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荆石是20世纪中国第一代“革命”画家，作为一位上海美术专门学校的学生，受过专业美术技法的训练，后来得到俞剑华等名家巨擘的亲炙，他从事过美术教育，接受革命思想，资助高启云等进步青年投奔延安，自己则参与北伐战争、组织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参加抗日战争。杨荆石满怀救国救民之心，发动并带领伴侣、儿女、亲朋二十多人投身革命，对革命的信仰及忠诚无懈可击。他曾经创作了许多优秀的美术作品，出版了《儿童们的画本》等美术教材，与佟公超联袂在济南举办过画展，数次在革命家与画家的身份中进行切换与游走，将革命与艺术融汇贯穿自己短暂而辉煌的一生。今天，我们在敬仰和关注他革命成就的同时，不能忽略他艺术家的身份，他参与创建山东鲁迅艺术学校，和以美术为武器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呼号与战斗，应该让我们记住这位反抗外族侵略的英雄，重新认识和重估他在艺术上的开拓精神和不朽成就。

　　 一．坎坷断续求学路

　　 杨荆石（1902-1943），名玉珍，字荆石，1902年出生于沂源县黄庄镇（今莱芜青冶行村）。杨荆石的父亲杨楷是当地的名中医，悬壶济世，治病救人，有较高的威望。杨楷育有4个儿子，杨荆石排行老四，他自幼聪颖过人，7岁开始在本村上私塾，上课之余杨荆石喜欢绘画，常常在地面、墙壁用树枝、石块绘制山水、人物、动物、花卉，得到族人和村民的交口称赞，为他以后从事美术学习埋下艺术的种子。1916年，14岁的杨荆石从黄庄乡高等小学毕业，考入了设在济宁曲阜的山东省立第二师范，接受了三年的初级中学教育。在校期间成绩优秀，受到范明枢校长的青睐，并接受了范校长爱国思想的影响，初步萌生了民主革命思想。

　　 1922年，杨荆石以优异成绩考取上海美术专门学校，接受正规而系统的美术专业训练。当时的上海是中国革命的摇篮，文化思想特别活跃，各种革命社团大量涌现，进步书刊也如雨后春笋。上海美术专门学校则是中国现代艺术教育史上的最具有现代美术教育理念的新型学校，该校构建了先进的美术教育体系、培养专门的美术人才的教育学校，杨荆石一边学习美术技法，一边开始接触《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大批进步书刊，书刊中宣传的革命思想，如同阵阵春风吹进了他的心扉。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杨荆石和同学们一起积极投入了罢课、游行、声援工人革命斗争的行列，声援抗争帝国主义的仁人志士，助推反帝爱国运动的开展。杨荆石因为参加学生运动，与当年很多同学一起错失毕业的机会，在当年高等示范图画科毕业的仅有广东陈季宸、湖南黎克安、何熏与江苏陆盛源四人。尽管杨荆石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学生运动并不为当局所接纳，他还是义无反顾地投身火热的抗争斗争之中。

　　 随着时局的发展，中国共产党与孙中山先生为首的国民党左派达成共识和协议，促进第一次国共合作，1927年初，杨荆石投笔从戎参加了国民革命北伐军。他英勇善战， 在战斗中冲锋在前，亲身经历战争的残酷和战火的洗礼，因为他有勇有谋，在战场上脱颖而出，很快被晋升为连长、营长、少校团副。正当北伐革命如火如荼之际，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杨荆石在军中因政见不合而出走，只身出走天津、塘沽一带，依靠绘画、文案谋职。

