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古版画概述

时间：2012-10-26 14:17:58 文章来源：华人德　

　　古代版画，主要是指木刻版画，即将画稿反向勾勒于木版．然后镌刻。再刷墨或色彩于版上．覆纸刷印而成，其过程与刻印文字成书相同。

　　凡谈古代印刷史和版画史均要提到唐代冯贽《云仙散录》引《僧图逸录》云：“玄奘以回锋纸印普贤像施于四方，每岁五驮无馀。”这是文献所见关于古版画的最早记载。东汉明帝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于天竺，求取佛法。愔后与高僧摄摩腾、竺法兰东还洛阳，取得佛经《四十二章》及释迦牟尼佛立像，佛教始传人中国。“明帝令画工图佛像，置清凉台及显节陵上，经缄于兰台石室。”[注释[1] (北齐)魏收撰《魏书》卷一百一十四《释老志》。][1]佛经和佛像是佛教传播、信仰、供养的佛门之宝。魏晋以后，佛经、佛像广为僧侣信众抄写绘制。所以佛经、佛像被首先发明用印刷的方法采化身千万，这是十分必然的事。玄奘印普贤像的记载说明至迟在唐初已有了版画印刷。1944年在成都一唐墓中出土了一幅刻印于茧纸上的梵文陀罗尼经咒图。图中央为莲花座上手执法器的八臂菩萨像，像外围绕刻有梵文经咒17周，在外栏四边各刻菩萨像5尊，并间以供品4枚装饰。印本右面刻有“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近卞……一印卖咒本”，这是坊间所刻印，时间约为唐至德二年至大中四年(757—850)．距玄奘刻印普贤像约晚一百多年。这是我国现存最早古版画的实物之一。1900年在敦煌藏经洞发现的绘刻于唐咸通九年(868)的《金刚经》扉画，内容是在祗树给孤独园佛祖释迦牟尼为须菩提长老说法的情景。构图完整，形象生动，刀法圆畅，在绘制等方面都已达到较高水平。

　　唐宋以后，我国经济、文化逐渐向东南沿海地区转移。南宋时浙江杭州，福建建安、建阳都是著名刻书集中之地。这时的苏州已是繁华的城市了。

　　1978年在苏州瑞光塔内发现了木版印刷的《大随求陀罗尼经咒》和《梵文经咒》，分别为北宋咸平四年(1001)和景德二年(1005)刊印，另有天禧元年(1017)木刻本《妙法莲华经》一部。苏州刻书较早而最著名的是在陈湖碛砂延圣院大藏经局所刻的《大藏经》，有591函，6362卷。为区别于宋代所刻其他大藏经，而名为《碛砂藏》。此藏于南宋绍定四年(1231)开雕，元至治二年(1322)始成，历时91年。卷首冠有图版，共有8种，轮番重复使用。画面构图完善，华丽繁缛，线条柔中寓刚，人物形态各异，神情变化于毫芒之间。版画题记有“陈昇画”、“陈宁刊”、“孙祜刊”、“袁玉刊”等。北宋至明初300多年间，苏州刻书业渐起，而侪于全国刻书业中心之列，竟有后来居上之势。

　　明代中叶，经历了明初以来近百年的休生养息，农业生产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然而土地兼并十分严重。苏、松、杭、嘉、湖五府本来地少人多，租赋又重于其他地方。嘉靖、隆庆间(1522—1572)政府实行了一条鞭法，农民因缴纳鞭银，必须出售农产品，使得农民与商品市场联系日益密切，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封建依附性逐渐减弱，人口流动活跃，加上明代商税简约，对工商业的束缚较少，这就促使工商业的不断发展，并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但是封建地主经济势力仍旧强盛。明初以来，官私刻本大多刻经书、法令、典章制度、方志以及宣传儒家思想的书籍。吴县知县邝璠撰《便民图纂》便是地方官吏劝课农桑的一本书籍。全书共16卷，第一卷有“农务图”15幅，第二卷有“女红图”16幅，每图上部都冠有一首“竹枝词”。卷一据宋楼璹《耕织图》重新绘刻而有所改动。此书在弘治六年(1493)首刻，十五年(1502)又刻，以后还有嘉靖二十三年(1544)、万历二十一年(1593)等刻本，一刻再刻。清代康熙间内府刻《耕织图》、嘉庆间内府刻《授衣广训插图》，都是出于重农抑商的目的。

