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法门寺唐塔地宫出土的瓷秘色碗
正值春节放假，总算有时间写写东西了。去年11月—12月，我连续写了27篇连载《中国陶瓷文化略谈》，登载在本公众号和中国艺术品网上，得到大家的肯定和鼓励，在此致谢！这些文字在中国艺术品网上有一个专题《老程聊陶瓷》，欢迎点击本文最后的“阅读原文”前往阅读交流。留言中有朋友希望我按照窑口来介绍一下中国古代陶瓷所走过的历程，好吧，今天我就来介绍一下中国最早、也是世界最早烧制出瓷器的窑口——越窑。
我在《中国陶瓷文化略谈》中讲过，在陶瓷的发展脉络中，瓷源于陶，而陶不一定都能发展成瓷，由陶转变为瓷，需要很多条件。一般来说，成功烧制瓷器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制瓷原料的选择与加工，必须是富含石英和绢云母等矿物质的瓷石、瓷土或高岭土，主要表现是氧化铝的提高和氧化铁的降低，使胎质成白色，氧化铝越多、氧化铁越少，胎质就越白；二是烧成温度须在1200℃以上，使胎质烧结致密、不吸水分、敲击发出清脆的金石声；三是在器表施有高温下烧成的釉面，胎釉结合牢固，厚薄均匀。限于对烧制原理缺乏掌握和自然条件、技术条件，迄今发现中国历史上较早的陶器发源地，如南头庄、贾湖、裴李岗、仰韶、马家窑等北方遗址文化中，均未能首先进化发展到烧成瓷器。然而，在古越大地上，特别是宁绍地区，勤劳的越民族先民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朴实劳作，长期在制陶技术上的探索、传承和积累，经过软质陶——硬质陶——原始瓷的发展历程，于东汉末期时成功烧制出成熟瓷器，并创造出举世闻名的青瓷文化，成为世界制瓷业的源头，为人类进步和繁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何谓越窑？顾名思义，就是指吴越土地上的陶瓷窑，多指宁绍地区的陶瓷窑。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会稽郡改为越州。越窑之名，最早见于唐代，陆羽在《茶经》中说：“越瓷类玉邢瓷类冰”。唐代通常以所在州名命名瓷窑。当时，越窑的主要窑场在越州的余姚、上虞一带。因此越窑是指坐落在唐代天宝年间越州辖区（会稽、山阴、诸暨、余姚、剡县、萧山、上虞七县）内的窑场，以出产类玉似冰的青瓷而着称，超出这个范围的浙江其它地区的窑场，尽管也生产越窑风格的青瓷，但不能称之为越窑，而只能为越窑系窑场。
越窑自东汉开始生产瓷器，经三国、两晋、南朝、唐，一直到北宋后期衰落，延续千余年，经历了创烧、成熟、稳定、鼎盛和衰落几个大的段落，它是中国南方青瓷生产的重要产地，在国内外享有盛誉。
很多朋友觉得奇怪而发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北方的陶要早没有发展到瓷，而南方陶较晚却最早发展到瓷呢？这种疑问是没有道理的，我们说的早晚，是一个考古学上描述发现证据的概念，它不代表真实的情况就是这样，有可能还有更早的东西，只是历史遗迹消失殆尽，或者没有找到证据而已。由于远古各地区人群、部落之间缺少联系，陶的起源和发展，一般都是自发、多源的，相互之间的学习、继承、影响比较少。考古界在宁绍地区一直没有发现商代以前陶窑遗址，并不能说明，这个地区的陶的起源，就比北方要晚。主要原因有三点：一是南方多森林、山地，原始先民的聚居地主要集中在山间谷地，聚居群体不会太大，不可能出现较大规模稳定的制陶作坊；二是早期制陶采用“平地堆烧法”，没有相对稳固的窑室，所以，一旦废弃之后，就很难留下遗迹；三是宁绍地区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降水丰沛，植被茂盛，地表受风化、侵蚀、搬运等外力作用强烈，加上植被覆盖率高，生长繁殖迅速，原生地表几乎无法稳定存在。因此，学术界很少涉及商代以前宁绍地区陶窑的研究。
根据现有的考古资料，在浙江上虞县出土的东汉四十余处汉代窑址中，可以看出由原始瓷向瓷器过渡的整个过程。这四十余处窑址横跨时间长，有前后的时间顺序关系。有十一处东汉早期的窑群，主要生产高温硬陶，并烧制一部分原始瓷，刷的是青釉。稍后期的六处窑址中，原始瓷比重增加，罐、壶的胎质细腻，质量提高。在稍后的五处窑址中，原始瓷比重进一步升高，品质增多，器壁减薄，釉层加厚，胎体更细腻更坚硬，白度增加呈灰白或淡黄色，质量进一步提高。在这些窑址中，也同样发现大量烧制不成功的原始瓷。
慈溪上林湖越窑遗址
随着烧窑的时间顺序，在位于越窑著名产地——慈溪县上林湖两岸发现的六处稍晚窑址中，首先发现了质量不错的原始瓷的窑，接着发现了原始瓷与瓷器交替出现的窑，然后在上林湖西岸的周家岙和桃园山，发现了制瓷技术已经相当成熟的瓷窑，在这里出土了非常丰富的瓷器，有壶、罐、盆、缽、碗、盏和印纹罍等，大都施青釉，釉层均匀，釉色淡雅，已经是真正的瓷器了。这是迄今为止中国所有考古当中，发现的最早瓷窑——越窑——浙江省慈溪县上林湖西岸周家岙窑和桃园山窑。凭借目前的证据可以说，最早的瓷器是越窑青瓷，时间定格在东汉晚期。除最早的慈溪越窑之外，东汉晚期的瓷窑窑址在上虞、宁波和永嘉等地都有发现，其中以上虞的数量为最多，产品为青瓷和少量黑瓷。从此，在中国广袤大地上，由南至北，瓷器的发展呈雨后春笋之势，在萌动、发芽、生长。