　　 1930年春天，苦恼、彷徨中的杨荆石再次辗转回到上海，求教于在上海新华艺专当老师的俞剑华，与徐培基、于希宁、徐杰民等成为俞剑华的学生，追随俞剑华先生学习绘画艺术。杨荆石勤奋好学，他的绘画取法高古，笔墨浑厚，用笔苍劲，对山峦、河流、景物的描绘准确而自然，既有北方山水画的苍劲，又有南方水墨的云雾缭绕的湿润，得到了俞剑华先生的赏识，并亲题“造化在手”四字以示鼓励。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东北三省沦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杨荆石以极大的民族责任感，参与到爱国救亡的活动中。此时，烟台掖县王绍洛考入上海美专，成为杨荆石同校学弟，王绍洛在1931年参加了鲁迅组织的木刻讲习会，鲁迅先生聘请日本版画家内山嘉吉先生为参加讲习会的13名会员讲课，鲁迅亲自担任翻译。1932年9月，王绍洛和周金海、钟步青、陈静之等上海美专的学生一道成立“MK木刻研究会”，得到了鲁迅的关怀，王绍洛的木刻版画作品被收录到《MK木刻选集》。在王绍洛的推介下，杨荆石参加了“左翼美术家联盟”活动，追随鲁迅先生倡导的“新兴木刻运动”，杨荆石尝试创作木刻作品，创作了国画《深林访友》，表达了杨荆石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由衷赞美，反衬出他对日寇占我东北的强烈愤慨，以此探索唤起人民抗争，反抗外国侵略的民族情和责任感。

　　 二、精研技艺育学子

　　 1932年底，杨荆石离开上海回到山东，在青州山东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任美术教员。在这里，他除了对学员讲授美术课程之外，常与民众教育馆杨希文一起，讨论时局，抨击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杨荆石常说“为民族崛起，宁可花开一时，绝不苟安百年”，他创作了山水画作品《晴峦迭屋碧溪流》、《舜耕遗迹》、《试看千山云起时》，以及大量宣传画，杨荆石在这一时期的作品上总是署名“警时”，表明了他在潜心艺术的同时，不忘忧国忧民的赤子情怀，他关心时局、不忘报国的拳拳之心也跃然纸上。

