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任何研究，都要以文献信息作为基础，文献信息是研究的前提。没有文献信息，就无从研究，更谈不上观点和创见。所以，要想深入研究民国时期的美术史，就必须依存于大量的史学文献。20世纪中国美术史研究的显著进步之一．就是更为讲究文献史料的考据，在广泛收集佐证材料的前提下了解民国时期的美术史，尽可能恢复民国美术历史的本来面目。
在这个知识经济和信息化凸显的社会中，美术馆成为我国公共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一个重要支脉。其目的是提高公众审美情操，让公众得到心灵净化和愉悦；同时是推动我国文化繁荣发展，发挥创作导向作用的直接的方式和手段。纵观中国美术历史，民国时期的美术史可以说是中国美术史学史上一个飞跃式的时期，是我国美术史研究从古典形态走向现代的初始阶段。自1911年辛亥革命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短短38年民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重要而特殊的一个时期，也是中国近代美术发展在曲折中得到较大发展的一个时期。由于西方学术思想和方法的引进、各类新式美术学校的建立、公共艺术博物馆的出现、出版机构美术部门的设立，尤其是梁启超构建的“新史学”理论和考古学的兴起，都对美术史的研究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使美术史著述出现了完全不同于古代的新面貌。而由于当前我国各大美术馆关于民国时期的美术文献的匮乏，这段美术的历史变得渐渐模糊。因此，当务之急，仍是做好民国文献的收集工作，有系统、有深度地研究。
一、新美术运动概况及历史意义
19世纪末以来，中国社会处于剧烈的动荡中，文化则处在一个重大的转型期。这个转型时期存在激进主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三种不同的力量。这三个‘主义’只是说明对待传统文化的不同态度，别无褒贬之意。这三种势力对传统文化的不同态度正是表现在“中西古今之争”这一问题上，这也是在五四时期表现尤为突出。首先，由梁启超在中国近代史上首先发起了“史界革命”，他所构建的“新史学”理论，在当时的整个文化学术界产生巨大影响。美术史学界直接或间接地受其影响．在当时的美术史研究当中．在历史观、方法论以及叙事方式等多个层面上，都带有“新史学”痕迹。对中国近现代文化和思想界影响至深的中国近现代美术，在此思潮的冲击和洗礼中，不断地对旧有的中国传统美术进行扯断和解构，并引进西方美术重新融合。
与此同时，洋风吹来，西方文化大规模地引入国内，给美术界带来了同样巨大影响。这变化和文言文过渡到白话文的变化差不多，是渐进式的，个别完全西化的艺术也被相当一部分人接受了。在中国美术实践领域早就播下西画影响的种子，并且遵循着自身发展的规律酝酿着一场美术实践的革命。在中国近代美术史上，研究西方美术对中国绘画的直接影响可以追溯到明清之际西方来华的传教士。在美术教育领域，上海近代美术学校中最早并且最具影响的当推清同治初年创办的土山湾画馆。该画馆是中国最早的西洋美术传习场所，画家徐咏青、周湘、张聿光和雕塑家兼水彩画家张充仁等人，均在土山湾画馆学习过。在上海与土山湾画馆相类似的西画传习所还有二十世纪初创办的上海油画院、中西图画函授学堂、背景画传习所等等。1912年由刘海粟联合乌始光等人创办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就由传习所脱胎而来。民国初期“美术革命”呼声日高的学术环境，为上海美专最终发展成为中国近代第一所正规的新型私立美术学校，提供了良好的学术环境。从某种意义来说，上海美专的创立和发展也正是顺应了时代的需求。
民国时期美术史研究中还显现出一种文化史观念。文化史观体现在将美术视为整个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将其纳入文明史的范畴进行研究，这种历史观点可以说是20世纪上半个时期新史学的一个鲜明特征。20世纪初，由梁启超等倡导的史学革命将美术史纳入文化史的一部分，继而蔡元培也将其纳入文明史的一个重要部分，这种认识使美术史研究的意义、范畴及方法发生了极大的转变。这些倡议使人们对美术所负载的文化内涵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近代学者已经深刻意识到美术是体现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和时代风貌的媒介。有新史学观念的民国时期美术史家纷纷从文化史观出发，注重美术现象与同时代其它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之间的联系，结合时代背景对美术史做出全新的阐释。
