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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受中国国家博物馆邀约，我放大创作了1999年版的《世纪智者》（中国美术馆藏）。进入新世纪的15年，正是世界科技人文教育持续取得重大成果，政治、经济、社会发展节奏进一步加快的历史时期，我在第一版基础上变体扩容，延展了智者人阵的地平线弧形跨度，增加了60多位杰出人士的形象。从人物形象塑造需要出发，进一步强化水墨语言的绘画性，尽可能减弱素描因素，让每一位智者以静穆的神态凝视观众，似乎在诘问历史的同时，也在审视每个当代人，也使智者群体的阵容从画面视觉效应上增加其气势，形成富有震慑感的张力。

　　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70周年华诞，国家表彰了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作为当代画家，我有意回应为时代造像的使命，为国人作群英谱肖像画。我在精心收集了楷模人物神情生动的图片资料之外，又增加了若干位我敬重钦佩的人文社科界的耆宿翘楚，以山字形的画面图形构成呈现他们的音容笑貌。构思立意既定，最为耗费的是如何规避易于概念化的宣传画图式，尽管作品具有群芳群像的意涵，但作为“人”的艺术，我还是将精心刻画人的形象特征和自然情态表情作为主要任务，并且通过尽可能多样的组合方式，将百多位互不关联的模范人物结构为相互有联系、疏密生动有致的、大小不等的组合群，破除肖像画易于陷入刻板缺少生气的弊病。作品取名《公民》，意谓画中人既是楷模代表，也是14亿普通公民中的一员。

　　2020年至2021年，我创作了《中华人文图》姐妹篇。从构想为中华历代先贤画像起，前后历经数年的资料搜集和大量历史人物传记文献的查阅和研读，这对我来说，真是再一次深入地重温中华文明历史的经历，也是一次中华传统文化和精神的再沐洗。作品中选取的人物皆为经过历史定评的明君、贤相、名将，诸子百家、文史哲和科学技术人士、能工巧匠、人文艺术贤达之士，包括失败的英雄。画面取立式构图，循历史自上而下，人物形象和姿态造型力求严格严谨，努力再现历史人物的神情面貌。我在作品中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将现存史料辞典中线描的古人肖像，“翻译”成眉目生动、具有结构体积感的“实”像人物；同时有意识地减弱平面化处理得自于影像图片的近现代历史人物的肖像素材，使古今人物形象的表现技法形成协调一致的绘画语言，让熟悉或不熟悉中国历史人物的观众，与画中的对象拉近交流的时空距离。取名《中华人文图》而未用“先贤”，是为了回避“贤士得入斯堂”的择人政治标准，客观理性地呈现中华人文历史。

　　2022年春，我完成的《世界》创作，缘起是与国人感同身受的抗疫经历。虽然新冠病源至今未详，但却是人类的一场大劫难，灾难面前，无一人、无一族、无一国能够幸免独善其身。人类是命运共同体，我的初衷是想营造一幅世界各国不同肤色、种族的人民共同抗疫的画面，这当是“为时代造像”的题中之义。但当我通过互联网遍搜世界各国的资料图像时，令我感到震惊和目不暇接的是，那些海量的信息素材显现的是世界各国政治、经济、社会抗疫、国情境遇的巨大差异，还有比疫情更为紧迫的战争、饥饿、难民等等问题。这让我真切地感受到改变人类命运更为深层的问题所在。但是艺术何以承载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图景？绘画能不能将世界种种择其要义地浓缩进同一画面，为世界发出和平进步呼声？艺术有这个责任义务吗？犹豫再三，我还是斗胆向这个“宏大叙事”和形式语言表达方式发起了“挑战”。在限定的世界版图、限定的各国地域疆界中，我尝试将2022年特定的历史时段的各国政治家和各国重大事件连同抗疫主题内容，依据平面构成，纵深表达陈诉的方法整合一图，以“写真”诉诸真实的当下世界，以跨时空、超现实的手法组合世界的人和事，并且力图突出走近世界舞台中心的中国国内大事、喜事、难事。为了使画面构图形成错落抑扬的效果，我打破了题跋必在边角的传统格式，在太平洋面上书写了一段表达艺术家呼唤世界和平、团结合作、共同造福人类的款跋寄语，并以各国不同文字题写同一个词语——世界。