上林湖越窑青瓷遗址
越窑由陶进化发展到瓷，有自然条件、技术条件和经济社会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看自然条件。浙江东部地区的龙门山、会稽山、四明山、天台山等四列山地区山体，大多以火山岩和花岗岩为主，经过漫长的地质风化侵蚀，逐渐形成了极其丰富的优质瓷石矿藏资源。根据记载，从三国时期以来，仅上虞地区就有800多个瓷石矿点，瓷石的主要成分是石英、绢云母和高岭石，一般都是露头矿床，除去表层粘土即得，开采极为方便。
根据河姆渡遗址文化层中出土的大量陶器碎片、木炭、动物化石、残存建筑物分析，浙江东部特别是四列山地区在7000年前就是气候炎热潮湿、原始森林郁郁葱葱，适合烧制陶瓷的松木极其丰富。根据历史记载，越王句践为了实现霸业，极力扩充军队，他曾于句践十年（即公元前487年），下令三千人砍伐一年，砍伐木料制造战船打造水军，砍伐的地点就在会稽山北麓的木客山。越国打败吴国主要靠的是水军。据《越绝书》卷八等史料记载，句践二十五年（公元前472年）越国都城迁往琅琊之时，曾“使楼船卒二千八百人，伐松柏以为桴”，可见瓷器诞生之初，上虞地区的松木木材燃料非常充足，很适合烧窑。后来由于过度砍伐造成树木燃料枯竭，导致越窑窑址向曹娥江地区迁移。
然后看看技术条件。从河姆渡遗址文化可以看出，浙江东部，特别是杭州湾地区在新石器时期已经有人类定居，这从遗址的文化层中发现大量的草屑、稻壳和陶器可以例证。
从河姆渡等一大批遗址发掘来看，宁绍地区的越民族历代陶匠在陶瓷的成型、制作技术方面，有着不断钻研、不断创新的发展历程并且有着明显的传承关系。
在浙江东部古越国地区，除河姆渡遗址之外，还有大量其他新石器遗址存在，如小黄山遗址、慈湖遗址、楼家桥遗址、塔山遗址、小东门遗址、鳌架山遗址、鲻山遗址、名后山遗址、跨湖桥遗址等，这些遗址里相继出土的陶器表明，该地区的制陶技术，经历了一个从不成熟到十分成熟的漫长历程，并且制陶技术一脉相承。
上虞越窑青瓷遗址凤凰山窑址
烧窑技术的发展，也是越窑取得突破的重要原因。根据考古挖掘和对大量古陶瓷标本的测试分析，宁绍地区在商代以前使用平地堆烧法，在商周时期出现龙窑的雏形，到东汉时期龙窑渐趋成熟，三国两晋之后，窑体不断变长，“火膛移位”技术和还原焰窑技术得到充分应用，使得窑温提升技术掌握不断突破，为从原始陶——陶器——硬陶——原始瓷——瓷器的发展历程提供了最重要的还原焰气氛和温度条件。
越窑龙窑
所谓“火膛移位”技术是窑匠们经过长期的探索和实验，改变过去龙窑的单一火膛，实现多个火膛分段烧制瓷坯，同时找到了解决窑室内瓷坯均匀升温的方法，从而实现了陶瓷的大规模稳定烧制。
慈溪上林湖越窑遗址
所谓还原焰是相对于氧化焰而言，燃料燃烧时氧气供给充分的叫氧化焰，氧气供给不充分的叫还原焰，氧气不充分时会产生大量的一氧化碳，一氧化碳与釉中的氧化铁（三氧化二铁）发生反应，使三氧化二铁还原成FeO，从而改变陶瓷表面颜色，产生青色。越窑属于典型的还原焰窑，至迟在商代，窑匠们就开始用还原焰焙烧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唐代秘色瓷就是越窑在还原焰条件下烧制的杰作。窑匠们采用“火膛移位”技术、改变窑床坡度、缩小排烟通道、降低室内气压差、提高空气抽力等办法来改善烧成环境和窑内温度，确保越瓷的质量不断提高。
东钱湖越窑窑址
在越窑兴旺发展的千余年里，越窑的装烧方法、施釉和装饰工艺也是一脉相承、不断创新。根据考古发掘，宁绍地区如上林湖、姚江流域的装烧技术不断改进，由汉代之前的裸烧，发展到唐代的匣钵密封装烧，为瓷器的烧成，创设了稳定的还原气氛，从而瓷器的质量不断提升，直到烧成最高水平的“秘色瓷”。
匣钵装烧示意图：l、4—匣钵复合装烧法 2—匣钵柱（单件）扣烧法 3—二钵一凹封口组合装烧法
龙窑套装示意图：1—装烧剖面图 2—装烧侧面图
施釉和装饰工艺的发展和改进，大大提升了越窑瓷器的品质。施釉最早出现在商代，早期越窑是根据器物的不同用途来施釉的，最初不是为了使陶器美观漂亮，而是为了提高陶瓷器的机械强度，降低吸水性，不易沾染污垢，便于清洗。当嘴直接与器物接触时，光滑的器物会比粗糙的更舒适。从出土实物进行比较，碗、盏、钵、盆内满釉，外半釉；壶、罐等容器一般口沿内外及外壁施釉，内壁常露胎，胎釉相互起衬托作用。唐宋时期，瓷器多内外壁施釉。
以上林湖越窑为例，唐代早期，因明火焙烧，釉色有青灰、青黄和淡青几种，釉层薄，不均匀，普遍无光泽，透明度不高：中唐时期，开始使用匣钵装烧工艺，瓷胎装入匣内与窑炉空气隔绝，产品釉色以青、青黄、青灰居多，不见淡青色，釉层均匀，光泽感强，透明度好；晚唐、五代、北宋时期，烧制技术进一步提高，釉色以青黄、青灰、青泛黄为主，有少量青、青绿釉；至北宋晚期，因越窑衰落，装烧工艺倒退，再次出现明火装烧现象，釉色变得灰暗无光泽。从东汉成熟瓷的出现到宋代越窑的衰落，越窑的装饰技法有印花、刻花、划花、堆塑、镂空、贴花、剔花、绘画、金银饰等等，装饰方法在不断发展和改进并且一脉相承。
越窑纹饰
