祭祀天地所需的祭器，数量巨大而且必须符合《宣和博古图》的规制。靖康之难中，北宋朝廷的所有祭器都被金军掠夺殆尽。自南渡开始到绍兴十三年（1143年）之前，每次祭祀所用的祭器都是从各地府衙搜集或者由各地府衙按照古制进行制造，在原材料缺乏或条件艰苦的时候，一些原本应该使用青铜、玉石制造的祭器也可以用陶、瓷、竹、木代替，但式样尺寸必须符合古制。而且，费尽周折收集到一些祭器总是因为战乱而丢失殆尽。在这段时间陶瓷祭器的制造数量巨大，从史料记载分析，龙泉窑应该参与过这段时间的瓷质祭器的制造。
南宋礼部太常寺纂修《中兴礼书》卷五十九“明堂祭器”记载了陶瓷祭器烧制地方
据南宋朝廷礼部太常寺纂修的《中兴礼书》卷五十九“明堂祭器”记载：“绍兴元年三月八日，太常寺少卿苏迟等言，堪会将来大礼合祭天地并配祖宗所有合用大乐祭器，乞令两浙江东路转运司取索所属州军县镇，具见管的确数目椿管抵备将来大礼供使，窃恐州县并不尽数供申及有损坏，名件亦不备整有误使用裕乞朝廷特降旨指挥下两浙江东路转运司责限雅饰修整先行开具的确数目供申朝廷下本寺相度合用数目津发赴行在使用照依……祀天并配位用匏爵陶器，乞令太常寺具数下越州制造，仍乞依见今竹木祭器样制烧造。”这说明绍兴元年（1131年）朝廷祭祀所需要的祭器用具，都是由朝廷打足损坏等富余量，把需求总数下达给两浙东路，由两浙东路具体下达到所属的各州县去准备或制造。因祭器数量巨大，两浙东路所辖的越、婺、衢、明、台、处、温、严八府都应该有任务，其中处州龙泉窑自然不会不参与陶瓷礼（祭)器的制造，这从南宋时期龙泉窑的一些瓷器器型特征可以看出来。祭祀礼器的胎都是深颜色的，即黑胎，以体现庄重肃穆。
南宋《中兴礼书》卷九“郊庙祭器”记载出现新机构“礼器局”
当然，祭器的制造任务并不是恒定的，开始时需求数量大、时间紧任务重，之后如果没有遗失、损坏的话，大部分祭器可以重复使用，每年只需做一些新器来补充损毁，所以需求量逐年会减少。几年后陶瓷祭器基本上仅由临安府来安排制造，具体任务基本落到杭州、余姚等附近地区的窑口，龙泉窑制造祭器的任务或许不多了。从绍兴十四年（1144年）开始，由于宋高宗赵构不满意这些年由越州、余姚、平江、临安府等各地生产的祭器，开始建立“礼器局”来专门负责设窑制造祭器（礼器），这就是南宋官窑的来历。礼器局自绍兴十四年前后成立后，十分忙碌，参照绍兴十三年由秘书省修订并颁发的《宣和博古图》和一些收藏的古器物，全面改造南宋祭器。根据《中兴礼书》卷九“郊庙祭器一”记载，绍兴十四年（1144年）七月八日，宋高宗对宰执官下达谕旨说，祭祀乃国家大事，所用祭器要相适宜，如郊坛祭天须用陶瓷祭器，宗庙祭器也当用祖先的式样规制，你们可以访求通晓礼器之人来做这件事。于是，寻找到事中段拂、户部侍郎王鈇、內侍王晋锡三人，委以重任。礼器局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成的。礼器局的运作是段拂领衔，礼器由段拂、王鈇二人讨论器样、尺寸后，交给王晋锡去把关制造。
《宋会要辑稿》礼一五记载王晋锡进言说有很多祭器不合旧制，皇上令王晋锡监造
《宋会要辑稿》也记载有这件事。据《宋会要辑稿》第十六册 “礼一五”记载，绍兴十五年（1145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内侍王晋锡（对高宗皇帝）说：“恭承处分，令宣押太常寺使臣王彦能等省记大礼朝享太庙合用礼器。今检对御府《博古图》指说画到样制，及未有样制尊罍等五百九十六件、副，合行讨论制造。”意思是对照御府《博古图》，祭器中竟然有五百九十六件套尊罍不合格！皇上认为王晋锡很懂尊罍等祭器，于是下令段拂、王鈇研究讨论，让王晋锡负责制造。
龙泉窑青釉琮式瓶 高25.2、口径6.2、足径6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虽然朝廷认为浙江地区民间瓷窑制造的礼器不合格、不满意而不得不亲自设窑制造，但当时参与过朝廷礼器制造应该也属于一个莫大的荣耀。有此经历的龙泉窑，此时期瓷窑数量迅速发展，器物质量也极大提升。后来，除生产传统的青瓷（即白胎青瓷）之外，龙泉窑凭借当年制造过朝廷礼器（祭器）而获得的经验，开始按照当时礼器的规制制造瓷器投入市场——这就是著名的龙泉黑胎青瓷的来历，也是后来在明朝被章氏兄弟传说误导为“哥窑”的黑胎青瓷。黑胎青瓷在工艺、形制、胎质、釉质、釉色、纹饰上均与南宋官窑器非常相似，这在后来的考古发掘中已得到印证。
龙泉窑双龙耳直壁瓶 高17.1cm 玛丽·斯蒂尔曼·哈克内斯1950年遗赠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
南宋立国后，百废待兴，急需增加财政收入，陶瓷贸易是补充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对外继续推行市舶司体制，大力发展陶瓷贸易。龙泉窑抓住机遇，凭借水路外运顺畅这个得天独厚的条件，产品进一步畅销国内外，窑区也由龙泉扩展到周围的几个县，形成了一个更加庞大的龙泉窑系。由此，龙泉窑终于在南宋和元代迎来了自己的最鼎盛时期。
南宋龙泉窑胆瓶 高21.3cm 罗杰斯基金1917年购 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鼎盛时期的龙泉窑，取得多项成就，特别是美如青玉的梅子青、粉青厚釉、薄胎厚釉瓷器，其釉质之粉润、釉色之青翠、形制之高雅，堪称青瓷之巅，不仅为龙泉窑获得天下美名，并随着瓷器的出口把美名带往世界各地，还把中国陶瓷烧造水平历史性地推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一是龙泉窑博采众长，注意学习吸收越窑、南宋官窑的技术、造型、制作工艺，利用本地具有的高岭土、紫金土和竹木草灰，从胎土、釉料的淘洗炼配到制坯修胎上釉，都进行了改进，既精益求精又不乏艺术品位，特别是来自青铜器的礼器（祭器）造型，典雅庄重。二是在博采众长的基础上，探索发明出石灰碱釉，使龙泉瓷器与越窑秘色瓷相比，釉质更接近玉石，加上采用厚釉的施釉方法和1280℃左右的高温，使白胎青瓷和黑胎青瓷的釉质达到了如冰似玉的质感。三是龙窑以及装烧方法、窑具的改进，使龙窑体积更大、装烧更科学，提高了产量，已发掘的大型龙窑一窑竟可烧四、五万件瓷器；广泛使用匣钵和支钉、垫饼、垫圈等窑具，减少杂质、污染、挤压、粘连等窑病，提高了成品率。
南宋龙泉窑琮式瓶 粉青厚釉褐胎 高26cm 大英博物馆藏
南宋龙泉窑凤耳瓶 粉青厚釉朱红胎 高27.6cm 日本常盘山文库藏
如今业界评价一个瓷窑，总是把“官窑”二字带在嘴边，以为只要属于“官窑”，就会荣耀无边。事实上，从窑系发展本身来说，成为“官窑”未必是好事。由于官窑的“客户”很少，产品数量不多且需求断断续续，器物制作往往不计成本而市场竞争力不强，产品和技术不流向社会，窑工受剥削和压迫深重，一系列问题和原因导致官窑往往是短命的，不连续的，持续发展无从谈起。比如南宋修内司官窑、郊坛下官窑、明清景德镇官窑等，其中，郊坛下官窑由于燕器和官府祭器同时造，祭器不忙时大造燕器，发展才得以勉强维持，明代景德镇官窑发生过多起窑工暴动反抗盘剥和压迫。历史上发展得很好、艺术造诣很高的瓷窑，几乎都是民窑，如越窑、邢窑、定窑、汝窑、龙泉窑等等。龙泉窑在南宋没有纳入官窑范畴是非常幸运的，在南宋自由发达的经济环境之下，束缚较少，可以极尽所能，为国内外市场源源不断生产日常生活用、摆设用和殡葬用瓷器，将我国陶瓷推动到一个更高的水平。特别是龙泉窑通过瓯江水路和温州、泉州、明州、广州等重要港口和发达的航海贸易，将产品销往世界各地。
元代 汪大渊著《岛夷志略》记载：在龙牙门（新加坡和苏门答腊岛之间的林加群岛和海峡）看见过处州（龙泉）瓷
元代 汪大渊著《岛夷志略》记载：在花面（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北部）看见过处州（龙泉）瓷
元代 汪大渊著《岛夷志略》记载：在苏禄（菲律宾苏禄群岛）、旧港（印尼巨港）看见过处州（龙泉）瓷
元代 汪大渊著《岛夷志略》记载：在麻里噜（吕宋岛西部）看见过处州（龙泉）瓷
元代 汪大渊著《岛夷志略》记载：在琉球、无枝拔（马六甲）看见过处州（龙泉）瓷
龙泉窑对外输出应该是从北宋就已经开始，在南宋、元朝时进入大规模出口时期。汪大渊是元朝时期的民间航海家，元至顺元年(1330)，年仅20岁的汪大渊首次从泉州搭乘商船出海远航，历经海南岛、占城、马六甲、爪哇、苏门答腊、缅甸、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横渡地中海到摩洛哥，再回到埃及，出红海到索马里、莫桑比克，横渡印度洋回到斯里兰卡、苏门答腊、爪哇，经澳洲到加里曼丹、菲律宾返回泉州，前后历时5年。至元三年(1337年)，汪大渊再次从泉州出航，历经南洋群岛、阿拉伯海、波斯湾、红海、地中海、非洲的莫桑比克海峡及澳大利亚各地，至元五年(1339年)返回泉州。他一共航海过2次。汪大渊第二次出海回来后，应泉州地方官之请，开始整理手记，写出《岛夷志略》。《岛夷志略》分为100条，其中99条为其亲历，涉及国家和地区达220余个，对研究元代中西交通和海道诸国历史、地理有重要参考价值，引起世界重视。1867年以后，西方许多学者研究该书，并将其译成多种文字流传，公认其对世界历史、地理的伟大贡献。《岛夷志略》涉及龙泉窑的记载，说明当时龙泉窑已在东南亚流传甚广。综合其他资料，自南宋到明代，除上述地区之外，龙泉窑瓷器还流传于朝鲜（高丽）、泰国、日本、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印度、伊朗、亚丁等地，几乎遍及亚洲和非洲大部分国家，特别是日本的全国各地都发现龙泉窑瓷器或瓷片遗物。
元·托克托著《宋史》卷一百八十五：嘉定十二年，朝廷强制用瓷器等物品对外进行“易货贸易”
龙泉窑瓷器对外贸易之所以得到巨大发展，还有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南宋朝廷将丝绸制品、炊具、瓷器、漆器等作为对外贸易中的对等易货贸易商品，强制让对方接受。可以判断，由于经济发达，南宋这个时期大量进口国外商品，导致出现“钱荒”。据《宋史》卷一百八十五（食货志第一百三十八）记载：“嘉定十二年，臣僚言以金银博买，泄之远夷为可惜，乃命有司止，以绢帛、锦锜、瓷漆之属博易。听其来之多寡，若不至，则任之，不必以为重也。”宋代的官方语言中“博易”就是贸易之意。南宋嘉定十二年（1219年），有大臣说用金、银去买国外的物品，把金银就这样给外国，太可惜。于是宋宁宗赵扩下令有关部门制止用硬通货（金银）去跟国外做生意，换之以丝绸、炊具、瓷器、漆器等商品与国外进行贸易，不管贸易多大，如果对方不答应易货交易，则不和他做生意，这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在这样政治经济背景下，龙泉窑的对外出口大幅增加。从这段史料记载可以看出，南宋作为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在对外贸易上存在不小的“贸易逆差”问题，而朝廷也在注意采取措施，增加国内商品对外出口以减少逆差。这颇有当今美国的情形。
龙泉窑粉青釉开光露胎贴塑八仙纹八角瓶 大英博物馆、大维德爵士藏
龙泉青瓷对外贸易，也极大影响着龙泉窑的窑址发展和分布走向。龙泉青瓷的最早产地主要分布在龙泉县的大窑、金村、玉湖、安福，丽水县的黄山、石牛等地，在大量龙泉青瓷输出国外的历史和经济条件下，龙泉青瓷瓷窑的增加，迅速向瓯江和松溪两岸扩展，以方便于使用水路运输。除龙泉县境内的窑址以外，还扩大到庆元县的竹口、枫堂一带。在云和县的赤知埠，永嘉县的蒋岙、来涂等地，因此而形成了一个龙泉县为中心，包括云和、丽水、庆元、永嘉等地区在内的更加庞大的龙泉窑系。各窑口为满足日益增长的青瓷对外贸易的需要，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烧窑技术不断改进，产品种类不断丰富。
元?龙泉窑青瓷罐 高24.5、口径23.2cm 南京市博物馆藏
龙泉窑的影响还远不止于此。在元代，龙泉青瓷大量经由泉州港转运出口运销海外，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声誉，这样一来，必然刺激福建沿海地区瓷窑的大量出现，这些瓷窑学习和模仿龙泉青瓷的烧窑技术，制造产品，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可以说，福建沿海地区的大量青瓷瓷窑，就是在龙泉青瓷的直接影响下兴起和发展的，有人把它们叫做仿龙泉窑，我看也不为过。
明?龙泉窑刻花缠枝莲纹青瓷炉 高15.6、口径23.4cm 南京市博物馆藏
到了明代，龙泉窑在技术上继续探索，于明永乐、宣德时期曾生产过一大批为宫廷和贵族所用的精美青瓷，并有巨制大型瓷盘行销于东南亚一带，成为明代外销瓷中非常有特色的品种。但是，根据文献资料，自明永乐开始，龙泉窑呈加速衰败之势，产品开始呈现粗制滥造现象，窑区萎缩，对外出口急剧减少。分析龙泉窑之所以衰败，主要有五大原因：一是消费观念转化，当时人们已逐渐转向喜爱蒸蒸日上的青白瓷、青花瓷、粉青、甜白等，对龙泉青瓷已经出现“审美疲劳”；二是福建沿海众多仿制龙泉窑的窑口已具规模，在市场上对龙泉窑形成直接竞争，市场份额被抢夺；三是朝鲜、日本等国出现大量仿造越窑、龙泉窑青瓷的窑口，导致中国瓷器出口被取代；四是明朝实施越来越严厉的海禁政策，造成海上贸易渠道日益阻塞；五是叶宗留起义，导致龙泉窑所在地区陷入战乱。
明?龙泉窑印花宝杵纹青瓷盘 高2.95、口径21cm 南京雨花台区郎家山明永乐十六年宋晟墓出土 南京市博物馆藏