　　 在青州教学的岁月里，杨荆石从未放弃对艺术的追求，在授课之余，杨荆石编著《儿童们的画本》一书，作家、编辑家夏莱蒂（1901—1973）在1933年4月26日为该书写序：“杨荆石先生以其所编的这本儿童画稿给我看，并要我在这前面说几句话------，我以为儿童的文学与音乐，近几年来已很有些人在研究了，虽然那成绩还是平平。但与儿童的绘画，却到现在还少人注意到咧。目前小学校里，感觉儿童绘画教材之贫乏，大约也是必然之事吧？则荆石先生于这上面去努力，却也是一件颇为需要的工作。於荆石先生的谈话中，知他对于这本画稿，除於技巧上使儿童做渐进的练习外，且颇注意于意识上的指导。这当然是最为重要的一点”，夏莱蒂对书稿中题材、书稿文案等细节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开诚布公地交换了意见，他说：“总之，我对于这本画稿，除上述一两个小点不能满意外，大体上我是颇为喜欢的”。杨荆石也在书中《自序》中写道：“一个未入幼稚园同时也没受过家庭教育的小孩子，虽然不会写字，但也有时也要发挥他的天才的创作，除了一部分是无节奏的歌摇（谣）和跳舞，便是自由的绘画。像这样的描写谁都可以看得到吧？因为在他母亲的怀里是仰视的缘故，所以他的人体的创作多是不完整的，最鲜明的就是不画鼻子和眉毛。从上边的例子看来，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简单的论断——一个人艺术创造的行动，是始于情感活动的开始。以正确的领导，内容除掉小部分的国画外，余皆西画，大概有铅笔、水彩、图案，剪贴、蜡笔、毛笔等，在这个几种中，以铅笔画为最多，意在使儿童常作基本的模仿与练习，惟限于石印本不能着色，未免减少儿童欣赏的趣味，这是编者感觉不买带一点，其次本书虽已分门别类，祥为标题，但未按课编织，要在教者做活页的用法，教儿童自动的选择，这样比较收效还多，关于着色画幅，仍需教者指导设色，增加儿童画画兴趣”，阐明了该书的撰写目的、编撰的内容架构以及遗憾和美好期许，他自谦编写的书是“断片的集合，内有有少数是编者作品”，坦承许多图片从各种图画教本中采集的，并声明致谢，他感谢了夏莱蒂先生为书作序，并认为夏莱蒂不落俗套地在序言中提出批评意见，让他受益匪浅，并感慨：“在过渡时代的中国，对于艺术的需要，而尤其是使儿童认识艺术最基础的方法，和艺术发展之客观的契机，将来对於创造人生与社会的推进具有强烈的动力”。该书的写作契合国民政府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提出的“我们注意现在幼稚园和乡村小学教师的缺乏，决定于各省选环境适宜的地点，开设幼稚师范及乡村师范学校，以培养普及教育所必须的师资”的形势判断和教育事业发展方向，该书的出版，在全国民众教育潮流的推动的背景下，山东民众教育之风兴起，各种民众教育活动和学校纷纷建立之时，因此，在《儿童们的画本》出版不久，杨荆石于1934年来到济南，被聘任到山东省立第一乡村师范学校任教。在这个山东省共产党组织早期的活动据点，杨荆石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逐渐接受进步的共产党人的熏陶，被他们的革命理想所鼓舞，为他们的抗战热忱所激励，在他们的影响下，杨荆石认识到自己一生孜孜追求的理想，正是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事业，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中国革命才能成功。他积极进行文艺创作，1936年，曾经和佟公超在民众教育馆举办画展，并联袂出版画展的画集，共收录三十幅作品，涉及花鸟、山水等传统国画作品，早在1930年，比利时独立百年纪念举办国际博览会，由叶恭绰征集国内名家绘画一百八十余幅，佟公超的画作名列其间，荣获银奖，杨荆石与佟公超的作品亮相济南，很多精品被民众所喜欢与收藏，在济南民众引发强烈反响。此时，杨荆石的创作思想深受进步思想影响，在创作风格上植入坚贞不屈的斗争精神，他曾经在自己的一副墨竹画上题字：“萧然风雪意可折而不可辱，风霁竹已回猗猗散青玉”，他想和笔下表现的竹子一样顽强，面对挫折宁折不弯。在1936年暑假前夕，乡师学校反抗国民党压制学生运动的“罢考事件”中，杨荆石洞察了教务处暗中鼓动教员罢教以此压制、对付学生运动的真相后，他及时把情况透露给地下党组织，党组织制订了分化瓦解的应变措施，争取了包括校长在内的多数教师的支持，孤立了国民党派驻学校的少数反动分子，最终赢得了斗争的胜利。杨荆石不仅暗中资助进步学生的反抗行动，还冒着极大风险为进步学生解决活动经费，1937年春，乡师党组织为培养革命力量，决定派丁之夏、尤维武两同志去延安学习，当时党组织缺少经费造成路费短缺，使得进步学生无法动身，杨荆石从当时的党支部书记高启云那里了解此事后，毅然变卖书画筹集了20块现大洋，资助进步学生奔赴延安学习，为山东省党的事业储备、培养了人才。

　　 三、以笔为矛助抗战

　　 1937年11月，日军逼近济南，韩复榘弃城而逃。这一年，杨荆石因前妻去世，杨荆石与李敏结婚。日军的侵略脚步越来越近，杨荆石不得已离开在山东省立第一乡村师范学校，带领全家人从济南回到家乡鲁中山区青冶行村。