　　由于资本主义萌芽是一股新生势力，终究不能遏制，市民阶层的地位逐渐上升，俗文化高度发展。自宋元以来开始流行的话本小说、戏曲杂剧，到嘉靖、万历间进入了鼎盛时期。万历时（1573—1619），苏州著名的文学家、戏曲家冯梦龙创作、更订、增补、汇编、注释、选评了大量文学作品，可考订的有七、八十种。这些戏曲小说成了最好营销的图书，往往书坊“竞购，新剧甫属草，便攘以去”。[[2] (明)冯梦龙《永团圆·序》。][2]冯梦龙搜集、整理、拟作、汇编了话本小说集“三言”，即《惊世通言》、《醒世恒言》、《喻世明言》(又名《古今小说》)，湖州凌濛初见“三言”的成功，于是也仿照编刊了“二拍”，即《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如《西厢记》、《三国演义》、《水浒传》等文学名著则一刻再刻。书肆竞利，促使刻书业迅猛发展。

　　苏州在明代是最繁华富庶之地，“书肆之盛，比于京师。”书坊大多开设在阊门内外和吴县县前。阊门南浩街和胥门一带是万商云集、樯桅林立的码头，苏州书坊开设在附近，便于将所刻印的书籍装载、运散到全国各地。胡应麟在评论当时各地刻书状况云：“吴会、金陵擅名文献，刻本至多，巨帙类书，咸会萃焉。海内商贾，所资二方十七，闽中十三，燕越勿与也。然自本坊所梓外，他省至者绝寡，虽连楹丽栋，蒐其奇秘，百不二三，盖书之所出，而非所聚也。”又云：“余所见当今刻本，苏常为上，金陵次之，杭又次之。近湖刻、歙刻骤精，逐与苏常争价。蜀本行世甚寡，闽本最下，诸方与宋世同。”“凡刻之地有三：吴也，越也，闽也。蜀本宋最称善，近世甚希。燕、越、秦、楚，今皆有刻，类自可观，而不若三方之盛。其精，吴为最；其多，闽为最；越皆次之。其直重，吴为最；其直轻，闽为最；越皆次之。” [[3] (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甲部经籍会通·四》。][3]胡应麟对吴地刻本之推崇，主要还是着眼于校勘之精审、刻工之工致，以及纸墨之美善。当时造纸、制墨等手工业已十分进步发达，这对印刷事业的发展也是有利的。苏州人文荟萃，经济繁荣。在新生的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和商业竞争的环境下，苏州的印刷业在全国同行业中是以质取胜的。

　　各地书坊在商业竞争中也各有各的手段。有的字迹庸劣，纸墨粗恶，装祯简率，以偷工减料来降低成本；有的乱改书名，删削章节，假托名家评点，以标新立异招徕顾客；有的增加绣像插图，聘请名手绘刻，以穷工极变、争奇斗艳来吸引读者。前二类情况招致后世有“明季刻书滥恶”、“明人刻书而书亡”的诟病。而后一类却使明末版画成为我国印刷史上的一朵奇葩。

