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终于轮到宋代名窑——定窑了。在中国陶瓷历史长河中，定窑没有《中国瓷器的先驱——千年越窑》开疆破土的历史地位，没有《中华白瓷的鼻祖——邢窑》创烧白瓷的历史贡献，没有《中国瓷器的巅峰——汝窑》那么高贵素雅、孤傲天下，也没有《曜变得紫霞——钧窑》那么惊艳夺目，但是，定窑就像一艘巨轮，凭着朴实的釉色、洁净的胎骨、美观的器形、高雅的装饰艺术、先进的规模生产、符合大众的实用功能，引领着中国瓷器的发展方向，将中国瓷器由最初青色为主、后来“南青北白”的对峙势态，转向到了以白色瓷为主的发展轨道，成为中国陶瓷史当之无愧的“拐点”。为什么如此评价定窑？且听我引经据典、释疑解惑。
北宋 定窑划花螭纹碗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定窑概述
定窑，即定州窑，有时也泛指定窑系、定窑所生产的各种瓷器。定窑的中心窑区分布于古定州所属的曲阳县龙泉镇涧磁村以及周围的野北村、北镇村、东西燕川村一带，中心窑址就是涧磁村。涧磁村位于太行山东麓、保定西面灵山脚下的丘陵地带，这里有着丰富的优质瓷石（高岭土）、釉料和松木、煤炭等燃料资源，加上水源丰富、交通便利、商路畅通，是一块得天独厚的置窑之所。涧磁村以南大约200多公里的邢台市内丘、临城，就是中华白瓷的鼻祖——邢窑所在地。
定窑古窑址地理位置图
我在《中华白瓷的鼻祖——邢窑》一文中讲过，早在南北朝的北魏时期，邢窑受南方越窑影响生产青瓷，经过不断探索，在北朝时最先创烧出了粗白瓷之后，唐朝时终于烧制出成熟洁净的细白瓷，与越窑青瓷形成了“南青北白”的映衬局面。白瓷的诞生，让世人惊叹不已，打开了瓷器胎釉由青色向纯净洁白迈进的大门，是中国乃至世界陶瓷史的一次重大飞跃。就在邢窑如日中天的晚唐时期，邢窑所在地以北不远处，位于曲阳县龙泉镇涧磁村的曲阳窑（即后来的定窑），开始师从邢州，置窑烧瓷，并且技术日渐成熟。
清光绪版《曲阳县志》 中介绍龙泉镇涧磁村的地理位置和地形
定窑不仅模仿和继承着邢窑的技术和工艺，追随着邢窑的脚步，在邢窑白瓷的光环之下走上了快速发展之路，同时特别注重新的探索，在器形设计、装饰方式、胎釉工艺、装烧方法等方面，形成了一整套自己的特色。进入唐末和五代十国时期，邢窑因资源枯竭、连年战乱以及生产技术固步自封等原因，由盛转衰，而定窑却由弱变强。到北宋初年，定窑不仅取代了邢窑的位置，使中华白瓷得以继承和发展，而且规模不断扩大、产量大幅提高，极大满足了当时国内外需求，迎来了自己辉煌时期。
北宋 定窑白釉刻花花卉纹唾盂 高7.4、口径17.8、足径4.6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涧磁村定窑古窑址平面与位置图
定窑和邢窑类似，产品主要以白瓷为主，兼烧黑色瓷、酱色瓷、紫色瓷、红色瓷和绿色瓷，也就是各类文献上所称的白定、黑定、酱定、紫定、红定和绿定。定窑产品器形规整，品种繁多，主要以碗、盘、瓶、碟、盒和枕为主，其实用性和观赏性都很高。定窑技术最独特之处，就是发明了新的装烧方法——覆烧法，最大限度地利用空间，既节省燃料，又防止器具变形，从而降低了成本，大幅提高了产量，为陶瓷业的规模生产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促进作用，对全国的瓷窑都产生很大影响。定窑的装饰技法以印花、刻花和划花为主，纹样丰富多彩、秀丽典雅，深受世人喜爱。
唐代定窑壶 高18.5、口径6.8cm 河北省曲阳县文物保管所藏
定窑在北宋一直处于鼎盛时期，虽然没有汝窑青瓷那么引起皇室青睐，但其产量巨大、胎质坚硬、釉色精美，在全社会形成风尚，产品销往全国各地，甚至通过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远销西域和海外，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国内很多瓷窑竞相仿效，逐渐形成了庞大的白瓷窑体系——后人把它叫定窑系。现代考古发掘资料证明，河北临城、井陉，河南鹤壁，山西平定、介休、霍县、阳城、盂县，四川彭县，江西景德镇、吉州等地在宋金元时期均曾烧造过与定窑瓷器风格相似的瓷器，俗称仿定，其中景德镇粉定也称南定。定窑的影响不仅表现在造型和纹样上，在薄胎器成型、覆烧法推广、煤燃料利用等技术方面，有力地推动了当时瓷器制造业的进步。
五代定窑刻花莲盖罐（带官字底款）高7.8、口径5.7cm 上海博物馆藏
如果说邢窑是白瓷的鼻祖，形成了“南青北白”的青瓷、白瓷对峙格局的话，那么定窑就承担了白瓷致胜的关键角色，将中国的陶瓷理念，完全领引向了“以白为主”的新格局，这就是我将定窑称为“中华白瓷的拐点”的原因之一。
北宋定窑白釉荷叶式盏托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由于地处宋辽、后来宋金边境，定窑在北宋高度发达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中获得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饱受战祸的影响。从混乱的五代开始，辽（契丹）帝耶律德光扶植后晋“儿皇帝”石敬瑭、从石晋王手中攫取了幽云十六州，将辽、后周（后来的北宋）边境推到了今天的北京至山西大同地区，并以此为基地，不断袭掠中原。而定窑所在地定州，富足且处在边陲，和平时对外贸易相当便利，但却时不时要受到来自辽国、契丹的奔袭和掠夺，特别是公元964、968、979年的多次宋辽大战，对定窑造成相当大的破坏，即使公元1004年宋辽订立了檀渊之盟，但来自契丹辽人的侵掠始终没有停止过。尽管如此，由于广泛采用覆烧法和印花技术，定窑在北宋后期进入了最鼎盛时期，并引领了天下陶瓷发展的风尚。
北宋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疆域图（红星处为定窑所在地）
对定窑第一次致命性打击发生在公元1127年的“靖康之祸”。大家知道，缺乏战略思维的北宋，在和北面的金国联合于公元1125年赶走了契丹辽国之后，和最可怕的金国直接怼上了，于公元1127年即靖康二年被金国所灭，宋徽宗、宋钦宗二帝及几乎全部皇室被虏北上，史上也称靖康之难。大战中的定窑，毁的毁、窑工逃的逃，于公元1127年即金太宗天会五年被纳入金国版图。
公元1127年靖康之难后南宋与金国对峙图（红星处为定窑所在地）
从考古发掘资料来看，从公元1127年靖康之难北宋灭亡，到公元1161年即金世宗大定元年的约34年时间里，定窑处于完全荒废状态，可见战争的破坏力之重。很多文献上说，定窑的命运就此已经终结，这是不对的。事实上，金世宗完颜雍即位后采取了一系列振兴经济、安民强国的政策，使得定窑又逐步起死回生，这时期生产的定窑瓷器考古上多有发现，也叫金定。但是金朝自从消灭了北宋之后不思进取，朝野腐败盛行、治国无策，导致经济形势每况愈下，在这种社会环境中，定窑难有起色。从金定实物看，金代的定窑从原料、制坯、加工、纹饰到烧窑技术，基本延续了宋制，但多有发现此时开始使用一种“叠烧法”的装烧技术。“叠烧法”是将器物先刮去一圈釉面以防止粘连，然后叠放一起入窑烧制，这种方法优点是产量更高，但器物品质不好。所以“叠烧法”在定窑的出现，明显是只顾产量而不顾品质，被认为是定窑走下坡路、衰败的技术证据。可以说，定窑在金国统治时期，就开始衰败了。
金定窑 牙白印花菊花碗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对定窑形成毁灭性打击的是蒙金战争。从公元1212年开始，成吉思汗趁着金国大臣专权、朝野混乱之时，率领窝阔台、木华黎、托雷等部，联合南宋，开始了长达20多年的征金战争，其中窝阔台部采取长驱直入南部迂回策略，于公元1232年（此时窝阔台已经继承了汗位），在三峰山地区与金国进行了一场史上极其惨烈的三峰山之战，金国被打败，至此一蹶不振，于公元1234年被蒙元消灭。蒙金之战异常惨烈，蒙古大军烧杀掠夺，所到之处一片焦土。北方的定、汝等名窑尽数被毁，无一幸免。
定窑所属的定州在蒙金战争后归入蒙元的版图。由于连年的战祸和蒙古野蛮管理和腐败朝政，定窑的窑工陆续逃往南方的景德镇——那里是一片蓬勃发展的新兴窑场，这个过程我在《略论元朝统治与元青花的关系》一文中有较为详细的论述。很多文献中把定窑的终结推定在蒙金战争，认为金国灭亡定窑即告消失，这个结论也是不对的。请看以下证据：
《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典章二十二 户部卷之八中记载了元朝对磁窑按二八抽分征税
《钦定续文献通考》也记载元朝廷对定州磁按照二八抽税
元英宗硕德八剌大臣拜柱等人纂修的《<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典章二十二 户部卷之八》中“课程”条目中，记载了元朝廷的征税规则：从元世祖至元五年（1268年）起，磁窑二八抽分。清代嵇璜等人奉圣命编修的《钦定续文献通考》中也记载，元世祖至元五年（1268年）七月，元朝廷做出规定，对定州磁按照二八抽税。金国在公元1234年被消灭，在34年后的1268年，元朝廷对定窑专门颁布了征税法令，说明此时的定窑，还在运转中。二八抽分原是北宋对磁窑和其他工业的征税方式，内容是朝廷收取产品价值的20%，其他的归窑户自己所有，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认为这是宋朝非常科学的课税方式，极大地促进了宋朝的经济繁荣，并认为这是宋朝具有资本主义萌芽的标志性法令之一。元朝在这时候颁布这项早在200多年前的北宋已经实行的法律，应该是希望重新振兴当时已经一蹶不振的定窑等工业经济。顺便提一下，在这之后10年即公元1278年，元朝大军挥师南下，灭亡了南宋，统一了中国。
金末元初 定窑白瓷花卉紋大碗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细看金末元初时期的定窑产品，已完全采用叠烧法，粗制滥造、胎质酥松、施釉稀薄，和鼎盛时期相比，相差甚远。自从元朝统一北方之后，窑工南逃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南逃的窑工带走了工艺、带走了技术、带走了灵魂，也带走了市场，定窑已无可挽回地步入快速衰败之道。就在元朝统一中国之后不久，随着景德镇窑的蓬勃发展，定窑已被景德镇窑完全取代，彻底丧失了市场和生存的条件，横贯唐五代北宋金元、辉煌了将近五百年的一代名窑——定窑，就此销声匿迹。
为什么叫定窑或定州窑？
一般来说，定窑就是定州窑的简称。古代多以地区的名字给瓷窑命名，如越州地区的瓷窑叫越窑，邢州地区的瓷窑叫邢窑，还有长沙窑、寿州窑、磁州窑、耀州窑等等。很多人会有这样的疑问，定窑所在地是曲阳县，不归定州管辖啊。其实，在各个历史时期，定州的管辖范围是不一样的。历史上曲阳县本归定州管辖，到1949年解放后曲阳才归属保定直管。
《<魏书>卷一百六上 志第五》记载：在北魏时由安州改为定州
据《<魏书>卷一百六上 志第五◎地形二》 记载，北魏道武帝拓跋圭因战乱平息后安邦治国的需要，在天兴三年（公元400年）将安州改为定州，领郡五、县二十四，户一十七万七千五百一 口八十三万四千二百七十四，曲阳县归属定州管辖。这是“定州”的由来。
《定州志》定州全境图，图中红色五星标注的位置就是定窑所在地曲阳县
从清道光二十九年刊印版《定州志》中所描绘的定州全境图可以看出，曲阳县位于定州辖区的西北边陲，即图中红色五星标注的位置。下图是《定州志》中曲阳县境图，图中红色五星标注的位置就是定窑所在地——龙泉镇涧磁村的大致位置。“龙泉镇”如今已改名为灵山镇。
《定州志》曲阳县境图，图中红色五星标注的位置就是定窑所在地的大致位置
所以，定州窑或定窑的命名是准确并符合历史惯例的。在唐天宝年末年（公元755年）“安史之乱”中，定州一度被藩镇割据，曲阳县在那段时间归属真定管辖，所以在唐代的一些文献中出现过把定窑称作曲阳窑。但是，我发现现代的一些文献中，也把定窑称作曲阳窑，这是对历史的无知，还是故意为之？
北宋 定窑白釉印花菊凤纹盘 高4.3、口径19.2、足径12.7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窑址的发现与发掘
在元、明、清时期，世人学习定窑技术、收藏定窑珍品、盛赞定窑功绩，虽说定窑已经消失但灵魂一直驻留于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中。尽管经历了斗转星移、沧桑岁月的洗涤，并未抹去人们对定窑的记忆，但定窑留存于世的痕迹却荡然无存。几百年来，人们对定窑窑址的确切情况一无所知。时间进入20世纪初，销声匿迹了七百年的定窑，再次引起世人的探寻兴趣。
叶麟趾著《中外陶瓷汇编》（1934年出版）
1930年代初，中国陶瓷界的泰斗人物、北平大学教授叶麟趾先生（即叶赫那拉·麟趾，我国著名陶瓷学家、清华大学教授叶喆民先生之父）到曲阳进行考察，无意中发现了曲阳的定窑遗址，于1934年出版了《中外陶瓷汇编》一书，对外公布了中国历史上各个瓷窑的名称、位置、瓷品和典型特征等资料，叶老在书中还特别详细地记录了自己对定窑窑址的考察和研究情况。《中外陶瓷汇编》已经成为后来寻找定窑、研究定窑所必读的最重要的经典之作。此后，曲阳便开始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中外古陶瓷学者蜂拥而至，进行实地考察。在众多的中外探寻者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日本陶瓷学家小山富士夫，他在日本侵华战争时期，于1941年来到曲阳考察定窑，取得重大收获，写出了大量的考察资料和文章。其中，小山富士夫在日本《陶瓷》杂志发表的文章《关于定窑窑址的发现》中这样写道：“关于定窑窑址，象晴天霹雳一样使我感到震惊的是，叶麟趾所著《古今中外陶瓷汇编》中的一段记载。这本著作是仅有五十余页的小册，然而在最近刊行的颇有崭新的具体意见的陶瓷书籍中，却是最使我敬佩的作品之一。”
《<曲阳县志>卷十下 土宜物产考》记载龙泉镇曾生产定窑白瓷而且窑多 后因兵灾焚废
叶麟趾先生在《古今中外陶瓷汇编》中虽然确指了定窑在曲阳县内的大致方位，但没有明确找出核心窑址的具体位置，亦没有探寻挖掘。实际上，清光绪年间重修的《曲阳县志》有记载定窑的痕迹。《<曲阳县志>卷十下 土宜物产考》中记载龙泉镇属于山岭地区，土石相间，多不能种植禾麦，宜种树木，因有煤矿产优质煤，龙泉镇适宜烧瓷器，现在出黄瓷盆瓮，并指出龙泉镇曾出白瓷，也就是古人所说的定窑，也有其他颜色的，宋代以前瓷窑很多，之后因兵灾焚废，（定窑白瓷）讲究传统工艺又有新技术，效益更好。这里所说的“兵灾”，应指金国入侵。这些记载可以说明，龙泉镇曾是定窑的生产之地。另据《<曲阳县志>卷六 山川古迹考》中记载，在曲阳县城以北六十里，龙泉镇西北灵山下方圆十里内有很多煤矿，旁边是涧磁村，在宋代以前有磁窑，如今已废弃。以上记载表明，龙泉镇涧磁村就是古代定窑所在地，至少是所在地之一。
《<曲阳县志>卷六 山川古迹考》中记载了龙泉镇在宋代曾有磁窑
《曲阳县志》还提供了更多的有价值的资料。据《<曲阳县志>卷六 山川古迹考》中说，根据《五代史》和《王子山院和尚舍利塔碑》上记载，龙泉镇今俗称南北镇，古时镇里设有镇使副瓷窑税使等官职。朝廷都向龙泉镇派有瓷窑税使官？这足矣说明此地的瓷窑不一般，至少是瓷窑很多、烧瓷量很大。
《<曲阳县志>卷六 山川古迹考》记载龙泉镇古时设有镇使副瓷窑税使等官职
上面提到《王子山院和尚舍利塔碑》记录了龙泉镇镇使副瓷窑税使事宜，那么到底记录了什么内容呢？请看下面的《曲阳县志》。据《<曲阳县志>卷十二 金石录 上》中的“王子山院和尚舍利塔记碑”条记载：该碑立于五代后周显德四年（公元957年），在提名立碑的人中，有“XX使押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兼殿中使御史、充龙泉镇使、钤辖瓷窑商税务使冯翱”。没想到冯翱这个朝廷正三品大员竟然身兼六职！1950年代初，我国著名陶瓷考古学家陈万里先生首先发现这个史料的重要性和价值，把它写入了他在1953年发表的文章《邢越二窑及定窑》中，从此，这个史料和冯翱这个名字，已经被众多研究定窑的著作、文献所引用。“显德”是五代后周太祖郭威使用的年号，碑文刻于显德四年二月，说明在五代后周的时候，曲阳龙泉镇不仅有瓷窑，而且规模和产量已经相当大了，才有众多的官员在此收取瓷窑税并在此立碑。
《<曲阳县志>卷十二 金石录 上》记载王子山院和尚舍利塔碑立碑人以及其他重要史料
更有意思的是，碑记中还讲述了唐末至五代藩镇以来，各军多以军职兼任龙泉镇税官，为多收财税大多都擅立名目、巧取豪夺，而且不盘剥百姓肥私的很少......说明唐代末期到五代这段时间，藩镇的统治是极其混乱和腐败的。下图是王子山院和尚舍利塔碑拓片的照片。
王子山院和尚舍利塔碑拓片
对于定窑的瓷器贸易，《曲阳县志》也有侧面记载。据《<曲阳县志>卷十二 金石录 中》的“贩瓷器客赵仙重修马夔碑记”条记录：北宋宋徽宗政和二年（公元1112年），因曲阳县龙泉镇涧磁村附近的王子山院马夔碑年久残损严重，中山府贩磁客赵仙予以重修，并记录了修缮内容。这段记载从侧面反映了北宋后期瓷器市场的繁荣，贩瓷器客愿意花重金修马夔碑，说明了三个问题：一是市场繁荣，商人赚钱了；二是定窑没有被官府垄断，还在供应社会市场，官窑一说不存在；三是此时此地仍属太平盛世。注：“马夔碑”记录的是五代时后唐明宗李嗣源天成元年( 公元926 年) 乡贡进士马夔重修王子山院的碑石。