在南宋就已初具规模的景德镇，经过元代的快速发展，到明初发展势头不减，迅速崛起而超过天下所有瓷窑，成为中国的瓷都。景德镇窑当时的主打产品影青、青白瓷、青花瓷等，声誉日趋高涨，逐渐取代龙泉等青瓷而成为人们日常用瓷的首选，并形成消费习惯。人们对龙泉青瓷似乎已经厌倦，龙泉窑走向衰败趋势已不可逆转。
明万历?龙泉窑香炉 高21.5、口径28.2、足距22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由于元代龙泉青瓷大量外销瓷经由泉州港转运，导致福建沿海地区众多瓷窑仿造龙泉窑，有的规模巨大而形成了自己的窑系，如同安窑系等，业界称为“土龙泉”。这些通过仿龙泉青瓷起家的“土龙泉”们，到明初时已经具有很大规模的生产能力，抢占了龙泉窑的市场份额，包括出口份额，龙泉窑的生存空间被严重挤压。同样对龙泉窑乃至整个中国的瓷器出口造成影响的，还有高丽、日本本土制瓷技术的崛起。据北宋徐竞在《宣和奉使髙丽图经》记载，高丽国（朝鲜）在北宋时就已经具有很高的制瓷技术水平。日本的制瓷技术主要由我国和朝鲜国传入，到明初时，已经形成巨大规模，抢占并挤压了中国瓷器在他们国家的市场。
明天启?龙泉窑香炉 高28、口径27.5、足径22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元末明初，日本封建诸侯割据，互相攻伐、混战。在战争中失败的封建诸侯，组织武士、浪人（即倭寇）、商人到中国沿海地区进行武装走私和抢掠骚扰。对此，明太祖朱元璋为防沿海军阀余党与海盗滋扰，下令实施自元朝就已经颁布法令的海禁政策 。早期海禁的主要对象是商业（商禁），禁止中国人赴海外经商，也限制外国商人到中国进行贸易（进贡除外），但并不严格。到 明永乐年间，虽然有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但是放开的只是朝贡贸易，民间私人仍然不准出海。而后随着倭寇之患加剧，海禁政策愈加严格，民间贸易、渔船已几乎不能出海，造成龙泉窑等瓷器外销几乎停滞。
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十“英宗本纪”和卷一百六十五中关于叶宗留作乱的记载
龙泉窑在明正统年间呈急速萎缩状态，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叶宗留领导的矿工起义，造成丽水地区十多年连续不断的战乱，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包括龙泉窑业在内的所有手工业、矿业几近被毁。叶宗留是个自诩会武功的矿工领袖，在福建福安采矿谋生，后违反朝廷禁令，在浙西、闽北仙霞岭地区私采金、银矿。明正统九年（1444年）福建官府武力禁采、剿捕矿工，叶宗留因此率众起义并称王，附近矿工、农民和其他起义军、土匪纷纷参与，将暴动蔓延到福建、江西、浙江交界地区多个县市，征剿官兵与起义军的作战持续11年之久，于明景泰六年（1455年）才得以平息。龙泉地区正处于战乱中心，龙泉窑生产自然受到很大影响，起义平息后虽有所恢复，但元气大伤，景况已大不及从前。还有，明朝中晚期日益严重的苛捐杂税，也加速了龙泉窑的衰落。
明·谢肇淛著《五杂俎》卷十二中提到“今龙泉窑世不复重”
明代博物学家、诗人、万历年间任工部屯田司员外郎、天启年间任广西右布政使的谢肇淛，在其著作《五杂俎》中记载“今龙泉窑，世不复重，惟饶州景德镇所造，遍行天下。”说明龙泉窑此时已无法与景德镇窑相项背。进入明朝晚期的龙泉窑，与之前相比，器物式样减少，纹饰呆板，胎骨转厚，胎面粗糙，釉色灰暗，装烧方法简单粗暴，一片衰败的景况。
清代龙泉窑梅兰纹帽筒 高23、口径12、底径11.5cm
清初 龙泉窑瓶 高21.4、口径10、底径7.2cm
到明末清初，一代名窑——龙泉窑终于彻底陨落，退出了历史舞台。时间不长，龙泉窑的地面遗迹也很快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殆尽。
雍正版《浙江通志》卷二十一记载：龙泉窑已废
龙泉窑的考古发掘
在沉静了将近300年之后，龙泉窑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清光绪年间，德国传教士奔德将一件粉青釉龙虎瓶带往德国，在欧洲引起轰动，导致日本人、德国人、美国人在清朝末民国初先后来到龙泉地区搜寻青瓷。随后，大批古董商蜂拥而至，一时间引发龙泉地区挖掘古窑址和盗掘古墓之风，在国内外掀起一股“龙泉热”。民国十七年（1928年）夏天，著名陶瓷考古学家陈万里先生根据古代文献记载，来到龙泉县实地考察。陈先生实地察看和走访大窑、竹口、溪口等二十几处古龙泉窑遗址，取得大量窑址、瓷片等一手资料，写出并发表了多篇关于龙泉青瓷文章，引起轰动。从此之后，陈先生八次来到大窑等丽水地区龙泉窑址考察研究，一次比一次深入，写出了大量的考察资料，对此我在《明净的碎片——中国陶瓷考古之父陈万里》一文有比较详细的描述。
陈万里先生龙泉考察手稿及大窑村遗址为陈先生立的塑像
以陈万里先生等学者的调查为基础，从1956年起，浙江省和国家文物管理、研究等部门，对龙泉青瓷窑址进行过多次比较全面的调查，包括1957年对龙泉大窑到高祭头路段及溪口和庆元县境内窑址、1958年对龙泉东区及云和紧水滩水电站规划淹没区窑址、1959年对丽水宝定区域窑址及碧湖何氏家族墓等进行系统调查和清理；1960年对大窑、金村窑址进行考古发掘；70年代中期对紧水滩电站工程建设淹没区窑址进行第二次考古调查，并于70年代末期在库区范围内开展历时5年的大规模窑址发掘；1982一1983年对龙泉县双平乡源口林场窑址进行考古发掘；2006年对龙泉窑大窑枫洞岩窑址进行发掘；2010—2011年对龙泉窑溪口瓦窑垟、小梅镇瓦窑路等著名黑胎青瓷窑址进行考古发掘，等等。通过调查、发掘，在龙泉、丽水、云和、遂昌和永嘉等地，发现有许许多多的古代窑址。这一系列发掘，涵盖从五代到明朝中后期、从白胎青瓷到黑胎青瓷，细致、全面，而且一次比一次科学、严谨。从大量的遗物堆积来看，这些窑址都同属“龙泉窑系”，其中分布最密集、特征最典型的都集中在龙泉市。
大窑龙泉窑（溪口片）遗址
到目前为止，已经发现的龙泉窑遗址近三百处。在龙泉市的大窑、金村、竹口、溪口以及东部的梧桐口到武溪一带，都密布着窑址。特别是在大窑地区，西起高际头，北迄坳头村，在沿溪十里的山坡上，共有窑址五十三处，每处窑址上，窑具和瓷片堆积如山，产品之精致为龙泉其他窑址所不及。这么多的瓷窑，哪一个是后来明代传说中所指的所谓“章氏兄弟窑”？恐怕不好断定。
龙泉南区窑址分布及青瓷龙窑遗址
通过对龙泉的大窑、金村和丽水的宝定等窑址的发掘，获得场房、砖池、住宅、窑室等建筑资料和大量的瓷器标本。1960年，在发掘大窑和金村两地的古窑址时，清理出9座龙窑和作坊遗迹，发现在北宋窑床的下面有五代的瓷片堆积层。这说明此地在五代时期就已经是龙泉窑窑址了。
大窑龙泉窑遗址
出土文物特征表明，五代龙泉窑是继越窑而发展起来的，并且受到瓯窑的影响。受越窑影响的五代龙泉窑址，共发现十余处，主要分布在龙泉县的大窑、金村、王湖、安福，丽水县的黄山、石牛等地，出土器物以碗、盘、壶为主，其他为盆、钵、罐，器物工艺细致、胎骨均匀，器身装饰有纤细花纹，系用刀和箆状器刻划而成，线条粗放、构图筒洁，图案以水波纹、童子、秋菊、缠枝等为主。烧造技术和前期的越窑相比有改进，但还存在胎壁厚、釉层薄、釉色青中泛黄等问题，因使用喇叭形垫座和环状圈托，承托面小，造成器底大多内凹，釉面极易粘附砂粒和杂质。
五代 龙泉窑牡丹纹贴塑鸳鸯耳盘口瓶 高31.5、口径10、足径9.5cm
受瓯窑影响的五代龙泉窑青瓷，仅在金村的三座窑址中发现，出土器物有碗、盅、盘、壶、罈、花盆和五管瓶等，呈灰白色，质地细腻，表里施水青玻璃釉，圈足微微撇出，外底留有托珠和托环的痕迹。
早期龙泉窑五管瓶
北宋的龙泉窑窑址，呈现越来越多的现象，表示那个时期瓷业在逐步繁荣起来。在龙泉的大窑、金村、溪口、王湖、安仁口、周垟、王庄、梧桐口，云和的赤石埠，遂昌县的湖山镇，都设窑烧造，而其中规模最大、产量最丰富的仍然是大窑和金村，大窑发现二十三处，金村发现十六处，经过清理，发现三座“龙窑”。龙窑都依山建造，斜度在14一18度之间，前缓后陡。窑身前段平缓，中后段较陡，主要是由地形决定的。据估算，金村龙窑可放匣钵一百七十行以上，每一行多数为八个，少数为七个，总平面上可置匣钵一千三百个以上，每一匣钵高度一般为8厘米，估计全窑一次可烧瓷器二万至二万五千件。由此可推断，此时期瓷业大规模制造已经开始。
大窑龙泉窑遗址——龙窑
北宋龙泉窑青瓷器，胎色灰白，多使用内外双面刻划花和蓖点、蓖线衬底的繁密纹饰，施青绿色薄釉，釉色淡青中微带灰色，釉汁透明。造型古朴，棱角分明，圈足宽矮，一般外底不上釉。品种比五代时期大有增加，新兴的器型有瓶、炉、碗、碟、粉盒和渣斗等，器物的式样也多变化。
北宋龙泉窑盘口壶、刻划碗
在南宋时期，北宋龙泉的青瓷产区除金村产量稍低外，其他各处都有很大发展，井且在龙泉西部的八都和南部的竹口等地设立新的窑场，而溪口和大窑两地最为繁荣，是龙泉窑系的中心窑区。在溪口，自秦溪北面的法岩寺起，向西延到下泉坑，向北延到墩头村西南的瓦窑垟，沿溪两旁的山坡上分布着窑址十三处。在大窑，从高际头到坳头村沿溪十里，有窑址四十八处，几乎每一座山坡都有窑址。这时期的龙泉窑瓷业已经发展到一个顶峰。这个时期仍采用龙窑烧造，但窑的结构有了改进，装烧量更大、燃料更节省。从窑址发掘可以看出，装烧方式也有改进，碗、洗、盘、碟、杯等类器物采用匣钵复叠法，瓶、觚等类采用匣钵仰叠法，大件瓷器一般放在窑室中段，小件瓷器置于窑室的前后两段，共中也间隔大件瓷器，起着稳定匣钵柱的作用，避免塌窑事故，同时也使火候更均匀。
南宋龙泉窑青釉盘口瓶 高17、口径6.7、足径7.6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龙泉地图
南宋龙泉窑青瓷有白胎青瓷和黑胎青瓷两种，白胎青瓷占大部分，除龙泉溪口瓦窑垟窑址、小梅镇瓦窑路窑址和大窑的新亭、山树连山、亭后、牛颈头山20多处窑址兼烧黑胎青瓷等其它品种外，共他各处都烧造白胎青瓷。白胎青瓷的胎质细洁坚密，共色白中微泛青色。器物有碗、盘、洗、盒、豆、盅、碟、笔格、灯盏、鸟盏、塑象、棋子等，常见的是莲瓣纹盘、碗和碟子，还有卷边荷叶形的浅盘，也有仿桃子式样的洗。在造型上突破了北宋的格局，创造出活泼、柔和、明快和均称的形式。纹饰方面，在瓷胎上刻划花纹主要以器内刻划荷花纹、其外S形复线与卷云纹相结合等，但胎体刻划花手法已越来越少采用，代之而起的是浮雕和堆贴花，例如使用“葵口出筋”装饰、在器物内底上浅浅地贴着两条小鱼等。白胎青瓷的施釉技术比北宋有很大的进步，釉色有粉青、梅子青、青褐、青灰、灰黄、鹅皮黄、蜜蜡、芝麻酱、淡蓝等，釉层润厚，色泽晶莹。其中以粉青和梅子青最佳，色泽鲜艳滋润，如美玉翡翠，据科学测定和实验，必须在1200℃左右的高温还原焰中才能烧成，而且胎釉料中氧化铁的含量要适度，锻烧时温度上升要正常，釉层要厚，等等。
南宋龙泉窑青釉贯耳弦纹瓶 高31.5、口径10、足径11.7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南宋龙泉窑簋式炉
黑胎青瓷窑址发现，是陶瓷考古界努力寻找“龙泉哥窑”的成果。在对龙泉溪口瓦窑垟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时，清理出窑炉遗迹两处，其中一处有4条窑炉的叠压打破关系，最早的窑炉内出土两件黑胎青瓷；另一处仅发现南宋时期青瓷，出土少量黑胎青瓷残片，且发现有支钉窑具。黑胎青瓷残片出土相对较少，胎体较薄，釉色主要有灰青和粉青。在小梅镇瓦窑路窑址清理出较为完整的龙窑，出土一批黑胎青瓷，这批瓷器均采用薄胎厚釉工艺，胎体很薄，釉质玻化程度较高，釉面有密集的小块开片，可谓“百圾碎”，釉色较深。
2011年发掘龙泉市小梅镇瓦窑路窑址时清理出的龙窑窑炉
黑胎青瓷器的种类，常见有碗、盘、羹、杯、壶、盆、洗、瓶、觚、盂、盒、灯、炉等，这类瓷器胎骨细密，呈灰黑色。釉以青色为主，也有米黄、紫色和乌金色等，普遍有开片。由于胎骨灰黑，器物口沿釉层很薄，容易透露出胎骨呈现出一定的紫色，俗称“紫口”，同时因为入窑烧造时使用浅盘形和扁平形垫饼承托在圈足底下，圈足底端的釉层被刮去，烧成后露黑胎，俗称“铁足”。尤其小梅镇瓦窑路窑址出土的八角杯、八角盘、菱口盘、胆瓶、纸槌瓶、鬲式炉、鼓钉炉、碗、盏、杯、洗、碟、觚、盒、唾盂、盖罐、鸟食罐等，器型小巧，制作工整。有些器型颇具南宋时期礼器（祭器）风范。这就是龙泉窑利用早年曾为朝廷制作礼器（祭器）所获得的经验，自己开始生产与南宋礼器器型相似产品的有力证据。
南宋龙泉窑黑胎瓷器——盘、把杯
黑胎青釉杯、折肩瓶 瓦窑路窑址出土
南宋的装烧方法有明显改进。匣钵规正，都经过“涂匣”，所以匣内有黄褐色薄釉一层。垫饼大多用坯泥制成，有浅盘形、盏形、碗形、臼形和环形圈托。浅盘形和臼形的垫饼，托面平滑，全部用来承托有圈足的器物。使用时，垫饼的托面托住器物圈足，这样，器物可以满釉，而圈足下端的釉必先刮去，出窑后经氧化作用，圈足底端便呈现朱色或黑色的瓷胎。器身和器盖一般都合烧，不仅增加了装烧量，而且使器身和器盖更加密合，胎釉的色泽也可一致。
龙泉大窑枫洞岩窑址窑炉中的匣钵
到元代，水陆交通和对外贸易迅速发展，而瓷器已成商业活动的重要商品，需求量激增，龙泉窑窑址迅速由交通不便的大窑和溪口，向瓯江和松溪两岸扩展。已经发现的元代龙泉窑系统的窑址，大窑周围有五十多处，竹口和枫堂一带有十多处，龙泉东部有梧桐口、小白岸、杨梅岭、山石坑、大王屿、道太、葡萄垟、前赖、安福口、王湖、安福、马岙、岭脚、大琪、丁村、源口、王庄等地，云和有赤石埠，丽水有规溪、宝定、高溪等地，永嘉有蒋岙、朱涂等地，总计达一百六十多处，其中三分之二分布在瓯江和松溪两岸。这样，大批的龙泉窑瓷器便可以顺流而下，转由当时重要通商口岸—温州和泉州，运输到国内外市场。