　　如果算上创作于2011年的《远山——拉哈屯的父老乡亲》，前后历时十余年，我完成了计划中的“致新世纪”系列乐章的多幅作品，践行了当年黑龙江老乡、辽宁挚友送别我上学时立下的发愿，学了本事画好中国人、画好中国历史、画好世界。这些年来不能说我做得很好，但我努力去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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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的现实的艺术创作过程，都将成为昨天，成为过去时，成为历史记忆长河中的一部分。

　　艺术家的作品不光是一个时代的折射反映，还应代表着作者对时代的观察思考与发声回应。有作家形象地把生活比作撞钟的木杵，时代是被撞击的钟，而作家艺术家的作品则是那口被生活木杵撞击时代之钟而发出的声音和鸣响。艺术家当然不同于学者，作品无能也无责任扮演图解任何一种哲学理念和文化学术思想的角色；艺术家也不同于政治家、社会活动家，虽然作品可以传递思想，但不能等同于宣传画或产品介绍书。作家艺术家的主要任务在于广泛吸收生活的养料，采撷其中的闪亮之点，通过文字书写和艺术图式在价值观层面和精神层次上，去呈现他们生活的时代气象并赋予其内在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中号召中国文艺家“从时代之变、中国之进、人民之呼中提炼主题、萃取题材，展现中华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抒写中国人民奋斗之志、创造之力、发展之果，全方位全景式展现新时代的精神气象”。又说：“当代中国文艺要把目光投向世界，投向人类”，“创作更多彰显中国审美旨趣、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反映全人类共同价值追求的优秀作品”。画历史、画当下、画中国、画世界，正是作为人物画家的我多年以来践行的目标，也是需要在余下的岁月里，继续努力“承百代之变，会当今之变”，以仁爱情怀、文化自信的底气，观远、用宏、隽意；追求言洁、辞弘、旨永，跳脱一己视野、个体情感、局地波澜，尽己所能地图写我眼里的中国、眼中的世界的理想诉求。

　　中国人物画在近现代以来取得的成果，超越了历史上的任何时期，尤以新中国成立和新时代以来为最。相比较异军突起、成就斐然的工笔人物画，水墨、写意人物画如何与时俱进、创新发展，面对的课题更具挑战性。由于材质技法自身的局限和传统中国画笔墨语言的程式性制约，在表现新时代各类题材，尤其是人物众多、场面复杂、内容更为丰富的题材时，承载能力日益显得不足敷用。如果不能在实践中找到更多的破解途径、品评标准仍然拒斥变革的话，中国人物画的现代转型和未来变革仍将举步维艰，更难构建起新的笔墨形式与技术传统。这正是我发愿通过“致新世纪”系列人物创作的本意和向难考量。

　　然而，在具体的实践探索和研究中，人物画创作形成了两种对立的学术观点：即认为以书入画、以线造型、以讲求笔墨趣味的中国画写意特性，决定了无论何种类别、题材，皆以笔墨技法表现的充分自由为前提，其结果导致了写意人物画重笔墨、轻造型，甚至批评素描对造型的介入损害了笔墨特性而引发了论争。而执另一方观点则认为反映现实生活的写意人物画需要借助训练有素的造型能力达致人物形神兼备的塑造水准，笔墨应为人服务。这也导致了创作人物画为求形神毕肖，过多引入或依赖素描式渲染方法，造成了人物形神较为写“实”，而与抽象写意表现的服饰衣纹产生难相协调的效果（尤其在一些大型主题性创作中过度依赖图片，素描的情况较为普遍）。尽管创作过程中，不同的方法运用都应该得到尊重与理解，但是极端化的弊病在于：一是本应充分施展的写意笔墨语言优长的弱化和丧失；二是轻造型引发的人物画概念化问题难以得到有效改变。如何吸收兼融双方的有益要素，弱化并克服双方不足之点，最大化地把握形神塑造和笔墨发挥的度，是现代写意人物画创新变革绕不过去的课题，这也是我有意经由大型多人物组合的创作实践来寻求“度”的点位掌控的自设命题。

　　进入新世纪以来，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美术创作空前活跃，一大批主题性美术创作工程相继实施，涌现了一批批好作品。尤其是红色革命历史、中华文明历史、新时代改革开放新成就等系列项目，包括大型全国美展的现实主义美术创作，成果丰硕，数量质量均大幅提升，令人欣喜。但随之而来的是，艺术表现方法中的新概念化、单一倾向和图解主题的现象时有显现，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消解了现实主义艺术应有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而如何以不断创新突破的探索精神去阐释现实主义艺术的丰富意蕴，是对艺术家想象力、创造力、创新思维能力和风格语言创意再造能力的检验。“致新世纪”系列的创作实践是我尝试跳出主题性过于注重艺术中叙事性、纪实性和情节性等惯性思维主导下的表述方式，为破解限定性命题创作的既有模式，做一番核心设计的艺术破圈和形式突围。