　　绣像插图最多用于戏曲小说。明中后期戏曲小说版画有建安、金陵、新安、杭州、苏州等流派，这些流派均盛行于万历至明末（1573—1644），形成“千岩竞秀、万壑争流”的局面。金陵、建安、新安派产生较早，在明中叶，这些地方即陆续刻印戏曲小说版画，金陵积德堂刻《新编金童玉女娇红记》在宣德十年(1435)就有插图。苏州戏曲小说版画出现较晚，到万历(1573—1620)中期，戏曲小说绣像插图才在苏州地区流行，至泰昌(1620)、天启(1621—1627)、崇祯(1628—1644)间达到鼎盛。当然刻印戏曲版画也不是所有文人、书贾都感兴趣的，如出版界巨擘常熟毛晋(1599—1659)自天启五年(1625)从事刻书，于崇祯元年(1628)正式成立刻书作坊，经营汲古阁40余年，刻书共计611种，“力搜秘册，经史而外，百家九流，下至传奇小说，广为镂板。”[[4] (清)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七十九《严孺人墓志铭》。][4]毛晋曾辑刊过《六十种曲》、所收元杂剧《西厢记1种，馀皆为明代传奇，始编于崇祯间，不刻插图，大约刻印此书非为市井流传，而供文人插架备览也。但是戏曲小说附刊插图，这在明末已成了风尚，精美的版画已成为戏曲小说吸引读者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

　　从万历至崇祯间，在苏州凡刻戏曲小说版画的书坊现在能知道的有：起凤馆、真诚堂、三槐堂、长春阁、清绘斋、集雅斋、萃锦堂、兼善堂、白玉堂、麟瑞堂、五雅斋、人瑞堂、读书坊、尚友堂、存诚堂、同人堂、绿荫堂、忠贤堂、滑稽馆、玉夏斋、三多斋等。撰编辑刻戏曲小说的文人、书贾有：顾正谊、何璧、周之标、冯梦龙、龚绍山、袁于令(剑啸阁主人)、杨定见、叶敬池、叶敬溪、安少云(尚友堂主人)、陈长卿(玉诚堂主人)、西泠长、许自昌(梅花墅主人)、叶启元(玉夏斋主人)、毕万侯(滑稽馆主人)、李玉(一笠庵主人)、许恒(笔来斋主人)等。

　　苏州一地在短短半个世纪内戏曲小说版画能出现如此繁荣的局面，与苏州经济文化高度发达是分不开的。苏州地区除了有像冯梦龙、李玉这样多产的文学家、编辑家搜辑编撰了大量的戏曲小说，为版画创作提供了故事情节和市场销路，同时又有许多出色的绘画人才和剞劂高手。苏州是吴门画派所在地。弘治、正德、嘉靖间沈周、唐寅、文徵明、仇英等四大家先后卓立于画坛，他们在世时，即有一批画工专门模仿制作名家作品以销售，称作“苏州片子”。至万历间，吴门画派尚未衰落，而邻近苏州的华亭派又崛起了。一些画家逐渐将兴趣投向版画创作，他们与刻工密切配合，通过雕版印刷，将自己的作品化身千万，流传后世。如苏州籍画家有顾正谊、钱贡、殳君素、王文衡等。各地也多有类似的情况，如金陵有魏之璜、胡正言、萧云从，徽州有丁云鹏、汪耕，杭州有陈洪绶等。顾正谊，字仲方，号亭林，苏州(一作松江)人。能诗擅画，万历二十四年(1590)撰绘散曲别集《笔花楼新声》，图版为单面多页连式．绘制精致典稚。顾正谊是画家创作版画画稿较早的一位，也为苏州戏曲小说版画的地方特色奠定了基调。钱贡，字禹方，号沧洲，吴县人。善画山水、人物。曾为寓居金陵的徽州巨富汪廷讷绘制过“环翠堂园景图”及《环罩堂乐府》插图，画面富丽堂皇．繁缛工细。当时不知名的画工常常摹仿名家画本，或者索性假托名家所作以增身价。如万历间何璧刊《西厢记》，汪氏刊《列女传》等皆传为仇英所绘；香雪居刊《新校注古本西厢记》为长洲钱谷所绘，吴江汝文淑摹图，《西厢记考》也作钱谷绘，《樱桃梦》插图版面题为“长洲钱谷写”。这些书刊刻时，仇英、钱谷早已去世。而苏州集雅斋所刊八种中有《唐六如仿古今画谱》即纯为假托唐寅所作。值得着重提出的一位版画专业画家是王文衡，字青城，苏州人。泰昌、天启间为湖州闽、凌两家书坊所聘，绘画插图。闽、凌二家以出版朱墨套印本书籍闻名于世，曾刻过140余种各类书籍，所刊戏曲小说类书均插图，这些插图几乎都出于王文衡之手。王文衡为闵氏所绘者有《红梨记》、《红拂记》、《邯郸梦记》、《牡丹亭记》、《董解元西厢》、《艳异编》、《明珠记》、《绣襦记》等，为凌氏所绘有《西厢五剧》、《琵琶记》、《南音三籁》等。王文衡所作插图着力于构图变化，每以亭院、树石、山水为主，人物较小而神态生动，背景往往以流畅或迟涩的用笔线条来衬托故事情节的悲欢离合，有时整篇几乎不见人迹，意境深远，有“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效果。王文衡以其画风，与黄一彬，刘杲卿、刘升伯、汪文佐等徽州籍名刻工密切合作，形成了晚明湖州版画的鲜明特色。明末苏州版画画工见于落款者还有李士达、张修、王之千、江叔烈等。