元代龙泉窑褐斑凤尾瓶 高27.2cm 梅子青釉 大维德基金会藏
元代龙泉窑褐斑玉壶春瓶 高27.4cm 青釉 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藏
元代龙泉窑瓷器的大致特征：胎骨渐趋厚重，器身的转折处大多作梭角或凹槽；圈足垂直，足底齐平；釉层较薄，呈青黄色，种类有所增多；大多有花纹，盛行外壁单面刻花，纹饰采用划、刻、印、贴、镂、堆、塑和釉面开光、露胎印花、釉上贴花、加点褐彩等，种种手法一应俱全，有时几种装饰一器并施。纹饰题材有仿五代和北宋的折扇纹、海涛纹、蕉叶纹、变形云纹、菊花和菱花等，有仿南宋的莲瓣、龙纹、凤纹、鱼纹等，也有一些新兴的纹饰如雷纹、锯齿、方格、万字等，还有大量的带有“八思巴”铭文如“翼’、“昌”、“目”等。在大窑和竹口等地还大量出产大型瓷器，有高1米左右的花瓶和口径60余厘米的瓷盘。
元 龙泉窑盘、瓶 1976年朝鲜新安海底沉船打捞出水 韩国博物馆藏
龙泉窑青瓷舟型砚滴 长16.2，宽6.5，高9.1 浙江博物馆收藏
元代龙泉窑的常见器物在龙泉窑遗址、元大都遗址和朝鲜新安海底沉船中都已出土。元代龙泉青瓷与南宋比，胎质返粗，釉薄泛黄呈青黄色，器外底一圈无釉或不施釉，装饰花纹的线条没有以前那样奔放，结构也平淡，而且愈往后愈差，呈现出衰落的现象。这一考古发掘揭示龙泉窑在元代已经出现由鼎盛转向衰退的拐点。
元代龙泉窑带座吉字瓶 瓶高20、座高8.2cm
明早期龙泉窑龙纹高足杯 高12.4cm 青釉 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藏
明代龙泉窑除元代遗留下来的窑场多数继续烧造外，又在龙泉南部的新窑地区设窑烧造，可窑场的总数已经明显减少。窑型除延袭宋、元时期的龙窑外，又新创了“阶级窑”。明代阶级窑的形式已广为日本陶瓷届学习和模仿，具体情况我已在《执拗的工匠——日本陶瓷艺术大师泽村陶哉》一文提到。虽然阶级窑作为龙窑的一种，在宋、元龙窑的基础上有所改进，适合烧制大型器物，但从窑址遗物发掘看，明代末期的龙泉窑瓷器胎骨粗笨，足底厚重，修饰马虎，器形多浑圆瘦长，种类减少，与宋元时期比相差甚远，揭示龙泉窑衰落明显。
明永乐龙泉窑刻花双桃纹菱口折沿大盘 口径61.7cm 青釉 日本静嘉堂文库美术馆藏
明代刻花牡丹纹梅瓶 高32.3cm 青釉 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藏
随着政治重心的转移和各地制瓷技术的进步，特别是明代景德镇已经成为中国瓷都，生产出大量精致的白瓷，绚丽的青花和釉里红瓷器也竞相争艳，加上海禁和战乱，在这种环境下，龙泉窑日渐衰退，市场地位越来越羸弱。到明朝末期，昔日辉煌的龙泉窑已不受收藏界青睐。
光绪版《龙泉县志》卷三中谈到龙泉窑的核心——琉田窑
据清光绪版《龙泉县志》记载，到明朝正统年间（1436——1449年），作为龙泉窑的核心——顾仕成所制造的瓷器，品质已经远不如从前，到成化、弘治年间（1465——1505年），质粗色恶，已不配作为雅玩了。但作为一般民间日常用品的瓷窑，苟延残喘直到清代初期才最终寿终正寝。前文已引用过清雍正版《浙江通志》卷二十一的记载：“琉田有青器窑今废”。
1960年代，国家根据龙泉窑的发掘和研究情况，决定组织力量恢复龙泉青瓷的生产。目前，现代龙泉青瓷的年产值规模已超20亿元，产品远销世界各地，产品质量已远超龙泉古瓷，获得过多项殊荣，并多次为国家领导人制作对外交往的国礼。同时，也涌现出一大批像叶宏明、毛正聪这样的青瓷艺术大师。
哥窑、弟窑称谓的由来
大家知道，在龙泉窑、哥窑、弟窑三个称谓中，龙泉窑出现最早，但哥窑名声最响，甚至被错奉为“宋代名窑”。其中还掺杂着一个关于章生一、章生二兄弟俩所谓的哥、弟二窑的传说。事情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呢？还是先从古代文献梳理开始吧。
宋代、元代所有文献史料中，均没有出现“哥窑”、“弟窑”的记载。前文提到的南宋人叶寘在《坦斋笔衡》中提到了龙泉窑瓷器但没说哥窑或弟窑。宋朝王室后裔、南宋人赵彦卫（公元1159年前后在世）著《云麓漫钞》在记载临安设立新窑时提到了龙泉窑，他说，青瓷器，都说出自李王，号称秘色瓷，也有说出自越王钱氏王，如今处州龙溪烧的是粉青，越窑是艾色，从唐代陆龟蒙的《进越器诗》……可知越窑唐代就有了，最近临安也自己烧制青瓷，都要胜过这两窑。《云麓漫钞》成书于南宋宋宁宗开禧二年（1206年），赵彦卫写书在这此之前，这个时间与郊坛下官窑的设置时间大体相当。赵彦卫也没有提到哥窑或弟窑。另据《云麓漫钞》记载，开禧年间泉州海船已与大食、嘉令、麻辣、新条、甘秠、三佛齐等30多个国家与地区有商贸关系。
南宋 赵彦卫著《云麓漫钞》卷十记载 临安烧青瓷，要比越窑、龙泉窑好窑器
到元代后期，孔齐（公元1367年前后在世）在《至正直记》中记载有“哥哥洞窑”、“哥哥窑”概念，如果哥哥洞窑、哥哥窑与哥窑之间有什么联系的话，那就是关于哥窑的最早文献了。孔齐（有考证说应为孔克齐，孔子第五十五代世孙），号静斋，山东曲阜人。孔齐在元朝后期的兵荒马乱中游历过很多地方，他将沿途所见所闻写成一本笔记题材的杂闻集——《至正直记》（也叫《静斋至正直记》），记录内容包括当时政治、经济状况，器物制作情况，以及文学、艺术成就和当时的人文社会习俗，是一部很有史料价值的笔记。
元代孔齐著《至正寘记》卷四“窑器不足珍”中记载了“哥哥窑”
《至正直记》卷四中，收录了孔齐在至正癸卯年（1363年）冬天写的日记——窑器不足珍。孔齐写道：以前常常听玩收藏的人说，千万不要碰老的定窑官窑瓷器，这次我是亲眼所见。在家时，表兄沈子成从余干回来，带了两个直径一尺的景德镇老旧御土窑器碟子，说是三十年前所造，它的胎质与釉色属于好的定窑器中的中等，而精通古器的人却都分辨不出来（像老物品）。至正乙未年（1355年）冬天我在杭州时，买了哥哥洞窑器的一座香鼎，质地细腻但确实是新的，而其釉色莹润像旧的，连懂得的人都有点糊涂了。会荆溪王德翁也说：‘最近市场上出现的哥哥窑瓷器绝对不是古官窑器，不得不小心辨别啊’。今天在庆元看见一只普通的青瓷菜盆，质地虽粗糙，釉色也像旧窑，这只不过是大街上买的低档物件，想一些办法把它弄得细腻一点，再过些时日，就可以以假乱真地当老东西卖了。我终于知道定器官窑不能随便玩（指收藏）。只有真正像美玉的东西，才值得收藏。今天记下这些，希望引以为戒。癸卯年冬记。孔齐的这段记载信息量很大，已经明明白白地记录了当时的几个事实：一是官窑和定窑为当时世人所珍爱，但市面上假货很多，一般人包括当时的收藏家都很容易上当；二是哥哥窑当时正在仿造官窑，而且仿得特别像，一般人难以分辨，仿造器型大多为年南宋官窑制作的礼器（祭器），如香鼎等；三是哥哥洞窑和哥哥窑是同一个窑；四是孔齐的哥哥洞窑器——香鼎是在杭州买的，产地虽然没有明说，但综合上下文分析，产地应在杭州附近或相距不远。
《格古要论》 明·曹昭 卷下记载了哥窑、古龙泉窑
《格古要论》 明·曹昭 王佐增补 卷下记载的哥窑、古龙泉窑与原著的区别
元末明初人曹昭（公元1388年前后在世）写的《格古要论》，是目前发现仅次于《至正直记》的较早记载哥窑的文献。《格古要论》成书于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与《至正直记》成书时间相比最多晚20年左右，应该差不多处于同一时代。曹昭在《格古要论》中说哥窑：旧哥窑色青浓淡不一，亦有铁足紫口，色好者类董窑，今亦少有成羣队者，元末新烧者土脉麄燥，色亦不好。他讲到元末新烧的哥窑，与孔齐说的哥哥窑仿造官窑，时间和空间上正好相符。有意思的是，曹昭写成《格古要论》71年后，于明天顺三年（1459年）由江西人王佐对《格古要论》进行了增补。王佐在增补版中将“哥窑”改成成“哥哥窑”：哥哥窑，旧哥哥窑出...其他与曹昭描述一致。不知是曹昭原书就是“哥哥窑”被再版者改成“哥窑”，还是王佐觉得曹昭的“哥窑”称谓不妥而将其正名？不管是什么原因，根据这个记载可以判断“哥哥窑”与“哥窑”讲的是同一个瓷窑！也就是说，从起源来看，哥窑的称谓出现于元朝后期，而“哥哥窑”是“哥哥洞窑”的简称、“哥窑”是“哥哥窑”的简称，同时没有说哥窑与龙泉窑有什么关系！这个结论非常重要。另外，无论是曹昭的《格古要论》还是王佐的增补，均对古龙泉窑青瓷以很高的评价：土脉细且薄，翠青色者贵，粉青色者低，有一等盆底，双鱼盆口，有铜棳环，体厚者不甚佳。对龙泉窑的描述，与现代考古发掘相符。但是，这两人均没有提到弟窑，这说明，直到明代天顺三年（1459年），“哥窑”已经出现一百多年，而“弟窑”或关于弟窑的成传说故事还没有出现或没有被当时的收藏家所重视而被记录于书。
明代 陆容著《菽园杂记》卷十四中详细记载了龙泉窑，未提及哥窑、弟窑
继《格古要论》之后，较早记录龙泉窑的书籍是明代陆容的《菽园杂记》。陆容（1436～1494年）字文量，号式斋，江苏太仓州人，明成化二年（1466年）的进士，官居浙江右参政，以博学卓识著称于世。《菽园杂记》完成于成化到弘治年间，刊刻与嘉靖年间，该书对明代朝野故事记录得非常详细，不少内容史料里都未涉及，而且较少抄袭旧文，论史事、叙掌故、谈韵书、说文字，大多都是陆容自己的见解，被他同时代的文学家、书法家、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王鏊称为明朝记事书第一，很受世人赏识。《菽园杂记》最为宝贵的还记载着许多明代中叶手工业生产和民情风俗等方面材料，如卷十四记勘察五金矿苗和提炼银、铜方法以及龙泉窑制瓷工艺情况等，皆具体而细致，是研究龙泉窑的重要参考书。陆容在《菽园杂记》卷十四中提到：“青瓷初出于刘田，去县六十里，次则有金村窑，与刘田相去五里余，外则白雁、梧桐、安仁、安福、绿遶（绕）等处皆有之；然泥油精细，模范端巧，俱不若刘田。泥则取于窑之近地，其他处皆不及，油则取诸山中，蓄木叶烧炼成灰，并白石末澄取细者，合而为油。大率取泥贵细，合油贵精。匠作先以钧运成器，或模范成形，候泥千则蘸油涂饰，用泥筒盛之，置诸窑内，端正排定，以柴蓧日夜烧变。候火色红焰无烟，即以泥封闭火门，火气绝而后启。凡绿豆色莹净无瑕者为上，生菜色者次之。然上等价高，皆转货他处，县官未尝见也”。这段记载从龙泉窑的分布、原料出处、制做工艺、装窑方法、烧窑过程、产品等级以及价值情况，描绘得极其细微而准确，但对于“哥窑”、“弟窑”以及传说故事却只字未提。根据该书记载以及陆容的去世时间判断，直到明代弘治七年（1494年）前后，龙泉窑这个地方，仍然没有出现“哥窑”、“弟窑”以及章氏兄弟的传说，但此时离龙泉窑的鼎盛黄金期——南宋，已过去300余年。结合前文分析，在此时之前一百多年的元朝后期，就已经有了“哥哥洞窑”、“哥哥窑”、“哥窑”的称谓。也就是说，“弟窑”一说与哥窑的出现，从时间和空间上相差甚远，并非什么章生一、章生二的兄弟关系。
明·陆深著《春风堂随笔》中记载了哥窑和章氏兄弟窑
明代陆深（1477～1544年）所著、刊刻于嘉靖年间早期的《春风堂随笔》中记载：“哥窑浅白断纹，号百圾碎。宋时有章生一生二兄弟，皆处州人，主龙泉之琉田窑，生二所陶青器纯粹如美玉，为世所贵，即官窑之类，生一所陶者色淡，故名哥窑”。陆深，字子渊，号俨山，上海人，弘治十八年（1505年）进士，官至詹事府詹事，死后被嘉靖赠授礼部右侍郎，明代文学家、书法家。上海陆家嘴就是因陆深的故宅和祖坟而得名。《春风堂随笔》也叫《春雨堂随笔》，应该是目前发现最早记载章氏兄弟主龙泉窑且在宋代的文献，也是最早记载哥窑是章生一窑且在龙泉的文献。这说明陆深已经深受章氏兄弟传说的影响。不过，按陆深所讲，宋代章氏两兄弟都在琉田窑制瓷，只是哥哥和弟弟所做的瓷器品种不一样：弟弟章生二所制的青瓷器粹如美玉，很珍贵，和官窑很像；哥哥章生一说制造的瓷器釉色浅白，有断纹，号称“百圾碎”，这类瓷器叫哥窑。记载说明在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陆深去世之前，就有了龙泉章氏兄弟窰的说法，而且告诉大家三个事实：一、哥窑、弟窑只是瓷器的种类不同，是个瓷器品种的代名词，并非不同的窑口名称；二、哥哥制造的哥窑器，釉色浅白有断纹，号称百圾碎；三、弟弟制造的青瓷器粹如美玉，是在仿哥窑，价值很高。弟窑在仿哥窑？这个记载与后来的说法出入很大，有矛盾之处。
明代 薛应旂撰《浙江通志》卷八“地理志”中出现章生一、章生二的传说
由明代学者、藏书家、考工郎中薛应旂（1500～1575年）主笔的《浙江通志》卷八中，不仅记录了龙泉窑，还记录了章生一、章生二的传说，这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记载哥、弟窑传说的正式文献。其中卷八“地理志”记载：“处州……县南七十里曰琉华山……山下即琉田，居民多以陶为业，相传旧有章生一、生二兄弟，二人未详何时人，主琉田窑造青器，粹美冠绝当世，兄曰哥窑，弟曰生二窑，价高而征课逐厚，自后器之出于琉田者已粗陋利微，而课额不减，民甚病焉，然则为工者亦何贵干精也”。该记载讲的是琉田窑在鼎盛时期，因瓷器质优价高而朝廷征税也高，后来由于质量转差变成薄利但课税不减少，窑民很多已老弱病残，空有一身手艺也无处发挥。作为地方通志，薛应旂的记载应该更严谨一些，他没有像陆深在《春风堂随笔》那样直接说“宋时有章生一生二兄弟”，而是说“相传旧有章生一、生二兄弟”，并特别注明“二人未祥何时人”，这说明在嘉靖年间早期，坊间已经在流传章氏兄弟的传说故事，而且当时的官方对传说是持谨慎态度的。我们有理由相信，传说中“相传旧有章生一、生二兄弟”应该指的是300多年前的南宋时期，因为那时的龙泉窑在鼎盛期，瓷器品质最好，要不传说也就失去了传播的意义，估计陆深、方以智等人也是这么判断的，才写出“宋时章氏”一说。结合陆容写《菽园杂记》与陆深写《春风堂随笔》相距大约有50年左右时间来分析，关于300多年前的章氏兄弟传说，在50年前并没有出现，而50年后出现了，说明什么？只能说明，这个传说诞生于明弘治到嘉靖二十三年之间这50年中！那么这段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才导致传说的产生？后文我再来给大家仔细分析。但从这个时期起，章氏传说开始误导鉴赏家和文人，从此，把龙泉黑胎青瓷特征当成哥窑的文献记载屡现于世！