民国时期美术史研究的另一突出特色还表现为美术史作中显露出作者鲜明的个人观点，这一时期的美术史作多在叙述史实的同时阐明作者的见解，这一点也
受了梁启超新史学观念的影响。另外，我国民国时期也出现了用唯物史观和马克
思主义观点指导的中国美术史。
二、收集民国时期的美术文献对美术馆的意义
本世纪中国画学史的进展，分两个大阶段：一、本世纪的上半叶为上阶段。美术史家继承古代治史传统，重视文献资料，以画家作为画史的主人公，以卷轴画作为绘画发展的实例，着重笔墨分析，寻求流派的渊源；二、本世纪下半叶，亦即新中国建立之后为下阶段。多数美术史家重视文献之外，把视线转移向田野考古领域，新发现的岩画、帛画，现存寺院、石窟壁画及民间绘画等等，都因此而被充实到史册中。在这个阶段，史学取得进展的重要标志，还在于观念与治史方法的改变。美术史家们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地梳理、综合各种历史现象，侧重于美术在各历史时期的生发与演变规律的探索。
从科学研究的层面上说，任何一项科学研究都必须广泛的收集文献资料，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分析资料的种种形态，探求其内在的联系，进而作出更深入的研究。研究民国时期的美术史也不例外，也需要凭借相关时期的美术文献。广泛的收集民国时期的美术文献对美术馆可谓是意义重大。中国的美术馆事业正迎来它的黄金时代，因为国家经济强大后，必然会把一些注意力转到文化建设方面来。而在文化建设中，美术馆建设一般来说是最容易让人关注的。近年来，各地都兴起了美术馆建设热，在这个热潮中，美术文献的健全与否关系到是否能建立一个内容完善的美术馆。而面对民国时期的美术文献的匮乏，广泛的收集相关文献，不仅对美术馆的完善建设起到重要的作用，而且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那段特殊时期，中华民族由一个封建没落到被欺凌再到当家作主、自立于世界的过程。民国时期美术作为一个特定时期的艺术形态，毫无疑义有自己的独特性，通过从继承传统到吸收外来艺术、提高艺术家自身修养到关注生活、关注社会，并从劳动人民中吸收营养等方面，最终实现中国美术的进步和发展，成为了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广泛的收集民国时期的美术文献对美术馆乃至我们在新的21世纪中如何发展我们的美术事业，开创我们更为辉煌的历史起到了重要作用。
美术馆对民国美术文献的收藏不仅在丰富国家文化财富积累，保护和发展那段重要历史的民族文化成果方面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而且在推动引导当今美术创作的健康发展、倡导主流的美术价值标准进而对艺术市场形成学术引导方面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收集民国时期的美术文献对美术馆的作用
美术馆是一个面向公众并使艺术史文献资料和美术品能足以表明其独立存在价值的场所。美术馆存在的意义之一在于收藏、保护美术资料和艺术藏品；承担面向社会展示美术资料和作品的义务；以及承担发展、创造文化艺术的职责。美术馆的典藏是否包括有价值的美术文献，这个问题是国内美术馆典藏部的一大课题。美术馆如何通过收藏文献资料保留一段完整的美术史，或者说如何让后人尽可能完整和客观地看到这段美术发展的整体脉络，这是个不容易回答的问题，也是一件不容易做到的事。国内现当代美术馆基本都是建立在90年代中后期，美术馆的典藏收藏、管理经验在这20多年间虽然是不断累积，但总是还处在摸索和探索的阶段。当时，中国美术史撰述的动机，与其说是为了客观和深入地了解中国古代的美术现象，毋宁说首先是要证明中国文化的价值。这样，文献材料就派上了用场：首先，既然用来证明上古时期文化成就的考古实物几乎没有，那么这个任务就只能由文献材料来承担；其次，文献材料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虽然在年代或艺术成就上多少有些夸张，但却又是确凿无疑地见诸历史记载的。