越窑由陶进化发展到瓷，经济社会条件同样不可或缺。春秋战国时期，越国因连年战争，整个部落人口稀少，越王句践深感人口是发展的关键，采纳了大夫范蠡的谏言，制定了“卧薪尝胆”的增加人口、发展经济、增强国力的计划。《国语·越语上》有记载：“令壮者无取老妇，令老者无取壮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将免者告，公璧守之；生丈夫，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生三人，公之子母，生二人，公之与饩。”经过十七年时间的繁衍，至越伐吴前，越国仅军队就有“习流二干人、俊士四万，君子六千，诸御千人”，共计达五万之众。战国后期起因越国迁都和楚灭越战，这个地区的聚落规模和数量都会有所减少。虽然很少留下这段时间的聚落记载，但因避难而东迁进入曹娥江中、上游盆地的人口肯定不少，这段时间已成为曹娥江流域农业、手工业发展、聚落形成的良好时期。
慈溪上林湖全景
秦统一中国后，出于政治目的对越地进行“同化”、“迫迁”， 越地人口总量会有所减少，但迁入本地的北方中原人口带来的当地发达的文化和耕作技术，客观上加速了民族融合和技术的交流。进入两汉，除了汉武帝经略闽越、东越之战，大部分时间还是处于休养生息状态，浙江东部的人口、经济、技术都得到较快发展，特别是杭州湾沿海防海堤塘的修筑及鉴湖的建成，浙东平原成为旱涝保收的粮食生产基地，社会安定水平远远优越于北方战乱地区。
慈溪上林湖窑区
越窑自东汉创烧出成熟瓷后的1000余年里，朝代变迁、人口增减、政治经济政策的变化，一直是瓷器创新发展、起伏停滞、窑址迁移、兴旺衰落的主要决定因素。两汉、三国二次人口急增对越窑发展影响最为明显。汉末历时半个多世纪的战乱动荡对全国各地造成很大的影响，特别是主要经济区中原黄淮流域破坏尤为严重，全国人口由东汉末年的六干多万下降至三国初期的一千多万，浙江东部地区远离中原战场，社会相对稳定。东汉时，孙权领会稽太守，当时就主张“讨除寇贼，郡界宁静，吏民归服”。到三国鼎立时，孙权一方面采取各种措施确保社会稳定，另一方面努力发展农业生产，吸纳南迁劳动力，鼓励土著“山越”出山定居，会稽成为孙吴的主要产粮地，同时人口出现第二次急增。农业的高度发达为传统制瓷业提供了经济基础和劳动力保障。
越人重祭的风俗，对越窑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最直接的影响是推动越窑冥器的生产。东汉中晚期，越窑成功创烧出成熟瓷后，冥器生产一直是越窑生产的主要内容。东汉晚期至西晋时期厚葬之风盛行，这是越民族先民鬼神、祖宗崇拜思想延续的直接表现，汉代有记载：“百姓送终之制，竞为奢靡，生者无担石之储，而财力尽于坟土。伏腊无糟糠，而牲牢兼于一奠”。
青釉堆塑谷仓罐，三国吴，高46.4cm，口径11.3cm，底径13.5cm
当地的饮茶等生活习惯，也是推动瓷器发展的重要动力。三国时期，饮茶之风已开始在浙东越地兴起，到六朝时已经遍及宁绍地区，茶是道教和佛教所特别推崇的饮品，但真正形成全国性喝茶习惯和品茶之风是在唐代。唐代饮茶习惯是将茶叶碾成粉末经烹煮喝服，详细我已在《中国陶瓷文化略谈》第八集描述过。茶圣陆羽幼年为僧时的师傅智积和尚，就是一位优秀的烹茶师。陆羽于上元初年（公元760年）来到浙江，隐居东苕溪上游余杭，潜心、学习研究茶叶生产、制作和饮用，并撰写了世界上最早关于茶的著作——《茶经》。陆羽是个杠头，一生鄙夷权贵，不重财富，酷爱自然，坚持正义，有时还爱写点小诗，虽然水平一般，但能体现他的品质：“不羡黄金罍，不羡白玉杯；不羡朝入省，不羡暮入台；千羡万羡西江水，曾向竟陵城下来。”（《全唐诗》第308卷007首《歌》），“月色寒潮入剡溪，青猿叫断绿林西。昔人已逐东流去，空见年年江草齐。”（《全唐诗》第308卷008首《会稽东小山》）。
荷花纹碗 唐越窑
《茶经》丰富了包含茶艺，茶道、茶礼在内的茶文化内涵。茶道是指品茗的方法及意境，它是茶艺与饮茶的精神内容、礼仪形式交融结合，使喝茶人得其道、悟其理，求其主观与客观、精神与物质、个人与群体、人类与自然环境和谐统一的大道，把喝茶提到了文化的高度，因此，喝茶已经不是简简单单的喝茶了，必须要对烹茶、饮茶的器具有所讲究。在此背景之下，制瓷界唯有不断钻研、提升瓷器品质，才能满足社会需求，适应生活方式的和谐匹配。
荷花纹碗 唐越窑
陆羽虽然孤傲，由于他所处的层次不高，他的见解只能在一定范围内流行，唐代上流社会对瓷器饮茶还是不屑的，仍以金银器等金属器皿为主话，到了唐朝末或五代时，有一个茶道高手叫苏廙，他写了一本专门泡茶喝茶的书，叫《十六品汤》，也叫《十六汤》，苏廙告诉人们，金银太贵重，铜铁太俗气，这些金属茶碗都有腥味，影响茶汤的口感和成色，只有瓷碗才是压倒一切的理想茶具。人们发现，苏廙的见解非常科学，这也开启了宋朝人用瓷碗喝茶的风气。到了宋代，饮茶开始普及到广大百姓之中，斗茶之风盛行全国，饮茶习惯较唐代相比也有所变化，将茶叶碾成粉末经开水冲泡后喝服，详细我已在《中国陶瓷文化略谈》第九集描述过，当然，上层喝茶用建盏，普通百姓用瓷器。
荷叶形碗托 唐越窑
从唐末、五代到北宋初期，钱氏地方政权割据江浙地区，地方政权为维持统治而集中力量大量烧造高质量瓷器进贡中央朝廷，客观推动了越窑青瓷的烧制技术到达顶峰。这个时期的越窑，对于钱氏政权来说，属于官窑，由官方控制生产上贡的瓷器，但对于中央朝廷或越地之外来说，越窑属于贡窑。据记载，太平兴国七年秋八月二十三日，越王钱氏一次性进贡中原朝廷瓷器达十四万件。