《<曲阳县志>卷十二 金石录 中》记载贩瓷器客赵仙于北宋政和二年重修马夔碑
以上只是从一般考察和历史文献层面，引证了现在的保定市曲阳县灵山镇涧磁村一带，就是古定窑的窑址，但世人关心的具体窑址及遗存在那里，并不清楚。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北京故宫博物院曾三次派人到曲阳县调查，实地证实曲阳县灵山镇的涧磁村及东西燕川村为北宋定窑遗址。1960年至1962年，河北省文物工作队开始对涧磁村定窑遗址进行试掘，但队员们辗转数天，始终找不到窑址遗存物。直到有一天，远处地一片白花花的小山引起了队员们的注意，走近一看，大家都惊呆了，那些“小山”原来就是堆积起来的磁片堆，定窑遗址终于找到了。
河北省曲阳县涧磁村定窑窑址
瓷片堆东一个西一个地散布在涧磁村的东西北三面，碎片的数量极其惊人，足可见当时定窑的空前规模和生产盛况。随后，考古队员们进行第一次试掘，成果颇为惊人：地层中包含晚唐、五代、北宋时期的文化堆积，晚唐灰坑5座，五代窑炉1座，北宋残墙两堵和瓷泥槽2处，上自晚唐、下迄金元遗物251件。从此片堆积物来看，多数是北宋时期的瓷片，金、元尤其元代的瓷片堆很少，这充分说明了定窑规模宏大时期在北宋朝，而到金国、元朝时，其烧制规模有一个断崖式的下降或萎缩，足见金人入侵对定窑造成的破坏多么巨大！
河北省曲阳县涧磁村定窑窑址发掘现场
1985年，河北省考古工作者对定窑进行了最大规模发掘。此次发掘面积近2000平方米，燕川村、涧磁村等7个地点的发掘工作同时进行，收获巨大，窑炉、料场、水井、沟、灶、灰坑等遗迹和大量瓷器、窑具及钱币、铜、铁、石、骨器具相继出土，仅瓷片就有30万片。非常珍贵的器物如白釉卧女枕、尚药局瓷盒更是引起了专家们的关注，也轰动了世界。1988年定窑被确认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定窑的技术成就
在中国历史上最发达的唐宋时期辉煌了几百年的定窑，创造了诸多的技术成就，在白瓷薄胎器成型、重视划刻印花装饰、推行覆烧法、煤燃料利用等技术方面，都有开创之举，对中国陶瓷发展史贡献巨大、影响深远。其中最突出的成就，就是覆烧法和印花纹饰的广泛使用。
定窑改进了装烧方式，创造了支圈覆烧法
覆烧法。概述中也提过，这是定窑最独特的技术成就。所谓覆烧法，就是将瓷器倒扣在垫圈上、再装入匣钵入窑烧制的装烧方法。以碗为例，其具体方式是将碗倒扣在一个和碗口一样大的粘土垫圈上，这个垫圈叫支圈，支圈上再撂一个支圈，再扣一个碗，如是反复，可以撂十几层，然后将这摞支圈装入匣钵，入窑烧制。根据宋太宗赵光义的妃子元德李后陵出土的37件定窑瓷器分析，覆烧法诞生于五代时期。
定窑遗址涧磁岭B区出土的北宋中期盘形支圈覆烧粘连标本
我在之前的文章中讲过，自唐代发明匣钵装烧之后，瓷器产品的质量才有了突飞猛进。为什么？那时的燃料主要是木材，如果瓷器直接裸烧的话，一是极易受明火焰冲击、受热不均匀而导致器物变形大，二是柴火灰会飞落到器物上而导致器物表面不整洁不光滑不好看。使用匣钵能克服以上问题但会导致成本大幅提高，开始是一钵一器，毁钵取器，加上废品率高，花费的成本就可想而知了，所以一钵放多器就慢慢成为瓷窑的首选和主流。要知道古代烧窑是很贵的，除了匣钵等窑具耗费之外，燃料需求量非常大，烧一次窑4-5天，光优质木柴就得耗费20-30吨！一般情况下，一钵一器形式只在烧制极其重要的珍贵瓷器时才使用，比如越窑烧制进贡中原朝廷的秘色瓷、汝窑烧制宫廷定做的汝窑瓷等。当然，现代的瓷窑要么用天然气要么用电，根本就不需要使用匣钵，反而非常简单了。
定窑遗址北镇区出土的金代前期环形支圈一组
在单钵即一钵一器的模式时，器物的支烧方式主要以支钉为主，这就是汝窑器底部有“芝麻铮钉”的来历。而一钵多器的覆烧法中，器物的支烧方式只能使用垫圈了。定窑的支圈分为碗形支圈、钵形支圈、盘形支圈和环形支圈四种，这里仅介绍环形支圈，上图就是在定窑遗址北镇区出土的一组金代前期环形支圈，支圈是拼起来的。下图是将拼起来的支圈拆下来散放的样子（示意图）。
散放的定窑垫烧支圈（示意图）
下图是碗装上环形支圈、多个支圈叠拼在一起的覆烧剖面图。覆烧法的好处很多：一是与单钵的支钉相比，由于环形支圈的均匀支撑作用，减少了因支钉受力不均匀而造成的瓷器变形；二是保证了瓷器与瓷器之间的足够距离，以免由于瓷器在烧制过程中处于熔融状态而发生粘连；三是大大提高了产量，覆烧法的使用能够充分利用窑炉空间，极大地扩大生产批量以降低成本。可以说，定窑创造的覆烧法，既大大提高了产量，又大大提高了成品率，为定窑脱颖而出成为引领性瓷窑奠定了基础。此后，其他瓷窑纷纷模仿。
定窑环形支圈组合覆烧法复原示意图
但是，覆烧法也有它自身的缺陷。那就是，由于环形支圈的与瓷器口沿直接接触，造成了瓷器口一圈涩口无釉，这就是俗称的“芒口”。“定窑有芒”，芒口也就成了定窑的主要也是重要特征之一，这也就是大家所见到的一些普通定窑瓷器如盘、碗等等，它们的口沿都镶包有一圈金边、银边或铜边的原因。
定窑遗址涧磁岭A区出土北宋前期白釉六花口直口碗，芒口未包金
宋定窑划花回文盏托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芒口有镶铜）
“芒口”的说法见于诸多南宋人的文献记载中，最早的要数陆游、叶實等人，其中南宋著名文学家、史学家、诗人陆游在他的《<老学庵笔记> 卷二》中记载：“故都时定器不入禁中，惟用汝器，以定器有芒也。”说的是故都（指北宋首都东京汴梁——开封）时，由于定窑瓷器有芒口而没有被皇上选中，皇上只用了汝窑瓷器。
南宋陆游在《<老学庵笔记> 卷二》记载：故都时定器不入禁中，惟用汝器，以定器有芒也
从此，“定瓷有芒不堪用”成为后世尤其是近代、当代的陶瓷学家、收藏人士的口头禅，认为这是定窑败给汝窑、定窑如何不堪的有力证据。但事实果真如此吗？
《宣和奉使髙丽图经》北宋徐兢 编撰
但迄今为止，发现同时记有汝窑和定窑的是北宋外交官徐兢编撰的《宣和奉使髙丽图经》。徐兢在宣和六年（公元1124年），受宋徽宗指派，以大宋国信使身份出使高丽国（今朝鲜半岛）时，将他在高丽的所见所闻写成《宣和奉使髙丽图经》，已成为极其珍贵的史料。徐兢在《宣和奉使髙丽图经》卷三十二中记载：“陶尊 陶器色之青者，丽人谓之翡色，近年以来，制作工巧、色泽尤佳，酒尊之状如瓜，上有小盖，而为荷花X鸭之形，复能作盌、碟、杯、瓯、花瓶、汤盏，皆窃仿定器制度，故畧而不同以酒尊异于他器，特著之”、“陶炉 狻猊出香，亦翡色也；上有蹲兽，下有仰莲以承之，诸器惟此物最精絶。其余则越州古秘色、汝州新窑器大槩相类。”意思是徐竞到高丽国看到了很多瓷器，如陶尊，颜色为青色，高丽人叫它翠色，近年来做工很精巧、颜色也好......都是偷仿定器的做法做的，看到它和别的陶尊不一样，就特地记了下来。还说到陶炉中，狻猊是最精绝的青瓷，其他瓷器与越窑秘色瓷、汝州新瓷器相类似。这个记载证明，在宋徽宗宣和六年（公元1124年）这个时期，朝鲜高丽国早就在仿造定器，而此时汝窑才开始生产新的青釉瓷器，定窑要比汝窑早而且名声更响。
《<宋会要>食货五二 瓷器库》记载瓷器库保管从各窑（含定窑）采购的白瓷
据由宋朝本朝史官撰写的《<宋会要>食货五二 瓷器库》中记载，“瓷器库”位于建隆坊，负责保管从明、越、铙州、定州、青州采购而来的白瓷器及漆器，以供应朝廷使用，配备京朝官三班、内侍二人监库。以上两个重量级文献的记载清楚地表明，定窑白瓷名声很响亮，而且并没有因为“有芒不堪用”而遭到当朝的排斥。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虽然同为民窑，汝窑走的是上层路线，不惜工本，甚至用玛瑙为釉，专门烧出了一些能够代表中国瓷器的巅峰的极品汝窑瓷，目地是供皇上（宋徽宗）挑选，结果被识货的皇上选中。而定窑就没有这么做，只是从现有的产品中找出一些精品，以供圣上挑选，最终没有被选中。所以说“定瓷有芒不堪用”，指的是皇上自己不喜欢，而不是指朝廷不用。相反，定窑以其高超的技术、宏大的规模、巨额的产量，在满足大宋日益富裕、发达的社会需要方面，以及繁荣宋朝经济方面，都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所以说，定窑的覆烧技术，也是中国陶瓷技术的一个拐点。
定窑遗址北镇出土金代后期内底带涩圈的细白瓷直口碗
相对比，在金代后期处于衰落期的定窑，为了降低成本、扩大产量，不惜采用一种砂圈叠烧法，就是将多件器坯直接叠在一起装烧的方式，省去了复烧法中的环形垫圈。为防止瓷器粘连，瓷坯施釉入窑之前，先在器物内底先刮去一圈釉面，形成露胎环，再在露胎环上铺一层细砂，再将另一件瓷器叠上去，露胎环正好与无釉的器足接融，并逐层重叠，一直叠上多件瓷器，然后入窑烧制。见上图，这样烧成的瓷器底、足均无釉，形成一圈的“玉璧底”，品质较差。由此不难判断，金代的定窑，已经处于只顾提高产量、降低成本而不顾质量了。不过由于叠烧法有产量高、成本底的优点，所以直到今天某些地方瓷窑，仍在沿袭这种传统技法。
定窑装饰。不同于邢窑以素胎为主，定窑瓷器的装饰技法丰富多样，常见的有刻花、划花、印花、剔花、描金、镶金等，花纹及装饰秀丽典雅。其中，将印花技术发扬光大，是定窑另一个重要而突出的技术成就。
定窑划花水波纹海螺 北宋前期 高19.8、口径8cm 河北省定县博物馆藏
定窑划花缠枝莲纹葵瓣口碗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划花是定窑瓷器的主要装饰方法之一。通常以篦状工具划出简单花纹，线条刚劲流畅、富于动感。莲纹是定窑器上最常见的划花纹饰。有一花独放、双花并开、莲花荷叶交错而出、有的还配有鸭纹，纹饰简洁富于变化。早期定窑器有的划花纹饰在莲纹外又加上缠枝菊纹，这是当时尚处于初级阶段的一种新装饰手法，也给定窑器断代提供了一个依据。划花多为手工，难以两器一致。
定窑刻花莲瓣纹长颈瓶 北宋前期 高17.3、口径6cm 河北省定县博物馆藏
刻花是在划花装饰工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有时与划花工艺一起运用。纹饰中较常见的有双花图案，生动自然，有较强的立体感，通常是对称的，有时还在花果、莲、鸭、云龙等纹饰轮廓线一侧划以细线相衬，以增强纹饰的立体感。
定窑白釉剔花莲花纹腰圆枕 金 高15、长27、宽19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剔花是指刻好纹饰后，把纹饰以外的部分剔去的花纹装饰方法，有留花剔地和留地剔花两种，这原本是磁州窑在五代晚期至北宋早期创造的一种装饰法，定窑已在北宋末到金国学习掌握。这说明了定窑的模仿能力和开放程度。
定窑印花盘 北宋后期 口径30cm 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
定窑纹饰中最富表现力的还是印花纹饰。印花工艺始于北宋中期，成熟于北宋晚期，金代更为普及。定窑印花大多印在碗盘的内部中心，里外都有纹饰的器物极为少见。其做法是将半干的坯胎扣在雕刻图案的模具上拍印花纹，干燥后施釉装烧。
定窑印花螭龙纹盘，高4.7、口径23、足径10.8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定窑印花题材以花卉纹最为常见，主要有莲、菊、萱草、牡丹、梅等，花卉纹布局多采用缠枝、折枝等方法，有的碗、盘口沿作花瓣式，碗内印一盛开的花朵，同时在外壁刻上花蒂与花瓣轮廓线，纹饰的特点是层次分明、线条清晰，形态繁而不乱、布局严谨、讲究对称、工整素雅，艺术水平很高。另外，定窑还有大量的动物印花纹饰，如牛、鹿、鸳鸯、麒麟、龙凤、狮子、飞龙、孔雀、鹭鸶、鸳鸯、雁、鸭等。
定窑四季花卉纹碗印模
定窑印花瓷片（网络图片）
虽然从远古的陶器上就已出现印纹技法，但纹样多是以小块模具重复连续拍印而成，而定窑则用整块印模将图案花纹一次印制完成，操作简便，适于批量生产，很有“现代化”的味道。所以，我认为，印花装饰法的普及，是定窑引领瓷器生产的又一个拐点。
北宋定窑酱釉描金牡丹纹碗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定窑的描金装饰是指用金粉或金水，在瓷面上描饰装饰纹样或配合其他装饰作边线或金地使用，瓷器描金应是定窑首创。 金粉的使用技法较金水（用液体调金粉）操作要困难得多，而且由于含金量高，一般只局部使用于高级产品，一般产品都采用金水。
南宋周密著《<志雅堂杂钞>卷六 》记载 金花定窑碗用大蒜汁调金描画再入窑烧 永不脱落
描金装饰均用手工描绘，金水的操作步骤较为简便，手工操作方法是根据装饰部位用描金笔蘸取金水描绘花纹，镶边、铺金地或结合其他装饰使用。据南宋周密编撰的《<志雅堂杂钞>卷六 “宝器”》里记载定窑描金的独特工艺和配方，说金花定窑碗用大蒜汁调金描画，然后再入窑烧，永不脱落。描金器属名贵品，一般都难以见到。1953年热河赤峰县大营子村发见辽应历九年（959年）附马赠卫国王夫妇墓，即有此类白瓶，以金为地，绘以牡丹花卉，墨画龙凤。用大蒜汁调金描画入窑烧制，能保证黄金永不脱落？这个我理解不了，而且从现存于世的描金定器来看，上面的黄金已经大部分脱落，可见“永不脱落”是徒有虚名的。是不是周密有忽悠的成份？还是他道听途说？
金代 定窑镶金口模印牡丹纹碗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
镶金其实是后来的瓷器拥有者，为弥补瓷器口沿“无釉芒口”的缺陷，而采取的一种补救措施，或者为了美观、提高身价——给定器镶个“金口”，一般不是定窑自身所为。具体的做法是，在瓷器口沿包镶金、银、铜等金属作为装饰，统称为“镶金”，以提高产品的品质和档次。当然，侠义的“镶金”所用材质是黄金，但一般文献大多泛指金属，而需要明指时也会直接称作“镶金”、“镶银”、“镶铜”。在器物上镶金是从汉代开始的，那时出现在漆器口沿部位包金、银或铜，称为扣器，1957年发掘的隋代李静训墓还出土过1件口沿镶金边的玉杯。
唐越窑鎏金银棱平脱秘色瓷碗，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出土，法门寺博物馆藏
从考古发掘看，给瓷器口沿镶金银，出现于唐代，如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有2件鎏金银棱平脱银扣秘色瓷碗，瓷器的口沿和底足均镶有银扣。给瓷器口沿镶金、银、铜在宋代开始流行，原因就是定窑瓷器为芒口，在芒口沿镶金银铜以提高身价、弥补缺陷，然而也存在有些不是芒口的瓷器也有镶金银的情况，同时还存在更多芒口瓷器口沿不镶金银铜。
北宋吴越 钱俨所著的《<吴越备史>补遗》中关于“金镶定器”的记载
据《<吴越备史>补遗》记载可知，南方长期割据的地方政权——吴越国，为了讨好唐朝晚期、五代后周和刚刚建立的大宋王朝以求得不被中央朝廷收编，不惜动用全国之力，烧造中精品瓷器——秘色瓷，长期进贡中央王朝。除秘色瓷之外，还搜集各种金银财宝、玉器翡翠、名窑瓷器等进行再加工，如从当时已经名声显赫的定窑定做瓷器，然后给“两千事定器镶金”，提高身价后用以进贡。钱俨（公元937-1003年)是吴越国创始国王——钱镠之孙、第五个吴越王——钱俶之弟，博涉经史，文采极好，为文敏速富赡，他在《<吴越备史>补遗》中所记之事应有可信度。
金代 定窑模印双鹿穿花折沿镶铜盘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
然而现存于世的镶口定窑瓷器中，大量的还是在芒口上镶一圈铜。这也成为定窑白瓷的一种标志性装饰。从实用性来看，口沿镶金属，不仅弥补了芒口的缺陷、提升了瓷器的美感、提高了瓷器品质和身价，还能克服瓷器的易碎问题，增加瓷器的牢固性，减少在使用过程中由于磕碰而产生磕伤、冲线等损坏，甚至发展成为后来修补瓷器的一种方法。当然，镶金属定器只占定窑瓷器的一小部分，不是一般百姓所能享用得起的。
定窑技术的影响与传播
定窑以其洁净的薄胎釉色、优美的花纹装饰、高超的烧制技术、亲民的价格和巨大的产量，影响着中国、乃至世界的陶瓷发展。
北宋 定窑白釉双系罐 高18.1、口径10.9、足径8.2cm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定窑白瓷碗 传朝鲜出土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国际方面。自汉武帝开辟西域的丝绸之路以后，中国对外交往国家逐步增多，根据文献记载，到唐代已有30多个与中国交流和贸易频繁，路上和海上丝绸之路活跃，中国陶瓷就成了重要的出口商品之一。以长沙铜官窑、南方越窑等名窑成为外销瓷的主角，到唐代后期、五代、北宋初期的9—10世纪期间，我国迎来了瓷器外销的第一个高峰。在外销瓷里，定窑虽算不上主角，但随着少量瓷器输出，定窑以其洁净的白胎、淡雅的釉色、精湛的工艺，享誉世界。在上节讲到，北宋外交官徐兢编撰的《<宣和奉使髙丽图经>卷三十二》中，记录了徐兢本人在宣和六年（公元1124年），受宋徽宗指派，以大宋国信使身份出使高丽国（今朝鲜半岛）时，见到高丽制作的翡色陶尊，制作工巧、色泽尤佳，酒尊之状如瓜，上有小盖，而为荷花X鸭之形，复能作盌、碟、杯、瓯、花瓶、汤盏，都是偷仿定窑的模式制作的。这说明，早在北宋中期之前，定窑的制作技术和工艺，早已传播到朝鲜。
北宋 定窑白釉卧女枕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现代 日本陶瓷艺术大师泽村陶哉2016年的作品 像定窑吗？