目前，关于民国时期的美术文献在美术馆里还不是很多，可以说是相当的匮乏。随着民国时期离我们越来越久远，中国那段风云变幻的历史越来越激起公众的兴趣。而关于那段特殊时期的美术历史的文献屈指可数，收集民国时期的美术文献刻不容缓，迫在眉睫。而对于民国时期的美术文献的收集对于美术馆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它丰富了馆藏文献的种类和完整度。随着美术馆的社会地位日以增高，公众以及相关研究人员对其的需求日益增强，收集民国时期的美术文献可以满足群众对民国美术的了解需求、对民国美术组织学术研究、充分了解和保护民国美术使之绵延传世等多种重要的社会职能，也是对当代美术繁荣发展的重要坐标。近年来，我国的美术馆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无论是国有美术馆，还是民营美术馆，其数量持续增长，业态也非常活跃，为人们提供了更加多元和更加便利的文化服务，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由此可见，收集民国时期美术文献不仅对美术馆意义重大，更是对国家、公众负责的表现。
现在看来，美术史从一般历史中分化出来，也是需要一些前提条件的。首先必须把艺术看作人类社会生活中一个独立的活动领域，按照通常的说法，也就是艺术“自律”的观念。其次，作为这种分化的结果，如果要考察不同时期艺术作品的异同，就必须建立一个统一的比较标准。在这一点上，最方便、直接和简单的办法，是忽略艺术与社会生活的关联，只关注其形式。于是，考察不同时期艺术的风格发展和形式演变关系，就成为美术史的基础性内容，也是使这门学科免于分崩离析的可靠保证。
四、目前美术馆关于民国时期美术文献收集中出现的问题
当前社会中，美术馆关于民国时期美术文献非常之少，而且在收集过程中出现了不少的问题。相关美术馆由于经费有限，民国时期美术文献的收集常受制于经费和相关手续等等因素，资源搜集主要以接受赠送为主，没有专门的收集部门和人员，导致了这段时期的美术文献相当匮乏。另外，民国时期美术文献是馆藏文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衡量馆藏文献是否完整的重要标准。然而工作重心的失衡使原本重要的馆藏文献未能得到很好的保存。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当前的一些美术馆，对民国时期美术文献的收集难以得到满足。
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一是美术史只需要关注作品本身及其形式；二是中国考古学界流行着类型学的描述方法，不太重视出土物意义的阐释，美术史利用这些材料时，也受到无形的影响：三是受民国时期疑古学派的影响，认为中国上古史方面的文献很不可靠，因而不能作为跟出土实物印证的依据。最后一个原因可能具有更根本的意义，因此我们把它作为主要的分析对象。
再客观的历史记载也无法避免解释的成分，因为即使是选择某个材料而不是另一个材料这样简单的操作，也体现了作者的主观标准。换句话说，解释是存在于历史之中的；甚至不解释或拒绝、压制解释，也同样是一种解释。用怀特的话来说，任何一种历史都包含着一种历史哲学。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假定，历史撰述不仅包含着一定的历史哲学，建立在审美或道德的基础上，而且它本身就具有审美和道德的规范意义。换句话说，特定的历史知识和观念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具有指导和塑造作用。反过来说，审美和道德观念也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历史记忆。尼采指出，道德观念的起源应该追溯到人具有记忆能力这个基点上来，例如负责任和愧疚就必须以记忆为前提。审美上的问题与此相似，艺术的评价标准总是离不开前辈大师的典范作用。
五、文献堆里寻百年传承
收藏是美术馆的立馆之本。目前，可以参考借鉴的具有丰富典藏管理经验亚洲地区的博物馆，也就是始建于1962年具有50年历史的台北故宫博物馆，现在所典藏的文物，系承继清宫旧藏，藏品分为器物、书画和图书文献等三大类。与之相比较，刘海粟美术馆的藏品有相似之处，藏品继承了刘海粟先生的捐赠旧藏，旧藏之中包括历代书画和现代书画部分以及器物。当然藏品中器物类较少，以书画为主。相对美术馆书画藏品来说，图书文献的收藏几乎是零，即是相当匮乏。一般来说，美术馆从收藏与展览两大功能角度来深入研究，都需建立在大量的文献资料阅读和数据资料整理之上，文献资料对作品收藏和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美术馆也要通过文献资料收藏建立平台，对全国的研究者的研究提供必要的学术支持。首先就要根据美术馆的研究方针特点，集中收集，进行个性化、规划性的收集管理。刘海粟美术馆美术文献的收集职责自1995年建馆起，一直以纳入普通图书资料形式收集。收集资料的年代也只限于现当代美术类杂志和报刊。收藏的方式则仅是定期定购订阅画册、杂志、报刊等。