秘色瓷碗 唐越窑
越窑由陶进化发展到瓷之后，到衰落的1000余年里，经历了从创烧——成熟——稳定——鼎盛——衰落几个阶段。
金扣碗 五代越窑
从东汉末期瓷器诞生到唐代元和朝前，这段时期瓷器的生产技术随着社会高度繁荣发达而稳步提升，瓷器质量也在逐步提高，冥器生产稳定发展，出口大量增加，日用瓷器（越窑青瓷、邢窑白瓷还有其他瓷器）走入逐渐人们的生活，由社会底层使用逐步过渡到社会中上层开始接受。
直口碗 五代越窑
到了唐元和朝前后，大约在公元806—820年这段时期，越窑青瓷进入成熟期，同时由于匣钵窑具技术的变革、提升和应用，上林湖越窑开始出现品质较高的青瓷。这或许就是秘色瓷的诞生。
荷花碗 五代越窑
到唐大中朝至五代时期，大约在公元830—950这段时期，越窑青瓷进入稳定期，瓷器品质普遍提升，此时期已普遍使用匣钵装烧。在上林湖窑区还创造出与胚件同质匣钵，装烧技术上有了重大突破，首先是用瓷质匣钵代替夹砂耐火土匣钵，从而可以缩小胎、钵之间因冷热变化而造成的收缩率的差异，防止产品破裂；其次，瓷质匣钵在接口处涂上一层青绿色厚釉，在焙烧时，匣钵之间釉层会成熔融状态，热空气可以从匣钵间釉层中冲出，而冷却时，釉因凝结而密封，这样可以大大地隔绝了瓷胎与炉内空气的流通，匣内形成较稳定的还原环境，确保器面釉色稳定而均匀；第三，改变传统的“按匣制物”法，而采用“应物制匣”法，匣钵品种和数量明显增多，基本实现单件器物装烧，使越窑可以极大地提高产品的精品率，缺点就是需要破匣取瓷，大大增加了烧制成本。上林湖窑区生产的青瓷具有胎质细腻、制作规整、造型端雅、品种繁多等特征，已经是名副其实的“秘色瓷”，实际上已经达到了技术的顶峰。
鹦鹉纹碗 北宋越窑
后梁开平元年(公元907年)，钱镠被封为吴越王，统治江浙一带十三州一军共计八十六县，从此越窑步入了全面发展的黄金时期。钱氏家族为了巩固维持他们统治的小朝廷，一直采用绥靖政策，对中原王朝用以“事大”的策略，越瓷成为吴越钱氏向中原王朝进贡的主要产品。由于进贡瓷器数量极大，需要大量生产，仅上林湖窑场，唐末比中唐时窑址增加5倍多，还无法满足需要，又在曹娥江中游地区和东钱湖地区开辟新窑生产贡瓷。这些进贡的瓷器，多是秘色瓷。
摩羯纹碗 北宋越窑
五代末北宋初，大约在公元950—1040年，即北宋立国至吴越钱氏纳土归宋之后，这一时期是吴越钱氏及后代供奉中原王朝越瓷（秘色瓷）最多的时期，据记载“太平兴国三年三月，来朝，俶进……。越器五万事，金扣越器有五十事”、“太平兴国七年秋八月二十三日，……。王遣世子惟濬在贡上……金银陶器五百事”、“忠懿王入贡……。金银饰陶器一十四万事”、“惟治私献金扣瓷万事”等，越瓷烧制进入鼎盛期。这期间，越瓷装饰流行细划花，且线条流畅，笔法简洁；釉色多为翠绿、粉青，莹润无暇，常在碗、盘等器物内底纹上对碟、鹦鹉、龙和双凤等图案；为了避免因叠烧而破坏器底图形纹饰，大量采用匣钵单件装烧，单字款铭文代替多字款铭文，窑匠们可谓苦心积虑，精品层出不穷。此时瓷土资源的大量消失，烧制成本不断上升。
荷花纹盘 唐越窑
北宋中后期，大约在公元1050年左右，这期间因吴越国已经归属宋朝，朝庭“不复需要如此巨量越器之贡进”，昂贵的秘色瓷一下子失去了市场，依靠秘色瓷作为招牌产品越窑也就失去了越瓷的竞争优势。为了适应市场对普通越瓷产品的需要，越窑就再次出现明火叠烧越瓷的现象。这一时期与上林湖越窑后段出土堆积的越瓷相当，窑场主不待不重新调整装烧形式，瓷质匣钵换成夹砂耐火土匣钵和瓷质垫圈，越瓷产品质量明显下降，釉色青灰青黄居多，釉面干涩，光泽感较差；装饰技法，虽以刻划花为主，但工艺远不及细划花精致完美，纹饰题材大为减少；铭文数量明显减少，原料加工草率，胎质较粗；胎体表面粗糙，烧结不密，有小气孔；窑内出现匣钵装烧和明火叠烧两种器物，越瓷精品极少，产品品种明显变少。随着北方钧窑、汝窑、定窑等兴起，贡瓷由南方渐渐移至北方，秘色瓷走完了自己辉煌的历史。
秘色瓷盘 唐越窑
越窑从北宋中期起开始走向衰落，虽然因为惯性作用，生产规模依然庞大，但制瓷工艺却停滞不前，产品质量反而有所下降。北宋晚期窑址数量急剧减少，明火叠烧再次盛行，瓷器大多釉色灰暗，无光泽，装饰简单。到了南宋时期，越窑完全衰败。
飞鸟荷花纹盘 唐越窑
关于秘色瓷，现在还有许多未解之谜。秘色瓷在唐代中晚期及之后的文献、诗词中多有记载，由于开始人们并不知道什么是秘色瓷，世人对秘色瓷的存在还有怀疑。直到1987年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秘色瓷与文献记载完全一致时，才正式确认秘色瓷的存在。经过考古界将实物与出土瓷片比对分析，秘色瓷就是越窑上林湖窑区生产的，可奇怪的是，在唐代，越窑所在地区所有资料文献，均没有提到过秘色瓷。
1987年，法门寺唐塔地宫出土的瓷秘色碗
唐朝中晚期的诗人、文学家、农学家陆龟蒙（? —881年即中和元年）写过一首诗叫《秘色越器》：“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这是形容秘色瓷器精美的最早诗句，亦为后人鉴赏秘色瓷器多用之经典名句。
1987年，法门寺唐塔地宫出土的瓷秘色碗