我在2016年的文章《执拗的工匠——日本陶瓷艺术大师泽村陶哉》中也讲到，日本的陶瓷技术，深受中国和朝鲜的影响，最先在室町时代以前，由中国和朝鲜的陶工带入日本并逐步发扬光大的。由日本最推崇定窑釉色这点分析，对日本影响最大的应该是定窑。在日本，出土了唐、五代陶瓷的遗址有188处，出土各类陶瓷片2159片，定窑占了一定的比例，其中鸿胪馆遗址所见中国陶瓷的窑口有越窑、定窑、邢窑、河南巩县窑、婺州窑、江苏宜兴窑、长沙窑、台州温岭窑等，而定窑令人瞩目。其他发现定窑瓷器的国家、地区遗址有：印尼爪哇岛和苏门达腊岛（因沉船发现较多）、伊拉克萨玛拉遗址、非洲等。
北宋 定窑刻莲瓣纹四系直口罐 大英博物馆藏
国内方面。考古发现定窑瓷器在国内流布范围很广，东到我国东北的辽宁，北到内蒙古，南到江浙、湖南，西至陕西等各省都发现有定瓷出土，可见定瓷当时的普及程度。定窑在邢窑走弱之后，逐渐发展成引领白瓷的龙头瓷窑，其影响力不仅在覆烧法和造型纹样上，还在胎骨釉色、器物成型、煤燃料利用等技术方面，都有过人之举，国内众多窑口争相效仿，从而推动了当时制瓷业的进步。考古发掘资料证明，今日的河北临城、井陉，河南鹤壁，山西平定、介休、霍县、阳城、盂县，四川彭县，江西景德镇、吉州等地在宋金元时期，都曾经烧造过与定窑瓷器风格相似的瓷器。
晚唐 定窑白釉瓜棱瓶 1980年浙江临安水丘氏墓（901年）出土 临安市文物馆藏
南宋 周煇著《<清波杂志> 卷五》记载了宿泗地区、饶州景德镇在仿造定窑瓷器
《清波杂志》是南宋人周煇（公元1126-1198年）所著的著名笔记题材著作，记载了宋代的一些名人轶事，是研究宋代历史、社会、思想和文化的很有价值的参考资料。《清波杂志》卷五中，专门记载了作者所见所闻的宿泗地区、饶州景德镇、耀州黄浦镇都在仿造定窑瓷器：“煇出疆时，见虏中所用定器，色莹净可爱。近年所用，乃宿泗近处所出，非真也。饶州景德镇，陶器所自出，于大观间窑变，色红如朱砂，谓荧惑躔度临照而然。物反常为妖，窑户亟碎之。时有玉牒防御使，年八十余，居于饶，得数种，出以相示，云：‘比之定州红瓷器，色尤鲜明。’”“又曾见北客言，耀州黄浦镇烧瓷名耀器（耀州窑），白者为上”。
晚唐 定窑白釉徐六师记皮囊壶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南宋 太平老人著《袖中锦》中把定瓷归入天下第一行列
南宋太平老人所著的《袖中锦》，给定瓷以极高的评价，把定瓷与端砚、洛阳花、建州茶、蜀锦……认为皆为“天下第一”的名牌产品，可见定窑在宋朝社会上的名气之大！
元末明初 曹昭著《格古要論》中关于定窑以及仿定之窑的论述
元末明初大玩家曹昭在《格古要論》中对定窑有详细的论述，同时在介绍其他窑时，明确指出仿定窑的窑口为：吉州窑、磁州窑、景德镇窑、霍州窑（即彭窑）。《格古要论》中对瓷窑论述最多的就是“古定窑”，这段论述已成此后各代文献争相引用的“圣典”——古定器，土脉细，色白而滋润者贵，质麄而色黄者价低。外有泪痕者是眞，划花者最佳，素者亦好，绣花者次之。宣和、政和间窰最好，但艰得成羣队者。有紫定，色紫，有墨定，色黒如漆，土俱白。其价髙如白定。俱出定州。东坡诗云：定州花瓷琢红玉。凡窰器，茅篾骨出者价轻（损曰茅，路曰篾，无油水曰骨出。此卖骨董市语也。）。注：现在的古董，在明清时期，都称“骨董”。
北宋 定窑白釉刻花花卉纹梅瓶 大英博物馆
明 高濂著《<遵生八笺>卷十四》中关于定器以及仿定器的论述
明代高濂所著《<遵生八笺>卷十四 “论定器”》中，首先详细论述了定窑瓷器如何精美、品质很好、很受世人喜爱，“精巧得难以想象”、“样样都出神入化”，之后说到其他窑（很多在仿定器）虽然也在学定窑之精巧，但都缺乏古定窑的神韵。特别指出山西的“后土窑”仿得很差，高丽窑仿的最好，有的不亚于定窑；有个叫周丹泉的苏州人在景德镇仿制定窑瓷器，开始烧制的瓷器堪称佳品，但也必须磨去器身的红色才可以看，周丹泉之后的人就差远了；元代时有个叫彭君宝在霍州仿古代定窑，人称“霍窑”，又叫“彭窑”，认真烧制的窑器非常精细，几乎可以以假乱真，在市场上冒充定窑赚钱，十分可笑。
清代孙承泽在《<砚山斋杂记>卷四》中也记载了彭窑、景德镇要仿定窑
清 蓝浦著 郑延桂補辑《景德镇陶录》记载了景德镇及其他窑仿定窑情况
清代孙承泽在《<砚山斋杂记>卷四》中也记载了彭窑、景德镇要仿定窑。仿定记载最详细的，还要算清嘉庆二十年（1815年）出版成书《景德镇陶录》，不仅详细记载了景德镇仿定窑瓷器情况，还记载了萧窑、吉州窑、象窑、平阳窑、宣州窑、临川窑、宿州窑、泗州窑、霍州窑（彭窑）、南丰窑、磁州窑、德化窑、平定窑、高丽窑等窑都曾经仿制或冒充过定窑瓷器、或受定窑影响生产白瓷，比如磁州窑在初创时的白釉瓷器，无论是装烧方法、器型，还是装饰方法与纹饰，都在效仿定窑，当然，当磁州窑崛起之后也曾影响定窑。除此之外，经解放后考古发现，汤阴、修武、登封、密县、鲁山、高平、浑源、繁峙、榆次、介休、肖县、铜川、成都、彭县、泉州、江山、崇安、南安、光泽、仙游、潮州等地，都发现有宋代烧造白瓷的窑址，它们可能直接或间接受了定窑的影响，也印证了宋代烧造白瓷已成为一种风靡全国的风尚。由此可见，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定窑名气之高、影响之大、传播范围之广，天下首屈一指，再无其他瓷窑能出其右。
晚唐 定窑白釉刻“官”字款五叶盏 1985年西安北郊火烧壁村窖藏出土 西安博物馆藏
定窑的文化成就
我们谈及一个瓷窑的文化成就，笼统地说，就是在谈这个瓷窑在发展过程中，与当时的社会及社会现象发生相互影响、相互映衬、相互促进的程度和作用，是一种社会历史的现象和产物，比如，通过瓷器，能够反映出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观等。而一个国家或民族的这些文化特征，又会深深影响着瓷器的造型和烧制。我主要从胎釉、器形、纹饰三方面来谈谈定窑的文化成就。
定窑的胎釉——
众所周知，白瓷烧造始终贯穿了定窑从创烧到衰败的整个历史过程，白瓷是定窑的主打和标志性产品，正所谓——定州花瓷天下白。除此之外，定窑还兼烧红瓷、白釉黑彩、黑釉、紫釉、酱釉、红釉和低温铅绿釉、铅黄釉瓷器，黑釉器也叫“黑定”，酱釉器也叫“酱定”，红釉器也叫“红定”或定州红瓷。在宋代几大名窑中，定窑是唯一烧造白瓷的窑场。
五代 定窑白釉瓶 高27.1、口径8.3cm 河北省曲阳县文物所藏
晚唐 定窑白釉薄胎官字款坛 高9.9、口径5.2、底径5.9cm 长沙唐代墓葬出土 湖南省博物馆藏
定窑的创烧完全是师从邢窑，自然受邢窑影响最大，但五代以后邢窑日渐衰落而定窑开始脱颖而出，定窑取代邢窑成为精细白瓷的代表窑口，其显著的特征，就是胎釉的变化与改进。鼎盛时期的定窑与鼎盛时期的邢窑相比，泥料陈腐及捏炼更加精细，胎体普遍变薄、变轻、变硬，胎质更温润、釉色更细白。
定窑胎中氧化钙与氧化镁聚类图（来源于秦大树教授文章）
定窑釉氧化钙与五氧化二磷聚类图（来源于秦大树教授文章）
瓷器胎釉的颜色，除了与窑炉内是氧化焰还是还原焰相关外，还与瓷胎和釉料的成份密切相关。据刘新园、秦大树等前辈、专家分析，定窑精细白瓷瓷胎的显著特点有两个：一个是在胎料中掺入了一定数量的石灰石或者草木灰，使氧化钙的含量达到一定含量，发展趋势是五代时期较高、北宋时期较低；另一个是定窑的胎料配方中除了高铝粘土外，普遍加入了一种以长石、蒙脱石、石英为主要矿物组成的岩石类原料，使胎中氧化镁、氧化钾达到一定含量，发展趋势是五代时期较低、北宋时期较高。氧化钙、氧化镁、氧化钾都有助熔剂的作用，既可以作为助熔剂促使瓷胎烧结，又可以促进胎中莫来石的生成，有利于提高定窑瓷胎的强度。我在《璀璨的曾经——琉璃（上）》一文也提到，草木灰等作为助熔剂的作用，已在公元前5世纪（春秋时期）之前就被我国琉璃工匠所掌握。同样，定窑白瓷制釉原料主要以当地含镁量很高的碳酸钙类矿石为主，使釉中氧化钙、氧化镁等含量都比较较高。定窑胎釉成份变化见上图。
北宋 定窑白釉弦纹三足樽 高10.2、口径15.9、足距14.4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由于原料成分含有氧化钙和氧化镁的特殊性，定窑的胎釉颜色并不是纯白色，而是白中泛着牙黄的“象牙白”。当然，形成这种“象牙白”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北宋定窑以煤为燃料，而使用煤做燃料，火力集中，但煤窑焰短，所需空气量小于柴窑，窑炉中易形成强氧化焰气氛，同时煤中含有较高的硫，其火焰易产生烟熏而使釉色泛黄。同时氧化钾含量提高，使得釉的乳浊度增强，削弱了胎对于瓷器颜色的影响，而更多反映了釉的颜色。北宋时定窑施釉方式多为淋釉方式，在烧制过程中会出现流釉现象，在器壁上留下痕迹，并在下端釉厚处凝结成灰青圆点，俗称泪痕。这是北宋定窑的特征之一。
晚唐 定窑白釉刻“官”字款三叶盏 1985年西安北郊火烧壁村窖藏出土 西安博物馆藏
定窑白瓷之所以能够取代邢窑白瓷而显赫于天下，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于这种白中泛黄的“象牙白”胎釉——定窑白。在色调上，定窑白属于暖白色，薄而轻盈的瓷胎，细薄润滑的釉面，白中微闪黄，犹如牛乳冻成，恰似少女肌肤，十分温润，给人以温柔恬静的美感——一种柔和悦目、温滑细腻、清淡雅致、富有象牙质感的中和之美。
五代 定窑官字款海棠杯 杭州历史博物馆藏
五代 定窑官字款花口盏 杭州历史博物馆藏
我在《中华白瓷的鼻祖——邢窑》中讲过，白瓷在隋唐创烧和开始流行，说明国人对白色是崇尚的。如果说越窑青瓷的釉色，代表着青翠、内敛的自然之美，那么邢窑白瓷的白色，就代表着傲雪凝霜般莹润、肃穆、圣洁之美，同样符合中华民族的审美文化，所以《唐国史补》（唐·李肇 卷下）中说“内邱白瓮瓯...天下无贵贱通用之”。 如果说邢窑将白瓷推到了与传统越窑青瓷相抗衡的“南青北白”的胶着对峙状态，那么技高一筹的定窑，就将白瓷推到占绝对优势的地位，从此，天下瓷器进入以白为基本色调的时代。所以，定窑作为中华白瓷的拐点，当之无愧。
北宋-金 定窑划花梅花洗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北宋 定窑白釉刻花直颈瓶 高22、口径5.5、足径6.4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白瓷乃彩瓷之母。因为有白如凝脂、浑然一色的白瓷相衬，才有妮紫嫣红的彩瓷争妍。在此之后的陶瓷发展史上，无论是青花、釉里红，还是釉上五彩、粉彩、斗彩、珐琅彩，这些以景德镇窑为典型的各地窑口生产的精品，都是在白色胎釉基础上创造的杰作。可以说，定窑白瓷引领了世界陶瓷釉色风格的走向。
北宋 定窑白釉刻花牡丹纹盘 高3.1、口径26.7、足径18.1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金末元初 刘祁著《<归潜志>卷八》中记载了“定州花瓷天下白”的来历
金国末期的太学生刘祁，在金末元初所著的《<归潜志>卷八》中记载了金朝文人雅士之间，往往在聚会时以现场出题作联句诗来助兴，很有意思。书中写道，联句是诗词中比较难的一种，大家都坐着，每个人都要写一句或几句，联接成一首完整的诗，并要求不能思考太久，以脱口而出立为最受欢迎......我在长葛当差时，与李屏山、张仲杰一起聚会小饮，桌上有定窑酒碗，席间我们开始联句作诗，我父亲首先唱道：“定州花磁瓯，颜色天下白。”大家都称赞很好。李屏山接着唱：“轻浮妾玻璃，顽钝奴琥珀。”张仲杰接下句：“器质至坚脆，肤理还悦泽。”一首赞美定窑白瓷的诗就这样成型了。这就是陶瓷业界传颂了近千年的“定州花瓷天下白”的来历！大家都忽略了，其实后两句对定窑的赞美更精彩：李屏山说“轻浮妾玻璃，顽钝奴琥珀”，是指定窑的胎骨比玻璃还要轻、还要薄，比琥珀还要顺滑、温润；张仲杰说“器质至坚脆，肤理还悦泽”，指的是定窑瓷器的胎釉特别致密、坚硬，敲着声音特别清脆，而且抚摸起来像肌肤纹理一样让人愉悦。由此可见，与南宋同时期的金国人对定窑瓷器、尤其是定窑白瓷的喜爱程度相当高。注意，这里的“花瓷”的花，是指定窑瓷器的装饰花纹，而不是鲜花之花，后面即将讲到。
北宋 定窑刻花直颈瓶 大英博物馆藏
定窑除主要烧造白瓷之外，还兼烧黑定、酱定、紫定、红定、绿定等瓷器，虽然这部分瓷器占定窑总的比例并不大，但它们和定窑白釉瓷器一起，共同构成了绚丽多彩的定窑产品系列。
北宋 黑定茶盏 英国大维德基金会藏
定窑黑瓷。黑釉瓷创始于东汉。其实，早先的黑釉是由于釉中含铁矿元素过多所致，是自然烧制出来的。经过古代窑工长期的实践探索，逐渐发现了胎、釉原料中的奥妙，那就是原料中减少含铁高的瓷土、增加含铝量高的瓷土（高岭土），同时控制窑炉火焰的还原程度，就能相对精准地控制胎釉的颜色。比如现在按成份分析，釉料中Fe2O3含量降低到3%以下可以烧出青瓷，如果将Fe2O3含量增中至8%以上，便可以烧出黑瓷，如果减少胎和釉中Fe2O3含量，使之降至1%以下，则可以烧出白瓷。到定窑时期，窑工们已经熟练掌握了这些知识和技术，完全可以根据需要，烧出特定颜色釉瓷器，所以，定窑黑釉瓷器，是定窑窑工的设计之作，而非自然形成。业界把定窑黑瓷叫做黑定或墨定，黑定的特点是胎白体薄，釉黑如漆，光可鉴人。
北宋 定窑黑釉金彩蝶牡丹纹碗 日本静冈MOA艺术馆藏
定窑窑工在探索更好烧制黑瓷的过程中发现，在窑炉内烧造时，越是不完全熔融，其所出的黑色越好，若完全熔融，便带褐色，但如铁份过剩，往往会因燃料中所含硫磺的作用而使所谓油滴的银星斑现于釉面，即所谓黑瓷“窑变”。其实，黑瓷窑变就是此时的黑釉呈色尚不稳定，很难控制，在烧造时有的釉面产生黄褐色或银白色的斑点，有的出现较为均匀的“玳瑁斑”、“油滴”或“兔毫”，视为“珍品”，恍如天赐，而出现黑不黑、褐非褐的颜色，则为次品。黑瓷窑变为“玳瑁斑”、“油滴”、“兔毫”后来被吉州窑、建州窑熟练掌握——这就是吉盏、建盏的来历，其中建盏的“油滴”、“兔毫”成为北宋上流社会、皇帝宋徽宗“斗茶”的首选茶盏。
金 定窑黑褐色印花花卉纹碗 高5.5、口径17cm 吉林省博物馆藏
明代曹昭在《格古要论》中说：“有紫定色紫，墨定色黑如漆，光可鉴人，土俱白，其价高于白定。”由于黑定容易窑变而显得不易控制，其烧制技术性强，难度较高，釉色素雅独具，所以只有釉色精美的高档白胎黑釉瓷，才有“其价高于白定”一说，难怪冯先铭先生以“黑天鹅”来形容黑定的珍贵。对于烧制不成功的黑定，正如明代张应文在《清秘藏》上卷“论窑器”中提到的那样：定窑瓷器有光素、凸花两种，以白为正，白骨而加以泑水有如泪痕者佳，间有紫色者黑色者不值钱。
北宋 定窑酱釉油滴碗 河北省博物馆藏
明代 张应文著《清秘藏》上卷 “论窑器”中论述定窑瓷器
确实，胎白体薄、釉黑如乌、光可鉴人的高温釉黑定，在以白为主的定窑系列瓷器中，就像一朵鹤立鸡群的珍贵奇葩，显得尤为惹人喜爱。
紫定、酱定、红定。这些都是紫色、酱色、红色定窑瓷器的简称。同黑定一样，定窑窑工通过控制釉料中Fe2O3的含量和还原火焰来烧制各种特色瓷器。一般来说，酱定与黑定相近，而紫定、红定除了氧化铁控制之外，还需要加入适量的氧化锰等。由于烧制难度大、颜色相近难以区分等可能因素，古代有代表性的文献中对紫定、红定的描述不多，界定也不清晰，寥寥几句甚至可能出现偏差或错误。从现有藏品实物来看，酱定比较多见，而紫定很难见到，红定则只存在于文献或传说中。
北宋紫定梅瓶 高33、外径13.9cm 私人藏品
紫定。很难从博物馆找到紫定的图片，一些著名博物馆展出号称是紫定的，其实是酱定，我曾经戏称那些号称紫定但实际是酱定的瓷器为“烧制不成功的紫定”。上图是我在2015年和收藏家曹先生合作写的文章《银瓶泻油浮蚁酒 紫碗铺粟盘龙茶——完整北宋紫定梅瓶证明北宋紫定的存在》中的核心藏品——紫定梅瓶，这是曹先生的私人藏品。该紫定器表面平整致密，触摸起来像丝绸一样滑润，远远看去，发出柔和的金属光泽。放大镜下釉面酱色、黑色交叉均匀密布，“紫黑之釉，满现星点”，酱色多于黑色，酱色中心布满了均匀的紫色、金色、银色晶体，如星光一样。一样望去，梅瓶的釉色近似紫葡萄、紫茄皮，并发出淡紫色幽光，是一件极其罕见的紫定精品。
北宋定窑酱釉瓶 高17.8cm
北宋《<闻见录>卷二》记载：张贵妃因私接外臣馈赠定州红瓷器而引起宋仁宗震怒
红定。红定实物及照片更难找到，上图是一个北宋定窑酱釉瓶，因照片显示酱色泛红光，权当充个数吧。当然，文献记载定州红瓷是确实存在的。北宋思想家邵伯温在《<闻见录>卷二》中记载了这么个故事：某日，宋仁宗去张贵妃处，见宫内陈设有一件“定州红瓷器”，仁宗问怎么来的，贵妃回应是大臣王拱辰所献，皇帝听后震怒，训斥其不守戒禁，私自接受外臣的馈赠，用斧子把瓷器打碎了。这可以说明定窑生产红瓷，且在当时属珍贵物品，以至于可以被大臣当成贵重礼品送给张贵妃。邵伯温记载的定州红瓷这个事，应该发生在张贵妃受封之后，而张贵妃受封时间是在皇祐初年（公元1049年），受封五年后因病去世，死后追谥为温成皇后。因此，大臣王拱辰献给张贵妃定州红瓷的相对时间应该在皇祐元年到五年之间（公元1049-1054年）。宋仁宗赵祯是宋朝第四个皇帝，也是在位最长的皇帝（42年），皇祐是宋仁宗第二个年号。仁宗也擅长书法，在位期间宋朝的社会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都得到高度发展，史称“仁宗盛治”，著名的“铁面包公”——包拯就是他的当朝臣子。《闻见录》作者邵伯温学问很大但思想保守，是北宋末期儒家代表人物之一，主张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尽心尽性以知天，存心养性以事天，他还不认可王安石变法，认为王安石“尽变更祖宗法度，天下纷乱”而导致北宋灭亡。