　　古代书籍中的版画插图大多是绘稿、镌刻、印刷分工进行的。一幅成功的版画，绘稿固然重要，但是刻工更是起主要作用。苏州本地版画刻工见于署名者不多。万历四十四年(1616)古吴章镛刻《吴歈萃雅》，有图16篇，为双面连式，绘刻极为精丽典雅。万历间刊《西厢记考》，钱谷绘，夏缘宗刻，双面连式；天启三年(1623)吴门萃锦堂刊本《词林逸响》，为赵邦贤刻，多页连式。皆清新细腻之作，线条匀洁，意境高远。

　　有些刻工兼能绘稿。如曾寓居苏州的著名木刻家刘素明在插图中有时落款“素明笔”。刘素明为福建建安刻工，长期寓居杭州、金陵，刻有戏曲小说插图多种，曾在苏州为吴县天许斋刻过《全像古今小说》插图80幅，为单面方式，另刻过存诚堂本《新刻魏仲雪批点西厢记》插图等。晚年刘素明又回原籍，一生踪迹遍历当时各刻书中心。明末，建安刻书业渐衰，故刘素明才外出以求发展。另一名手刘君裕．也能自创稿。刘君裕原籍徽州，长期寓居苏州，故也有将其作苏州籍者。崇祯间，刘君裕曾为三多斋刻过《忠义水浒全传》插图，此书120回。每回一图。前100回抄袭黄诚之、刘启先所刻百回本图．后20回乃自创稿，绘刻亦精到，于前loo日并无多少逊色。在此之前，刘言裕与郭卓然于万历二十年(1592)为金陵世德堂刻过《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插图loo幅；与李青宇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合刻姑苏龚绍山刊本《新镌陈眉公先生批评列国志传》插图120幅。刘君裕在崇祯五年(1632)还为苏州金阊安少云尚友堂刻《二刻拍案惊奇》插图78幅，图由刘崟摹绘。