最早依据文献判断秘色瓷肯定存在的现代考古学家是陈万里先生，他不但肯定秘色瓷的存在，还耗尽所有办法去越窑所在地寻找秘色瓷，因陈万里先生于1969年去世，最终都没有见到他梦迷以求的秘色瓷器，甚是遗憾。这一点，我在《明净的碎片——中国陶瓷考古之父陈万里》中有比较详细的描述。1987年，陕西扶风县法门寺地宫出土《应从重真寺随真身供奉道具及恩赐金银器物宝涵等并新恩赐到金银宝器衣物帐》碑石丈：“监送真身使。应从重真寺随真身供奉道具及恩赐金银器物宝涵等并新恩赐到金银宝器衣物如后：……瓷秘色碗七口内二口银梭，瓷秘色盘子、叠子共六枚。……”，并同时出土与《衣物帐》记载完全一致的各种器物。这些器物都是随佛舍利一起进入地宫的，入封时间是成通十四年（公元874年）。
1987年，法门寺唐塔地宫出土的瓷秘色碗
五代诗人 徐夤的诗《贡余秘色茶盏》：“捩翠融青端色新，陶成先得贡吾君。巧剜明月染春水，轻旋薄冰盛绿云。”宋代赵德鳞在《候鲭录》中说：“今之秘色瓷，世言钱氏有国，越州烧进，为供奉之物，不得臣庶用之，故云秘色。”宋代曾憷在《高斋漫录》中记载：“吴越秘色瓷，越州烧进，为供奉之物，臣庶不得用，故云秘色。”宋代叶真在《坦斋笔衡》记载：“未俗尚靡，不贵铜磁，遂有秘色窑器。世言钱氏有国日，越州烧进，不得臣庶用，故云秘色。”宋代周烽《清波杂志》中说：“越上秘色瓷，钱氏有国日供奉之物，不得臣下用之，故日‘秘色’。”嘉泰《会稽志》卷十九《杂记》云：“越州秘色瓷器，世言钱氏有国日作之，臣庶不得动用，故云‘秘色’。按（（陆鲁望集越器》云：‘九秋风露越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乃知唐已有秘色，非钱氏为始”。 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说：“……，其余则越州古秘色，汝州新窑器，大概相类。”...从上述文献记载来看，宋代曾经举行过一场有关秘色瓷起源的大讨论，一部分人认为秘色瓷起于五代，越瓷属吴越国钱氏垄断产品，进贡的越窑精品仅为宫廷用瓷；另一部分则认为秘色瓷起于唐代，由陆龟蒙《秘色越器》诗为证。就连宋朝人说法都不一致，难怪明清时期和现代的说法更加混乱了。
1987年，法门寺唐塔地宫出土的瓷秘色碗
为什么会如此呢？一个合理的解释就是，越窑当时主要作为地方窑口，为地方政权所用，倾“小国”之力，拼命生产高品质瓷器去进贡，战战兢兢讨好中央朝廷，以求得自身小朝廷的安稳，在秘色瓷生产地——越窑地区，并没有把它叫做“秘色瓷”，它就是一种高质量的瓷器而已，而到了中央朝廷所在地，人们由开始并不怎么待见，到后来对这种高品质玩意儿的赞赏，有一个过程，人们把这个由偏远越地的进贡品叫做“秘色瓷”。
1987年，法门寺唐塔地宫出土的八棱秘色瓷净水瓶
不管如何，总而言之，秘色瓷从产生到衰落，其装烧工艺经历了一个由夹砂耐火土匣钵叠烧——瓷质匣钵单件烧——夹砂耐火土匣钵加瓷质垫圈装烧的过程；装饰技术，则由无纹饰索面——细划花——刻划花的发展过程：釉色又经历了由有浓淡青黄釉——较均一青绿釉——无光泽青灰釉的变化；越瓷铭文则出现早期唐五代素面自由铭文，经北宋早期细划花纹饰下的单字款器底铭文，直到北宋中后期刻划花中少铭文的演化。秘色瓷的创新发展史实际上是一部越窑演化史，秘色瓷的产生把越窑带入一个崭新发展的时代，而秘色瓷的消失加速了越窑走向衰败。
1987年，法门寺唐塔地宫出土的瓷秘色盘
关于越窑之美。晚唐诗人陆龟蒙一句诗“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把秘色瓷器的清新之美，勾画到了极致，唐代之后的许多文人墨客骚士也写了不少关于越窑器之美的佳句颂词，其中有的发自内心的赞美，有的却是为附庸风雅而牵强附会。比如刚愎自用、审美观不高的乾隆皇帝一句“李唐越器人间无，赵宋官窑晨星稀”，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那么，到底应该如何欣赏越窑之美呢？
油灯 唐越窑
当我们抛开瓷器因为稀有、珍贵的外在价值，通过心灵去体验那些隐含在具体瓷器中的历史、思想及其发展轨迹时，才可能深刻地体会到器物的制造不仅仅是包涵技术的成分，而且蕴涵着时代栖息在器物上的气息和工匠赋予器物的灵动，是一种综合审美观的再现。所以，我们在欣赏古代陶瓷艺术之时，不能只关注表象，而该关注那些蕴涵着思想的表征，寻找人类心灵在过去的岁月中留下的痕迹。
蟠龙罂 唐越窑
首先看青瓷釉色之美。自古以来，中国人就对青色怀有敬意。青色，在先民心目中意味着生机、宽广、正直、高尚。青瓷的出现恰恰暗合了中国人的这种敬天尚青的内在精神需要，因此在瓷器的釉色上有了以青为主的取向。
执壶 唐越窑
青瓷釉色的微妙之处是难以言传的，所以古人常常用借物、比喻的修辞手法来表达。如陆龟蒙的“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把越窑青瓷这种偏绿的青色，如同在深山幽谷中，给人以满目青翠的润透清新之感。青瓷釉色之微妙不但在于有冷暖之变幻，还因窑焰而有浓淡之差异，像不同季节里的天空、山川、湖水一样，又如同中国人的性情—含蓄、玄妙而灵动，脂玉般莹润而略带透明质感。
瓜棱执壶 唐越窑