北宋晚期定窑酱釉瓶
酱定。酱定在定窑瓷器中较为常见，各大博物馆都能找出一些藏品。前面说过，酱定实际上与黑定的差别，仅为铁元素含量有所不同，釉中氧化铁和氧化亚铁的总量达5％以上，其他工艺相似。
北宋 定窑酱釉花口盘 高2.5、口径12.6、足径8.2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这件北宋定窑酱釉花口盘造型端庄、线条明朗，酱釉施到足边，盘口呈六瓣葵花式，折腰，圈足。六瓣花口为此器平添几分美感，属于定窑酱釉中的精品，也是宋代花口盘的基本造型。
北宋 定窑酱釉盖碗 通高6、口径12、足径5.3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这件北宋定窑酱釉盖碗通体施酱色釉，碗口沿及圈足无釉，露胎处呈白色。碗直口、深腹、圈足，盖顶置瓜蒂形纽。此盖碗造型别致、做工精美，由于数量较少，尤显珍贵。
北宋 定窑里白外酱花口碗 大英博物馆
还有一种酱定内施白釉外施酱釉，很有意思。其他还有一些其他世界著名博物馆收藏的号称紫定，实为酱定：
紫定梅瓶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自称紫定实为酱定）
紫定盖罐 美国明斯顿博物馆藏（自称紫定实为酱定）
紫定盏托 上海博物馆藏（自称紫定实为酱定）
北宋—金 柿釉碗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实为酱定）
北宋—金 柿釉近彩蝶牡丹纹碗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实为酱定）
北宋—金 柿釉瓶 日本瓷展（实为酱定）
北宋—金 定窑紫金釉葵瓣口盘 高3.5、口径17.9、足径5.9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实为酱定）
所谓“柿釉”，是日本人杜撰出来的一个名称，其釉色比普通的酱色稍淡，就像干柿饼的基本颜色，有点像六必居黄酱经过调稀之后的颜色。另外，还有一些定窑遗址出土的黄褐色瓷片与残器，既不属于白釉，也不属于酱釉，应该是窑工控制釉料中铁元素一定成份比例之后烧制的产物。
河北省曲阳县涧磁村定窑遗址出土的残件
绿定。绿色釉定瓷不见于任何古文献记载，一度被业界忽略，1957年在在曲阳县涧磁村定窑遗址发现了两片绿色瓷片，由其纹饰与做工确定为定窑产品，绿定才被外界所知。实际上，北方从东汉时期起就一直有窑在烧制绿釉陶瓷器，均为二次上铅釉低温烧成。同样，和白定一次烧成不同，绿定是先素烧白色胚胎，然后上绿铅釉后再入窑二次低温烧成，严格讲不能称之为瓷器，应属介于瓷和陶之间、硬度相对较低的一种产品。
北宋后期 定窑绿釉盘残片 涧磁村定窑遗址1957年出土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其实，定窑有绿色釉瓷器本身不足为奇，烧制难度不大，也算不上精致，但由于绿定很稀少、很难见到，所以绿定被收藏界另眼相看而显得非常珍贵。下面这件绿定刻花、划花、剔花枕，是1979年在河北省定县出土的，其装饰花纹与定窑白瓷枕风格一致。
金 定窑绿釉划花莲鸭纹枕 高14.5、宽13.4、长23.2cm 河北定县博物馆藏
绿定 私人藏品
定窑的装饰花纹——
在前面定窑的技术成就中讲到，定窑的装饰花纹主要有刻花、划花、印花、剔花等，还有少量的贴塑、镂空、描金。由于定窑较早而且普遍地使用优雅、美观的花纹进行装饰，从宋朝开始，定窑瓷器获得一个雅称——“定州花瓷”。那么定窑的刻花、划花、印花、剔花的文化艺术成就是什么呢？
北宋定窑刻花龙首大净瓶 定州博物馆藏
如果说象牙般的胎釉将定窑白瓷推到了一个引领天下白瓷的高度，那么丰富多彩的刻花、划花、印花等装饰，将定窑白瓷从纯白装饰又推向一个繁花似锦、艺术缤纷的新高地。定窑刻花是在继承邢窑刻花精华的基础上加以发展，而形成的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定窑纹饰的题材、纹样、构图等吸取了唐、五代和当时国画的立意、章法和技巧，构成独立完整的画面，内容有动物、花卉、民间故事等，丰富多彩。这些纹饰被刻画在象牙般质感的白瓷胎上，从而使大自然的美与创作艺术结合起来，相互辉映，浑然一体，显得无比和谐、精美。
北宋 定窑白釉刻花花卉纹梅瓶 高37.1、口径4.7、足径7.8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定窑刻花，是一种用夸张的艺术描写，线条优美，感情奔放，象一江春水奔泻而出，耐人寻味。这种艺术效果一般在面积较大的器物中表现最为突出。定窑刻花以它清晰、婉转而深浅不一的线条，形成了一个个浓淡不同的图画，同时，单刀、双刀并用，更增加了花纹的美感和立体感。如上图北宋定窑白釉刻花梅瓶，肩部用竹尖刀刻出细线菊瓣纹，用单刀刻下部的芭蕉纹，中部环周又满刻缠枝牡丹纹，线条流畅，形象逼真，生动地表现出牡丹那“ 花中之王” 的国色天姿。
北宋 定窑剔刻花葫芦形白瓷执壶 法国吉美博物馆藏
对一些小件瓷品，因面积小，弧度大，刻花有时采用写实的手法，内多刻折枝耸草、莲花纹等，线条刚劲，顿挫有力，运用丰富的线条变化，达到韵味无穷的艺术效果，使器物充满着生活的气息，洋溢着时代的风采。
北宋白釉刻花牡丹纹水注 法国吉美博物馆藏
归纳起来，刻花如同写意画，用中国画的线条、笔法来表现自然界的景物，寥寥几刀，虽笔墨不同，但构图稳重，满而不塞，虚实有致。
北宋 定窑划花双凫碗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定窑其它装饰方法，如划花、雕刻、剔花、镂空等，其实也属于刻花的范畴，艺术表现与刻花手法大体一致，只是工艺稍有差别。其中雕刻值得提一下，由于受青铜器、漆器以及建筑艺术与佛教艺术的影响，定窑把雕刻艺术引入陶瓷装饰，用浮雕装饰技法来改变器物的外形，使造型与装饰形成了一体，很具有艺术美感。从定县塔基出土的刻花龙首净瓶、银盖瓶、刻莲罐等文物来看，定窑雕刻很擅长刻莲花瓣纹。莲花既是我国喜闻乐见的花卉，又是佛教的象征，擅长刻莲花瓣纹说明定窑非常接地气。当然，假冒雕刻莲花瓣纹定窑器也成为如今造假的重灾区。
北宋 定窑牙白划花莲花纹小茶盏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北宋 定窑贴塑、镂刻四人抬轿（冥器） 定州博物馆藏
北宋 定窑剔花矮腹瓶 美国佛利尔沙克乐博物馆藏
定窑雕刻莲纹长颈瓶 定州博物馆展出
印花装饰在北宋定窑的大规模生产中，因“自动化”程度高，适应北宋当时的“工业化”水平需要而被更多地采用。那么定窑这种“自动化、现代化”印花装饰的艺术表现在哪里呢？
北宋 定窑印花龙纹盘 上海博物馆藏
定窑的印花花纹造型以线条的疏密、粗细、点、面对比为主，以变化自如、工整、清晰富丽为艺术特色，画面布局合理，主次分明，描写生动，很有生活气息，有的还采用分段或分组装饰，用凸线把器物分成几组，每组饰以不同纹样。如“四季花卉纹碗”、碗壁分成六格，每格为一种花卉，碗中部又另饰一组图案花纹样。由于采用很浅的浮雕形式，加上瓷质的温润莹白，配合稍带微黄的釉色，使花纹秀丽精细，显现出栩栩如生的立体感，给人一种强烈的视觉艺术冲击。
北宋 定窑鸳鸯荷花纹盘模 曲阳县北镇村出土 河北省博物馆藏
金代 定窑四季花卉纹碗模 曲阳县北镇村窖藏出土 河北省博物馆藏
印花题材极为丰富，一般以龙和云、凤与花，鱼和水相组合居多，有以龙、凤、雁、鹤、鸭、鸳鸯、孔雀、鹭鸶、鹌鹑以及循麟、鸣鹿、奔马、游鱼、飞蛾、舞蝶为主体画面，以云、水、树、石、浪花、水藻、卷草、芙蓉、荷花、牡丹、萱草、秋菊为辅助纹饰的组合印花，也有任意选取某种动物或花卉单独予以表现的印花或刻花。常见组合纹样主要有云龙纹、凤穿牡丹纹、游鱼水波纹、石榴花纹、菊花纹、荷花纹等，此外还有鸟类、动物配合的自然风景纹、婴儿戏花纹、传统的狮子滚绣球纹、犀牛望月纹等。纹样既不都是实物实景的缩影，也不全是图案形式，给人一种画面丰茂而不繁琐、花纹虽满而严谨肃整的庄重之感，是作者抓准事物精髓而进行的艺术创作。到北宋政和、宣和年间，定窑印花艺术水平已经达到顶峰。
金代 定窑云龙纹盘模 曲阳县涧磁村出土 河北省博物馆藏
定窑印花时常用纹饰图案
定窑的器型——
定窑在唐及五代有盘、碗、杯、盏、水注、瓶、罐、碗、盒、盂、瓷枕等多种器形。宋代除了唐代已有的器物外，主要增加了一些精美的仿生器物，如花瓣状盘、碗、柳斗杯、海螺等，还有一些形象生动的人物、动物雕塑。到金代后，仅以碗类、鸡腿瓶、敛口杯等少数品种为主了。
晚唐 定窑三叶盏 英国大威德基金会藏
定窑瓷器的造型风格，与定窑的胎釉及纹饰风格一样，是伴随着唐、宋丰富的文化艺术发展起来的，有着唐宋尤其是大宋审美文化深深的烙印。盘、碗类器物的宽浅、精巧，立体器物的清秀富丽，刻龙盘的威严庄重，净瓶的挺拔华贵，龙首注的敦厚朴实，盖罐的雄浑饱满，孩儿枕的淳美质朴，荷叶碗的精巧多姿，令人赞叹。用流畅的曲线构成的外轮廓，与光润的釉面，精美的刻、印花纹装饰溶为一体，呈现出特有的挺秀、文雅的艺术风格，既有实用功能，又不失美观大方高贵。那么，定窑瓷器的基本器型从哪而来呢？
大英博物馆收藏的部分定窑瓷器
我在《中国陶瓷文化略谈（六）》、《中国瓷器的先驱——千年越窑》、《中花白瓷的鼻祖——邢窑》等文章中都讲过，瓷器是从仿制青铜器、玉器以及后来的金银器开始的。一般来说，各类瓷器的器型，都是从青铜器、玉器、金银器而来，尤其是银器。根据英国考古学家、汉学家、牛津大学副校长杰西卡·罗森爵士（Professor Dame Jessica Rawson）的研究成果表明，从汉代起，中国受中亚或伊朗东部进口器物的影响就已开始制造金银碗、杯，到了唐代，金银碗、杯、盘、碟在中国大量制造，供皇族和达官显贵们使用。从唐代的金银器可以看出，在中国风格中逐渐吸收了外来器皿的型制和图案，同时也有一些改进或创新，使器型和式样更加优美。陶瓷器仿青铜器大多是为了殉葬，而伴随金银器发展而兴起的陶瓷器仿金银器，则以生活实用器为主。在北宋早期，瓷器用途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瓷器作为金银器的替代品供皇族和达官贵人主要用来墓葬而不是实用，尤其是白瓷和青瓷；二是供社会中下层人士日常使用；三是用于出口贸易。后来的瓷器器型一般就直接以效仿更早的瓷器为主了。
定窑白釉“官”款对蝉纹碟 定州静志寺塔基出土 定州博物馆藏
定窑白釉刻字舍利瓶 定州静众院塔基出土 定州博物馆藏
根据唐代墓葬的一系列考古发掘证明，作为食器和饮器，金银器比陶瓷更受人们重视。唐代陆羽在《茶经》一书中评述邢窑白瓷“ 类银类雪”，说明白瓷和银器之间的某种对比关系。根据河北定县宋代塔基的发掘报告，时代较早的静志寺塔基（公元977年）中的定窑白瓷，比年代稍晚的净众院塔基（公元995年即至道元年）中的定瓷，更象银器，说明早期的定窑白瓷与银器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一些。
位于河南巩义的宋太宗元德李后陵
在北宋，宫廷使用仿银器型瓷器也可能是为了随葬，因为除非厉行节约，皇室在日常生活中，没有理由在广泛使用金银器的基础上还使用金银器的仿品——瓷器。1984年10月发掘的北宋皇陵——元德李后陵中，出土了37件定窑白瓷，其中白瓷盘11件、白瓷碗26件。这批定窑瓷器器形规整、胎质细白、坚硕致密，器身内外施釉，除少部分器口满釉外，绝大部分口沿和圈足着地面露胎，釉色呈乳白色或白中微闪青色，釉质莹润，光洁细腻，部分带有“官”字底款，属于未使用过的物品。元德李后，系宋太宗赵光义的贤妃、宋真宗赵恒的生母，死于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因在死后二十三年后被追封为皇太后，于咸平三年（公元1000年）四月八日，迁葬于宋太宗永熙陵的西北角。这批定窑瓷器的外型有着明显的仿银器特征，如平底盘、无纹小碗等。由于元德李后是在死后二十三年后迁葬的，其随葬的瓷器不可能是本人的原日常生活用器。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朝廷从定窑购买的白瓷的一个用途，就是用作帝、后的陵墓随葬品。
南宋《<武林旧事>卷二》中记载<挑菜>和<赏花>中使用定窑作为奖品
从邵伯温在《<闻见录>卷二》中记载的张贵妃私自接受外臣赠送定州红瓷器而引起宋仁宗震怒一事，可以说明定窑不仅白瓷天下闻名，红瓷也属珍贵物品，并为达官贵人所喜爱，以至于可以当成贵重礼品送给张贵妃。南宋人周密在《<武林旧事>卷二》记载了皇宫中如何过<挑菜节>和<赏花>，这两项活动中都会做一些游戏，并用到定窑作为奖品。比如二月二日“龙抬头”这天就是“挑菜节”，是宋代重要的传统风俗节日，民间就是到野外春游挖挖野菜什么的，王宫贵族都各自举办不同档次的活动。宫中每年都要在这天举办御宴，并在宴会以游戏活跃气氛......皇上对后妃、皇子、贵主、婕妤及都知等大多都有赏无罚，好的赐赏成号珍珠、玉、金器、北珠、篦环、珠翠、领抹，次一点的也赏赐铤银、酒器、冠镯、翠花、段帛、龙涎、御扇、笔墨、官窑、定器之类的宝贝，罚也就是舞唱、吟诗、念佛、饮冷水、吃生姜之类。这可以说明，位于杭州的南宋皇宫中已收藏有原来属于北宋、当时属于金国的定窑瓷器。皇上可以用定窑瓷器来赏赐下人，虽然定窑在众多奖品中地位并不显赫。要知道，南宋朝廷是在北宋灭亡、宋徽宗宋钦宗被虏走、大宋朝廷财产尽失的背景下，由当时碰巧不在朝廷的宋徽宗第九个儿子、康王赵构在南京（即商丘）建立的，随后南宋朝廷仓促南渡，在扬州、建康（现在的南京）、杭州、越州、明州、台州、平江等地，来回转战逃亡了11年多，于南宋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才定都临安（即杭州）。由于仓皇出走和长期流离失所，南宋朝廷拥有的定窑瓷器，只能来源于民间或朝中官员所献，而不是来源于北宋朝廷所藏。所以我认为，根据以上文献记载证明，到南宋时期，朝野收藏定器已成形成风尚。
北宋 定窑贴塑、印花孩儿枕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在古定窑瓷器中，要特别讲讲的是瓷枕。关于陶瓷枕在北方的河南、河北、山西、山西、浙江等地都有大量出土，自唐代开始，到宋朝已经发展到数量惊人，质地有陶质、半陶半瓷、瓷质，种类有唐三彩、唐绿彩、唐青釉、唐褐釉、宋三彩、宋白釉、宋青釉、宋绿釉、宋白地黑花、宋褐釉、宋黄黑釉共计十四种。其中数量最多的是磁州窑白地黑花系列瓷枕，而做工精湛、美术价值高的，还要算定窑系列瓷枕、特别是定窑白瓷孩儿枕。
金 定窑刻花萱草纹枕 高11.5、长23、宽11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金 定窑褐彩彩绘划花水波纹枕 高13.4、长20.6cm 天津市文物管理所藏
和定窑普通器形大多来自仿银器不同，宋、金的定窑瓷枕继承了唐代以来的传统风格，做工和质量都是同时代的瓷器中最好的，造型除了常见的长方形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设计和变化，如雕塑出来的人形、兽型、龙形等，每一件都是极佳的艺术品。
金 定窑褐彩划花枕 高7.1、长20.1、宽17cm 河北省定县博物馆藏
宋 定窑孩儿枕（残） 长15.2、宽9、高11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无论是剔花还是刻花、划花，定窑瓷枕的装饰既有绘画的艺术价值和记录当时当地民间生活、社会风俗、山水、动植物的写实价值，是一种极端珍贵的中华民族古代文化艺术载体。
金 定窑绿釉划花莲鸭纹枕 高14.5、宽13.4、长23.2cm 河北定县博物馆藏
金 定窑褐彩彩绘划花枕 高11.5、长24.6、宽18cm 河北省定县博物馆藏
业界一度对瓷枕的用途是有误解的。由于墓葬出土的瓷枕特别多，加上现代人认为坚硬的瓷枕枕着头不一定舒服，有些专家和文献，就武断地认为，瓷枕是种冥器，只用于殡葬，其实这是不对的。瓷枕是古代人们的基本生活用具，上至皇宫贵族、下至黎民百姓，都会用瓷枕作枕头（贫穷百姓也可能用陶枕代替瓷枕），这也是在古代因尚玉传统钟情于玉枕之后的一种瓷质替代品。当然，瓷枕也是一种重要的殡葬用品，入殓时用于死者枕头。
金 定窑剔花枕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北宋苏轼诗《归宜兴留题竹西寺》中提到瓷枕（《东坡全集》卷十五）
北宋大文豪苏东坡在他的诗《归宜兴留题竹西寺》（《东坡全集》卷十五）写道：“十年归梦寄西风，此去真为田舍翁。剩觅蜀冈新井水，要携乡味过江东。道人劝饮鸡苏水，童子能煎罂粟汤。暂借藤床与瓦枕，莫教辜负竹风凉。此生已觉都无事，今岁仍逢大有年。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该诗作于北宋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五月一日，在苏轼回常州宜兴、途经扬州时所作。这一年，苏轼官场失意自请归耕常州，得到朝廷应允，于是从南京（即现在的河南商丘）出发去常州，途经扬州见沿途风光旖旎，生活情韵浓厚，颇受感染，想到自己终于可以结束飘荡的生活，那长期因贬谪而压抑晦暗的情绪，也似乎随之荡涤一空，犹如睡藤床、枕瓷枕、享受竹林微风的凉爽。在这样欢愉的心境里，欣然题诗竹西寺的墙壁上，表现出洒脱自在、情趣盎然的意态。注意，瓷古时也叫瓦、瓯、磁等。