　　 杨荆石的家乡青冶行村处于蒙阴、新泰、莱芜3县交界之处，又是鲁中山区腹地，国民党控制薄弱，群众基础好。杨荆石的家很快就成为地下党组织的活动据点。中共泰山地区负责人刘其人、新泰工委书记董琰、省委秘书长景晓村，以及杨荆石的同事王绍洛、杨希文和许许多多进步学生都相继来到这里或开会、或联络、或食宿。在发动民众抗战中，杨荆石身体力行，他在村里办起了民众夜校宣传抗战，教唱革命歌曲，曾任东海水产研究所副所长的陈献吉、上海市内电话局工会主席桑守梓、南京外贸局办公室主任陈可行、安徽省嘉县人大主任杨玉英、福州市外贸局长杨守杰、鲁中区著名的爆炸大王、《山中猎手》的作者左太传等同志都曾到杨荆石举办的民众夜校听过课。他的妻子李敏、儿子杨守先都参加了革命，杨荆石又先后动员自己的侄儿、侄女等26人投入抗战，被群众赞喻为“杨家将”。杨荆石把自己的绘画艺术充分运用到抗战宣传上，先后创作了“八路军打鬼子”、“队伍前进”、“老百姓欢迎八路军”等宣传画，这些针对日伪军创作的抗日救国木刻版画，通过当地百姓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配上文字后宣传了中共的政策，鼓舞民众抗日救国斗志，动摇了敌人的军心，瓦解了敌人的斗志，成为进行心理战的重要形式，真正起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作用，对于鼓舞人民群众的抗战热情，激发斗志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杨荆石与李敏走亲访友，四处动员，1938年1月，新、莱、蒙三县边缘区有志青年参加了徂徕山起义。不久，四支队司令员洪涛派董琰、边裕鲲到黄庄与杨荆石、刘子升等人联系建立抗日队伍，经过几十天的发动，于3月12日，在黄庄南小学组织了120人的武装起义，编为四支队十二中队，成为沂蒙山区早期抗日武装力量之一。3月下旬，队伍开到莱芜县红埠岭与四支队主力会师，以后一直活动到龙廷、土门一带，杨荆石遂调四支队政治部宣传科工作。同年6月，石友三率六十九军入鲁，进驻莱芜、蒙阴、新泰、沂水一带，不久扩为十军团，石友三任军团长。杨荆石受山东省委指派，以鲁南抗战工作团的名义，与民主人士梁竹航、耿光波一起去十军团驻地莱芜郑王庄做统战工作。杨荆石同我党打入石部、任政治部主任的张友渔同志一起给石友三及该部高级军官们宣讲国内外形势和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敦促石友三于7月份以第十军团长和鲁南行政长官的名义，在新泰龙廷召开了民主协商会，达成了“团结抗战，不搞磨擦”的协议，直到石友三北撤时，杨荆石方撤离石部。

　　 在石友三北撤之际，十军团李兴唐旅300多人脱离该部，驻扎在松崮村一带，何去何从，犹豫不决。杨荆石闻讯后，立即修书两封，派侄子火速送李部。又征得组织的意见，他亲自涉险登门做工作。从国内外形势讲到民族大义，从国共两党讲到个人前途出路，言词激越，感情真挚。李兴唐终于被说服，率兵投靠了八路军。杨荆石主持召开了欢迎大会，群众送猪送羊，进行慰劳。会后，该部开往   坦埠，编入山东抗敌自卫军。1939年底，杨荆石在八路军4支队宣传科工作时，以鲁南抗敌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先后到国民党69军司令部和驻东里店的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做统战工作。他依据《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同国民党开展了有理有节的政治斗争，现存临沂市博物馆的杨荆石纪念册共有46页，其中有45处题字笔记，文字的内容为1937年到1939年间，杨荆石的同事、战友为他题写的词句，其中时任中共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的为杨荆石题词：“革命的武器有多种，艺术是其中的一种，一幅生动的画面，胜过三千支毛瑟枪’”，记叙了杨荆石作为一名文艺战士，在与敌人战斗的同时，将自己的绘画艺术充分运用到抗战宣传中，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发动全民抗战的历史史实。