青瓷的无纹之美。由于青釉的质感、色泽及其隐隐透出的人文气息本身已经与中国人的审美情感十分吻合，因此，一部分青瓷常常没有纹饰。没有纹饰的青瓷，可将之喻为一位恬淡的仙人，常默默无言，心灵却非常微妙、闲适、优雅而自乐。这是一种在宁静中显示出的静谧之美。宋瓷中的汝、龙泉、影青等都以无纹为胜，且通常以厚釉为上，因为釉之厚薄如水之深浅。愈深的水、愈厚的釉，愈能给人以深邃、神秘的感受。显然，青瓷的釉色非常符合道家所崇尚的“自然含蓄”、“冲淡质朴”的审美标准。那样静穆的青色，那样柔和淡雅的风格，怎能不叫人喜爱、仰慕和追求？
凤头壶 唐越窑
瓷器以青色为取向，是从晋至宋的审美主流，这从历代文人墨客的修辞可以看出来。例如，在赞美一件青瓷时，常常将其喻之为玉，如“越泥似玉之瓯”、“浮梁巧烧瓷，颜色比琼玖”。瓷玉相通，瓷器追求温润莹澈的效果，一方面是中华农耕民族对土、石、玉的审美观的延展；另一方面，受到“君子比德于玉”思想的影响，是儒家把重礼、重德的精神贯通于生活方方面面的具体体现，正所谓：“类冰比玉，以玉喻德”。
蟠龙罂 唐越窑
青瓷的有纹之美。如湖水般润澈的青瓷，具有厚釉失透之感，因此，青瓷除了以无饰为饰外，还产生了一些适宜于这类釉色的装饰方法。如刻花、划花、贴花、印花、堆雕、雕镂、弦纹等。其中以刻花最为典型。前面介绍过，这种装饰手法早在越窑早期就已出现，广泛用于越窑青瓷的装饰上。
香炉 唐越窑
青瓷的刻划很像书画中的笔意。刀法随笔意，笔意追刀痕的例子有很多，如远古的金石、甲骨文字、隶篆书法和远古陶器上的刻痕。同样，在不同时期的青瓷刻划上，也可看出同时期绘画笔法的明显变化，如六朝以后书画笔法的刚柔兼备与晚唐五代越窑瓷上的刻划相呼应，正所谓“阴刻细线见指功柔，斜刀坡撤显腕力泼。”到了宋代，雕法刻艺已达妙境。
六曲盏托 北宋越窑
优秀的青瓷装饰除了需要刻划工夫外，更需要进行经营布局，合理安排整个装饰面，这跟艺术创作无异。在瓷器上，由于其立体的特性，在装饰过程中，既要考虑纹饰结构的中规中矩，又要兼顾上下左右的收放争让之趣。
莲蓬纹盏托 北宋越窑
发展至宋代，由越窑向外辐射传播，出现了风格迥异、极具地域个性的南北两派。南派以龙泉窑为代表，以端庄典雅为特色，刀法含蓄、细腻，刀痕深处的釉肥厚，色泽深澈，而刀痕浅处色泽渐淡，富于变化，在静谧之中又多了些动感，正所谓“林之无鸟不静”。与南派风格不同的北派耀州窑青瓷，胎体相对较厚，属厚胎器物，因而在刻花装饰上以深刻的手法为主。即沿着纹饰的轮廓线垂直刻下，进刀较深，纹饰以外按一定坡度近深远浅地剔出适当的空地，上釉烧成之后亦是凸的地方釉薄色浅，凹的地方釉厚色深。但由于耀州窑的凹凸对比相对于龙泉窑要强烈得多，因而在层次上更为清晰，黑白反差亦更显著，具有浮雕感，给人以粗犷有力、刚健泼辣的印象。
唐越窑鎏金银棱平脱秘色瓷碗，陕西扶风法门寺出土，法门寺博物馆藏
越窑青瓷在无纹之美和有纹之美簇拥千年之后，又产生一个分支，叫裂纹之美，即开片。开片是一种釉面裂纹，是因瓷器胎釉受热后收缩系数不一致而形成的，这种现象早在原始青瓷时就出现了，本来都是被视为窑疵，后来逐渐被人们接受并喜爱。宋代以后开片技术已经被众多窑口掌握，哥窑为著名。此为别话，不多讲。
越窑制瓷技术的扩散。越窑作为最早创烧出瓷器的窑，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独占鳌头的地位，在当时已经形成一种文化现象，并随着产品贸易和技术扩散，辐射性地影响着并极大促进了中国陶瓷和世界陶瓷的发展，同时也不同程度影响着越窑本身的生存环境。
荷花纹碗 唐越窑
汉至北宋初期，多以越瓷为载体进行传播，称作“器物外形模仿制作’’阶段，不同窑场根据自身制瓷发展的需要有目的地吸收越瓷的造型、色泽和装饰工艺，使自己生产的青瓷更有创意，达到占领市场的目的，如耀州窑五代末起使用的刻花装饰，景德镇黄泥头窑的碗、盘、执壶的造型、装饰和釉色，临汝窑青瓷制品的造型和釉色等都借用了越瓷装饰技术；窑具也一样，北宋汝窑使用的环行支钉是受东晋越窑齿口盂形间隔具的启发。模仿阶段其他窑场学到的是越窑制瓷业的基础技术，是越瓷外在的东西，因此，这段时间，市场上其他窑场的制品不会对越瓷产生激烈的竞争，相反，秘色瓷的品牌永远是其他窑场努力追求的方向。
莲纹盖碗 北宋越窑
越窑对北方瓷窑的影响。越窑在东汉就已经烧制出瓷器，而北方最早的瓷窑——邢窑，直到南北朝时期才烧制出瓷器（主要为白瓷），而且烧制技术主要由越窑青瓷传到中原发展而来。北方邢窑的发展很快，到唐代时，已经形成了南青北白的局面。从发展上看，越窑对邢窑，有先后和一定的传承关系。这一点我在《中国陶瓷文化略谈》第七集里有比较详细的描述。
花口盘 五代越窑
越窑对龙泉窑制瓷的传承关系。龙泉一带从三国起就已有窑，唐以前窑址相对集中分布在丽水、庆元、松阳等县市，且数量较少，规模不大，制品做工粗劣，质量较差。从出土的这一时期的瓷器来看，其生产的制品大多为了满足当地百姓生活需要，有的人把这种土窑也称作龙泉窑。其实，无论是龙窑结构、制品种类和型制、装饰工艺等，唐以前的窑与后来的龙泉窑有本质的区别。烧制青瓷的龙泉窑大规模的兴起是在北宋晚期至南宋初期，这在古籍文献和考古界都有充足的依据。北宋中后期起，越窑开始衰落，长期在越窑工作的窑匠为何会首选龙泉一带进行制瓷业的异地孵化、分蘖发展？原因是龙泉一带与越地存在相对一致的制瓷条件。北宋晚期，烧制淡青釉瓷器的龙泉窑突然异军突起，这为考古界寻找越窑消失后的踪影提供了重要的途径。龙泉窑兴起到越窑衰落之间的时间差，正好为越窑的整体转移找到理论依据。从史料分析中可以知道，越窑最后一次进贡“秘色瓷”是在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而到“宣和中（1119-1125），禁庭制样需索”，龙泉窑制品开始上贡朝廷，时间相差五十余年，这就是越窑的有序搬迁转移、重新建造龙窑、培训窑工、进行青瓷烧造实践所需要的时间。龙泉窑生产的青瓷制品无论器型还是装饰都酷似越窑青瓷，很好地保持了越地文化的延续性和统一性。