金 定窑剔花折枝牡丹纹枕 高13.5、长30.6、宽22.2cm 河北省定县博物馆藏
李清照的《醉花阴》（收录于《漱玉词》）中提到瓷枕
宋代著名女词人李清照在《醉花阴》这首词中写道：“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厨，半夜凉初透。/ 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似黄花瘦。”其中一句“佳节又重阳，玉枕纱厨，半夜凉初透”，把在重阳节中词人自己流离失所、失望于现实、思乡之愁的婉约之情，用头下面瓷枕的“透心凉”表现得淋漓尽致。由此可见，瓷枕也好、玉枕也罢，它是现实生活中的日用品，而不仅仅为冥器。
定窑虎型瓷枕 河北定州博物馆藏
欧阳修撰《<唐书>卷三十四 志第二十四》中描述了陶瓷枕的用途
那么，陶瓷枕除了日常用于睡觉，还有什么讲究呢？北宋欧阳修主编的《唐书》（即《新唐书》）卷三十四、志第二十四记载：“韦后妹尝为豹头枕以辟邪，白泽枕以辟魅，伏熊枕以宜男，亦服妖也。”韦后妹就是唐中宗李显的皇后韦氏的妹妹国夫人。韦皇后，唐中宗李显第二任皇后，因姿色美艳、善于心计而深得李显宠爱，后因李显母亲武则天篡位而受苦，武则天禅位之后李显重新当上皇帝，从此，韦皇后开始祸乱朝政。韦氏重新成为皇后以后，便像武则天在高宗朝那样干预起朝政来了，她和自己的女儿安乐公主、长宁公主、妹妹国夫人、上官婕妤、上官婕妤的母亲沛国夫人郑氏、尚宫柴氏、贺娄氏以及女巫第五英儿、陇西夫人赵氏等人一起，仗势专擅朝政，欺压大臣，滥杀无辜，奢侈无度，还大肆收受贿赂，明目张胆为行贿者请托授官。不管是屠夫酒肆之徒，还是为他人当奴婢的人，只要向这些人行贿三十万钱，就能够直接得到由皇帝的亲笔敕书任命的官位，由于这种敕书是斜封着交付中书省的，因而这类官员被当时的人称为“斜封官”；如果行贿三万钱，就可以被剃度为僧尼。她们受贿之后所任命的员外官、员外同正官、试官、摄官、检校官、判某官事、知某官事共计数千人之多。在西京和东都两地分别设置两员吏部侍郎，每年四次选授官职，选任官员竞达数万人。后因李显突然驾崩韦后想当皇帝之际，由李显之弟李旦的儿子李隆基（即唐玄宗）发动唐隆政变，于公元710年7月21日诛杀了韦皇后及其韦氏集团。
定窑狮子枕 高12.5cm
金 卧女枕 长17.3cm 河北省曲阳县文物保管所藏
《唐书》这段记载的是韦后集团核心人物、韦后妹妹国夫人，曾经因违背人伦之道、坏事做尽而心虚，竞借助于瓷枕以求睡得安稳并利用瓷枕其他功能以提升效力。国夫人用豹头枕辟邪，用白泽枕规避其他美人凭妩媚而撼动自己的地位，用卧熊枕提升身边男人的功力、同时降服女妖精。你看，古人竟然对小小的瓷枕赋予这么多功效，可见瓷枕在当时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
北宋中期 定窑孩儿枕 高18.3、长30、宽11.8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我最欣赏的还是上图这件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北宋中期定窑白釉孩儿枕。该枕通体白釉，柔和细腻，微闪牙黄，造型生动，构思新颖别致，枕基为一床榻，榻周围四面开光，内印螭龙与如意纹饰（原来宋朝的家具是这样的），床榻上面雕塑一名俯卧儿童，儿童头斜枕于交叉的手臂上，头上梳两绺孩儿发（原来宋朝儿童的发型是这样的），脸侧向左侧，眉清目秀，表情自然，天真活泼，身穿长衣，外罩坎肩，长衣下部印团花纹（原来宋朝小孩服饰是这样的），左手持一绣球，双足交叉向上微翘（原来宋朝儿童是这样玩耍的）。该枕最微妙之处是孩儿脊背作枕面，圆润、微凸，其流线型很符合人体几何学，让人枕上去一定非常舒服。我有幸在几年前触摸过这个孩儿枕，当时感觉就像女孩的后腰，凹凸有致、圆润而顺滑，妙不可言。想起当年在巴塞罗那的奎尔公园里，感受过世界著名建筑大师高迪设计建造的、享有世界盛誉的奎尔公园人体学休闲长椅，不过，其美妙程度比这件孩儿枕的后腰，要逊色得多。该枕颜色之素雅、设计之新颖、雕塑技巧之高超，已经到了一个非常高的高度，再配合人物面庞俊美、神态天真可爱，艺术效果犹如天成，恰到好处地展现了北宋祥和、富足、和谐的社会景象，也体现了北宋制瓷工匠们精湛的技术水平和深厚的文化艺术功底。
定窑的铭文——
陶瓷器上带铭文最早起始于东汉，但从那时起到明代之前，瓷器上的铭文都没有形成相对的稳定和规范，大多没有铭文，有铭文的写什么的都有，有写工匠姓名的，有些库房名称的，有写用途的，一些冥器还直接写上时间和死者的名字，等等，五花八门，其中一些铭文的写法是仿照青铜器而来，有的是为了出口的需要，如长沙铜官窑。直到1300多年之后的明代景德镇窑，才逐渐将瓷器铭文规范起来。
晚唐 定窑官字款花口折腰盘 西安博物馆藏
晚唐 定窑官字款折沿洗 定州博物馆藏
定窑使用铭文数量和种类，相对于其前面的越窑、邢窑，有明显的增多，目前已经发现的，大概至少有十五种之多。按照铭文内容分，有：官字款（“官”、“新官”）、人名款（如“郑仆士”，窑工名？）、姓氏款（如“周”、“王等”，应为窑工姓）、宫殿名称款（如“奉华”、“德寿”等，后刻）、后宫嫔妃款（如“乔位”、“才人位”等）、宫廷部门款（如“尚食局”、“尚药局”等）、地名款（如“会稽”等）、地方衙门款（如“定州公用”等）、帝王宗室款（如“五王府”等）、后妃外戚款（如“荣国”等）、仓库名款（如“阁子库”等）、场所款（如“后苑”、“内苑”等）、吉语款（如“吉”、“千秋万岁”等）、指定用途款（如“供大官食盒用”等）、宦官款（如“陈押班”等）、瓷器分类款（如“易定”等），等等。
定窑带铭文的瓷片（来自网络，未经核实）
北宋晚期 定窑白釉刻“东宫”款碗残片 曲阳县涧磁村定窑遗址出土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藏
按铭文的工艺分，有直接手写的，有刻在印花模子上同花纹一起印在器胎上的，印花铭文有阴文和阳文之分，所谓阴阳，就是器物上表现图案的花纹是凸出来的即为阳文、凹进去的即为阴文。按照先后工序分，铭文的类型有：施釉前在瓷胎上刻印铭文再上釉入炉烧制的，有先施釉后刻印铭文再入炉烧制的，有瓷器烧成之后再刻铭文的，也有瓷器烧成之后用颜色釉写上铭文再入炉低温二次烧成的。按铭文的位置分，大多数写在瓷器底部，也有写在瓷器侧面外壁的，还有写在瓷器内底或内壁的。
金 印花莲鸭双鱼纹碗模子 高5、口径6.8cm 个人收藏品
上图是刊载在由冯先铭先生主编的、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年9月出版发行的《中国瓷器 定窑》这本书上的一个私人收藏品——印花莲鸭双鱼纹碗的模子（一对）。这对模子由内范和外范两部分组成，内范雕工非常漂亮，可以将非常美观的花纹印在碗的内壁；外范有“何”字和“刘家模子”四个字，可以将这五个字印在碗的外壁上。但是我本人严重怀疑这套模子的真实性，因为按照印花、印字原理，模子上的正字，印在瓷器上字就是反的了，只有模子上的字是反写的，才能将正写的字印在瓷器上。内范上的图案也是同样的道理，不过鱼、鸭、莲花的正反，如何鉴别？有兴趣的读者可以仔细研究一下。
定窑部分烧制前铭文款式拓印
定窑部分后刻铭文款式拓印
从以上拓印可以看出，定窑在入窑烧制前的铭文，不管是直接写在瓷胎上，还是刻在印模里印在瓷胎上，都出自瓷窑工匠之手，具有书写随意、字体不统一等特点。而后刻款大多字体工整清晰，刻者具有很高的书法功底，一些南宋宫殿名称如“奉化”、“聚秀”等字体基本相同。据多种文献考证，这些后刻铭文款瓷器属于南宋朝廷，其来源应为从多种渠道获得，其铭文为位于杭州的南宋宫廷工匠统一刻制。
五代 白釉“会稽”款三叶盏 高2.9、口径13.4 英国大维德基金会藏
五代 定窑官字款白釉荷叶洗 高2.4、口径8.4cm 上海博物馆藏
一些人因为定窑有不少带“官”字款铭文瓷器以及有北宋朝廷瓷器库接收过定窑瓷器等文献记载，就判断定窑的性质属于官窑。这是不对的。
北宋前期 定窑官字款刻花莲瓣碗 高8、口径19.3cm 河北省定县博物馆藏
定窑属于民窑，这是业界的共识。宋朝对金属冶炼、煤矿开采、瓷窑、铁业等行业实施“二八抽分”的经济政策，即朝廷按价值的20%课税，其余80%归业主所有，这在当时封建皇权统治之下的大宋社会，无疑是一种非常先进的经济制度，由此，现代的一些国内外著名经济学家甚至评价宋朝经济具有“资本主义萌芽”特征。在这种当时世界上最发达（之一）的经济制度之下，定窑获得空前发展。定窑的发达程度不仅表现在瓷器制造方面，而且在产品的营销方面表现出加大的灵活性，比如，按订单生产（如各地订购）、不必为讨好皇宫而改变工艺（如“有芒，不入禁中”）、代销体制（如“捐款修王子山院马夔碑的贩瓷客赵仙”），等等。
北宋中期 定窑官字款刻花莲瓣纹盖罐 高11.3、腹径10.2cm 首都博物馆藏
北宋 定窑“尚药局”款刻花龙纹盖盒 曲阳县涧磁村定窑遗址出土 河北省博物馆藏
北宋晚期 定窑白釉刻“尚药局”款盒残片 曲阳县涧磁村定窑遗址出土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藏
在宋朝，发达的定窑订单来自四面八方。有皇宫的（如“尚药局”），朝廷衙门的（如“内廷”），有各地官府的（如“定州公用”），有各地的（如“会稽”），有众多的贩瓷客趸售、代销（如贩瓷客赵仙），皇宫的定窑订货量应该不大，而大量的订单应该来源于皇宫之外。
北宋 定窑“定州公用”款折腰盘 大英博物馆藏
关于定窑铭文，根据考古发掘、文献资料，我们可以归纳出以下七个实事情况或分析结论：一是在所有传世或墓葬、塔基出土的定窑瓷器中，有铭文的占比不大，烧制前刻有“官”、“新官”字款等与朝廷有关铭文的瓷器少之又少。
北宋前期 定窑官字款洗 高4.9、口径15.6cm 河北省定县博物馆藏
二是官字款瓷器，从晚唐、五代开始，都有烧造，不仅定窑白瓷烧造，其实邢窑早就开始烧造，辽代的赤峰窑、还有不少差不多同期的其他窑口也在烧造。
五代 定窑“新官”款花口盘 大英博物馆藏
三是官字款定窑瓷器，在全国多地均有出土，分布很广，甚至在对外出口瓷器（沉船和国外库藏发掘）中，也存在一定数量的官字款瓷器，查询文献也并没有见到什么限制的记载。也就是说，官字款瓷器并不局限于朝廷或某一特定的级别官员、贵族使用，似乎只要用得起的话，谁都可以用。
五代 定窑“新官”款花瓣碗 大英博物馆藏
四是北宋朝廷使用的定窑瓷器，其来源是多种多样的，比如直接订购（可能并不多）、各地进贡、官员献礼等，而进贡、进献的数量和占比应该比较大。尤其是地方割据政权，如惶惶不可终日的吴越钱氏政权，曾经动用整个吴越全国之力，大肆烧制越窑青瓷（秘色瓷）、大规模订购北方的定窑白瓷，然后对这些瓷器进行挑拣、描金、装金等包装和再加工，提高瓷品身价后再进贡中央朝廷或贿赂朝廷重臣，以求得中央朝廷不要削藩。这在文献中有大量记载，我在本文以及《中国瓷器的先驱——千年越窑》都有过描述，如《吴越备史》补遗中说吴越王钱俶在进贡朝廷期间，生怕宋太宗赵匡义不满意，在太平兴国五年（公元980年）秋九月十一日这天，又加贡朝廷两千件“金装定器”。钱俨在《吴越备史》补遗中还总结说，吴越王钱俶在晚唐、五代时进贡了朝廷多少没有查到记录，但宋太祖、宋太宗两朝的进贡数量都记录在《贡奉录》中，其大宗的进贡品，就有“...黄金九万五千余两、银一百一十万二千余两、绫罗锦绮二十八万余匹、色绢七十九万七千余匹...金银饰陶器一十四万事...”等等，也就是说，给瓷器包金、包银竟然有14万件之多。各地官府、官员也同样存在订做或购买定窑瓷器，一方面自用，另一方面用于给上级官员或皇帝、后宫、皇亲国戚等送礼。那么，这些瓷器都不会以朝廷的名义在定窑订购或购买，只会以自己一方的名义，如吴越等，而订购的瓷器上，断不敢写上“吴越”类似的铭文。我斗胆在此演绎一下，对于定窑来说，订购方或顾客很多，他们怎么区分呢？作为只是一个烧窑作坊定窑来说，不管是南方的吴越，还是北方某地的官府，他们都是官，都给它标记一个“官”字算了，而一些朝廷重要部门（如“尚药局”）订购的瓷器，断不敢马虎，就标上具体机构吧（如“尚药局”）。你们觉得我的推测有没有道理呢？事实上，从吴越钱氏的墓葬中，也出土过带有“官”字款铭文的定窑白瓷器，这就说明，钱氏从定窑订购的瓷器中，确实有过“官”字款，而且当进贡中央朝廷之后有剩余的还可以用于自己收藏或陪葬。
北宋 定窑刻花后刻“华苑”字款直口碗 大英博物馆藏
五是从朝廷使用的定窑瓷器看，有的带有铭文（如“官”字款），有的有没有铭文，如前文所说的北宋元德李后陵中，出土了37件定窑白瓷中，虽然多为碎片，但都属于未使用过的物品，其中部分带有“官”字底款，部分并没有铭文底款。所以朝廷使用的定器也不一定都带有铭文。
金代 定窑后刻“天水郡”，“赵”字款菊瓣盘 大英博物馆藏
六是一些后刻有宫殿名称的定窑瓷器，的确属于南宋宫殿的使用器，极具历史价值。如上图的“花苑”款直口碗，以及下图的“殿”字款大盘，尤其是这个属于南宋朝廷的“殿”字款大盘特别有意义。首先，它是金代时期的定窑产品，而这个时期金国与南宋之间处于对峙状态，但双方通过“榷”场依然断断续续地保持着边境贸易，这个大盘可能属于南宋通过贸易等渠道从北方属金国管辖的定窑购得，然后再由宫廷技工刻上这个“殿”字的；其次，只刻写一个“殿”字，说明南宋由于建国初期，皇宫的宫殿数量明显不够用，存在着一殿多用的情况，这样就会出现同一个宫殿有多个名字、挂多个殿牌的情况。殿名可以随时变，换一个殿牌挂上即可，但作为殿中使用的器皿，如果都刻上殿的全名后不好变更，于是，只刻一个“殿”字就显得再好不过了，叫什么样的殿名都可以通用。
金代 定窑模印刻“殿”字大盘 大英博物馆藏
南宋 吴自牧著《<梦梁录>卷八“大内”》记载了南宋朝廷“一殿多用”
“一殿多用”是有历史根据的，据文献记载，由于朝廷刚刚起步和临安条件所限，一殿多用和一殿多名是南宋初期宫殿的一大特色。南宋吴自牧在《梦梁录》卷八“大内”章节里记载：“丽正门内正衙，即大庆殿，遇明堂大礼，正朔大朝会，俱御之。如六参起居、百官听麻，改殿牌为文德殿；圣节上寿，改名紫宸；进士唱名，易牌集英；明堙为明堂殿。次日垂拱殿，常朝四参起居之地。”一个朝贺用的大庆殿，碰上明堂大礼、重要的朝会，都被皇上使用，如六参起居、百官听麻时挂文德殿牌子；皇上、皇后做寿时挂紫宸殿牌子；进士开榜时挂集英殿牌子；祭祀、明洁诚敬时叫明堂殿，第二天改叫垂拱殿；平时作为上朝四参和起居，足足的一殿其、八大用途！真正的勤俭节约。类似的记载还出现在《咸淳临安志》卷一：“文德殿，绍兴十二年建，正衙，六参官起居。紫宸殿——上寿、大庆殿——朝贺、明堂殿——宗祀、集英殿——策士，以上四殿皆文德殿，随事揭名。”
《咸淳临安志》卷一中记载的南宋一殿多用情况
七是一些特定的铭文如“易定”、“仁和馆”等，有必要在这里介绍一下。
五代 定窑白釉刻“易定”款碗 高6.8、口径19.8、底径7.3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业界一些“专家”或收藏人士，把刻有“易定”款铭文的定窑瓷器吹得神乎其神，认为它们有特殊的特征或艺术价值，目前已成了造假制假的重灾区。其实，“易定”款定窑瓷器与其他款定窑瓷器一样，属于定窑订货客户之一，没什么特别的内涵。所谓“易定”，实际上就是“易定节度使”的简称。易定节度使很多人没有听过，其实就是义武节度使，其统帅的军队叫“义武军”。唐代的节度使一开始就像如今改革前的军区，统帅一定数量的军队，归中央指挥，后来演变成地方军政大员，大权在握，形成了藩镇。唐朝中后期，不少拥兵自重的藩镇演变成藩镇割据，不听中央指挥，变成了独立王国，这就是唐朝的藩镇之乱，也是唐朝灭亡的主要原因。
唐代后期的藩镇之乱
安史之乱后，唐朝廷为安抚安史之乱中的投降将领，在河北就地设立了卢龙、成德、魏博三个藩镇，这三个藩镇实行世袭制，不听中央指挥。割据后河北三镇拥兵自重，经常发生内乱并侵扰周围地区。唐朝廷为遏制三镇之乱，在河北三镇的桥头堡——定州和易州设立了“易定节度使”。易定节度使的首府设在如今的河北易县，统治定州、易州两地，还短暂统治过沧州。易定节度使初期为稳定藩镇之乱起了一定的作用，但黄巢起义之后，易定节度使（义武军）自己也不听中央指挥，开始割据。五代十国时期，易定节度使王处直被后梁封为北平王。定窑所在地定州当时归易定节度使统治，“易定”款瓷器就是为易定节度使衙门生产的瓷器，应该属于订购生产，和同一时期的南方割据政权吴越国国王钱倧、钱俶从定窑订购瓷器一样，进贡与自用兼而有之。
清康熙 陈元龙著《格致鏡原》卷三十六中记载了“仁和馆”款四系钮白定瓶
关于“仁和馆”款铭文四系罐。清康熙时的大臣、大学士陈元龙所著的“百科全书”——《格致鏡原》卷三十六中转述了《妮古录》的记载：“余秀州买得白定瓶，口有四钮，斜烧成“仁和馆”三字，字如米氏父子所书”。正好，北京故宫博物院有一件藏品，与《格致鏡原》描述的特征大体一致：白色，四钮，“仁和馆”三个字是烧上去的、也是斜着写的、字体也和米芾父子字体比较一致。但是，它不是定窑产品，而是磁州窑在元代生产的。理由就是定窑遗址没有发现与此瓶风格一致的瓷片；山东省博物馆有一件釉色完全相同的四系瓶，在同样的位置、以相同的字体斜着烧三字款“太平馆”；与这两件瓷器风格相同的瓷器、瓷片在河北省磁县彭城镇磁州窑遗址不断发现。