　　 四．参创学校名留史

　　 培养抗战艺术人才，激发群众抗战热情，加强部队文化工作，山东纵队决定创办一所艺术学校,1939年2月,黎玉派王绍洛与杨荆石联系筹备。

　　 那段时间里,王绍洛与杨荆石废寝忘食,四处奔走,搞设备、购教材、聘教师、招学员。1939年3月20日,山东鲁迅艺术学校在沂水夏蔚成立了，开课前，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山东纵队总指挥张经武、政委黎玉接见了杨荆石，并共同研究制定了“鲁艺”的办学方针。郭洪涛、张经武、黎玉分别为“鲁艺”题了词。张经武写道：“集中我们艺术家的力量，运用到民族解放战争，不为艺术而艺术，要使艺术随着新的时代而向前发展。”黎玉则题：“用最精巧的点、线、音。暴露出日寇汉奸的横暴，暴露出抗战中的逆流，描写出中华民族优秀儿女忠贞的事迹，提高全民族各部队抗战的情绪，直到我们最后胜利。”首长的题词，给了杨荆石极大的鼓励，使他进一步认识到了艺术的价值，明确了艺术发展的方向。“鲁艺”筹办时在当地的破庙进行，条件相当简陋，但参加的同志热情很高，配合也很默契。王绍洛和杨荆石利用自己在山东美术、音乐、戏剧圈里的人脉，先后去了莱芜、临沂等县，冒着危险穿越日伪占领区，跋山涉水数百里，陆续请到上海新华艺专毕业的尚奎斋、邵锡吾，上海美专毕业的亓尧、臧仲文、申雨晴等人，把上海“MK木刻研究会”的诸多爱国艺术家请到鲁艺任教。4月4日，山东鲁迅艺术学校在沂水县朱位村正式开学，该校以原山东纵队政治部宣传队为基础，从各部队选调年轻的文化宣传干部参加学习，“鲁艺”分戏剧、音乐、绘画三个系（后又增加了文学系），有学员150余名，连同教职员工共180余人。为适应敌后环境，学校既按教学内容分系，又按军事编制设了四个区队，区队以下分班。男学员按教学系划分编成三个区队，后设的文学系编入戏剧系区队。女学员单编一个区队。专业课以系为单位进行。木刻家王绍洛担任校长，杨荆石任教务主任，华楠任政治协理员。杨荆石忘我地扑在办学上，开学不久，“鲁艺”就由朱蔚村移到山纵和山东分局所在地王庄以东的宅科村和麦坡村。这两个村各只有几十户人家，两山相夹，小河环绕，环境幽静，群众基础好，教员、干部和学员都分散住在群众家中。学员的年龄最小的十四五岁，最大的20岁左右。十七八岁的年纪正是朝气蓬勃，革命热情高、有一定的文化基础的青年群体。连同教职员工二百多人的“鲁艺”人白手起家，他们克服重重困难，有时以天为为屋顶，以砖石为桌凳，由于物资奇缺，绘画系上油画课没有油画笔和画布，就用铅笔、水彩笔和纸代替。师生们以苦为乐说：画笔就是刀枪，教室就是战场，“鲁艺”的课堂就是山东抗日文艺的家乡。在“鲁艺”，王绍洛和杨荆石选拔基础比较好的学员，亲自传授木刻艺术技法，王建楚和来自济南章丘的师创就其中的佼佼者，他们领会王绍洛和杨荆石深入浅出的讲解，从细微处学习木刻艺术的精髓，对如何选木料、制刀和构图，怎样掌握刀法和印制一一心追手摩，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在王绍洛、杨荆石等老师的的讲解和示范下，学生们渐渐掌握了绘画、雕刻的技法，学员创作了不少出色的木刻美术作品，有些作品还被山东分局办的《大众日报》选用。1939年6月初，日本侵略军二万多人对我沂蒙山区进行“扫荡”。王绍洛和杨荆石带领学员全力抗战，每一名学员配发手榴弹和枪支等武器，他们一边学习游击战知识，帮助群众抢收小麦，坚定群众反“扫荡”必胜的信心，一边积累了创作素材，绘制反“扫荡”连环画，流动宣传，用中日文书写标语，在敌人的交通线上张贴和散发，以瓦解敌伪军的意志。反“扫荡”结束后，“鲁艺”恢复办校，“鲁艺”把教学和抗战紧紧相连，发挥了既是学校又是宣传队、工作队和战斗队的作用。为发动山东各地全民抗战培育了优秀的文艺宣传人才和抗战文艺作品。在艰苦的环境中杨荆石经山东一區党委政府工作部部长霍士廉的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鉴于杨荆石擅长做统战工作,组织上决定让他做一名“特别党员”，杨荆石无条件地服从了。

