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7-5 20:19:28 来源:美术报
民初京城画坛领袖陈师曾,既是一位诗、书、画、印“四绝”的文人画家,又是一位著名的中国传统绘画的画论家。他出身书香门第、官宦之家,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学养,其著述、其画论、其题跋、其书信以至其翻译,无不以文言出之,唯独其首论文人画,用白话文写了一篇《文人画的价值》,发表于1921年春出版的《绘学杂志》第二期“专论”栏,这是为什么呢?
重压之下
这要从新文化运动中的“文学革命”说起。爆发于1917年的“文学革命”,提倡白话文和新文学,反对文言文和旧文学。这年1月,“首举义旗”的急先锋胡适在《新青年》杂志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吹响了文学革命的号角。文中提出“文学改良八事”,在“二曰不摹仿古人”中,矛头直指宗宋诗派(以黄山谷为首的江西诗派)“同(治)光(绪)体”赣派魁首、陈师曾的父亲陈三立。文中引录陈三立作于1914年的五律《涛园(沈瑜庆)夜过纵谈杜句》:“涛园钞杜句,半岁秃千毫。……”后说:“此大足代表今日‘第一流诗人’摹仿古人之心理也。其病根所在,在于以‘半岁秃千毫’之工夫作古人的钞胥奴婢;故有‘此老仰弥高’之叹。若能洒脱此种奴性,不作古人的诗,而惟作我自己的诗,则决不致如此失败矣。”第二年,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论及“死文言决不能产生活文学”时又说:“难道把郑孝胥(‘同光体’闽派代表)、陈三立的诗翻成了白话,就可算得新文学了吗?”甚至说:“什么桐城派文”、“江西派的诗”,“实在不值得一驳。”
无独有偶。还是在1917年,以文学鼓吹推翻满清统治、宣传民主革命为宗旨的文学社团“南社”内部,发生了一次关于诗歌“尊唐”与“宗宋”的激烈论争。社长柳亚子,诗宗盛唐,不满江西诗派的鼻祖黄山谷,不满清末民初宗宋的陈三立、郑孝胥被推为现代宗师,而社员胡先骕是陈三立的诗弟子,则写信恭维“同光体”,柳亚子便写诗大骂“江西诗派”和黄山谷,引起社员姚鹓雏、闻野鹤、朱鸳雏的不满,在上海《民国日报》和《中华时报》展开了笔战。朱鸳雏尤其当仁不让,以至柳亚子竟然将他开除出“南社”。
面对“文学革命”被作为对象和“南社”论争被作为靶子的双重压力,陈师曾的父亲陈三立始终没有发声,被视为“同光体”诗人之一员的陈师曾则反而在4年之后,用白话文撰写了《文人画的价值》。
一吐为快
陈师曾是在重压之下认错了吗?不是。
1921年夏,他将《文人画的价值》改写成文言文《文人画之价值》,在论及文人画“何不稍卑其格,期于普及”时,笔锋一转,说: “此正如欲尽改中国之文辞以俯就白话,强己能言语之童而学呱呱婴儿之泣,其可乎?”
言犹未尽。1923年3月10日,他在接受日本记者待晓庐幽人的来访时,纵论中国书画的现状,又申述了对新文学与白话文的看法,他说:新文学的运动轻率地丢弃了传统遗产,试图学习西方的文学,通过使用这个时代的语言建立现代文学,但只靠白话文是不够的。许多还是在模仿古代诗歌,或者翻译西方的白话新诗,这远不能令人满足。
陈师曾一吐为快,清楚地说明了他对白话文的态度。
文化自信
陈师曾所言,旗帜鲜明。第一,他反对“尽改”中国文言,将文言斥之为“死文字”而扫进历史的垃圾堆;第二,他也认可白话文,但他认为“只靠”白话文还不够;第三,他认为白话与文言,是普及与提高的关系,白话有利于普及,文言有助于提高,白话应从文言中吸取营养。
于此可知,陈师曾用白话文撰写《文人画的价值》,意在普及人们对于“文人画”价值的正确认识,其底层蕴含的逻辑,如同他对中国绘画的阐述一样,是对传统文化的自信,反对“丢弃”“传统遗产”,同时又重视借鉴和融通西方文化的精粹,反对全盘西化。尤其是,陈师曾撰写《文人画的价值》一文的时候,白话文正如著名语言学家黎锦熙所言,已成“正宗货”,教育性的书刊、文艺文和理论文大都是白话文,1920年,教育部更下令从秋季起废止文言课本,改用国语课本,白话已俨然成为“国语”,在这样的情势下,作为教育部编纂处副主任的陈师曾,亮明他对于白话文的观点,更显示了他维护和坚守传统文化的执着。
但毕竟,对于陈师曾来说,驾驭文言文比起白话文更为得心应手,所以,他的《文人画之价值》终于成为传世之作,其对文人画的开创性总结,吹响了传统绘画走向现代的进军号角,确立了陈师曾近现代“文人画旗手”的历史地位。
1919年12月,胡适提出了“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学术主张,陈师曾在接受日本记者待晓庐幽人的来访时也响应说:“现在最需要的是整理国故”,并未因胡适批判过他的父亲陈三立和“同光体”诗派而否定胡适,表现了他坚持真理的理论勇气和虚怀若谷的学术态度,也显现了他的高尚人品。
(作者系艺术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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