元代 磁州窑“仁和馆”点绿釉四系瓶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事实可以说明，《格致鏡原》的记载是错误的。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为找出原因，我又去查询了《妮古录》。《妮古录》是明代晚期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陈继儒撰写一本杂记，书中所记的都是作者本人喜爱而缠绵的书画、碑帖、古玩和遗闻轶事，书名中“妮古”二字的意思就是“自我缠绵”之意。《妮古录》卷四中记载道：“余秀州买得白锭瓶，口有四钮，斜烧成仁和馆三字，字如米氏父子所书。”看似陈元龙在《格致鏡原》中完全照抄陈继儒的《妮古录》，其实不然，陈继儒原文中是“白锭瓶”，而陈元龙抄成了“白定瓶”，相差了一个字：“锭”变成了“定”。同时，我查阅了很多清代以及现代的有关文章，包括现代已故及在世的著名陶瓷专家、学者，都异口同声的先说陈继儒的记载中“白锭瓶”的“锭”字是错的，然后，再证明陈继儒犯了一个更大的错误：把磁州窑瓶当成了“白定瓶”。
明代 陈继儒撰《妮古录》卷四中记载“仁和馆”款四钮白锭瓶
说实话，不畏权威、追本溯源、探求真相是俺老程的一贯作风，本能告诉我，这件事没有这么简单。经过我深入的研究，真相终于大白。真正犯了大错的，是认为“白锭瓶”应为“白定瓶”的人，包括陈元龙在内，你们根本没有读懂陈继儒原文的意思。理由如下：一、陈继儒是晚明的文学家、书画家，同时他还是米芾书法的爱好者，一生都在学练米氏父子（米芾及米芾儿子米友仁）的书法，而作为宋代大书法家、宋徽宗师友——米芾的书法，在元、明时期已成为社会各行各业学练的字体，陈继儒说白锭瓶上“仁和馆”三字像米氏父子所书，是很符合情理的；二是陈继儒根本就没有讲这个瓶子是定窑产品，是不懂陈继儒意思的人搞错而强加于他，硬说他描写的是“白定瓶”而错写成“白锭瓶”了。那么，陈继儒到底说的是意思呢？你只要看看这个瓷瓶的形态，就不难想通，那就是——纱锭！纺锤形纱锭！陈继儒实际上是说，他在秀州买了一个像白纱锭一样的“白锭瓶”，和定窑瓷器没有任何关系。
元代 磁州窑“仁和馆”款点绿釉四系白色锭瓶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这个磁州窑“仁和馆”款四系白锭瓶，也已经成为造假牟利的重灾区。想起来，我在《中国瓷器的巅峰——汝窑》已经吐槽过从明朝天启年间开始，明清两朝均存在抄袭成风、治学不严谨的问题，其中就包括明代谷泰的《博物要览》和清代陈元龙的《格致镜原》。陈元龙虽为清朝大臣、大学士，在《格致镜原》中毫无自己的思想，以照搬照抄为主，偶尔有个小小的修改（把“锭”改成“定”）还改错了，给了比他大90多岁的陈继儒一个天大的冤枉。
宋-金 定窑白瓷刻花“长寿酒”文字盏 上海博物馆藏
上海博物馆有一件定窑白瓷刻花“长寿酒”文字盏，也非常值得一提。该盏器物外部素面，内刻一朵盛开的荷花和茎叶，线条酣畅流利，构图自然生动。花纹间隙处用铁红彩书“长寿酒”三字，字体秀丽，铁红呈色鲜艳，应为盏烧成之后，用含铁红釉料在盏内壁书写，再二次入窑低温烧成，应属于极早期的釉上彩。目前发现定窑的釉上彩瓷，仅此一件，极为珍贵。
北宋前期 “新官”莲瓣口碗 高5.7、口径23.7cm 河北省定县博物馆藏
综上，瓷器上带有铭文，无论是标注工匠名称、烧制时间、订购者名称还是使用者姓名，无论是记录用途还是祝福吉语，陡然增加了瓷器的文化特征，变成了一个更丰富的信息载体。刻有铭文的定窑白瓷虽然比例很小，但它反映时代信息却非常丰富，比如“殿”字铭文等，为今天人们研究、了解南宋的历史、宫廷生活、人文建筑等提供了非常准确的珍贵实物资料，一些铭文还为重现历史、弥补文献记载的不足起到了巨大作用，其历史价值非常重要。
定窑模印花口盘 大英博物馆藏
历史上文人、收藏家对定窑的评价——
定窑作为民窑，由于其产量高、传播广而遍布各地，自北宋以来，文人墨客、收藏家对定窑的赞美、评价也是最多的。在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中，我查阅了不少古代文献，并把其中一些有代表性的在文章中引用。除了前后文中的介绍之外，还有以下文献：
北宋 苏东坡的诗《试院煎茶》中提到：定州花瓷琢红玉
北宋文学家、书法家、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在《试院煎茶》（《东坡全集》卷三）这首杂言古诗中写道：“蟹眼已过鱼眼生，飕飕欲作松风鸣。蒙茸出磨细珠落，眩转绕瓯飞雪轻。银瓶泻汤夸第二，未识古人煎水意。君不见，昔时李生好客手自煎，贵从活火发新泉。又不见，今时潞公煎茶学西蜀，定州花瓷琢红玉。我今贫病长苦饥，分无玉碗捧蛾眉。且学公家作茗饮，砖炉石铫行相随。不用撑肠拄腹文字五千卷，但愿一瓯常及睡足日高时。”这首诗是苏东坡在北宋神宗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杭州通判的任上写的，当时由于反对王安石变法遭排挤自愿离京来遥远的杭州，他筑苏堤、治民生倒也舒心，自比唐代白居易。这首诗意境很美，通过对在考试院中煮水煎茶、茶具以及操作过程的生动描写，感慨自身处境，对饮茶不敢有过高的奢望，表现出随遇而安的处世哲学。
北宋 苏东坡在杂文《辨真玉》中提到：真玉必须是定州磁芒不能伤者
这首诗中对定州花瓷的描写被后人大量引用，但一些引用明显出现差错。比如一些文献中认为“定州花瓷琢红玉”描写的是红瓷，并以此作为定州红瓷的依据，这就大错特错了。联系苏东坡在另一篇杂文《辨真玉》（《东坡志林》卷十一）中写道：“今世真玉甚少，虽金铁不可近，须沙碾而后成者，以为真玉矣，然犹未也，特珉之精者，真玉须定州磁芒所不能伤者，乃是云。问后苑老玉工，亦莫知其信否。”苏东坡在说玉的硬度问题，真玉不多，据说铁制工具无法雕刻，需要用砂碾而后成，对特珉等好玉，如果是真的话定州瓷的芒口都不能划伤它。意思是说特珉之玉很硬，就连定瓷芒口这么坚硬的东西都无法划它，这从侧面说明在苏东坡的眼里，定州瓷是非常坚硬的，而红玉的硬度不算高，至少比特珉之玉要低。从这层意思，上首诗中这句“定州花瓷琢红玉”就很好理解了，它实际上是在形容“定州花瓷”的瓷胎坚硬、紧密程度，可以雕琢红玉。定窑白瓷的烧成温度一般在1300℃以上，高于一般成瓷的1250℃，所以定瓷比其他窑烧出的瓷胎更坚致。
定窑印花凤穿牡丹纹斗笠盏（刻乾隆诗）高5.2、口径18cm 大英博物馆藏
从宋代之后，文人墨客们在各种文学作品中涉及定窑瓷器的很多，而清朝则显得尤其多，不计其数。其中仅“打油诗”皇帝——乾隆一人，写有描写定窑瓷器的“诗”就达33首！如上图刻在定窑印花凤穿牡丹纹斗笠盏底部的《咏定瓷碗》：“簇粉堆花双凤蕤，色堆殷尚朴无奇，侵寻朱氏宣成代，遂有精描五采施。乾隆丁酉春御题”，后钤“太璞”印记。大家熟悉的《红楼梦》，就在四十回、六十三回等处，多次提到定窑瓷器。由于赞美定窑瓷器的文学作品太多，这里不一一列举。
明朝 许次纾在《茶疏》中说到喝茶要用白瓷，且定窑最贵
说到喝茶，明代许次纾写了一本名叫《茶疏》的书，他在书中说到，茶碗古时用建州窑的兔毫（黑色），也很适合斗茶；而如今，以纯白为佳品，越小的价钱越贵；定窑白瓷最尊贵，但非常不容易找到；在宜、成、嘉靖时期，都有仿造名窑的，有一些还可以用；要求再低一点，就用景德镇青花瓷吧（回青），但必须挑选圆而规整的。这说明到明代，白瓷器具早已深得社会青睐而形成风尚，而且定窑白瓷已经显得非常尊贵了。
元朝 许国祯在《御药院方》说到“玄明粉”须用定瓷罐炮制
有意思的是，元代著名御医、大学士许国祯在他的著作《御药院方》卷四中载明，药方“玄明粉”就必须用定窑瓷罐在炭火中熬制焙干碾成粉末。这说明到元朝，实际上对定窑已经到了迷信的程度了。
明朝 方以智在《物理小识》中说到定瓷粉末可以止鼻血、涂抹疮疾
无独有偶，明代著名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名医方以智在著作《物理小识》卷八中说到，定瓷粉末的药用价值，可以止鼻血，还可以涂抹疮疾。接着我又查了一下明朝名医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卷七，竟然发现该书上有不少使用定州白瓷、景德镇白瓷粉末治疗流鼻血、吐血不止、小便淋痛等多种疾病的药方子。
明朝 李时珍《本草纲目》中使用定窑白瓷粉末治病的药方
古代瓷器粉末能治病？大惊之余我又查阅了一下其他文献，还真有不少治疗古药方子，比如南宋著名医家洪遵撰写的《洪氏集验方》卷四中，有治疗沙石淋病的药方：用定磁粉末，过筛取细粉，再用生地黄槌碎，一起煎熬，把它当成平时喝茶一样，时时饮之；再比如明代著名古药方书籍《普济方》中就有《定瓷散》治疗沙石淋病：用正宗定瓷、赤芍药，右等份，研碎为粉末，浓煎灯心汤，空心调服；还比如一些宗教书籍如《诸家神品丹法》讲述神秘炼丹的配方与方法，其中伏朱砂成银法、伏朱砂法、金鼎伏砒法三个炼丹方法都要用到定窑瓷粉，等等。我对医学或炼丹一窍不通，使用定窑瓷粉作药方有没有科学道理？是糟粕吗？读者中如有懂的，请不吝赐教。我的感觉，古人把定窑瓷器高度神化了。
明朝 谷泰撰《博物要览》卷五——论定窑器皿
最后还要提一下《博物要览》。《博物要览》为明朝天启年间（1621—1627）成书，历来为古玩藏家、古董经营者、考古学者所重视，至今仍有很大影响。其作者为谷泰，据明代之后的学者考证，该书应为伪书，系有人（一说李调元）假冒明代历史学家谷应泰之名所作（后有人把“应”字去掉，变成谷泰，谷泰是谁不得而知），与明朝天启年间治学不严谨、抄袭成风相对应，该书多为抄袭、内容浅显简陋。但我为什么还要把它列入本文呢？我发现《博物要览》对瓷器的描述，几乎全部为照搬照抄前人的书，没有独立的考究，它的可取之处就是收集了许多前人著作并加以编辑，这就很好地汇集了前人的成果。我把它列上，只为方便于阅读。
定窑展现的是文化内涵——
北宋 定窑划花莲花纹碗 台北故宫博物馆藏
五代 定窑白釉刻“官”字款水丞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我在《中国瓷器的巅峰——汝窑》中讲过，随着社会、科技、经济的高度发达，北宋的文化、艺术和审美都达到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最高阶段，以至于陈寅恪先生这样评价：“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而宋朝在艺术创作上崇奉的理念是“合于天意，厌于人意”，追求最佳境界是“天工与自然”。在这种美学思潮的影响下，宋代瓷器一反唐代雍艳富厚之风，追慕一种初看好似平淡无华，但越看越有品味的意境。而鼎盛时期的定窑也和汝窑以及其他同时代的艺术品一样，恰到好处地反映了大宋文化的审美观。
北宋 定窑印花螭龙纹盘 高4.7、口径23、足径10.8cm 芒口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有人说，从定窑的简洁淡雅、挥洒自如而贴近自然的美感中，能看到魏晋的文化风采——一派自由舒适、富有诗意的田园意境。大家知道，制瓷工匠多属于社会的劳动人民阶层，从定窑的美可以感知，这些工匠们对生活的观察多么细致入微、对艺术的提炼多么富有激情，由他们的双手制作的定窑瓷器，一定涵盖了当时丰富的社会意境，是一种社会人文之美与艺术互相融合的产物。
五代 定窑白釉刻划莲瓣纹“官”字款盖罐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定窑婴戏荷叶枕 日本某私人博物馆藏
总之，定窑的器型、胎釉、纹饰之所以为世人所称颂，是因为它凝聚了客观的自然美、时代的审美观和制瓷工匠的高超艺术水准和创造力，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集中体现。
结束语
《中华白瓷的拐点——定窑》到今天总算写完了。定窑看似不那么显赫，随着逐步深入的研究和了解，发现定窑的内涵之丰富、影响之大、涉及面之广，都是历史上罕见的，所以耗时之长、写作难度之大都超过了原先的预料。当然，这也是我通过写作，不断加深、加强对定窑乃至中国陶瓷历史文化了解的过程。4万字的文章，不足以涵盖定窑根植于中华民族土壤的文化艺术，也无法表达我对定窑辉煌历史的崇敬与膜拜，我还会持之以恒地对定窑关注和研究。欢迎喜欢定窑的朋友交流，如果您有兴趣，也可以去涧磁村走一走、看一看，亲身感受一下这座唐宋名窑。路途并不遥远，是离北京最近的名窑，位于保定的西面。从北京出发，途径G4京港澳、G5京昆高速，220公里、2小时40分钟即到。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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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麟趾著《古今中外陶瓷汇编》1934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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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万里《邢越二窰及定窰》载于《文物参考资料》1953年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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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万里著《陶枕》朝花美术出版社1954年8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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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敬颜《定窰的窰燮》载于《文物》1955年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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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先铭《瓷器浅说》（续）载于《文物》1959年5期、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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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之《定瓷的装飾艺术》载于《文物》1959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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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万里、冯先铭《故宫博物院十年来对古窑址的调查》载于《故宫博物院院刊》1960年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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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万里《宋末—清初中国对外贸易中的瓷器》载于《文物》1963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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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先铭《从文献看唐宋以来饮茶风尚及陶瓷茶具的演变》载于《文物》1963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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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万里《中国历代烧制瓷器的成就与特点》载于《文物》1963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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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洪等《河北曲阳县涧磁村定窑遗址调查与试掘》载于《考古》1965年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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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宝琛《定窑和有关白瓷—读后》载于《工业技术与职业教育》1980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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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振伦《承前启后的定窑白瓷器》载于《河北陶瓷》1981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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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硅酸盐学会主编《中国陶瓷史》冯先铭等著 