明·郎瑛著 《七修续稿》 卷六“二窑”中关于哥窑、龙泉弟窑的记载
在嘉靖版《浙江通志》刊刻五年之后，明代藏书家郎瑛（1487～1566年）所著、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即郎瑛去世之年）刊刻的《七修续稿》卷六中有了新的记载：“二窑 哥窑与龙泉窑，皆出处州龙泉县，南宋时有章生一、生二弟兄各主一窑，生一所陶者为哥窑，以兄故也。生二所陶者为龙泉，以地名也。其色皆青，浓淡不一。其足皆铁色，亦浓淡不一。旧闻紫足，今少见焉，惟土脉细薄，油水纯粹者最贵。哥窑则多断文，号曰百圾破。龙泉窑至今温、处人称为章窑。闻国初先正章溢，乃其裔云”。该记载含有两个十分重要的新信息：一、温州、处州人一直把龙泉窑称为章窑；二、听说明朝初年有名的贤臣章溢是章氏兄弟的后裔。郎瑛自幼患有残疾，社会地位不高，但潜心著书做学问，他的《七修类稿》（含续稿）是一部学问考辨类的专著，考论范围极为广泛，分天地、国事、义理、辨证、诗文、事物、奇谑七大门类，内容或测天地之高深，或明国家之典故，或研穷义理，或辨证古今，或掇诗文而拾其遗，或捃事物而章其赜，以至奇怪诙谑之事，无不采录。考论能驰骋古今，贯穿子史，且有许多内容，为史书所缺，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但是，由于该书涉猎太广、太庞杂，所记录的内容往往不表明出处，很多内容可能只是道听途说而已，书中出现很多错误，被后人诟病。比如书中出现诸如唐代诗人李商隐沿袭宋代诗人李建中等类似的笑话很多，为明代后来的文化人士所抵斥。
明·張應文著《清秘藏》卷上“論窑器”中提到龙泉窑与章窑的概念是不同的
明代书画家、藏书家张应文（约1524～1585年）在其子张谦德（后改名张丑）的帮助下，撰著《清秘藏》上、下两卷。张应文在《清秘藏》卷上“论窑器”一节写道：“…官窑品格与哥窑大约相同，其色俱以粉青色为上，淡白色次之，油灰色最下。纹取冰裂鳝血为上，梅花片墨纹次之，细碎纹最下。必鐡足为贵、紫口为良，苐不同者。官窑质之隐纹亦如蠏爪，哥窑质之隐纹如鱼子，其汁料稍不如官窑之尤佳耳。定窑有光素凸花二种，以白色为正，白骨而加以泑水有如泪痕者佳，间有紫色者黑色者不甚珍也…均州窑之下有龙泉窑。古宋龙泉窑器土细质厚，色甚葱翠妙者与官窑争豓，但少纹片、紫骨铁足耳，且极耐磨弄，不易茅篾苐工匠稍拙制法，不甚古雅。有等用白土造器，外涂泑水翠浅影露白痕，乃宋人章生所烧，号曰章窑，校龙泉制度，更觉细巧精致。我朝宣庙窑器，质料细厚，隐隐橘皮纹起冰裂鳝血纹者，几与官、汝窑敌…逈出龙泉均州之上。又有元烧枢府字号器永乐细款青花杯，成化五彩葡萄杯，各有可取，然亦尚在龙泉章窑之下。”该记载有一个重要细节值得关注，那就是章窑与龙泉窑，不是一回事——章窑“用白土造器，外涂泑水翠浅影露白痕”，比龙泉更“细巧精致”。请注意，张应文的《清秘藏》是以一个古瓷收藏家的角度来写的。
明·王圻著《稗史彙編》卷一百三十七“二窑”的记载与《七修续稿》相同
明代文献家、藏书家王圻（1530～1615年）在其著作《稗史彙編》卷一百三十七的“二窑”中，完全照搬照抄了郎瑛书中关于“哥窑、龙泉窑”的内容。明初开国元勋章溢真的是章氏兄弟的后裔？
明代 吕震等著《宣德鼎彝谱》卷一中关于哥窑是宋代名窑的记载
按照署名，《宣德鼎彝谱》是吕震等人于明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奉敕编撰，按时间顺序，应为早于陆容的《菽园杂记》，甚至早于明天顺三年（1459年）王佐著《新增格古要论》（《格古要论》增补版），为什么要把顺序放到这里来说呢？这是因为据考证，《宣德鼎彝谱》是一部后人假借吕震名义写的伪书。据记载，明宣德皇帝认为郊庙彝鼎不合古式，命工部尚书吴中仿照宋《宣和博古图录》、考古各书籍及内府所藏柴、汝、官、哥、均、定各窑的样式进行重新铸造，《宣德鼎彝谱》记录的就是这一事件的前后过程。《宣德鼎彝谱》卷一中记载：“悉倣宣和博古图录及考古诸书并内库所藏柴、汝、官、哥、均、定各窑器皿，款式典雅者，写图进呈拣选...其柴、汝、官、哥、均、定中亦选得二十九种”，明确把哥窑、钧窑与汝窑、官窑、定窑一起列为宋代名窑，这一文献信息被陶瓷业界广为引用。但是，《宣德鼎彝谱》被后人证明为伪书，理由有二：一是主撰吕震于宣德元年就已经去世，不可能在宣德三年来主持编书；二是书中所附项子京的《宣炉博论》，是明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的书，1626年才有的书名怎么会出现在1428年的书中呢？更何况，《宣炉博论》也是伪书，《宣炉博论》篇尾注有：“皇明天启丙寅春三月檇李项子京书”的文字，明天启丙寅年就是公元1626年，而项子京（元汴）于公元1590年就去世，怎么可能又于去世36年后来写《宣炉博论》？古人的伪造早已引起后人怀疑，邵锐（1905—？年）在1920年左右、法国人伯希和（1878—1945年）在1936年、英国学者柯玫瑰在1990年就曾陆续撰文指出《宣德鼎彝谱》是伪书，其作者系伪托吕震，真正的编撰时间应该在17世纪即公元1600年之后。由此可见，该书有关“悉倣宣和博古图录及考古诸书并内库所藏柴、汝、官、哥、均、定各窑器皿，款式典雅者，写图进呈拣选…”的记载，离宣德皇帝在世时间已过去200余年，说法极不可靠，不足为据。即使事情确有其事，文中也只是说将库中这些典雅的瓷器拿来做样式而已，并不能说明哥窑就是宋代名窑。
明代 王士性著《广志绎》卷四《江南诸省》中的“官哥二窑”：哥窑在杭州凤凰山
当然，明朝也有不少没被传说带偏的名家。明代著名人文地理学家王士性（1547~1598年）著、在明万历年间刊刻的《广志绎》卷四——《江南诸省》中的“官哥二窑”条记载的内容与前人很大不同：“官哥二窑，宋时烧之凤凰山下，紫口铁足，今其泥尽，故此物不再得。间有能补旧窑者，如一炉耳碎，觅他已毁官窑之器，捣筛成粉，塑而附之，以烂泥别涂炉身，止留此耳，入火遂相傅合，亦巧手也。近惟处之龙泉盛行，然亦惟旧者质光润而色葱翠，非独摩弄之久，亦其制造之工也。新者色黯质噪，火气外凝，殊远清赏。”王士性在指出哥窑在杭州凤凰山下的同时，还指出官、哥的旧瓷片可以互补，如今（即明代后期）哥窑器不可再得的原因是胎土原料已尽。
明代 高濂著《遵生八牋》卷十四“论官哥窑器”中指出哥窑在杭州凤凰山下烧造
在明万历年间，著名戏曲家高濂（1563~1620年前后在世）在其著作《遵生八牋》卷十四“论官哥窑器”条记载哥窑窑址内容与王士性《广志绎》相似，而且更详细，他说：“官窑品格，大率与哥窑相同。色取粉青为上，淡白次之，油灰色，色之下也。纹取冰裂，鳝血为上，梅花片墨纹次之，细碎纹，纹之下也。论制，如商庚鼎、纯素鼎、葱管空足冲耳乳炉、商贯耳弓壶、大兽面花纹周贯耳壶、汉耳环壶、父己尊、祖丁尊，皆法古图式进呈物也…所谓官者，烧于宋修内司中，为官家造也。窑在杭之凤凰山下，其土紫，故足色若铁，时云紫口铁足……。哥窑烧于私家，取土俱在此地。……二窑烧出器皿，时有窑变……后有董窑、乌泥窑，俱法官窑，质粗不润，而泑水燥暴，涵入哥窑，今亦传世。后若元末新烧，宛不及此……。更有一种复烧，取旧官哥磁器，如炉欠足耳，瓶损口棱者，以旧补泊，加以泑药，裹以泥合，入窑一火烧成，如旧制无异。但补处色浑而本质干燥，不甚精采，得此更胜新烧。奈何二窑如葱脚鼎炉，在海内仅存一二，乳炉、花触，存计十数，彝炉或以百计，四品为鉴家至宝，无怪价之忘值，日就增重。后此又不知凋谢如何，故余每得一睹，心目爽朗，神魂为之飞动，顿令腹饱。岂果耽玩病僻使然？更伤后人闻有是名，而不得见是物也，慨夫！”高濂这段详细记载至少说明三件事：一、哥窑与官窑，从胎土到器型、胎釉都非常相近，明显在暗示哥窑是仿官窑；二、哥窑窑址在杭州凤凰山下，而且两窑的瓷土矿还在同一处；三、哥窑存世少之又少，异常珍贵，元末还在烧制，但质量转差。
明·徐??著《徐氏筆精》卷七说哥窑是因寿州的“舜哥山”而得名
明代末期诗人、布衣藏书家徐??（1563~1620年前后在世）在其著作《徐氏筆精》卷七中这样解释“哥窑”的来历：瓷器有哥窑，寿州有座舜哥山，哥窑就是出自这个舜哥山，如今（当时）的鉴赏家竟然把“哥”字按照兄长之意去解释，这就大错特错了。这个解释很“另类”，但联想到哥窑最早出现的称谓是“哥哥洞窑”的简称，而“哥哥洞”应该是个地名，与“兄长”这个“哥哥”无关。这么看来徐??按照地名去解释“哥窑”这个名称的思路是对的。
明代 宋应星著《天工开物》卷中《陶埏第七卷》“白瓷 附青瓷”中提到官哥二窑
明代末期著名科学家宋应星（1587~约1666年）在其著作《天工开物》卷中《陶埏第七卷》的“白瓷 附青瓷”条中提到：“浙省处州丽水、龙泉两邑，烧造过釉杯碗，青黑如漆，名曰处窑，宋、元时龙泉琉山下，有章氏造窑出款贵重，古董行所谓哥窑器者即此。”他明显受传说影响，说黑胎龙泉窑就是哥窑。
明·方以智著《通雅》卷三十三、《物理小识》卷八中支持了陆深的观点
明代著名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明末四公子之一的方以智（1611-1671年），分别在他的著作《通雅》卷三十三、《物理小识》卷八中支持了陆深的观点：陸文裕（陆深的谥号）曰宋處州章生一生二兄弟至龍泉之琉田窑，而生一陶者百碎而色淡，故名哥窑，以鐵足有聲為驗。还说到是否是铁足，可以用敲击听其发出的声音来检验。他还记载着“高丽窑似龙泉窑”的信息，这是龙泉窑传入朝鲜、朝鲜仿制龙泉窑的证据。
清·程哲著《窑器说》也认为龙泉窑与哥窑同出一地
进入清朝，有多部重要著作讨论哥窑、弟窑与龙泉窑问题。清朝著名散文大家、石刻家程哲，在他的著作《窑器说》中记载：“龙泉窑出浙江处州龙泉县，与哥窑共一地。赵宋时名曰青瓷。明窑移处州府，处州青色土垩火候较旧龙泉质劣，古器质薄，一种盘底有双鱼，外有铜掇环，体厚者不佳。”他说龙泉窑和哥窑在同一地方——龙泉，明代时转移到丽水，瓷质品质已经很差了。转移到丽水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叶宗留叛乱。
清·佚名著作《南窑笔记》说哥窑即官窑，系章氏兄弟偷学修内司窑所烧
清雍乾时代的佚名（一说湘潭人张九钺）著作《南窑笔记》记载了哥窑、龙泉窑等五窑信息。关于龙泉窑的记载较为普通，但哥窑的记载却颇有新意：“哥窑—即名章窑，出杭州大观之后，章姓兄弟，处州人也，业陶，窃做于修内司，故釉色仿佛官窑。纹片粗硬，隐以墨漆，独成一宗，釉色亦肥厚，有粉青、月白、淡牙色数种。又有深米色者为弟窑，不堪珍贵。间有溪南窑、商山窑仿佛花边，俱露本骨，亦好。今之做哥窑者，用女儿岭釉加椹子石未，间有可观，铁骨则加以粗料配其黑色。”作者认为哥窑就是章窑，窑址在杭州，北宋大观年间之后就有了！还说章氏兄弟以陶为业，偷偷在修内司窑学艺，所以釉色和官窑非常相似，云云。思考有深度，但时空有些穿越。
清·蓝浦著、郑延桂補辑《景德镇陶录》卷六中介绍景德镇曾仿造的龙泉窑、哥窑、章龙泉窑等古窑
景德镇窑曾对包括龙泉窑、哥窑在内的历史名瓷都进行过仿制。由景德镇人蓝浦原著、其弟子郑延桂補辑、成书于清嘉庆年间的《景德镇陶录》卷六，对景德镇仿制的古瓷器进行过全面整理，其中就包含龙泉窑、哥窑以及“章氏”龙泉窑。在“龙泉窑”条记载：“龙泉窑——宋初处州府龙泉县琉田市所烧，土细善质颇粗厚，色甚葱翠，亦分浅、深无纹片。有一等盆，底有双鱼，盆外有铜掇环，器质厚实者耐摩，弄不易茅篾第工匠稍拙，制法不甚古雅耳。景德镇唐窑有仿龙泉，实烧一种尤佳，《格古要论》以为亦有薄式。《唐氏肆考》云，古龙泉器，色甚葱翠，妙者可与官争，但少纹片，紫骨铁足耳。”该记载对宋时龙泉窑看法不太全面，认为仿品更好。在“哥窑”条记载：“哥窑——宋代所烧，本龙泉琉田窑处州人章姓兄弟分造，兄名生一，当时别其所陶曰哥窑，土胍细紫质，颇薄色青，浓淡不一，有紫口铁足，多断纹隐裂如鱼子，泑惟米色、粉青二种，汁纯粹者贵。《唐氏肆考》云，古哥窑器质之隐纹如鱼子，古官窑质之隐纹如蟹爪，碎器纹则大小块，碎古哥器色好者类官，亦号百圾碎，今但辨隐纹耳。又云汁油突不如官窑。案哥窑在元未新烧，土脉粗燥，色亦不好，见《格古要论》旧呼哥哥窑，亦取土於杭。”认为哥窑是章氏兄长所烧，窑址原来在龙泉，元末新烧窑在杭州。在“章龙泉窑”条中记载：“章龙泉窑——即生一之弟章生二所陶者，仍龙泉之旧又号章窑，或曰处器青器土脉细腻质薄，亦有粉青色翠青色深浅不一，足以铁色但少纹片，较古龙泉制度更觉细巧精致，至今温处人犹称为章窑。《唐氏肆考》云，兄弟二窑其色皆青，有浓淡，皆铁足，旧闻有紫足少见，惟哥窑有纹、弟章窑无纹为别。《春风堂随笔》云，章窑所陶青器，纯粹如美玉，为世所贵，即官窑之类。案白壤所造，外涂油水翠浅露白痕者真。明初窑移处州，青器土亚火候，渐不及前亦。”认为弟窑仿官窑，出过精品。总之，《景德镇陶录》中讲解龙泉窑、哥窑，在前人文献和章氏传说的基础上有一些自己的见解，虽有臆断成分，但不乏代表一种思路。
清末民初·许之衡著《饮流斋说瓷》说窑第二中，对哥窑、章窑的解释
