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说法，讲考古是文明的第一现场，博物馆是人们进入文明的第二现场。由此，博物馆之影响当以其藏品为首要，而藏品又应以其所携带的大量的具有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等信息为重。这些信息，只有通过专业人员的研究、分析、解说，才能使观者充分领略其中蕴含的价值。正如学者所言，《红楼梦》之伟大不仅因其作者，更要有伟大的解读者才可以。

　　 多年从事名物研究的扬之水先生就是这样一名解读者，其为读者所熟悉的著作有《古诗文名物新证合编》《中国古代金银首饰》《香识》等。终日对中国传统器物进行研究，继《定名与相知：博物馆参观记》后，她又为读者献上了《定名与相知：博物馆参观记·二编》。

　　 延续上一册的写作风格，《二编》有对国家博物馆（中杂项）、辽宁省博物馆中有代表性物件的解读，也有对围绕某一城市（南京）、地区（浙江、川南）出土文物的精讲，更有对某一种器物（步摇花与步摇冠、博鬓）源流演变的专门梳理。十篇文章，无论介绍何种物件，作者都不简单地介绍器物本身，即所谓的“定名”，其更多的还是在诠释与器物相关的人文信息，即所谓的“相知”。

　　 近20年来，收藏之风日盛，杂项是较重要的一项。作者将对国家博物馆中漆木、竹木牙角、服饰（清代）的讲解作为开篇，或许不仅因其篇幅占全书近一半，更有满足读者嗜好之用心。作者很少在器物制作工序上多费笔墨，除了必要的器型、纹饰的简要描述，更多的还是在历史文献、小说、诗词中寻踪觅迹，不仅使器物的定名接近历史中的真实，更重要的还是意图还原其所处的历史背景、彼时的社会风尚、习俗。而这也是作者写作的立意，并将其贯穿全书始终。

　　 作者引了宋代张师正《倦游杂录》中一则小故事，令人忍俊不禁。说张逸在成都做地方官时，某日，僧人文鉴大师来拜见，恰巧另一名地方官张唐辅也在客厅等候主人接见。二人同候之时，张唐辅忽觉头皮奇痒想挠一挠，便脱下乌巾，见无处安放，便扣在了大师头上。文鉴大怒，待主人出来时向其告状。原来作者以此故事为“反证”，意在说明在宋代顿放幞头之物鲜见，及至清代冠架、帽架、帽筒才兴盛起来。

　　 南京，是一座有着深厚历史文脉的古都。《儒林外史》中有描写两个挑粪桶者在一日劳作完毕，要相约“吃一壶水，回来再到雨花台看看落照”的情节，足见那时的贩夫走卒也将生活过得如此惬意，渔樵织读的烟火气瞬间跃然纸上。而作为胸怀天下的文人士大夫，一向视己为社会脊梁，诸多忧国忧民的历史瞬间又使这座城的悲壮气血尽显。南宋张孝祥《六州歌头》荡气回肠，《野朝遗记》载时任建康留守的名将张浚，听后为之罢宴。《张孝祥集编年校注》《景定建康志》均载张孝祥葬于上元县清果寺。行文至此，本以为作者要将张孝祥所用、所藏器物逐一介绍，熟料笔锋一转，却叙述起张同之所藏。

　　 解读器物，还原它们所承载的人文信息只是途径，最终还是要尽可能还原当时社会中各类人等的生活面貌，特别是精神追求。故而，作者对张同之文房用具的介绍不吝笔墨，水滴、铜镇尺、砚、茶具、酒具，无不结合文人圈中风雅一一细数。如酒具中“蕉叶”，作者先是将纽约大都会馆藏及南京中华门外北宋长干寺地宫实物图片录于书内，接下来便是信手拈来庞元英《文昌杂录》、张先《天仙舞·观舞》、王之道《虞美人·和孔纯老送郑深道守严州》、高登《好事近·再和饯别》、葛立方《虞美人·泛梅》、李之仪《次韵雪》中诗句，说明在那时“酒宴中蕉叶每每是宠儿”。读至此，不得不钦佩作者肆意游走于文物图谱与诗文之间，足见其读书之丰沛，精神之自由。而其挑选器物“不以丰富和奢华著称，却是具有士人气息且很有代表性的一批”，可见其良苦用意。

　　 至本书《一物，一诗，一幅画：浙江故事的细节阅读》一文，作者的人文情怀已全然打开喷薄而出。作者坦言，“百物，是浓缩法；一物，是扩展法，都是神与‘物’游、视通万里的读‘物’法。一‘物’之外，更援引一首诗和一幅画，是因为物中有诗也有画，画中有物也有诗，三者共同组成跨越时间与空间的故事场景。”

　　 《定名与相知：博物馆参观记·二编》中，作者徜徉于各大博物馆，在每一叙事空间中寻找器物的历史细节，还原与它们发生联系的人与事、史与诗、道与情。本书资料丰富、文图对应，对冰冷器物的讲解散发着人文的热度，行文间史、文知识交替呈现，自然而生，毫无突兀之感，让人在不觉察间便获得了许多知识与趣味，不禁感叹“物”小乾坤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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