文物出版社1982年9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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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陶瓷编辑委主编《中国陶瓷•定窑》冯先铭著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年9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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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辉柄《定窑的历史以及与邢窑的关系》载于《故宫博物院院刊》1983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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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桢《历代定窑白瓷的研究》载于《硅酸盐学报》1983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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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家顺等《定窑的装饰技法与造型艺术》载于《河北陶瓷》1984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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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喆民《定窑窑址发现50周年—纪念我国陶瓷界老前辈叶麟趾先生》载于《硅酸盐通报》1984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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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宝琛《宋代定窑印花陶范》载于《中国陶瓷》1984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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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济浩《河北曲阳北镇发现定窑瓷器》载于《文物》1984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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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济浩《河北曲阳县定窑遗址出土印花模子》载于《考古》1985年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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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西卡•罗森《中国银器和瓷器的关系》载于《故宫博物院院刊》1986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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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辉柄《论定窑烧瓷工艺的发展与历史分期》载于《考古》1987年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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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明華《邢窑“盈”字及定窑“易定”考》载于《上海博物馆集刊》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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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晓中《古代白瓷发展概述》载于《中国陶瓷》1988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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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新民等《宋太宗元德李后陵发掘报告》载于《华夏考古》1988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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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献《宋代定窑的龙纹装饰》载于《河北陶瓷》1989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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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文程《中国古外销陶瓷的港口和路线（上、下）》载于《河北陶瓷》1990年2、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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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增《定窑匣钵、架支设计艺术及其功用》载于《河北陶瓷》1993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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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新民《宋陵出土的定窑贡瓷试析》载于《文物春秋》1994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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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先铭《定窑瓷器与历代仿品》载于《收藏家》1995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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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青《早期定瓷初探》载于《文物春秋》1995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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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成龙《北宋定窑描金器》载于《收藏家》1997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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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大树《论磁州窑与定窑的联系和相互影响》载于《故宫博物院院刊》1999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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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润民《宋定窑白釉孩儿枕》载于《文史知识》1999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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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献友《谈定窑红瓷》载于《文物春秋》 2000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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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先铭主编《中国陶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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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增《定窑刻划花装饰艺术的美学思想》载于《中国陶瓷》 2001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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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辉柄主编《两宋瓷器》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1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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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莉英 穆青 著《定窑瓷鉴定与鉴赏》江西美术出版社2003年4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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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青云《定窑黑瓷鉴赏初识（上、下）》载于《艺术市场》2004年9、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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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千里编著《中国历代陶瓷款识（上）》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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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大树《巧剜明月染春水—记一件绿釉定窑梅瓶兼谈北方绿彩瓷（上、下篇）》载于《收藏界》 2006年2、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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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淼《金代定窑瓷器的初步研究》载于《文物春秋》2006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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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秋鹏《试论瓷器口沿镶金银问题》载于《东方博物》2006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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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大树《拾遗南海补阙中土—谈井里汶沉船的出水瓷器》载于《故宫博物院院刊》2007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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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增《定窑文化特征及工艺形成》载于《收藏界》 2008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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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喆民著《中国陶瓷史》增订版 