　　苏州明末清初的版画，由徽州刻工镌刻者甚多。徽州自五代、北宋以来，以制墨著称，墨模须精镂细刻，徽州建筑栋梁亩棂皆讲究雕饰花纹鸟兽人物故事．故徽州木雕多名工
巧匠．印刷雕版也是徽州木雕行业中的一支。如歙县虬村黄氏一族在明清时就有数百人操剞劂之业，往往父子相传．累世不替，其中出有许多版刻名手。在万历以后，徽州刻工为求发展，纷纷流寓到南京、杭州、苏州、湖州一带书业中心，为这些地方的版画创作做出了极大贡献。徽州籍黄氏版画刻工流寓到苏州的有黄玉林、黄汝耀、黄顺吉、黄真如等。黄玉林原名德宠，《黄氏宗谱》称“迁苏州”，万历三十年(1602)曾刻《仙媛纪事》插图。上面提到的刘君裕、郭卓然原籍也是徽州。郭卓然，安徽旌德人，还曾刻过金阊叶敬池刊本《醒世恒言》插图40幅，剑啸阁刊本《西楼梦传奇》双面图8幅等。稍晚的鲍承勋也是由旌德迁苏的著名刻工：清康熙司为苏州文喜堂刻《秦楼月》插图，其中有一幅有“鲍天锡刻”款，故一般以为此书是鲍承勋、鲍天锡合刻，其实天锡应是鲍承勋字。鲍承勋还在康熙二十四年(1685)刻过《怀嵩堂赠言》插图，三十八年(1699)为启贤堂刻《扬州梦》插图。另外又为吴门兜率园比丘明闻刻过《过去庄严刼千佛名经》卷首图。鲍承勋技艺不让晚明诸黄，可视为徽派版画之殿军。

　　明末清初苏州版画流行狭长式和月光式，所谓月光式即将图画绘刻在圆形框栏中。这两种式样虽不是苏州版画首创和独有，但是用得较普遍，苏州李玉撰刊的《一笠庵四种曲》、徐士俊撰刊《曲波园二种曲》和金陵翼圣堂辑印《笠翁十种曲》的插图绘写者胡念翊(一作念翼)、王赞皆苏州人。这些版画都以精巧见长。

　　明末清初苏州的戏曲小说版画构图清新简远，人物较小而生动，着重背景环境的描绘．刀法细腻流畅，与建安派前期上图下文、古朴稚拙，刀法粗狂有力度，多采阴刻和阳刻相结合的表现手法截然不同；与金凌派前期以人物为主，造形丰硕，神态和布景类似舞台效果的特色也判然有别；与武林派风格则较接近，苏杭有运河相通，一苇可航，同时都或多或少受徽州(新安)派影响，苏州版画由于“留黑”很少，几乎没有大块阳刻的版面，刻工线条又过于细腻。这样就减弱了黑白对比的效果，缺少版画所需要的刀味和木味。

　　戏曲小说版画到清代就衰落了，主要原因是清朝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采取了封建专制的文化政策，自顺治至乾隆四朝，禁书焚书连续不断，即便戏曲小说也往往被加上诲淫诲盗的罪名而加以禁毁。名臣汤斌在任江苏巡抚时，因吴俗奢侈浮华，予以整肃，曾禁书坊刻印戏曲小说，又禁妇女出入寺院，禁祀五通神等，重修历代名贤祠，令所辖诸州县立社学，讲《孝经》等儒家典籍。汤斌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九月任江苏巡抚，二十五年(1686)任礼部尚书，甫到苏州就任，即下了一道道告谕，其《严禁私刻淫邪小说戏文告谕》云：“为政莫先于正人心，正人心莫先于正学术。朝廷崇儒重道，文治修明，表章经术．罢斥邪说。斯道如日中天，独江苏坊贾，惟知射利，专统一种无品无学希图苟得之徒，编纂小说传奇，宣淫诲诈，备极秽亵，污人耳目，绣像镂版，极巧穷工，致游佚无行与年少志趋未定之人血气摇荡，淫邪之念日生，奸伪之习滋甚，风俗陵替，莫能救正，深可痛恨!合行严禁，仰书坊人等知悉。……若仍前编刻淫词小说戏曲，坏乱人心，伤败风俗者，许人据实出首，将书板立行焚毁，其编次者、刊刻者、发卖者一并重责，枷号通衢，仍追原工价勒限刻古书一部，完日发落。”

