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非洲作为人类文明发源地，跨域艺术间的共通性奠定了中非艺术共同话语的基础，思想观念、精神信仰、时代性等多重内在差异彰显了各自视觉艺术的独特性。其中，木雕艺术作为造型艺术主要形态之一，在中国与非洲有着古老悠久的历史，是人类艺术的瑰宝，因不同地域和人文环境形成了该地域语境下的艺术语言，构建出本土化的木雕工艺体系。

　　就工艺技艺而言，它是艺术家的思想、行动语言与木料互动对话，经一定的雕刻流程、借雕刻技法、综合工具、辅以身体动作或肢体语言，所留的塑痕气质，呈现的物象形态和状态以传达和承载艺术家情感。

　　其中，木料选材方面，现代语境下中国木雕所选木料不拘一格，其价值意义从传统视域下的雕刻造型的媒介拓展至“激活”木料本体独具的语汇，从传统的较纯粹的造型载体中解放出来，释放和观照材料的社会属性、人文性和公共性，即让质料“发声”。如，女雕塑家李秀勤的公共艺术作品《被开启的记忆》，松木和金属两种截然对立的物质属性，作品“暴露”木料的内部空间与结构、木料凹陷的孔洞、凸起的环扣、从木料向外生发的金属，构成了紧张对立的物理结构，由此形成凹凸的视觉和触觉的作品语言，这是艺术家对盲文语言系统的转换、转化和探索，创造了多维观照生命、社会和内心的内外相合的作品。

　　非洲木雕的选材常见软木和硬木，硬木料中尤以乌木最具内在表现力，因其独具的自然属性，被视为工艺材质中其综合性质最适合表现雕像的木材——“思想与想象的原材料，感觉与认知的原材料。只有在解释之光的照映下，人们才能理解为什么雕刻家会将其描述为‘内秀的乌木’”。“内秀”内生而外成，成为雕刻家内在精神感悟与思想表达的载体。

　　此外，中非洲木雕雕刻法亦有类似之处，如，间接雕刻法偏“再现性”，以尊重客观物象的面貌为呈现形式，作品的叙事性主题消解木料本体性。直接雕刻法偏“表现性”，一般使用基本的雕刻工具，打破拼接、粘补、雕凿技法，借鉴泥雕等技艺以及切割、碳化、开裂、腐蚀、碾压等手段，即据“相物而赋形”的直觉，艺术家审时度势且构思随形而变，从而达到木料-创作构思之间的互通与直接转译。

　　非洲肖像木雕的制作工具与中国略有不同，一般包括斧、刀、凿子等，表面着色常选植物或矿物质颜料，表面保护材料如油等其他材料，通过反复涂刷以避免表面开裂、腐朽、虫蛀等。制作流程大体如下，首先，使用较大的手斧砍出大致轮廓；接着，用手柄较短、刃面较窄的扁斧对木雕形制进一步雕刻，再用小刀或凿子刻画精细部位，随后，打磨；紧接着，使用赭石、木灰等矿物质和植物颜料进行着色；最后做表面保护。如松山·韩蓉非洲艺术收藏博物馆的部分马孔德木雕作品，偏写实性风格，借符号化元素与生活日常对接，木料自身的颜色转换为人体颜色，由此激活和彰显木料语言的特征，呈现出强烈的民族特色、地域特征、人文风情等属性。

　　总之，中国木雕工艺技法，从“雕”、“刻”“斫”减法延展至“榫接”“拼合”等加法工艺；木料从造型的“承载”对象中解脱出来，其物性和唯一性在一凿一斧的工艺语言与阐释性创作理念间互通和互为以至消解木料个体性而成为自然空间的构成与景观。非洲木雕艺术家善用整块木料，以超现实木雕形态直接而坦率地强烈表达，在形体处理上以多变几何体为作品“主旋律”，如轻盈纤细、端正笔直的木料与“留白”空间的负形共同构成协调收缩体量，构成形式上的“疏可走马，密不透风”冲突节奏，构建了有机的形体“对抗”关系，使形体语言与树木本身的生命力量同构。

　　现代视域下的中国木雕和非洲木雕工艺将木料形制、体量、纹理、气味、质感等原初特质作为作品造型表现和意识表达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唤醒和释放木料本身的生命力、力量和表达力，“雕”与“刻”、“弃”与“取”、“束缚”与“解放”、“分解”与“组合”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的作品形态以构成具有意味的形式，负载生命情感表达。中非木雕艺术的交织与碰撞，深化了创作多元化实践，拓展工艺语言表述空间的外延，开拓了工艺研究的维度，从而为新的探索提供了多种可能性。

　　（作者供职于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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