双蝶纹盘 北宋越窑
任何一门技术只有不断创新，才能立于不败之地，陶瓷业也一样。龙泉窑在完全师承越窑制瓷技术烧制了一段时间青瓷之后，随着市场需求的变化，南宋中期起，就不断吸收北方汝窑技术并创新突破，生产出乳浊釉青瓷，其烧制的“粉青”色瓷器曾“殊胜二处”，可与官窑制品相提并论。龙泉窑并非是越窑的最终归宿，其制瓷技术又向四周扩散传播，最明显的有两个例子，南宋时龙泉窑透明釉青瓷的烧制技术传到福建同安、南安等沿海地区；元末明韧，景德镇曾有专烧“龙泉器”的人家出，在景德镇明代早期官窑遗址出土中得到证实。
方形套盒 五代越窑
越窑对景德镇窑的影响。在东汉越窑烧制出青瓷之时，景德镇（新平）还只是开始烧制陶器，直到东晋时期，由赵慨将其在浙江了解的越窑青瓷制作技艺，引荐于景德镇，导引景德镇师法越窑，又对胎釉配制，器物成型与焙烧工艺进行系列改革，成为景德镇由制陶向制瓷进化之始。赵慨因此被景德镇尊称制瓷祖师爷。这一点我在《中国陶瓷文化略谈》第十一集里有比较详细的描述。在越窑衰落、龙泉窑兴盛时期，景德镇窑又在学习和吸收龙泉窑制瓷技术之后，进一步提升自身的技术水平，创烧出具有景德镇特色并超越龙泉窑的“影青”。
荷花纹粉盒 唐越窑
越窑对朝鲜、日本陶瓷的影响。越窑制瓷技术对外的输出具有悠久的历史，在唐朝后期，越窑已经取代邢窑、长沙窑成为外销瓷的主力军，大量出口到朝鲜、日本、东南亚和中东地区，越瓷作为载体在制瓷技术传播中起着重要作用，一开始，各国窑匠主要是通过仿制越瓷来学习越窑的制瓷技术，如埃及的黄褐釉刻画纹陶器，日本的仿青瓷釉陶器等。许多国家在学习越窑制瓷技术的过程中一直停留在仿制这一环节中。因此，也就无法掌握越窑制瓷的核心技术，只有朝鲜半岛的制瓷业，在仿制越窑青瓷的基础上，直接引进越地窑匠，在窑炉结构、装烧方法、制品特征等诸方面与越窑基本一致，成为越窑在海外的一个“飞地”窑区，后来朝鲜也成为向日本输出制瓷技术的国家之一。越窑对日本陶瓷的影响也是巨大的，这一点我在《执拗的工匠——日本陶瓷艺术大师泽村陶哉》中有所描述。
荷花纹盒 唐越窑
但从北宋中期起，随着越窑的衰落，五代时云集越窑的窑匠们纷纷离开了越窑，有的直接受聘于其他窑场，更多的则是选择异地建窑重新烧制青瓷。这个阶段越窑制瓷技术是通过窑匠进行传播，是根本性的，所以称作“核心技术转移’’阶段。窑匠掌握了越窑制瓷的全套工序，在窑匠扩散迁移的过程中会把越窑制瓷核心技术嫁接到别的窑场。因为浙江龙泉地区北宋中期及以前制瓷基础比较薄弱，北宋后期形成的龙泉窑几乎全部照搬越窑的技术。
莲蓬纹盒 五代越窑
从全国范围来看，北宋中期起制瓷业得到迅速发展，南北方窑场林立，产品琳琅满目。越地瓷窑因劳动力雇值升高，利润空间不断缩小，瓷土、燃料资源枯竭，制瓷业出现大规模的地域迁移己不可避免。至此，越窑的生存环境进一步受到挤压。
莲蓬纹盒 五代越窑
世间万物，都有其诞生、成长、成熟、巅峰、衰落、灭亡的生命周期，这是颠灭不破的自然规律，越窑也不例外。越窑在兴旺发达一千余年之后，于北宋中期开始衰落，很快就进入衰亡通道，窑口快速减少，产品质量急速下降，竞争力丧失殆尽，到南宋初期，彻底消亡。
牡丹纹盒 北宋越窑
作为瓷器的鼻祖和青瓷的一代宗师，创造了成活千余年的奇迹，堪称古今中外绝无仅有，人们在赞美他成就的同时，也很好奇，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千年泰斗衰败呢？自古以来对越窑衰败原因分析很多，归纳现代陶瓷学家的观点，有六各方面：
荷花纹盒 北宋越窑
一是“政策变更说”，这是陈万里先生在《瓷器与浙江》里的观点，他认为吴越钱氏纳士归宋之后，“不复需要如此巨量越器之贡进，益以赵宋诸帝戒奢侈，禁用金饰，恐怕越器就以这种情况而衰落下去。”
菊花纹盒 北宋越窑
二是“斗茶选瓷说”，这是傅振伦先生在文章《继往开来的越窑瓷》的观点，他的主要依据是，唐时国人饮茶之风日盛，宋代嗜茶成风，斗试盛行，而越窑因“稍逊于建窑”的黑瓷，因此得不到发展。
褐彩如意云纹灯 唐越窑
三是“内外困惑论”，这是林士民先生在《越窑与青瓷》中的观点，他认为，越窑在吴越之后因为缺乏“内在质量的变化”是衰落的内因，而“北宋官窑的创建”、“贡窑的重新确定”，宋室就近获取贡窑的方法，使北方汝窑，钓窑和定窑相继生产贡瓷，这是加速越窑衰落的外患。
北宋五管灯 北宋越窑
四是“瓷土衰竭论”，这是徐定宝先生在《越窑青瓷衰落的主因》的观点，他认为越窑经过汉宋千余年的生产，曹娥江流域与慈溪上林湖地区都出现了“原料日趋匮乏的困境”，除此之外，就“再也找不到既有优质制瓷原料又交通方便的可供长年采掘的瓷土矿区”，最终导致越窑衰败。
褐彩云纹罂 五代越窑