　　在严厉的禁令之下，一时戏文小说销声匿迹。文人学者为避禁网，都钻入故纸堆中，搞起考古之学。一些版画家也都转向刻制圣贤肖像、山水画谱，苏州名刻工朱圭就是以专门绘刻这一类题材而著称于世的。未圭，字上如，吴人，自署柱笏堂，擅长绘画，雕刻书画，精细传神。无出其石。他于康熙七年(1668)刻过柱笏堂刊本《凌烟阁功臣图》，由祥符(今河南开封)刘源绘图；隶熙二十九年(1690)刊《石濂和尚集》，由吴趋石濂画；另刻有《柱笏堂墨戏》。朱圭囚技艺精湛，召入内廷供奉。康熙三十五年(1696)与梅裕凤合刻《御制耕织图》，由焦秉贞画，内府铜版印本，康熙五十一年(1712)内府又有重刊木刻本。康熙五十年(1711)与梅裕凤又台刻《御制避暑山庄三十六景诗图》．由沈嵛画．内府刊满文本。康熙五十六年(1717)朱圭还刻有《万寿盛典》，由王原祁、冷枚、宋骏业等绘，内府刊本。

　　清代康熙以后，政府一方面禁刻淫词小说，一方面又大力宣扬儒家思想和清室统治下的太平盛世，提倡刻印历代圣贤像和纂修地方志，以示“崇儒重道、文治修明。”封建社会有所谓“盛世修志”之举，苏州是最注重修志的地区。除了府县志以外，还有乡镇志、山水志、寺观志、园林志、人物志、风俗志、物产志等。宋元时苏州地区的地方志中除了绘刻地图以外，已有实景图，明代方志中的实景图仍较简略，清代苏州方志中的实景图虽已较细致，但与徽州、金陵、杭州等地所刻的明清方志比，仍要逊色得多，故成就不高。相形之下，苏州所刻的圣贤像不仅生动传神，而且规模宏大。除上面提到朱圭所刻的《凌烟阁功臣图》外，著名的要数顾沅编辑、孔继尧摹绘、张锦章刻，道光九年(1829)长洲顾氏刊本《吴郡名贤图传赞》，收与苏州有关的古代名人570人。道光十年(1830)顾沅又辑《古圣贤像传略》，收自上古仓颉至清代冒襄，共425人的像，仍由孔继尧绘，刻者不列，可能也是张锦章。孔继尧，字观香，号莲卿，昆山人，工山水花鸟，尤精人物。顾沅所辑古代名贤像于道光七年(1827)曾白沈钰刻于石上．每像上除有像主所属朝代身份姓名外，还有四言16字像赞，石列于沧浪亭五百名贤祠内，是为《五百名贤像赞》，以后又陆续有所增刻。顾沅于道光间还有赐砚堂家刻本《圣迹图》。清代所修家谱、族谱，书前也流行刊刻列祖列宗的肖惊，水平优劣不齐，视所主绘刻者技艺而定。清代康熙以后戏曲小说版画衰落，而圣贤、山水、画谱类题材成了木刻版画的主流，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也渐渐崛起了。


　　注释：

　　[1] (北齐)魏收撰《魏书》卷一百一十四《释老志》。
　　[2] (明)冯梦龙《永团圆·序》。
　　[3] (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甲部经籍会通·四》。
　　[4] (清)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七十九《严孺人墓志铭》。
　　[5] (清)汤斌撰《汤文正公全集》卷九《江南公牍·苏松告谕》。


　　参考文献

　　l 郑振铎著．西谛书话．三联书店，1983
　　2 北京图书馆编．中国版刻图录．文物出版社，1960
　　3 郑振铎辑．中国古代版画丛刊．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1年影印
　　4 周芜编．中国版画史图录．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
　　5 周芜编著．中国古代版画百图．人民美术出版社，1984
　　6 方骏、尚可编．中国古代插图精选．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
　　7 首都国书馆编辑．古本戏曲版画国录．学苑出版社，1997
　　8· 王伯敏主编．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编20·版画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国书馆，邮编：215006。收稿时期：1999年5月lO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