清末民初学者、曾任北京大学国学教授的广州人许之衡，在其著作《饮流斋说瓷》说窑第二中，对哥窑、龙泉章窑有专门的论述：“哥窑——宋处州龙泉县人章氏兄弟均善治瓷业。兄名生一，当时别其名曰哥窑。其胎质细性坚，其体重，多断纹隐裂如魚子，亦有大小碎块纹，即开片也。釉以米色、豆绿二种居多，有紫口铁足。无釉之处所呈之色其红如瓦屑，其釉极厚润纯粹，历千年而莹泽如新。元末明初暨清唐英屡有仿制，然远不逮宋制之精矣。但近年以来不甚为时人所重，困之价值稍贬。”“章龙泉窑——宋龙泉人章生二所陶，器名曰章龙泉窑，又名弟窑，前所述章生之哥窑即其兄也。章瓷舆哥别者，哥有纹、弟无纹，以是为特异之点有粉青色、翠青色，深浅不一，足亦铁色。龙泉不自章始，古龙泉不易见，章所仿制大致同古，而较精致耳，今人但称章制为龙泉，古制已为所掩矣。明仿龙泉舆宋无甚大异，惟其色略淡，其釉略薄耳。清唐英在景德镇所仿，胎釉乃迥乎不同，大低豆绿色有暗花者，卽唐所仿也。龙泉豆绿者舆汝窑大致相同，往往易於相混，今为析之汝胎粗而略糠，龙泉坚而且细，汝称薄而清，龙泉釉厚而混，汝无釉之处色如羊肝，龙泉无釉之处，色如瓦屑，汝釉上有光透脱如料，龙泉釉上无光滋润若玉，汝多有鱼子文，少有蟹爪文，龙泉间有蟹爪文绝无鱼子文，其相异之点在此。”许教授也以章氏兄弟传说为基础来讲哥窑和龙泉窑，提到唐英仿哥窑远不及宋时品质，认为自章氏开始龙泉窑就叫章窑，还认为明代仿龙泉与宋龙泉窑一样，变化不大，并细说龙泉豆绿与汝窑的异同点，云云，属于一个收藏家而非研究者的语气。
民国·徐渊若著《哥窑与弟窑》龙吟书屋1945年出版 香港（百通）出版社2001年再版
有必要在此提一下我国历史上第一本专门论述哥窑和弟窑的陶瓷专业著作——《哥窑与弟窑》，该书于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由龙呤书屋出版发行，香港（百通）出版社对其进行了校注、勘误后于2001年9月重新出版。另，2014年7月杭州西泠出版社也已出版该书。该书作者徐渊若是无锡江阴人，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1943—1946年在龙泉县任县长，他深受陈万里等田野考古流派影响，利用在龙泉工作的机会，多次深入窑区调查，并查阅古籍文献，研究颇有深度和一定的广度，对“哥弟窑”的胎骨釉色、开片花纹、器型款式等特征描写清晰细致，对照实物有理有据，并手绘有图解，特别是对哥弟窑仿制、大窑地区盗挖盗采盛况的描述，现场感十足，是一本难得的专业书籍。但限于当时在没专业发掘的情况下调查不深、资料不全和专业能力等原因，徐在书中也做出了“哥窑鼎盛时期在北宋”等等不实论断。徐渊若是学者型官员，曾在上海光华大学、浙江大学当过教授，除《哥窑与弟窑》外，还著有《日本之农业金融》（1935年出版）、《日本之农村合作与农业仓库》（1936年出版）等书籍，这些书籍成为当时民国政府的社会经济丛书。问题是徐渊若出身于江阴富绅，家里曾被“打土豪”，因而仇视共产党革命，是一个坚定的反共分子。民国35年（1946年）4月20日，徐渊若卸任浙江龙泉县县长、接任江苏无锡县县长直到解放，在无锡任内，他致力于清乡剿共，犯下不少血债，解放后于1951年被公审后枪毙镇压。这也是《哥窑与弟窑》在市面上难得一见的原因。
除上述古籍文献之外，自明朝万历到清朝末年，还有不少附记有哥、弟、龙泉窑的书籍和文献资料，但经过研读发现，内容大多均为抄袭、摘录，并没有发现超越上述文献之外的其他新意，故不再一一予以罗列。
综合以上分析，剔除相互矛盾的说法，梳理出四条关于哥窑、弟窑称谓由来的信息：一是没有发现宋代有关于哥窑的记载；二是哥窑称谓最早出现于从元代后期开始到元至正乙未年（1355年）之前这段时间，是哥哥洞窑的简称，出现哥窑记载时并没有弟窑一说；三是龙泉的哥、弟窑称谓来源于章氏兄弟这个民间传说，传说是在明弘治七年（1494年）至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这段时间才出现的，而且误导不少文献记载把龙泉黑胎青瓷记为哥窑特征，同时把哥窑和弟窑一并演绎为宋代瓷窑；四是文献记载哥窑存在两种不同的类型或者存在杭州、龙泉两个不同的产地，元代似指杭州、明嘉靖年间认为产于龙泉、明万历年间又说产于杭州凤凰山，清以后更是含糊不清。章氏兄弟这个民间传说及其演绎，成为自明朝嘉靖前期开始至今对哥窑问题争论不休的源头。
现代研究者关于哥窑的争论
自1960年代龙泉窑黑胎青瓷的发掘开始，业界专家、学者关于哥窑问题的讨论持续不断，讨论主要围绕什么是哥窑、哥窑的创烧时间、哥窑的产地等问题进行。
陈万里先生在《瓷器与浙江》一文中说：“本来根据我个人多少次在龙泉的调查研究结果，所谓龙泉窑三个字原非如此简单的名称。龙泉窑中，有若干不同地区的窑口，也就有若干不同的出品……因此龙泉窑即章窑，章窑即龙泉窑之说，原不足为吾人所采取。”陈先生直接对明、清古籍文献中将龙泉窑和章窑相提并论的观点提出质疑。
哥窑米黄釉盘 高2.7、口径15.6、底径5·7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周仁、张福康据故宫博物院提供的哥窑标本进行科学检测分析和比对，提出龙泉窑“黑胎青瓷”可能就是文献中所记载的“哥窑”，而故宫博物院的“传世宋哥窑”不可能是龙泉窑烧造，可能是宋代以后的景德镇所造（没有支持宋代造）。（《文物》1964年6期）
哥窑胆式瓶 高14.2、口径2.2、足径5.4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冯先铭先生认为，南宋后期龙泉的黑胎瓷器并非哥窑，而是仿官窑的产品，正式是《格古要论》中说的“乌泥窑”，哥窑、弟窑的命名是值得怀疑的，可能为后人根据前人的传闻演绎而来。他还认为《格古要论》中提到碎器窑，烧造地点就在吉安永和镇，“碎器窑器”与哥窑器的开片釉类似，有较大可能是宋代对开片釉的称呼，因此，哥窑器有可能是吉州窑有烧造。（《故宫博物院院刊》1981年3期）
哥窑葵口碗 高7.4、 口径20.3、底径5.9cm 上海博物馆藏
耿宝昌先生认为，故宫博物院的“传世哥窑”器就是宋代哥窑器。（《故宫博物院院刊》1995年S1期、《紫禁城》2017年12期）
哥窑青釉弦纹瓶 高20.1、口径6.4、足径9.7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朱伯谦先生也和冯先铭一样，否认“传世哥窑”器是宋代烧造，认为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等单位收藏的哥窑不是宋代，而是元代或明代的，并提出哥窑的创烧年代很可能是元而不是宋。他同时认为龙泉黑胎青瓷与文献中哥窑器的特征不符，应该不是哥窑的产品，而是龙泉仿官或者是南宋龙泉官窑的产品。（《龙泉青瓷研究》文物出版社1989年12月出版）
窑青釉葵瓣口盘 高4.1、口径20.2、足径7.5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陈显求先生通过对元大都出土的四种哥窑瓷片和五种青瓷瓷片进行科学实验分析，认为元大都出土的哥窑瓷片和青瓷瓷片在化学组成上有重大差别，不属于同一地区的瓷窑烧造（《硅酸盐学报》1980年2期）；通过对南宋郊坛下官窑和南宋龙泉哥窑的残片进行实验，认为郊坛下官窑胎与龙泉哥窑胎在化学组成上有重大差别，此两窑分别以各自的原料为胎，原料分属于不同地区，因而“龙泉哥窑在杭州取土”的说法不足信。（《硅酸盐学报》1984年2期）
哥窑葵花洗 高3.5、口径12、足径8.8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郭演仪先生通过对“传世哥窑”瓷器、宋官窑、汝官窑、临汝窑、“龙泉哥窑”以及景德镇仿哥窑等相关窑区的瓷器和典型原料成分的对比，认为“传世哥窑”瓷器首先与北宋官窑一起在河南窑区烧造，随后又可能与南宋官窑瓷一起在杭州窑区利用河南引进的部分原料进行制作。“龙泉哥窑”瓷器的胎、釉成分与南宋官窑十分接近，判断它是仿官窑瓷，而非属哥窑瓷。从瓷胎的钛含量和釉的钙钠含量对比说明传世哥窑并非景德镇制作训。（《考古》1992年4期、《中国陶瓷》1998年5期）
哥窑青釉海棠式花盆 高7.8、口横14.6、口纵11.8、底横11、底纵8.5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汪庆正先生根据文献记载首次提出哥窑窑址的二说，即龙泉说和杭州说。他认为龙泉窑黑胎瓷器，应是仿官窑制品，龙泉烧制仿官窑的原因可能是南宋宫廷对官窑瓷器需求量极大，近临安所烧，无法满足，并提出《浙江通志》和《七修续稿》所说的龙泉哥窑是指龙泉仿官窑器而言，与相传五大名窑中的哥窑无关，而“传世哥窑”器应出自杭州。汪先生认为把所有哥窑都定宋代肯定是值得质疑的，有些哥窑器是明确在元代生产的。（《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论文集》1981年）
哥窑碗 高7.5、口径19.8、足径5.6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李辉柄先生结合龙泉大窑、溪口的发掘成果，认为文献记载中的“哥窑”为“龙泉哥窑”，与宫中传世品无关，龙泉的黑胎瓷器亦并非官窑，“传世哥窑”实为修内司官窑。他和朱伯谦都认为认为《遵生八笺》中所说的哥窑在杭州凤凰山下的说法不可靠，因为龙泉的高岭土比较丰富，龙泉哥窑既不可能也没必要到杭州凤凰山来取土。（《故宫博物院院刊》1981年3期、1994年1期，《紫禁城》2005年2期）
哥窑八方碗 高4.2、口径7.8、足径2.8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李知宴先生在《从龙泉窑的调查和发掘谈哥窑问题》中认为，“哥窑”和“弟窑”是龙泉窑系中的两个品种，“传世哥窑”比较复杂，有的可能是龙泉生产，有的则为后代仿制。
哥窑青釉菊瓣式盘 高4.1、口径16、足径5.6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张翔先生通过对文献记载的分析，认为龙泉窑为宋五大名窑之一的哥窑，传世品哥窑属于龙泉以外的产品，其窑口问题待进一步研究。（《东南文化》1988年1期）
北京故宫博物院哥窑型瓷器展
曾任浙江省博物馆副馆长的李刚先生认为“哥窑”之名源于“哥哥洞窑”，其本身与龙泉窑毫无关系，龙泉“哥窑”之名，应该是“古董行”附会而成，哥窑的烧造地点，不在龙泉，而在杭州凤凰山下。他同时认为大窑、溪口的黑胎青瓷不是仿官制品，而是南宋朝廷直接搭烧的瓷器，大窑、溪口就是南宋官窑的产地。（《南方文物》1997年4期、《东方博物》2004年1期和2007年2期）
明成化 仿哥釉贯耳瓜棱瓶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陆明华先生认为“传世哥窑”定义并不妥当，对这类瓷器是否产于杭州问题，他开始是持怀疑的，但在小梅瓦窑路、溪口瓦窑垟、杭州老虎洞等窑址发掘和一系列深入研究之后，肯定地认为“传世哥窑”类瓷器产地在杭州凤凰山。陆明华还认为章氏传说仅为捕风捉影，不足为信。（《上海博物馆集刊》第8期2000年版、《南宋官窑与哥窑—杭州南宋官窑老虎洞窑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4年版、《紫禁城》2017年12期）
清雍正 仿哥釉瓜棱胆式瓶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秦大树先生经过多年的探索和研究，将哥窑瓷分为三类：第一类为北京、台北两故宫和各大博物馆所藏的“传世哥窑”瓷器，第二类为龙泉地区的哥窑瓷，主要指黑胎龙泉瓷器，第三类为仿官窑的哥窑瓷，以杭州老虎洞窑址元代层出土的器物为代表。（《博物院》2017年1期）
清雍正 仿哥窑鼠耳簋式炉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吕成龙先生在综合几位专家观点的基础上，将“传世哥窑”的烧造时间谨慎地定位于南宋。（《紫禁城》2017年12期）
哥窑瓶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王光尧先生通过对记载哥窑的古文献的梳理，认为万历朝以高濂、王士性等人为代表的博物君子们通过对比胎土、考证文献，把哥窑定为杭州凤凰山老虎洞窑场的产品，诚属卓识。他根据杭州老虎洞窑址的发现，认为元朝建立后，南宋修内司窑旧地设官府窑场继续烧造，至元代后期由于章生一被括为官匠主烧于此，该窑场又有了哥窑的新名，“传世哥窑”瓷器的产地正是元代设在杭州老虎洞的官府窑场，所以哥窑器是元代设在老虎洞的官府窑场的产品。我大部分认同王先生的观点。（《故宫博物院院刊》2002年5期、2004年5期）
哥窑盘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还有不少专家、学者的观点颇有新意，限于篇幅这里不一一予以罗列，文章和书籍均已列在参考资料目录中。实事求是讲，这些代表中国陶瓷界最高权威群体的关于哥窑的观点，由于建立在错误或虚幻的基础之上，肯定一个观点或否定一个观点，必然会带来无法解释的新问题而走入死胡同，结果就是谁也说服不了谁，无法达成共识。那么困扰哥窑研究的关键问题到底是什么？请看下一节——
困扰哥窑研究的几个问题
经过梳理，我认为目前困扰哥窑研究的问题有六个，这些问题如果不厘清，哥窑研究就无法解套，形成一个永远无法解开的“历史死结”。
问题一：“传世哥窑”认定不清、称谓不妥
这一问题主要来源是故宫博物院。
首先，“传世哥窑”瓷器的认定是存在瑕疵的。大家知道， 经过元、明、清三朝二十多代帝王几百年的搜集，到清末紫禁城留存有数量非常惊人、来源比较可靠的精品瓷器，因此文物界、收藏界有这么一个传统，喜欢把宫中收藏品作为印证文献记载证据和印证出土瓷器种类、年代、窑口的“标准器”。问题是，如果对这些名贵瓷器甄别不清、分类不明，那对社会的影响将是很大的。事实上，这个问题一直存在。乾隆年间，紫禁城曾仿效北宋宋徽宗做法，将宫中收藏品著录成《西清古鉴》、《西清续鉴》、《宁寿古鉴》、《石渠宝岌》等书，但书中确有汝钧不分、官哥不分等现象，有的概念混淆，有的张冠李戴。现代专家学者研究发现，酷爱瓷器收藏到痴迷程度的乾隆皇帝，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汝钧不分、官哥不分者。乾隆皇帝写过很多首关于宋代瓷器的诗，并让人将诗刻在他喜欢的瓷器底部。对这些器底刻诗行为，世人褒贬不一，有人认为刻上皇帝的诗之后，瓷器身价更高；也有人认为这种行为破坏了瓷器的完整性和器物本身的美感，加上乾隆写诗的文采和水平都不高，整体显得不伦不类、大煞风景。更大问题是从乾隆的诗可以看出，他把宋代官窑瓷器武断地定为汝窑、钧窑、官窑、哥窑、修内司窑与郊坛下官窑六种，刻字时又把赞美这种瓷器的诗刻在另一种瓷器上，张冠李戴，由此带来混乱。
