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鹃峡游归（中国画）　沈光伟

　　作画之前，沈光伟习惯提笔静默片刻——不是审慎和犹疑，而是听任思绪飞去千余公里、追溯30余年再转回。然后，高山杜鹃在惦念中开放，无谓枯荣，无问西东。

　　1984年，沈光伟第一次在黄山遇见高山杜鹃。后来他慕名去四川看花，却错过了时节，杜鹃都败落了。那是一种令人惊讶的、极其惨烈的颓败。初夏本该万物葳蕤，高山杜鹃却花叶俱残，之前搏命般盛开显得十分缺乏理智。它们看起来像是死了。“很悲怆，很苍凉”，沈光伟说，“我惦念它们。高山杜鹃对我来说，不一样。”

　　沈光伟在认识高山杜鹃20年后才有胆量去描绘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被吸引、被激励、被震撼甚至被惊吓，内心有团火却找不到柴薪，有音符却组不成乐章。他一年又一年朝圣般进山，一年又一年热泪盈眶，直到情感积蓄到几乎爆炸，艺术手段与心灵感知找到契合点开始融合，经年记忆、万千花影才化为独特的笔意与颜色铺陈纸上。出口一旦打开就容易决堤，所以我们常常看到提笔肃立、默默不言的沈光伟，他在凝神，安抚心中的汹涌。

　　杜鹃们没有死。嫩芽在残花枯叶中萌出，那是一种多么可爱的存在；纤巧的、饱满的、粉绿的、嫩红的、包裹的、层叠的，似叶又像花，它们在灰烬里重生，陪伴种子走向成熟。不多时，山林的日光、雨水与沃土又将它们供养得肥壮油绿。沈光伟喜欢这些叶芽，将它们刻画成笋子的模样。画中叶芽旁边的树叶十分巨大，往往有20多厘米长，但沈光伟说，这只有实物的一半。

　　越是巨大的植株越难存活，叶长尺半的高山杜鹃，注定活得挣扎。为了得到日光，它们用尽了办法——匍匐、挺立、扭曲、斜插，摸爬滚打。沈光伟曾经用脚步丈量过一棵杜鹃树，它躺倒的部分足有20步长，卑微爬行绕过其他树木来到日光之下，它又立刻高昂，向天生长，举步维艰中，它还常常挂一身寄生植物。令人感动的是，寄生者和寄主没有彼此绞杀，沈光伟也用单纯的笔墨归纳和描绘那些寄生者，它们有自己的美，纤弱而丰富。

　　“高山杜鹃让我联想到母性的伟大。”沈光伟说。高山杜鹃的先天条件并不好，它们根系虚弱，只好把营养储存在硕大的叶子里，以供开花育籽之需。花期结束，叶子也枯竭而落。这很像一个母亲用所有的营养孕育胎儿，她似乎心甘情愿被榨取、被掠夺。沈光伟把这种感动称为“传移”。花鸟画家不同于植物学家，画家是意在笔先，描摹万物皆为画心。他们把生物属性转移为内在觉悟，再把内在觉悟转移为纸上烟火，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芥子须弥，有道存焉。

　　这些年来，沈光伟为执念故，画了无数的高山杜鹃，画了还想再画，不是因为手熟。高山杜鹃的特质与画家的内心追求高度契合，又总让画家觉得未尽得其意，仍有可挖掘、可完善之处，觉得照此下去，必能寻得大爱真谛。“艺术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就是歌颂生命、赞美永恒。高山杜鹃体现了大爱，大爱就是永恒。”沈光伟说。