2006年6月，广东佛山市顺德的年轻学者梁晓波先生，分别向我馆和常州市刘海粟美术馆捐赠了一批民国时期关于刘海粟、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文献资料，这与梁先生不趋时名、潜心治学的洒脱与淡泊是分不开的。正如张德俊(常州刘海粟美术馆名誉馆长)在《海粟岭南有知音》一文中提到：“海粟老人在中国新美术拓荒之旅上鼓动风潮、造成时势的许多重要史料，在连番动荡的岁月中多已散失，一直是近年研究工作中难以弥补的空白和遗憾。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晓波在治学过程中搜集了包括海老全部早期著作在内的大量史料，并以‘但愿得者如吾辈，虽非我有亦可喜’的无私襟怀，无偿捐赠美术馆永久珍藏。这是对刘海粟研究工作的突破性贡献，也必将对今后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堪为现代艺坛的一大佳话!”这是刘海粟美术馆美术文献资料收藏从无到有的一个真正起点。刘海粟美术馆典藏部成立后，在典藏部徐镕主任的带领下，我们主动请缨向馆里提出将这批资料重新整理纳入典藏部的常规收藏馆里之中，不但进行了系统严谨的整理，而且持续性、研究性地收集入藏。张坚馆长特别支持此方面的收藏工作，打破原有收藏方式和资金方面的束缚，馆内的文献收藏工作正式于2011年7月启动，刘海粟美术馆的文献收藏迎来了这一年的黄金时期。
自建馆近20年来，馆内的藏品收藏方向一直也是在不断调整，文献收藏的主方向随着2012年《不息的变动一一上海美专建校100周年纪念展》的来临，变得更加明晰。文献收藏延续了原有捐赠为基础，以收藏刘海粟艺术生涯的各类文献为主，扩大收藏范围为相关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教师学生民国时期出版的相关文献。经过近一年的积累的文献资料，数量从原有捐赠的49件已经扩展到了270多件。文献收集作者范围从单一只收集刘海粟相关的文献，扩大到学习或执教于美专的学生老师各类著作。当然，这些文献资料犹如散落民间的官窑碎片，需要一本本地拼凑才能渐现历史。这样一个庞大工程在有限的资金资源、人力、以及时间内能够拼凑的也只是有限的一部分。在展览开幕的前夕，我馆收到了民间藏家梁晓波先生以及山东聚雅斋美术馆徐国卫先生的大力支持，从他们那商借的文献资料大大地补充了我馆的收藏，使得展览文献的数量达到近300件，也为我馆在此方面的研究提供了资料。如何持续收集反映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历史的文献资料，是刘海粟美术馆将要面对的新的课题。这一年，我馆主要通过网络拍卖或网路竞价拍卖的方式进行，这样能及时将出现的一批批具有价值的文献资料收藏下来，一般来说，美术馆的文献收藏所涵盖的绘画未必是项级的，但他们是一个群体。也就是指在上海美专学习或执教过的学生、教授在民国时期所出版的著作，对于民国这一特殊时代的文化现象是有意义的，让人产生了思想上的变革和文化上的意义，他们在社会上所产生的影响，是抹不掉的文化印记。
在文献资料的收集过程中已逐渐显现出了百年美专历史的面貌。刘海粟作为美术教育的实践者，在新美术运动的背景下，无疑是站在最前沿的。他将西方艺术以“科学”为核心的教育方法引入国内，企图实现中国的教育现代化转型。1924年1月15日，刘海粟撰《为商务印书馆做图画教科书述意》，刊载于1月20日《艺术》第36期。他所编图画教科书，依据新学制初中图画科课程纲要，注重理论教授、实地观察和实技练习，分六册，每半年授一册，供三学年教材之用。1924年1月，刘海粟为新学制初级中学所编著之《图画教科书》6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众所周知，刘海粟并未接受过严格的学院体系训练，在写实能力上也远远不及同时代的颜文梁、徐悲鸿，但刘海粟幸得蔡元培的启发，早早地定下了印象派的格调。他无意于建立像徐悲鸿那样井然有序的素描造型体系，而是将蔡元培推许的与其作品暗合的后期印象派色彩、光影与表现力视为圭臬。同时刘海粟在自己作品中找到了艺术教育的核心一一个性与表现力。文献资料中，难得一见的上海美术用品社印行的1923年《海粟之画》、1930年《海粟近作》、1933年《海粟油画》以及1935年《海粟油画第二集欧游之作》充分印证了在20年代前期，林风眠以及‘决澜社’等受西方现代派熏陶的画家回国之前，刘海粟的艺术确实是走在时代前沿的先锋派代表。