五是“燃料短缺论”，这是李刚先生在《古瓷新探》里的观点，他认为吴越入宋后，浙江地区人口增多，农业经济发达，生活富强，木材便用增加，加上茶地覆盖低丘，越窑燃料短缺又失去发展的空间，衰落己成必然。
宴乐人物纹执壶 北宋越窑
六是“缺乏创新论”，这是权奎山先生在《试论越窑的衰落》里的观点，他把越窑衰落概括成八个字“缺乏创新、盲目转产”，认为越窑在中唐首先利用匣钵创烧出“秘色瓷”后，在唐五代北宋二个多世纪中，始终停留在原先的品牌上，而入宋后随着全国各地窑场的兴起，河北邢窑的“类银”、“类雪”的白瓷，陕西耀州窑的“刚劲犀利”的刻花青瓷，江西景德镇窑的“莹澈淡雅”的青白瓷等都超越了越窑青瓷，再加上北宋中期起，越窑追随耀州窑系青瓷装饰，盲目转产烧造有花纹装饰的青瓷，更使越瓷产品落于陕西耀州窑系青瓷之后，失去了自己的品牌地位。
“太平戊寅”款执壶 北宋越窑
以上观点都从不同侧面论述了越窑衰落的原因，都有一定道理。但作为一个延续千年的庞大的手工业体系，他的衰落原因一定是多方面的，综合起来不外乎内因和外因。
四系盖壶 北宋越窑
内因就是体制僵化、人才流失、创新乏力，面对发生了天翻地覆变化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和市场环境，没有切实可行的应对措施，更没有及时进行调整运作方式，转换产品结构，提升产品质量，还在由政府包办“贡瓷”的“计划经济”模式上停滞不前，死死抱住相对单调的“青色”不放，导致越窑青瓷在蓬勃发展的陶瓷市场中失去了竞争力，最终被市场淘汰。所以，只有做到与时俱进，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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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因因素比较多，最重要的因素是北宋时吴越地方割据政权归属中央朝廷，每年进贡朝廷的任务陡然消失，越窑瞬间失去了地方政府的包办和支持，成为了和其他普通窑口一样的民窑，被迫参与到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去拼搏。而此时的宋朝，经济、文化高速发展，作为手工业的陶瓷行业也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起来，著名窑口北方有邢窑、汝窑、耀州窑、磁州窑、钧窑，南方有建窑、龙泉窑、哥窑，等等，已经在大江南北形成了此起彼伏、百花齐放、竞争激烈的欣欣向荣景象，作为产品单一、思维僵化、等靠要思想严重的古老越窑，在那些活力十足的新生瓷窑面前，毫无招架之功，不仅大量流失制瓷工匠人才，而且这些制瓷工匠人才将越窑的技术带到竞争对手那里，再加以创新，进一步加速了越窑的衰败。
四系盖罐 唐越窑
写到这里，新年的钟声已经敲响，关于越窑的介绍也就到此为止了。如果你有机会，可以去上林湖越窑窑址去看看，也可以到各地正规博物馆去看看越窑青瓷实物，一定会所有收获的。在欣赏越窑青瓷的淡雅恬静精美、感受到越窑千年辉煌和沧桑的同时，古老的越窑青瓷还带给您什么样的启示？
瓜棱盖罐 五代越窑
在此，给各位拜年！祝各位新春愉快，身体健康，阖家欢乐，鸡年吉祥！
参考资料：
1.陈万里著《越器图录》中华书局 民国二十六年三月出版
2.陈万里著《瓷器与浙江》中华书局 民国三十五年10月出版
3.陈万里著《中国青瓷史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2月出版
4.魏建刚著《千年越窑兴衰研究》中国科技出版社2008年1月出版
5.任世龙 谢纯龙著《越窑瓷鉴定与鉴赏》江西美术出版社2002年9月出版
6.林士民著《青瓷与越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12月出版
7.林士民 林浩著《中国越窑瓷》（上、下册）宁波出版社2012年10月出版
8.李刚著《古瓷新探》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9.傅振伦文章《继往开来的越窑瓷》《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论文集（1981）》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10.徐定宝文章《越窑青瓷衰落的主因》复旦学报社科版 2002年第六期
11.权奎山文章《试论越窑的衰落》《故宫博物院院刊》2003年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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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彦林2017年1月28日鸡年大年初一，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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