　　古人很少画杜鹃，尤其是高山杜鹃，这不属于传统中国画题材。沈光伟认为自己目前依然在传统图式中，这与所接受的教育以及自身知识储备有关，但他有意寻找花鸟画创作的当代性，力求从题材和形式上有所突破。高山杜鹃算是创新题材，形式方面，沈光伟多年来所追求的个性化笔墨语言已相当成熟。“画家要有自己的颜色，比如吴冠中的中国画用色无外乎红、黄、绿；他的油画用色，我总结为‘西餐色’，是沙拉、奶油、烤面包和咖啡的颜色。”沈光伟笔下的杜鹃花有白有粉有紫有红，可素可艳，但周围环境寒气逼人，画中叶片不再油绿，而是花青与墨所营造的冷色，告诉人们它曾历经冰雪。那种灰蓝来自思想和审美的深谷。寄生的小花，则常用石青点成。“我限制自己的颜色，在限制中就产生了类别。”

　　沈光伟看遍山野，提笔描摹，不管多大尺幅，往往只特写一枝，关注从个体开始，由点及面。这一枝，足够带领绘者和观者走进幽谷密林，走进古风新意。

　　现在，沈光伟可以不用年年去看杜鹃了，只是到了花开时节，他都会画杜鹃。这一切，“源自生命的感动和艺术家的情怀，源自一生永不忘却的惦念。”这句话取自沈光伟为恩师于希宁《冰魂颂》所写的《冰魂颂歌》。有些事情装在心里更牢靠，何必相见。沈光伟记得，于老有些代表作就是出于未见之惦念，比如《超山宋梅》。于老去看那棵梅的时候，梅树已经被伐了，他很难过，回来以后画了他最大的一幅梅花。他48年前见过的一棵常熟宋藤，再去时也没有了，为时隔48年沧桑巨变、奇珍谢世，他画了一生中最大的那幅画《春满乾坤》。“他不可能完全记得藤原来的样子，而是靠想象赋予了它一个新的生命形态。”沈光伟说。

　　沈光伟去年画了一套“百梅图”并举办了展览。画这批画，客观上是因为疫情防控期间有了空闲，更多还是对恩师的怀念。沈光伟桌上一直摆着于老的诗集，“这套诗集是我1996年整理的，里头有于老118首梅花诗，所以我画了‘百梅图’。”

　　生命的价值、审美的理想需要合适的载体，有时附着在某件事上，有时寄托在某个人身上，总有来处和去处。对于高山杜鹃，沈光伟寄情千遍、画了千遍也题过千遍，却仍如初见。在去年底的一幅作品中，他题道：“高山杜鹃入画图，画史上鲜有传世。文人雅士之吟咏大都倾注了悲怆苍凉之情怀，或成为其独有的文化情愫。余爱画高山杜鹃几十载，遍寻江南名山，最让我感动不能忘怀的是其生命的不屈与奔放，每每为之写照。若稍得其精神足矣。”有苍凉悲怆，更有重逢的盼望。花鸟画之所以能成为一个独立的大画种，是因为它能更多地表现人文，表现人与自然的关系，它的沟通方式美好、直观又丰富，可以用千万种方式来诉说念想。沈光伟继续题道：“余与高山杜鹃之情缘，始于黄山而成于巴蜀，1987年曾有古风述怀：‘百度寻它八万里，九寨黄龙近咫尺。奇峰异水不屑顾，山花凋落我来迟。何鸟啼血嘶嘶悲，日朗瀑布声声泣。珍珠滩上少颜色，静海默默把头低。雪山红原伴归途，岷江饮泪泻长堤。安得来年相逢早，满目琼花映碧池。’——辛丑在望，意写川行之印象，大叶杜鹃之美深镌五内，不得忘怀耳。”

　　不得忘怀，所以那么多的触景生情。沈光伟家中物什也总与惦念有关，随便一捻指，便扯出绵长的时间线来。墙上挂着旧友用“抽筋剥皮皴”创作的山水，桌上的陈年账本纸用朱砂新画上了红竹，题着于希宁先生的话：“一竿奏，二竿就，三竿四竿随意凑。”画家就这样与恩师、与老友、与花草、与笔墨悠游于岁月长河，在艺术和人生的广阔天地渐行渐远渐深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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