哥窑器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时由清室善后委员会、1932年由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前后两次组织对故宫文物进行清点、造册。在这两次点查报告中，有关宋代官窑瓷器的定名分类只有汝窑、钧窑、哥窑、官窑四种。1935年，时任故宫博物院瓷器专门委员的郭葆昌先生，曾对乾隆御制诗进行研究和辑录。结合乾隆御制诗和其他文献，郭葆昌先生又对宋代官窑瓷器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鉴定。1936年郭先生任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筹备委员会瓷器专门委员时，对参展瓷器进行挑选与再鉴定，并将鉴定结果编成《参加伦教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出品图说》一文公开刊出。郭先生在文章中又将宋代官窑鉴定为钧窑、汝窑、哥窑、官窑、南宋官窑与郊坛下官窑六种。该文把一部分粉青、天青、月白釉瓷器鉴定为官窑——即北宋官窑器，把郊坛下官窑器中的另一部分粉青、月白釉者鉴定为修内司官窑器，把部分修内司官窑器鉴定为哥窑器，把汝窑（民窑）、钧窑（金元之后）、哥窑（元代之后的民窑）不加研究地定性为宋代官窑，如此张冠李戴明显受乾隆和乾隆御制诗的影响。当时很多专家对郭先生的分类很有意见，例如陈万里先生早在1943年就针对郭先生《图说》中的鉴定发表过《故宫一部分古瓷鉴定之商榷》一文，质疑郭先生定断无依据，指出郭先生对同一件瓷器一会儿是官窑、一会儿是哥窑，标准模糊不清，让人云山雾罩、莫名其妙，十分好笑。但反对没有效果，木已成舟，影响已经造成。解放后，北京故宫博物院虽进行过一些重新认定，更正过一些错误，但由于某种原因，更正仍不彻底。
哥窑器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从目前藏品来看，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以及其他国内外博物馆收藏的所谓“传世哥窑”瓷器，明显仅属于一个大类，其中的一些器物可能存在不同窑口、不同时期的问题，还有一些明显属于仿品。拿这么一篮子的“传世哥窑”大杂烩中的一件瓷器或瓷片，去检测胎釉成分、比对产地窑址，难免出现以偏概全甚至牛头难对马嘴的问题，十分不利于历史真相的探寻。
哥窑器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其次，“传世哥窑”这一称谓既不专业也逻辑不通。其实这只是个为区别“龙泉哥窑”而新造的名词，现在却堂而皇之成为各大机构、专家学者的口头禅，令人不解。所谓“传世”是对应“出土”而言的，而“龙泉哥窑”本身也有“传世”与“出土”之分，这样对应很难符合语言逻辑。更何况两岸故宫及其它博物馆所收藏的哥窑瓷器，其来源各种各样，大多是经长时间收集累积的，并非都是传世而来。比如在清康熙帝大张旗鼓举办六十大寿庆典的礼单中，有十八份礼单含有哥窑瓷器，其中最多的一单中有四个哥窑器。对于一些诸如内阁大学士、兵部等衙门送的哥窑瓷器，相信其来源一定很复杂。
清·王原祁《万寿盛典初集》卷五十六 康熙60大寿 内阁大学士李光地等十五人恭进哥窑二
清·王原祁《万寿盛典初集》卷五十七 康熙60大寿 礼部6人恭进哥窑二
清代文献中时有各地大臣给乾隆等皇帝敬奉哥窑等瓷器的记载，这些有可能当初就是“出土”而非传世的。所以，有必要对所谓“传世哥窑”瓷器重新进行甄别、归类，只有正本清源才能减少争论、聚力探索。
问题二：“哥窑”之“哥”是地名的简称，非兄弟之“哥”
这个问题已在前文讲清楚。根据孔齐、曹昭等最早的文献记载分析，“哥哥窑”是“哥哥洞窑”的简称，“哥窑”是“哥哥洞窑”的简称，自元代中晚期已经存在，这是明确而无歧义的，应该予以认定。至于几百年后对应哥窑再出来个“弟窑”，纯属传说演绎而来。
哥窑器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前文讲过有关证据，最早把章氏传说当成事实的陆深，在《春风堂随笔》写的是章生一、生二兄弟都在琉田窑，“生二所陶青器纯粹如美玉，为世所贵，即官窑之类，生一所陶者色淡，故名哥窑”，讲的是兄弟俩在一个窑里烧制不同窑器，弟弟章二在仿官窑，价钱很贵，哥哥章一做的哥窑颜色很淡。陆深明显在试图根据民间传说，自己想当然地去解释当时社会上存在的两种不同瓷器的来源问题。几年后薛应旂的《浙江通志》就讲得再清楚不过、也严谨得多，明确讲只是一个“美丽”的传说：“…山下即琉田，居民多以陶为业，相传旧有章生一、生二兄弟，二人未详何时人。”
问题三：章氏传说的由来及危害
民间传说历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是为树立英雄人物、提升名望、鼓舞士气等目标而对人物、事迹、地区、古迹进行编排、演绎和拔高的惯用手法，但传说如果被后人信以为真当成是事实来记载，造成难以自圆其说的窘境，就显得过了。
哥窑器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前文讲过，关于龙泉窑章生一、章生二的传说的文字记载，目前发现最早见于明朝嘉靖二十三年，结合陆容的文章，说明该传说的产生发生在明弘治七年（1494年）至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之间。那么，这段时间明朝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有这个传说的发生？这还得从明朝的政治社会环境说起。
元 杭州老虎洞窑（南宋修内司官窑第四层——元代层）米黄釉盘 高2.3、口径15、足径10cm 1977年安徽省安庆市出土 安徽省博物馆藏
大家知道，明太祖朱元璋是个出身寒微的皇帝。当上皇帝之后，在初期颁布的各种诏令敕谕中，他不断提及自己早年的苦难经历，感慨创业启运的不易。但随着大明政权的稳固，朱元璋特别在意自我形象的塑造，尤为关注自己的家世渊源、早年身世和经历等问题，并炮制所谓的“纪梦”“西征记”等御文，意图就是要把自己塑造成“真龙天子”。一时间，朝野御用文人心领神会，便竭尽所能，千方百计迎合朱元璋的心理渴望和精神需求，极力编造有关朱元璋是天佑“圣人”的故事，甚至编造历史。比如，有个名叫王文禄的文人，写了一本书籍《龙兴慈记》，书中编造20个极力吹捧朱元璋的神话故事传说，该书正好在明嘉靖年间刻印。我们相信，这只是众多吹捧事件中的一件而已。在这样一种政治社会环境下，社会各阶层，编故事、整传说成为一种常态。
哥窑器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嘉靖朝是明代很重要的一朝，尽管嘉靖皇帝—朱厚熜不爱上朝，但丝毫不影响他在嘉靖前期的励精图治，这段时间明朝的经济文化都发展不错。嘉靖朝出过不少名人，如王阳明、唐伯虎、徐霞客、李时珍、海瑞、戚继光、王世贞（据考证可能是《金瓶梅》的作者）等。嘉靖皇帝刚即位不久，就遇到一个著名的“大礼之议”事件。原来，嘉靖帝是正德皇帝的堂弟，正德帝无后，突然驾崩后，按照兄弟第及的方式，没有亲兄弟就轮到堂兄弟，就这样15岁的朱厚熜被朝廷从荆州接到北京，稀里糊涂当上了皇帝。按照当时的大礼，嘉靖必须认自己的大伯、正德皇帝的父亲——明孝宗朱祐樘为父亲，否则继位就名不正言不顺，但小小年纪的嘉靖帝很有头脑，坚决不同意，一些大臣就开始变本加厉给嘉靖施压，为此爆发嘉靖和那些大臣的矛盾长达三年之久，最后以嘉靖帝怒杀了几百人才得以平息。这件事给他的影响很大。
哥窑器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随后嘉靖帝特别注意宣传明朝祖先和一些历史上的贤臣，其中吹捧明太祖朱元璋的书籍——《龙兴慈记》就是这个时期刊刻的。在贤臣中，曾辅佐朱元璋得天下的开国元勋、号称“浙西四先生”之一的章溢（另外三位是刘伯温、宋濂、叶琛），成为嘉靖朝讴歌的对象。章溢，龙泉人，曾治理处州、龙泉多年，颇有方略、深得民心，还特别有孝心，去世时朱元璋曾亲自写祭文并上门祭奠。嘉靖帝特别赞赏章溢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嘉靖父亲的受藩之地——湖北钟祥，当年亦受到过章溢的治理而打下比较好的基础。后来，嘉靖谥封自己的父亲为兴献帝、生母为“章圣皇太后”，同时在钟祥大兴土木，为自己父亲修建著名的显陵，其建设期竟然长达46年！最关键的，章圣皇太后的封号中，也有一个“章”字。
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一百二十八 列传十六《章溢传》
民间就是这样，喜欢从蛛丝马迹中寻找线索，正所谓“高手在民间”！你看朝廷讴歌章溢、皇太后封号也带“章”，偏偏凑巧的是，听说杭州凤凰山那个著名的哥哥洞窑，也是章姓人士开办的（修内司官窑元代层考古发现带章字铭文的窑具），这户章姓人家早年也是来自龙泉！真是无巧不成书，这一连串的巧合推高了民间、特别是瓷器收藏界人士的肾上腺素。更重要的是，如果从哥窑角度看，作为元代才开始创烧的哥窑，在整个元代都没什么起色，现在到了明代，在急于找到历史渊源、提升产品声誉的动力作用下，如果和章姓、古老的龙泉窑联系起来，将是多么大的荣耀和噱头！于是，章生一、章生二兄弟在宋时的传说故事开始成型。传说故事经过不断演绎和传颂，温州、处州人把章溢看成章氏兄弟后裔、把龙泉窑称为“章窑”就显得很顺理成章。这可能就是章氏传说的由来。
章氏传说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它直接误导了后世对“哥窑”的认定。从明朝中后期到清朝、乃至现代的文献中，很多人（除王士性、高濂等人外）明显已经把龙泉黑青瓷当成正统的哥窑瓷了，将历史记载都带上歧途！
问题四：弟窑存在吗？
其实并不存在什么“弟窑”。”哥窑“的”哥“指地名，自然不会有对应的弟窑。龙泉窑就是龙泉窑，琉田窑就是琉田窑，白胎青瓷就是白胎青瓷，历史上不曾有过事实的弟窑之名。弟窑之名，是因传说故事演绎而来，演绎故事的主推人群，应该是瓷器收藏家人群，后经一些文人写入书籍、文献而流转下来，现实中没有存在过弟窑。仅此而已。
哥窑器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问题五：龙泉哥窑存在吗？
龙泉也不存在什么“哥窑”，哥窑指的是窑址的地名，是哥哥洞窑的简称，该地点在杭州凤凰山。龙泉黑胎青瓷就是黑胎青瓷，不是什么龙泉哥窑，更不是什么龙泉仿官窑，详情请看下条。
哥窑器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问题六：龙泉黑胎青瓷是仿南宋官窑吗？
龙泉黑胎青瓷不是仿南宋官窑，而“传世哥窑”典型器是仿自南宋修内司官窑。很多专家、学者比对黑胎青瓷的造型，十分肯定地做出”仿官窑“的判断。其实，龙泉黑胎青瓷不仅不是仿官窑，其烧造历史比南宋官窑还要早。这个问题我在前文和《南宋官窑——因祭祀而生的宋代名窑》一文都有过讲述。历史上，从南宋朝廷南渡到绍兴十三年（1143年）修内司官窑设立之前，朝廷都非常重视祭祀天地大礼，祭祀所需的大量陶瓷礼器（祭器），是由朝廷按照《宣和博古图》规定的样式、形制和尺寸，通过两浙东路或临安府将烧造任务下派到所属到临安、余姚、上虞、龙泉等各地瓷窑，由各瓷窑按时组织烧制并上解到朝廷的，龙泉窑此时已经开始烧制黑胎青瓷。龙泉窑这个时期正处于快速发展的上升期，烧造水平要高于其他窑，理所当然承担礼器烧造任务最多、最重。想明白这一点，才能理解黑胎青瓷为什么和南宋官窑瓷器那么像！
那么，为什么必须是黑胎呢？这是祭祀场合的特殊要求，也是《宣和博古图》的规定，必须肃穆、庄重。
哥窑器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大约就在绍兴十三年之前，宋高宗赵构听王晋锡等人说，这些各地瓷窑烧制的祭器一大部分不合格，因此决定在修内司设窑烧制祭器——这就是修内司官窑诞生的原因。即使后来官府停止从龙泉订购黑胎青瓷祭器，龙泉原来烧过祭器的窑口并没有停止烧造的迹象，一直持续到明代。这已经从后来考古发掘得到证实。
哥窑器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修内司官窑大约于绍兴十三年（1143年）前后设立。大家想想，朝廷设立官窑，技术工匠和窑工从何而来？当然还得从各地的瓷窑、尤其水平比较高的瓷窑里抽调！我们有理由相信，当时如日中天、正在快速增长的龙泉大窑，或推荐或选拔，一定向修内司官窑输送过不少手艺精湛的工匠！集天下英才的修内司窑不辱使命，完成了每年朝廷所需的祭器生产任务。但因祭器总需求并不大，而且呈一定的季节性，时忙时闲，闲时修内司官窑也生产燕器。但郊坛下官窑不同，烧制朝廷祭器礼器的任务并不多，主要以生产燕器为主，郊坛下官窑的状况也反映朝廷此时对祭祀天已经没那么重视了。