徐悲鸿提倡的写实主义和刘海粟引进的现代主义，基本代表了五四新美术运动以来两大艺术基调，这两大艺术倾向在很长时间内、使艺术获得了一定程度上的“自由”，亦起到划时代的奠基作用。而刘海粟引进的西方现代主义艺术思潮，如站在纯艺术层面上看，比起徐氏的写实主义更具有价值。在传播西方现代主义美术思潮的过程中，作为美专教授的刘海粟、黄忏华、倪贻德等人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1929年刘海粟到欧洲后，在两年多的时间里认真考察了法国、意大利、德国、比利时等国的艺术，写了《欧游随笔》。1932-1939年间，傅雷和刘海粟一起编写了《世界名画集》，由中华书局出版的这套《世界名画集》共收7位名家，一人一册，每册都有长序，介绍作者生平，分析其艺术特色，其中塞尚、莫奈、雷诺阿、马蒂斯、凡·高、特朗6人均由刘海粟负责编选，另一册《刘海粟》专辑，由傅雷编选，卷首刊有他写的专论《刘海粟论》。这套文献资料经过三地藏家的联合努力，才得以齐集一体，实属不易。这些文献资料也体现了刘海粟意欲与欧洲现代艺术大师一起来推动中国绘画的现代进程的意图。他还翻译了英国T·W·厄普的《现代绘画论》，与丰子恺当时所译的日本上田敏所著的《现代艺术十二讲》并驾齐驱，曾对美术青年和专业工业者产生较大影响，为现代主义美术在中国的普及做出较大贡献。
刘海粟与蔡元培融合中西的教育使中国现代艺术从一开始就具备现代意味，海粟先生受蔡元培‘兼容并包’的治校方略启示，并不强制推行某种艺术风格，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吸纳人才，集中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艺术家、最庞大最雄厚的师资队伍。二三十年代，上海美专聘请了张大干、潘天寿、潘玉良等中国第一流的教师队伍，同时还邀请胡适、徐志摩、陈独秀、梁启超、蔡元培、黄炎培、张君劢、傅雷等著名学者来校讲学，在思想上给学生予以启蒙，一时间上海美专可谓人文荟萃，师资实力之强在现代美术教育史上堪称绝响。上海美专创办的中国第一本美术类专业杂志《美术》，是美育思想的传播阵地，是各种学术思想交流的平台，促进了学术的争鸣。1918年11月25曰，为更广泛地传播美育，上海图画美术学校的《美术》杂志第1期出版。沈恩孚题封面，以校训“诚实”两字为扉页，分学术、记载、杂俎、美术思潮四大栏目，还印有插图及增刊(历年教职员表和同学录)。《美术》杂志的学术思想积极，不仅促进了美育的普及和宣传，同时活跃了中国美术界的学术气氛。此外，上海美专还先后出版刊行了各种各样有针对性的学术刊物，活跃了学术氛围。1923年，
上海美专组织了艺术学会，创办了《艺术》周刊(于4月14日出版了创刊号)，此刊着重反映了美专的学术思想和动态。1929年4月1日，上海美专刊发季刊《葱岭》杂志，其内容涉及甚广，不仅对艺术的意义、价值进行了探索，在艺术理论的各个门类，各个领域也进行了多角度、全方位及各种层次的探讨。上海美专四十年，还曾以《摩社》、《艺术旬刊》、《艺术月刊》、《美术界》等为名刊行过多种校刊。此外，上海美专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思想的指导下，学术空气浓郁，除上述校刊外，每届学生的毕业纪念刊中也都发表了大量学生的学术见解，从另外一个角度反映出当时美专学术思想的活跃与解放。上海美专曾相继请中西各流派名家来校执教，先后于此执教者：中国画方面有黄宾虹、潘天寿、诸闻韵、谢公展、汪声远、吴茀之、诸乐三、顾坤伯、马公愚、张大干、贺天健、王个簃、来楚生、唐云、陆一飞、许醉侯等，特聘王一亭为导师，并请吴昌硕、曾农髯等名家到校挥毫；西洋画方面有王济远、王远勃、张弦、倪贻德、刘抗、陈人浩、关良、朱屺瞻、汪亚尘、拱野、周碧初、常书鸿、潘玉良、蒋兆和、陈盛铎、吴法鼎、朴特吉斯基(俄侨画家)、史托宾(俄侨画家)、冠斯(西班牙画家)等；工艺图案方面有陈之佛、郑月波、张光宇、何明斋等；美术理论方面有傅雷、俞剑华、丰子恺、吴梦非、谢海燕、刘思训、滕固、姜丹书、郑午昌、向培良、吕澄、温肇桐、朱天宽等；雕塑方面有江新、李金发、张辰伯、刘狮等；音乐方面有丁善德、麋鹿萍、宋寿昌、刘质平、应尚能、马思聪、谭抒真、赵梅伯、杨嘉仁、贺绿汀、张舍之等。另有艺术解剖学医学士陆露沙教授等等。
《不息的变动一一上海美专建校100周年纪念展》开幕在即，展览使我馆对民国时期美术文献收集保存以及研究方面的工作得以阶段性的提高，同时也希望能激发美术馆界对各时期美术文献保存研究的热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