　　 1939年12月，日寇第一次鲁南大“扫荡”之后，为适应斗争的需要，山东分局指示鲁艺与战地服务团合并改称为“山东鲁迅宣传大队”。鲁艺在创建不足一年时间内，为我党培养了一批杰出的艺术人才，真正做到了“用最精巧的点、线、音暴露日寇汉奸的暴行，暴露出抗战的逆流，描写出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的事迹，提高全民族各部队抗战的情绪”。

　　 五．壮志未酬身先死

　　 1939年6月，杨荆石奉山东分局书记朱瑞之命，到八路军驻蒙办事处（对内称蒙阴县委）与杨希文、耿光波二同志一起，协助蒙阴县动委会开展抗日宣传和统战工作，沂蒙抗日根据地蒙阴县坡里村。杨荆石为配合范明枢的抗战演讲活动，特地用漂白布画了两幅被单大的日寇抢掠烧杀和中国人民奋起抵抗的彩色宣传画，在闹市中用竹竿把宣传画挂起来，范明枢站在画前，花白的胡须迎风飘动，他用手杖指着画面，揭露日军侵华的滔天罪行，阐述抗战道理，鼓舞广大群众同仇敌忾，共赴国难，英勇战斗，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范明枢和杨荆石忧国忧民的急切心情，激昂的爱国热忱，生动形象的画面，大大激发了广大群众的抗战热情。

　　 1940年7月11日，蒙阴县参议员在梭庄举行第一次会议，杨荆石当选县长，这是蒙阴县成立的第一个抗日民主政府。《大众日报》于7月28日以《民主光辉突破阴霾一角》为题报道了这一消息，并发表了《蒙阴县参议会告全县民众书》。

　　 郑小隐一伙不甘心失败，趁日寇“扫荡”之机，与敌勾结，疯狂反扑，重新在汶南、常路、西高都等地建立了据点，抢粮抓人，残害党员干部和群众灭亡土颠覆民主政府。杨荆石带领全县人民同他们开展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并不失时机地利用反“扫荡”空隙建立民主政权。9月，在坦埠、野店、黄庄等区、乡成立了参议会，民主选举了区、乡干部。12月2日建立了高都、旧寨、垛庄、张庄、寨子5个区政权。各村的各救会、妇救会、青抗先、儿童团也相继建立起来；还发展了地方武装，建立了县大队、区中队，发展民兵7500多人。1941年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为了剿杀我抗日军民，日军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出动5万重兵对沂蒙山区实行“铁壁合围”。11月杨荆石带领县政府机关及部门200多名工作人员转移时被日寇围困，行至坦埠以北，突然遭到敌机扫射，一时人乱马惊，这时，杨荆石临危不惧，沉着冷静地将队伍化整为零，分散突围，第二天到达集合地点时，无一人伤亡。此情此景，杨荆石深有感触，在一面枣红色墙上挥笔画了一幅《野驴陷蹄图》，他向同志们解释说“沂蒙山区到处有泥潭，日本帝国主义这头野驴到处陷蹄挨打，总有一天，咱们要用驴肉犒劳三军”，同志们看着图画听着讲解，都会心地哈哈大笑起来，忘记了战斗的残酷和疲劳。?杨荆石任县长期间，关心文化教育事业。领导全县共创办抗小57处，学生达1604名，夜校74处，学生3132名，有力地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他创办了《人民报》，并自己提笔作画，活跃版面，促进了群众文化运动的健康发展。他带领群众开荒种地，种植果树，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他还从长远着想，成立了县水利委员会，兴建了一批水利工程。他重视拥军优属工作，集结耕牛，组织代耕队，为全县军烈属代耕土地。杨荆石吃苦耐劳，关心群众。当县长时，每月津贴只有三元五角，有时地瓜干、野菜也吃不上。有一次，家乡青冶行的杨玉王冉、陈现云到杨荆石那儿去，见他睡在地上，身子底下仅铺了点草，心疼地说：“凭着家里的床铺不睡，偏在外边受罪”，杨荆石听了笑着说：“在这样的地方睡觉更甜”。在最艰难的时刻，他拿出自己微薄的津贴，赈济灾民。机关每到一处，他总是嘱咐司务长：“不要与民争食，筹不到给养，可以挖点野菜充饥，把嫩树叶给乡亲们留着吧!”因其工作认真、作风民主、平易近人，人们亲切地称呼他为“庄户县长”。