　　回顾20世纪和当代人物画的发展之路，举凡杰出的人物画家皆曾受惠于学院和专业机构的基本功训练，从而掌握了精熟的造型能力和坚实的技术功力。但不同于中国山水、花鸟等画科的是人物画（尤其是写实风格）对于形与神的要求要严格苛刻得多。而即使是那些最为优秀的艺术家，也不能逃避创作高峰周期的规律制衡。除了特例，相当多的艺术家晚年受年龄体力的影响而难以维系和保持高峰时期的状态，这使得过了一定年龄的画家将无意也难以触碰挑战大型主题创作，更不用说那些未必与效益挂钩、又费力不讨巧的实验性艺术实践了。当代中国人物画能否在传承转换创新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同时，有选择地大胆吸收世界艺术精华，走出一条既与历史传统拉开形式距离又与西方当代艺术保持必要的价值距离、富有新时代中国特色的人物画新路，建构起新的传统，是需要一大批富有实践经验、又有理论识见的艺术家共同修为达成的历史任务。这正是我在进入花甲之年、在感受到时间和体力流逝的紧迫日甚之时，挑战自我而给自己施加的压力，并为此设定了创作学术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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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艺近半世纪，我和国人共同经历了共和国发展变革的艰辛历程。作为画家，我从国人的眼神、表情和精神面貌由内而外的变化中感受到国家巨大而深刻的变化。我的创作主题之所以聚焦人和人的历史与当下，个体的、群体的、中国的、世界的，与我父母辈的家庭遭遇和我青年时期的经历有关，当然也与后来工作学习的履历、文化知识的积累以及学养修炼，包括后天的自我策励都有联系。艺术，作为人类精神创造物质活动的结晶，无论何种形式、样式皆与诉诸人的精神世界相关联，只是在具体表达方式和途径上，艺术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人（对象）的艺术以及艺术的人（对象） ：前者要求技术服务于人的深入刻画与精神呈现，作品依凭作者对现实与历史的感悟认知，强化叙“事”而成。后者则以人作为视觉图像中的组成元素服务于艺术形式，作者侧重于艺术的直觉感受性，经由表意而放大审美特质成全其作品。风格样式和技术语言可以不同，但作为对象的人，都是一个时代的有形存在和精神载体。事实上，人的主题在艺术形式中，无论内容大小、显隐，都无法缺失艺术家（主体的人）附加在对象（客体的人）或物象之上的精神投注。我所追求的，是尽自己所能调动中国绘画的一切手段，服务表现大写的人、大写的人的精神，并且希望能够通过艺术记录一个时代。

　　和众多人物画前辈大家的从学治艺经历相似，我也是受蒙于学院严谨的教学训练而掌握了基本技能，这对于从事具象-写实、写意艺术和人物画创作来说是十分必要的，蒋兆和、黄胄、方增先、刘文西、周思聪、李伯安莫不如此。“写实”，当然不是中国人物画的终极目标，而中国笔墨语言＋线结构造型表现中的人物，本已具有了意象特征，而不同于真实对象，不同于照片，更不同于西方的写实主义绘画。尽管相较于山水花鸟画笔墨抒放的自由度，人物画的限制更多一些，但这对于人物形象的刻画塑造是重要的，也是弥足珍贵值得守护的，这是当代中国人物画在现阶段发展的重要样式，也是主流样式。应该说，是素描方法的介入，加强、丰富、提升了中国人物画的表现手段，其于人物画的发展进步功莫大焉。至于后人在学用的过程中掌控失当，影响牵绊了不同风格形式的人物画艺术，问题出在作者自身。寥寥数笔得其形意、夸张变形得其神趣都可能是好作品，但却是相互无法替代的不同类型的艺术形式，大可不必相互贬抑鄙薄，甚至因噎废食问罪素描。简单的事实是，仅凭几笔具有书法意韵的线条，将无法和难以支撑起表现当代人的精神气质和形象厚度的重任，解决好转换和创新的责任，历史地将由中国人物画的后学承担起来。一代人做好一代人的事，“致新世纪”系列创作，就是我坚守维系发挥人物造型优长，由“实”写而“意”写的转换过程。

