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西夏文翻译的汉文典籍，称为“夏译汉籍”，是研究西夏的重要资料。译自汉文的儒家经典，是“夏译汉籍”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四书”之一的《孟子》，名列其中。

　　《孟子》入夏实证

　　西夏王朝统治者主张儒佛并重，在利用佛教净化民众思想的同时，也大力汲取中原民族的儒家文化，如三纲五常、圣人名教等，以维护统治。西夏第二位皇帝谅祚(1048年—1068年在位)执政后，广泛推行以儒学为主的汉学，开始向宋朝求赐大批经、史书籍。

　　西夏拱化元年，即北宋仁宗嘉祐八年(1063年)，宋朝“以国子监所印的《九经》及《正义》《孟子》医书赐夏国，从所乞也”。出于向“四夷”传播圣道，实行教化的目的，宋朝显得特别慷慨，在诏赐《九经》的同时，连《孟子》也一并赐予西夏。《孟子》一书首次传入西夏社会中，之后多次被译为西夏文。

　　西夏文《孟子》现存三种写本。夏译《孟子章句》是西夏天盛九年(1157年)的本子，为卷子装，草书，内容为赵岐的《孟子章句》卷十三《尽心上》。就目前所见，可以算是中原正统经学在西夏传播的惟一实证。夏译《孟子传》文中有“传曰”字样，充满了北宋新经学派风格，现存有22叶，内容属《孟子》卷八《离娄下》。夏译《孟子》是现存三种西夏文《孟子》中分量最大的，内容为卷四《公孙丑章句下》、卷五《滕文公章句上》、卷六《滕文公章句下》。夏译本只有经文，赵岐注已为译者所删。

　　三种西夏文《孟子》，在1908—1909年与大批文献均出土于黑水城遗址(今内蒙古额济纳旗)，被科兹洛夫率领的俄国皇家蒙古四川地理考察队携往圣彼得堡，现藏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

　　多种西夏文写本《孟子》，通过叙述题材的同一性，构成一个整体，又通过各自叙述的差异性记录了西夏文字乃至西夏儒学思想的发展状况。《孟子》中，如尧舜、孔子、孟子、曾子、周公、管仲、君子、小人、仁义等的翻译在西夏文中是惊人一致，这也从侧面表明当时西夏人对儒家典籍的熟悉程度。

　　法国藏敦煌西夏文献中也有汉文写本《孟子》，是伯希和于1908年在莫高窟P.181号窟发现的，现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字头相对，属于缝缋装，内容为《孟子》卷十里面的部分内容。不同出土地点，不同文本，不同装帧形式，足见《孟子》一书在西夏传播之广，西夏人重视《孟子》可见一斑。

　　亚圣思想对西夏的影响

　　《孟子》一书传入西夏后，对西夏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西夏人在对宋交往中，就曾不止一次地引用孟子的话以维护本国的利益。

　　在《宋大诏令集》中的装叙西夏誓表部分，有一段记载：“非不知畏天而事大，勉坚卫国之猷，背盟者不祥，寅懔奉君之体。若乃言亡其实，祈众神而共诛；信不克周，冀百殃而咸萃。自敦盟约，愈谨守于藩条；深愧愆尤，乞颁回于誓诏。”

　　大意为：并不是不知道畏惧天威而侍奉大国，所以我们尽力地坚持保住国家的准则；背弃盟约的一方将会遭逢不祥，因此我们敬畏地谨守侍奉君主的规矩。若我西夏的行为不符合我们承诺，那请众神共同来诛灭我们；如果我们的承诺不能做到完备周全，那就让百种的灾殃都聚集降临到我们身上。本来就应当尊崇盟约，今后一定会谨守藩条；深愧于(以前的)罪过，乞求天朝颁赐誓诏。

　　《孟子·梁惠王下》中有：“齐宣王问曰：‘交邻国有道乎？’孟子对曰：‘有。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是故汤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勾践事吴。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西夏其实是在表白，要“以小事大”，向宋投出橄榄枝的同时，言外之意也希望宋朝能够“以大事小”，双方达成和议。

　　可以看到，中原王朝传统的“天下观”已为西夏王朝所接受，西夏主动承认自身是“天下”的一个组成部分，在空间上西夏与北宋纳入同一个“天下”之中。

　　影印本《续资治通鉴长编》中记载，元丰五年，即夏大安八年(1082年)，西夏南都统、星茂威明吉鼐在永乐战役大获全胜后，想趁势求和，在致书宋朝官员环庆路经略使卢秉时，直接提到《孟子》，谈到“况夏国提封一万里，带甲数十万，南有于阗作我欢邻，北有大燕为我强援，若乘间伺便，角力竞斗，虽十年岂得休哉？即念天民无辜，受此涂炭。《孟子》所谓‘未有好杀能得天下’者也”。

　　意思是自诩西夏疆域广大，兵力强壮，西方、北方邻国有于阗、辽等作为外援。现在趁机钻空子与你们宋朝不断地争斗，势必旷日持久，即使长达十年恐怕也不能休止吧？这样徒使双方百姓生灵涂炭。其中的“未有好杀能得天下”一句，显然为化用《孟子·尽心下》“不仁而得国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以此指斥宋朝五路伐夏为“好杀”“不仁”之举。

　　天盛十三年(1161年)，金国皇帝完颜亮仗恃金朝的强盛，发动兼并战争，宋朝将领吴璘檄告契丹、西夏、高丽、渤海、鞑靼诸国合兵讨伐。西夏仁孝帝从唇亡齿寒的利害关系出发，在回书中一面对金朝大加口诛笔伐，一面慷慨声援南宋，称此抗金之举为“以至仁伐至不仁，因多助攻其寡助”。

　　前句便出自《孟子》卷十四《尽心下》：“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后句出自《孟子》卷四《公孙丑下》：“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可见西夏在官方文书中对《孟子》一书的征引，娴熟而贴切。

　　中华和合的纽带

　　西夏译自汉文的儒经除《孟子》外，还有《论语》《孝经》等。对儒家典籍的重视，实际上是对中原传统文化认同的一种体现。

　　这种文化认同，是中国之所以成为一个历史悠久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思想基础，也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内在底蕴。尤其是在民族政权对峙时期，西夏还有辽、金等少数民族政权所表现出的这种文化认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后来的元朝实现统一的中国创造了条件。

　　儒家典籍在少数民族政权中的传播，值得深入研究，对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意义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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