哥窑器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为什么尽管龙泉黑胎青瓷、修内司官窑、郊坛下官窑的胎釉成分不甚一致，但他们的器型、规制、工艺却非常一致？他们有互相仿制吗？其实这并不是谁仿谁的问题，而是他们都是按照朝廷颁发的《宣和博古图》，在统一规制之下的产品，自然看起来很相似。而且，在龙泉窑制造过黑胎青瓷祭器的工匠或他们的徒弟、后代，很可能也参与过修内司官窑、郊坛下官窑的烧制。后来，这种烧制工艺一直延续到元朝的著名民窑——哥哥洞窑（即哥窑）。而哥窑从创始就直接模仿南宋修内司官窑，烧制出“传世哥窑”瓷器。这么梳理下来，应该容易理解了吧？
拨开迷雾显真容——并不复杂的哥窑、弟窑、龙泉窑之间关系
写到这里，所有的“死结”似乎都已解开，下面我将哥窑、弟窑、龙泉窑三者的关系重新厘清一下，以展现清晰的脉络：
在五代后期、北宋前期，龙泉窑参与过越王钱氏向中央朝廷进贡的“秘色瓷”制造，因而获得发展（庄绰著《鸡肋编》卷上，官府定购，依然属于民窑性质）。在北宋时期，随着越窑衰落，龙泉窑兴起，窑系扩大，此时开始向海外出口龙泉青瓷（周密著《云烟过眼录》卷四）。
明 龙泉窑青釉刻花葡萄纹大盘 高7.5、口径50.6、足径33.2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在南宋时期，社会经济发达，龙泉窑获得巨大发展，因朝廷贸易政策影响（托克托著《宋史》卷一百八十五、食货志第一百三十八），出口量剧增，龙泉窑发展到最鼎盛时期，窑区发展到周边好几个县，窑场几百个，其中大窑是核心窑区（龙泉窑的考古发掘报告）。在几百个窑场当中，存在几个章姓窑场主也不足为怪，技术最精湛的窑场是章姓窑场也是可能的。
哥窑五足洗 上海博物馆藏
其中，在南宋前期发生一件事，对作为民窑的龙泉窑影响深远，那就是在绍兴元年（1131年）前后，两浙东路根据朝廷要求，给龙泉窑（大窑）下达祭祀礼器订单，龙泉窑从此增加一项为朝廷生产礼器的任务（南宋朝廷礼部太常寺纂《中兴礼书》卷五十九）。这对一个庞大的民窑来说，是一个莫大的荣耀！到底哪一个窑场来具体承担这项殊荣呢？当然是当时水平最高、技术力量最雄厚的窑场，譬如大窑吧。大窑当然不敢怠慢，按照朝廷下发的图谱、尺寸、颜色精心组织生产。生产礼器（祭祀）和生活用的燕器有一个特别大的不同，就是祭器重外形不重胎质，形制、尺寸要求特别严格，所以一般要“澄泥为范”，用模子来使器物成型，颜色一般要求深色，以满足祭祀中庄重仪式需要，至于胎土质量如何不是重点，这一特色在龙泉窑黑胎青瓷、修内司官窑、郊坛下官窑器物中均有体现。大窑在为朝廷生产祭器过程中获得很大技术提高和社会声誉提升，已经形成独特的技术和工艺风格，即使后来朝廷不再定购祭器，大窑的黑胎青瓷风格依然得以继续延续下来，并向周围窑口扩散。可想而知，这种具有浓郁的皇家庄严肃穆风格的产品在市场上受欢迎的程度！黑胎青瓷器就是这么诞生了。黑胎青瓷进入市场即受到收藏人士的热捧，其他瓷窑争相仿制是自然的。既然黑胎青瓷有这种器型，那么白胎青瓷呢，当然也可以按照礼器（祭器）的形制来生产！于是，白胎青瓷很快也有了这种造型古朴的器型。礼器型黑胎青瓷和白胎青瓷的出现，把龙泉窑的声望推高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颠峰。从窑址发掘来看，龙泉窑礼器型瓷器生产从南宋到明朝末年一直持续地进行，即使朝廷不再从龙泉窑订购礼器。
《宋会要辑稿》礼一五记载王晋锡进言说有很多祭器不合古制，皇上令王晋锡监造
南宋《中兴礼书》卷九“郊庙祭器”记载了礼器局负责祭器制造
在绍兴十三年（1143年），南宋朝廷因祭器不合古制而设立“礼器局”，并在修内司设立官窑烧造礼器（祭器）——南宋修内司官窑诞生。因在大内墙外设窑，其规模必然不大。朝廷设立修内司官窑，其主要技术工匠和窑工，必然还是从当前主要窑口中挑选，其中龙泉窑一定首当其冲。要说修内司官窑与龙泉窑有什么联系的话，可能使用过龙泉窑的工匠。在绍兴16年（1146年）之后，修内司官窑由于祭器生产任务不重，闲时开始生产燕器（即生活用器具）。
哥窑葵口盘 上海博物馆藏
自宋高宗之后，从宋孝宗开始，朝廷对祭祀变得越来越不重视，祭祀的次数和规模在逐步减少，宋光宗有精神疾病，到宋宁宗嘉泰年间朝廷祭祀活动已经近乎停止，作为以祭器生产为主业的修内司官窑，主业已接近荒废，主要以生产生活用器（燕器）为主，已经本末倒置，这也就预示着对朝廷来说，修内司内窑已显得无足轻重。但作为一个朝廷下设的官窑，依然有生产日用瓷器的任务，经济意义不可或缺。还有，在宋宁宗嘉泰年间（1201～1204年），临安皇城发生过几起大的火灾，造成极其惨重的后果，尤其是嘉泰四年（1204年）大火连修内司都完全烧毁。这样，在重建百官衙署时，朝廷肯定会更加注意防火安全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将修内司官窑迁移到城外显得十分必要——郊坛下官窑就这样诞生了。郊坛一带位于凤凰山西南，离皇城大内较远，同时郊坛周围又有一个民窑作为基础，是比较理想的迁徙地点，因此官窑迁徙到此也顺理成章。
哥窑器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从郊坛下官窑现场考古发掘结果看，郊坛下官窑很少发现有生产礼器（祭器）的痕迹，其产品以造型古朴的陈设用瓷和生活用瓷为主，器型风格亦与龙泉黑胎青瓷相似。郊坛下官窑的生产一直持续到南宋结束。德祐二年（1276年）2月4日，忽必烈的蒙元大军攻占南宋都城临安，南宋随即灭亡。临安皇城被归入元朝版图之后，乌龟山郊坛下南宋官窑也寿终正寝。自绍兴十三年（1143年）左右修内司内窑设立开始，嘉泰四年（1204年）左右郊坛下官窑设立，再到南宋灭亡止，南宋官窑存续时间约为130年。
哥窑器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从现场考古看，修内司内窑、郊坛下窑在元朝之后依然有延续生产痕迹，不过这时已属民窑性质，不能称之为官窑。其中，修内司内窑所在地在元朝时开始生产“哥窑”或“哥哥洞窑”瓷器——哥窑从此诞生。
1996年发现并对老虎洞修内司官窑遗址进行发掘，发现遗址根据不同时期地层共分4层：第一层是最早期的最底层，其遗存物比较杂乱，预示在北宋时期此地是一个人们生活过的地方。第二层发现多处瓷片坑，这些坑是因瓷器不合格打碎后集中填埋的地方。经碎瓷片复原了大量瓷器，既有碗、盘、杯、碟、洗、盏托、瓶、罐等日常用具，也有仿青铜礼器的炉、尊、觚、琮式瓶、供碗等祭祀礼器，礼器、祭器所占比例相当大，器型也很大，都使用裹足支钉烧法，相当讲究。胎色以灰褐色和褐黑色为主，釉色有灰青或粉青为主，淡雅光洁，温润如玉，布满开片，其中大开片多为长条状。这层还出土了多种窑具。这分明就是一处既生产祭器、又生产燕器的南宋小型窑场。
老虎洞窑遗址器物——鼎式炉，高13、口径15、腹径15.6cm。灰黑胎较薄，施粉青釉，滋润如玉
第三层出土的瓷片较少，经复原器物有碗、盘、套盒、洗、瓶、尊式炉、花盆等日常用器，总体数量不大。与第二层比，礼器有但数量变得很少，做工略显粗糙，多用垫圈支烧，少量高档器仍用裹足支钉法，釉色、器物造型与第二层很接近。据分析，此层仍应为南宋层，似乎是郊坛下建立新窑前后，此处烧造留下的遗迹，只不过规模减小、技术降低。
老虎洞窑遗址器物——觚，高25、口径15.3、底径9.7cm。胎骨灰黑，外壁釉面有黄斑和细碎纹，内壁釉色均匀
第四层离地面最近，多处被葬坟挖墓破坏，比较混乱。该地层中出土多件带八思巴文“章记”或“张记”的窑具垫饼，可以确认是该时期的生产用具。八思巴文是蒙古使用过的文字，所以第四层的时期可以确定为元代。
杭州老虎洞窑址出土八思巴文“章氏”铭支钉 直径5.5～6.2cm 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经考古发掘发现，第四层是元代在修内司窑窑址之上又重新建立的一座民窑。地层上没有发现瓷片坑，但有瓷器作坊，烧制方式和装烧方法较南宋层有所提升。出土器物有碗、盘、洗、瓶、炉、鸟食罐等，尤其以洗、炉等文具和陈设瓷为多。胎多为褐色或黑褐色，胎质较粗，胎体较厚，釉色较暗淡，以灰青、青泛黄为主，少量黄白，有开片纹，釉层薄但玻璃质感强。以裹足支钉、裹足刮釉法为主。不少专家学者根据出土瓷片与部分“传世哥窑"比对分析，结合文献记载，判断这里就是著名的——“哥窑”。
哥窑器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元 杭州老虎洞窑（南宋修内司官窑第四层——元代层）米黄釉屈卮 高3.1、口径8.1、足径3.6cm 1977安徽省安庆市出土 安徽省博物馆藏
哥窑的设立，不排除是原修内司官窑或郊坛下官窑因战争被毁而导致生活没有着落的窑场管事、技术工匠、窑工所为。因杭州老虎洞窑址出土窑具、支钉多带有八思巴文——“章氏”，判断哥窑窑主可能姓“章”，这也许就是章氏兄弟传说产生的源头。哥窑的生产模式基本沿用南宋官窑，器物形制也都与南宋官窑器物风格一致，一脉相承保持着礼器风范，只是釉色更明亮一些，没有那么肃穆。把哥窑说成是仿官窑，也是十分贴切的。哥窑瓷土矿源也和南宋官窑相同，在杭州凤凰山下（明代高濂著《遵生八牋》卷十四“论官哥窑器”：“官窑品格，大率与哥窑相同……论制，如商庚鼎、纯素鼎、葱管空足冲耳乳炉、商贯耳弓壶、大兽面花纹周贯耳壶、汉耳环壶、父己尊、祖丁尊，皆法古图式进呈物也……所谓官者，烧于宋修内司中，为官家造也。窑在杭之凤凰山下，其土紫，故足色若铁，时云紫口铁足……此何足贵? 惟尚铁足，以他处之土咸不及此。哥窑烧于私家，取土俱在此地）。哥窑生产的陈设用瓷，因制作精良、器形带有浓重的祭器庄重风格而成为精品。因在原修内司窑址上建立的哥窑，其规模必然也不大，器物产量也不会很高。数量少、品质精的哥窑，一时成为民间收藏的宠儿，一器难求。在元代末期到明代初期这段时间，哥窑的声誉青云直上，很快就盖过龙泉窑以及受过市场热捧的龙泉黑胎青瓷。
元 杭州老虎洞窑（南宋修内司官窑第四层——元代层）米黄釉双耳三足鼎式炉 高17.3、口径13.3、底径9.2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元 北京元大都遗址出土哥窑型瓷片（九片） 首都博物馆藏
元 杭州老虎洞窑（南宋修内司官窑第四层——元代层）灰青釉双耳三足鼎式炉 高12.7cm 1976年朝鲜新安海底沉船打捞出水
哥窑作为民窑，能够迅速成名而成为市场的宠儿，“市场营销”是必不可少的。有两大先天因素可以作为哥窑营销的“吸睛点”：一是哥窑可以号称“官窑”再世，因仿自南宋修内司官窑，两者器型几乎一致，投入市场必然会受到热捧；二是设计品牌故事，通俗讲就是寻找历史渊源、编造传说。创始之初，哥窑如果想寻找更为久远的历史渊源，南宋修内司官窑因传播范围不广、年代还不是很久远，显然不是最好的选择，而最好的选择自然是历史更悠久、传播最广泛、知名度最大的龙泉窑——于是，章氏兄弟传说就这么产生了。从寻根问祖的角度上看，不排除哥窑窑主、技术工匠、窑工，或者他们自己或者他们的祖辈是从龙泉窑过来的，对故土——龙泉窑怀有深厚情感。就这样，在明朝弘治七年（1494年）到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这段时间，“章氏传说”正式成型并被口口相传，“弟窑”名字正式也进入传播渠道和一些文献。需要说明的是，此时期龙泉窑正处在快速衰退过程中，传说也许能寄托着人们对龙泉窑往日辉煌的一种惜念之情。
哥窑鱼耳簋式炉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哥窑鱼耳簋式炉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元 杭州老虎洞窑（南宋修内司官窑第四层——元代层）灰青釉鱼耳簋式炉 高8.4、腹径12.4cm 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藏 1953年上海青浦区重固镇高家台 元代任氏家族墓出土
元 杭州老虎洞窑（南宋修内司官窑第4层——元代层）双耳三足香炉 口径8.6cm 1976年朝鲜新安海底沉船打捞出水
在哥窑成名之后，天下不少瓷窑开始“蹭热点”——仿哥窑。事实上，仿哥窑的猛烈程度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从明代初期起仿哥器源源不断出现，浙江、江西、福建、广东的众多窑口都在仿，当然水平最高的还是江西景德镇窑和吉州窑，特别是明清景德镇官窑，奉旨仿制哥窑器，还真出现过不少精品。社会上不少仿哥窑作品完全可以以假乱真，其中两岸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传世哥窑”类瓷器中，就有不少是仿哥窑作品。其实，从技术上讲，因为哥窑的器型具有标准化的传统，只要掌握胎釉大致成分和开片控制技术，仿哥窑器并不难，这也是仿哥窑比较多的原因之一。
元 杭州老虎洞窑（南宋修内司官窑第四层——元代层）青瓷贯耳瓶 高12.4cm 1953年上海市青浦区重固镇高家台元代任氏家族墓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哥窑青釉贯耳瓶 高11.5、口径2.5、足径4.2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哥窑青釉贯耳瓶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元 杭州老虎洞窑（南宋修内司官窑第四层——元代层）米黄釉贯耳瓶 高11.8cm 2012年浙江省长兴县明代墓葬出土
再概括一下我的观点：
