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艺术史的长河中，贺友直凭他作品的学术价值，应该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影响力则也应远远超出他酷爱一生的连环画本身。尽管他生前早已荣誉满满，但真正从社会学和从一个大知识分子的角度上去分析他，在圈子里几乎没有，同样自然也影响到对他个人的艺术特色，在点评上存在点穴不深的问题，基本上是停留在世俗坊间上之泛泛而谈。所以我认为贺先生还是被严重低估的，出于对历史关照度的考虑，我要说一说。

　　 贺先生过世后，我出门只要有机会，总会刻意去路过他巨鹿路的家，实在是很怀念他。他住的那一片，在上海算是不错的地段，人行道两边的法国梧桐，不管是夏时的浓荫还是冬令的凋敝，都很适合供人散步、思考，好像是专门留出来给志存高远的人们去咀嚼。从他家走出去没几步路便是人美社——当年那个中国连环画的大本营，同样著名的大画家程十发和刘旦宅都和他住很近，包括上海作家协会，还有“四明里”影影绰绰曾经的徐志摩和陆小曼。细数一下，这达官贵人还真有不少，包括我自己从小恰巧也住在这一片。想象着当年贺先生怀揣着《山乡巨变》《李双双》《白光》等灵光乍现的巨著在这条路上“夹进夹出”，后来我自己慢慢长大后也一度在这条路上有过同样地“夹进夹出”，不禁唏嘘这人生的短促，明明还熙熙攘攘的，一下子便已鸦雀无声。

　　 一道“白光”让他一骑绝尘

　　 我想在当年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段，美术界唯有连环画这一家，成为各大画种中唯一的进出口单位。经济上有收入、成名上有出版，为展现自己美丽的羽毛，油画和国画等大画种的青年才俊们自然蜂拥而入，渠道拥堵。但五彩缤纷满满当当的，对相对平静的传统连环画，对它的代表人物贺先生自然一时难以适应。我想，历史关头要么沉沦，要么接受这个现实做及时调整，贺先生明智地选择了后者，事实上他也是那么做的，一道“白光”又让他一骑绝尘。天地就这么大，贺先生还是泰山压顶摆在那儿，我们也在场不甘示弱，大家都没有远去，有时想想这连环画姓不姓连有那么重要？

　　 我曾说贺先生是个大知识分子，突出一个大字，是有深意的，因为从他作品的字里行间里，我读到了他那悲天悯人的普世价值观，他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给人们带来了丰富的精神享受。我认为他配得上这个文化符号，如果不从这个高度上去厘清这一点，是无法写清楚贺先生的。

　　 首先要说的是其代表作《山乡巨变》，一部堪比俄国列夫·托尔斯泰长篇的恢弘巨制，整个可问历史的、丝丝入扣的乡村白描，教科书般疏朗的构图能力、和信手拈来横贯古今的线条功夫，长长的一个时代的烙印，竟能不动声色地精准驾驭和耐人寻味地把握，让其描绘的故事从容地缓缓道来，堪称大天才，天下无双，不会再有了。

　　 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是贺先生在人物造型设计的选择上，你会发现画中人物无论好坏，一律呈中性化，换言之就是强调将人性放在第一，这可是在一个脸谱化的、特殊时代背景下自觉追求人性的一种知识分子崇尚良知的冒险行为。他默默机敏的抗争，方显大知识分子过人睿智和胆识。

　　 还有《白光》，一部隽永之作，它是皇冠上的宝石，从样式来看，它更像是贺先生的跨行之作。打比方说，如《白光》是重量级的，那《山乡巨变》只能称是次重量级，是他超越自己的一件中国画至尊大作。贺先生是厉害的，你别看他幽默，但当你注视他那锐利的目光时，其实是走不近他的。你也千万別被他自贬式说自己只是画小人书的话当真，一不小心他弄个《白光》出来，吓你一大跳，连方增先先生都自叹不如，他是方寸之间决不埋志。

　　 捕捉发人深省的闪光点

　　 可以说每每贺先生出一部作品，都有其发人深省的闪光点，就看你捕不捕捉得到。比如《杨根思》里上海老弄堂被画得那么接地气，杨根思捞吃阳春面，隔壁阿婆包打听的样子……像极。《李双双》线条玩得更溜，关键是线条的弹性和线条疏密形成的形式感。在这本书里，小道具的学说达到了顶峰。

　　 《穆汉祥》里一个大学生地下党员缺乏社会经验，囊中羞涩的样子，上海交通大学边上的吃食摊，均被一一刻画出来，问题是那些在文本里都是没有的，贺先生肚子里有太多的“画外音”。《孙中山伦敦蒙难》是贺先生早年作品，也是我的珍藏。画的味道真足啊，南洋，香港英式巡捕房，绅士派头的孙中山……难以历数，非常遗憾，我无法去一一言表贺先生脑海里的那个林林总总的世界，我只想证明：贺先生是以自己的人格魅力在浸润着自己的作品，浸润着他在巨鹿路上的那个一房四厅。

　　 一个伟大的灵魂，永远的贺先生。（本文有删减）

俞晓夫（上海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院长，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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