　　既要摆脱主题性创作习以为常、过于注重叙事性、纪实性和细节的表现方式，又要克服限定性命题易于造成的模式化、概念化弊病，还要保持写实写意性造型特点，何以走出以不同形式阐释并体现现实主义艺术创作理念的个人特色路径，一直是我孜孜以求找寻方法破解的实践试题。“致新世纪”系列创作的顺利完成是我在结构内容与处理不同情境下不同人与事件在同一画面中呈现找到的有效方法——既有时空关系，又打破时空的有序存在；既表现现实情境中特定人与事件，又跳出现实的合理状态；着重以人物对象为基本要素，重构画面上的诸重关系。类似于文学中的意识流写作方式或敦煌壁画中本生故事的多画面并置，让作品中人与事件既有关联又无必然关系，按照艺术图式的设计需要和审美形式的法则，有意无意地按照历史的时序松散串联组合起来，让了解历史的观众按照各自的理解方式去识别图式中内容的象征意义和寓意。这无疑可能增加了作品观审的多义性以及读解的不同路径，借此形成我所有意为之的意象表现性中国人物画的创作方法，进而使此类主题性创作内容在我的艺术表达中更趋风格化、独特化。不敢说这种手法已经深思熟虑，圆融无碍，而在实际创作中，言无尽意、艺难尽意，遗憾是处处存在的，但我努力去尝试了。我的体会是：立意就高、视觉求新、意韵宜厚、开掘益深，视觉形式与技术语言务求匹配。

　　当作品创作的一切要素，诸如内容、方法、技术语言和能力尽皆具备之时，最终的画面呈现仍是诸环节中直接左右视觉效果的关键一步。“致新世纪”系列作品以水墨形式面世，取用的材料与技法均与传统方式并无二致。中国画的材质与笔墨语言如何有效地承载体现前述的目标诉求，既有的水墨写意人物画技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实现创作主旨的视觉需求，是我在既往创作经验的基础上通过一次次的调适逐步形成的方法。从“智者”到“世界”，虽然构图各有变化，但共同点则是均以多人物群像组合为主要结构元素，人物肖像是画面最着力部分，而用笔用线是骨是筋，赖以人物形象的勾勒塑造；水墨为色调为肌肉，用以渲染形神和填充画面色块以烘托作品整体氛围。作品中人物形象以意笔线描技法写就，辅之以山水勾染皴擦兼施的方法精心勾画。而对大小不等幅面的服饰辄以尽量写意的技法一次完成，追求色墨笔线的写意特性。为了使画面整体而避免琐碎，有意识地平面化处理众多的局部细节，包括人物肖像脸部的肤色也以浅罩平染的方式为主，形成大小深浅浓淡变化的色块与色块的组合衔接，为的是保持和强化整个画面的视觉形式效应。层次变化丰富的水墨在此时胜过任何纷繁复杂的色彩，而显得更具品格和强烈鲜明的形式张力。

结语

　　在我数十年的创作经历中，上述的“致新世纪”系列作品，主要是我近十余年来也是我多个创作题材类别中的一个方面，是为业界较为关注，并且将之归为我作品面貌的主要代表样式予以评论。我的所思所想所冀所求都在我的作品中，我之将人和人的相关题材奉为创作母题，除了我选学的专业和专业本身的要求难度，以及后来工作岗位性质使然外，更主要的是因为我真切地认识到：人的主题，是艺术家和作品（即便是山水花鸟、风景静物艺术）永远需要面对的命题。人是有情感的物种，人是主宰世界万物的灵长，也是创造历史的主角。艺术为人，艺术为时代创作，艺术家是历史的亲历者、记录者，也是劳动者。艺术也许解决不了人的实际温饱，也无法解释有关人的哲学命题，艺术对人的精神陶冶也许未必有想象的和理想中的那么重要，艺术甚至还可能是商品市场投资人、抑或是有闲富裕阶层人士的财富象征……但任何缺乏精神情感投射的、难以引发人的精神情感共鸣的，甚至以艺术的名义而抽离了人的思想情感的艺术，无论其观念、形式、技艺如何高妙玄深，都可能最终陷入虚无境地。脱开艺术的社会意义，孤立来说，艺术也许就只是艺术家个人的事，但是君不见，那些优秀作品的生命远远地长久于艺术家肉身凡胎的寿限，而艺术家的价值就在他的作品之中。

　　（作者系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中国美协名誉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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