龙泉窑是中国陶瓷史上著名的青瓷名窑，也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民窑。龙泉窑系主要以白胎青瓷和黑胎青瓷为主打产品，白胎青瓷占大多数。历史上并不存在真实的“龙泉哥窑”，龙泉黑胎青瓷既不是什么“龙泉哥窑”，也不是龙泉仿官窑，“龙泉哥窑”一词是现代人杜撰的一个错误归类。“弟窑”只存在于传说之中，龙泉白胎青瓷不是什么“弟窑”，历史上并不存在真实的“弟窑”。章氏传说产生时，龙泉窑的黄金时期已经过去了近300年。章氏传说已经对历史记载产生误导，“龙泉地区有哥窑”一说完全是被传说误导产生的误判。龙泉黑胎青瓷比南宋官窑、哥窑都要早，他们三者只是形态相似而已。
哥哥洞窑诞生于元代，窑址在杭州凤凰山下，和老虎洞窑址重叠或相邻，哥窑是哥哥洞窑的简称。哥窑仿自南宋修内司官窑，凭借其器型与南宋官窑非常相似以及布满器身的独特开片纹而迅速成为市场宠儿，很容易让世人误以为是宋代官窑瓷器。目前收藏于两岸故宫博物院和其他国内外著名博物馆的哥窑类瓷器，以元代和明代的为主，这些藏品不全是杭州哥哥洞窑的产品，窑口来源很复杂，还有一部分是明清、甚至民国时期的仿品。“传世哥窑”一词是近年学者杜撰的新词儿，用于瓷器归类和记述均不妥，极易给中国陶瓷文化的传颂带来混乱。
哥窑与龙泉窑，可能存在着人文纽带关系，比如哥窑的窑场管事、技术工匠、窑工，或他们自己或他们的前辈，可能有的来自龙泉窑。其他应该并无直接关系。
结束语
写到这里，本文也已接近尾声。在本文的写作过程中，我深深感到，具有800余年历史的龙泉窑及龙泉青瓷，其技术之精湛、其产品之传播，曾占据中国陶瓷鳌头，为世界各地带去精美器具用品的同时，也为传播中华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是我国的历史名瓷。哥窑瓷器也很美观、漂亮，虽不是宋代瓷器，也丝毫不会降低人们对它的鉴赏。期待早日对哥窑类瓷器进行准确分类，也期待早日确认并发掘烧造典型哥窑器的窑口。传说虽美丽，终究是浮云。璀璨的中国陶瓷文化，在千百年的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沾上灰尘、土锈、苔藓，我们在学习、研究、呵护它的同时，也有责任为它去除苔藓、清理土锈、擦拭尘埃，正本清源、还原真相，使它散发出本来的耀眼光芒。我想，这是业界每一专家、学者的职责，也是每一位爱好者的责任。
今天是“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83周年，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结笔之际，碰巧今天提前给女儿过生日，就将本文作为献给女儿的生日礼物吧。闺女，生日快乐！
感谢文后“参考书籍、资料”栏所列的所有古籍、现代书籍、专业杂志文章的作者，这是我大部分视野、知识、观点的来源，尽管我有些观点和所列专家、学者可能不一致，但我亦从中受益良多。文中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搜索。在此一并致谢！
还要特别感谢“努力学习群”的小朋友和亲戚们，不辞辛劳地为本文进行错别字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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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彦林2018年12月9日深夜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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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成龙《开片粼粼说哥窑 试论有关哥窑的几个重要问题》载于《紫禁城》2017年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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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宝昌《宋代哥窑瓷器赏鉴》载于《紫禁城》2017年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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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 庄季裕著《鸡肋编》卷上 收录于《四库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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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 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十 收录于《四库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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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 礼部太常寺纂修《中兴礼书》卷九、卷五十九 寳彝堂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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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 周密著《云烟过眼录》卷四 收录于《四库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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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 叶實著《坦斋笔衡》窑器 收录于明初陶宗仪《辍耕录》卷二十九《四库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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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 汪大渊著《岛夷志略》收录于《四库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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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 孔齐著《至正直记》卷四 明嘉靖三十八年版手抄古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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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 曹昭著 王佐增订《新增格古要论》明景泰七年（1456年）4月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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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 陆容著《菽园杂记》卷十四 收录于《四库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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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 陆深著《春风堂随笔》（《春雨堂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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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 郎瑛撰《七修续稿》卷六 事物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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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 吕震等著《宣德鼎彝谱》卷一 收录于《四库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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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 薛应旂撰《浙江通志》 卷八 明嘉靖四十年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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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 张应文著《清秘藏》卷下 收录于《四库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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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 高濂著《遵生八笺》卷七、卷八、卷十四、卷十五、卷十六 收录于《四库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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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 王士性著《广志绎》卷四 江南诸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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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 王圻著《稗史彙編》卷一百三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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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 徐松撰《宋会要辑稿》礼等节 源于明代《永乐大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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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 张廷玉撰《明史》卷十、卷一百二八、卷一百六十五 收录于《四库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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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 蓝浦著、郑延桂補辑《景德镇陶录》卷六 嘉庆二十年（1815年）异经堂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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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光绪版《龙泉县志》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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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 許之衡著《饮流斋说瓷》说窑第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