三联书店2011年3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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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成龙《定州花瓷天下白—定窑研究与故宫藏定窑瓷器》载于《紫禁城》2012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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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湘东《从“南海一号”出水瓷器看古代海外贸易瓷器的生产变迁》载于《丝绸之路》2012年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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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知宴主编《宋元瓷器鉴定与收藏》印刷工业出版社2013年4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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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大树《中国古代陶瓷外销的第一个高峰：9—10世纪陶瓷外销的规模和特点》载于《故宫博物院院刊》2013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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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卫文《定瓷天下白—故宫博物院藏定窑瓷器述略》载于《收藏》2017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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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宁《定州花瓷天下白》载于《东方收藏》2017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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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大树教授文章《定窑烧造工艺两题——忆刘新园先生访问定窑发掘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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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云法 金志伟著《定窑白瓷铭文与南宋宫廷用瓷之我见》 2002年中国古代白瓷国际学术研讨会交流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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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希君先生文章《有关“官”类款瓷器及官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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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齐 魏收著《魏书》（卷一百六）收录于《四库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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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时吴越 钱俨著《吴越备史》（补遗）收录于《四库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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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 苏轼著《东坡全集》（卷三、卷十五）收录于《四库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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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 苏轼著《东坡志林》（卷十一）收录于《四库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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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 徐兢著《宣和奉使髙丽图经》（卷三十二）收录于《四库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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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 欧阳修撰《唐书》（卷三十四 志第二十四）收录于《四库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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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 李清照《醉花阴》收录于《漱玉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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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初 邵伯温著《见闻录》（卷二）收录于《四库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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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 周煇著《清波杂志》（卷五）收录于《四库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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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 陆游著《老学庵笔记》（卷二）收录于《四库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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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 周密著《武林旧事》（卷二）公元1290年成书 收录于《四库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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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 周密著《志雅堂杂钞》（卷六）收录于《四库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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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 吴自牧著《梦梁录》（卷八）收录于《四库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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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 潜说友撰《咸淳临安志》（卷一）收录于《四库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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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末 太平老人著《袖中锦》之“天下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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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 杨晨撰 宋朝各史官记录《宋会要》卷一百七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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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末元初 刘祁著《归潜志》（卷八）收录于《四库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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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 许国祯著《御药院方》卷四 公元1267年刻板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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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 托克托主编《宋史•食货志》收录于《四库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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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 拜柱等修《大元圣政国朝典章》约公元1322年之后的建阳坊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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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 曹昭著《格古要论》公元1388年成书 明万历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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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 曹昭著 王佐增订《新增格古要论》公元1456年明景泰七年4月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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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 高濂著《遵生八笺》（卷十四）公元1591年成书 收录于《四库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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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 张应文著《清秘藏》（上卷）收录于《四库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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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 许次纾著《茶疏》之瓯注 公元1597年即明万历二十五年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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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 陈继儒著《妮古录》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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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 谷泰著《博物要览》卷五 公元1621-1627年即明天启年间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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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 方以智著《物理小识》（卷八）收录于《四库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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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 孙承泽撰《砚山斋杂记》（卷四）收录于《四库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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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 陈元龙撰《格致鏡原》（卷三十六）收录于《四库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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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道光 宝琳等著《河北省定州志》道光二十九年刊本 成文出版社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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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 蓝浦主编 郑延桂補辑《景德镇陶录》卷六 公元1815年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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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光绪《重修曲阳县志》载于《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江苏古籍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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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彦林2018年4月18日深夜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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