　　 1943年，因工作需要，和杨荆石调任鲁中行署文教处社会教育科科长。他还先后担任鲁南抗敌委员会委员、山东省抗敌总动委会候补委员、鲁南美术协会执行委员、中国国民党抗敌同志协会山东省会执行委员、沂蒙地区参议员、沂蒙专员公署行政委员等职。1943年11月，杨荆石在沂南县依汶修械所检查工作时误受枪伤，在安乐庄山东纵队野战医院殉职，时年41岁。人们无不为之悲恸，蒙阴县委、县政府和博莱县委、县政府在左家旁峪村联合举行了追悼会，把烈士遗体安葬在他的家乡青冶行村。

　　 参考文章：

　　 靳星五  《烽火挚友》  1995年8月山东人民出版社

　　 张媛媛 刘磊  《杨荆石》  2021年7期 《山东画报》

　　 山东抗日战争纪念馆  《沂源历史上的名人——抗战名士杨荆石》

　　 刘磊 郑作川   《上下求索革命路 一腔热血绘丹青 ——记革命烈士杨荆石》  2021年4月《联合日报》

　　 泰安市中共党史学会  《徂徕丰碑》  内部资料

　　 周瑞海  《中国回族抗日救亡史稿》  2006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金永增   《忆泰运区回民抗日宣传队》  1995年8月30日《泰安日报》

　　 杨维屏 《我所知道的四支队十二中队》

　　 蒙阴县妇女联合会 《坡里村的革命故事》

　　 杨荆石简介：

　　 杨荆石(1902-1943)，原名杨玉珍，蒙阴县七区青冶行村（今属莱芜钢城区）人。父亲是民间医生。他9岁时，进本村私塾读书，后求学于黄庄高小。18岁考入曲阜二师。1924年考入上海美术专业学校。1927年，他投笔从戎，参加了国民革命军。在北伐军中任连长、营长、少校团副。同年4月，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杨荆石对此深表愤慨。1928年4月，他得悉国民党要逮捕他，便脱离部队。以后，他参加左翼作家联盟，从事木刻活动。1935年到青州四师任教。1936年春任济南乡师教员。1937年春，济南乡师选送了两批学生去延安学习，但路费不足，无法成行。杨荆石慨解义囊，拿出仅有的20块银元，交党支书高启云作为学生路费。1938年，他参加徂徕山起义。杨荆石艺术造诣很深，常用警时（荆石二字谐音）署名作画。他的《酒徒之案》、《卧薪尝胆》很有名气。1939年4月他任山东鲁迅艺术学校教务主任。1939年秋，杨荆石调回本县。次年7月11日任蒙阴县县长。1942年2月，杨荆石调鲁中行署教育处工作。次年11月他出外检查工作时，误被枪弹击伤，抢救无效，以身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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