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览现场

　　2022年9月10日下午，当代唐人艺术中心北京第二空间推出秦琦个展“人物”系列。展览由崔灿灿担任策展人，分为4个部分，展出包括秦琦最新创作在内的“人物”系列绘画作品30余件。

　　“人物”系列是秦琦近几年创作的主要线索。和过去的作品相比，它们主要以人物、故事和场景为主。在风格上，也有了更为明晰的风貌，它酝酿了秦琦多年的变革，对各种艺术流派和题材的借用，浪漫主义的风景，历史民俗画的视角，现实主义的手法，立体主义、象征主义、装饰主义的语言。

　　“人物”在这里有两层含义，一是取自《人物》周刊中对人物的长篇报道、写作和刻画；二是艺术中的人物题材，对应“风景”和“静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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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媒体中的“大人物”不同，秦琦描绘的是我们生活里所佩服和不能小视的“人物”。他、她和它们常常在我们身边，是我们的朋友和见闻，也像是日常俚语：“那是个人物”。衡量“人物”的标准，在秦琦这里可能是性格的硬朗，事情的稀少和有趣，行为的古怪和荒诞，也包含这个人的绝情的程度，酒量的大小，傲慢或是不退缩的姿态，某种过人的能力与品行。通俗解释，就是老百姓嘴里说的能人、狠人、怪人。

　　与新闻媒体注重严肃、客观和中立相比，秦琦笔下的人物多是轻松、幽默、主观，带有浓厚的个人评述的色彩。“人物”的故事，在秦琦的画中，某些方面既是写实的，也是写意和表现的。故事有来源，但也只是一个被动的接受的信息，秦琦需要在这个相应的框架之内，主动地去发展比喻、联想、夸张：从胡志明联想到东南亚的季风，从“星星画会”的启蒙联想到文明的先知，将一场争执比喻为袋鼠的战争。

《万路看月亮》，布面油画，160×204cm，2019

　　在艺术上，秦琦的人物画，和过去的艺术史中的“人物”也全然不同，相比中世纪多是描述圣经里的人物，古典主义多是权贵的肖像，现实主义指向普通人的阶层，现代主义注重人物的形式。秦琦并不在乎这些流派中的立场，而是通过对它们语法的混合性使用，改变传统人物画中题材-主题-表达之间的关系。这些“人物 ”不再是为“题材”和“形式”服务的，如何创作“人物画”成了和主题、观念同等重要的事情。秦琦更关心的是“人物画”本身，关心“人物”在绘画中的位置。如何在画中创造人物？如何构成了主题？又如何通过对主题的叙述形成独特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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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说，秦琦并不忠于绘画“外表”的真相或是故事的本质，而是忠于一种更为深层的想象，这种想象事关绘画的本质：对人物的构思和想象不只是一种沟通的媒介，也是一种激情，一种雄心，一种生成绘画的方式。

　　于是，这组全新的人物系列，既是对绘画史，“人物画”生产机制的思考，也是对日常故事、民俗题材、个人想象、艺术风格如何铸就人物画的语法的讨论。秦琦以轻松、幽默、尖刻的方式，大众化、通俗化的语言，让观众在恍然大悟之后会心一笑，重新触发对“人物画”这一古老命题的功能和价值的当代思考。

　　1、艺术家的故事

　　秦琦笔下的人物多是身边的朋友，艺术圈的见闻。

　　这些画作往往来源于某个耳闻的故事，某次对话中对主人公的性格、经历的想象。但它们也仅仅是灵感的来源，秦琦需要重新加工、编排、组织，一一设定情节，以贴合艺术史中的某种风格或是某个经典的场景。展览以一张画廊女孩的人物画开篇，画中拉动的大提琴，为整个展厅奠定下充满韵律感和戏剧性的故事节奏，像是奏鸣曲的乐章，洋溢着人物和故事的欢快、幽默、悲喜、讽刺和梦想之间。

《诗人与画家1》，布面油画，80×110cm，2020

　　《兴杰和他的静物画》将视角从人物拉回画室和画家的身份，拉回绘画，这些“人物画”是怎么创造的？人物如何转换成人物画，画中的故事和题材，形象和形式之间又有着什么样的关系？《赵小佳》揭示了人物画中的自我隐喻；《老人与公子》呈现了秦琦对于老友张离的性格想象；《泉》虚构了生于30 年代的老画家靳尚谊和90后艺术家张季之间的故事，杜尚的“泉”成了双关语，在此之间两种艺术价值、观念，两种艺术家的“人设”，隔着几代人的巨大差异。

《张玥的故事》，布面油画，190×250cm，2018-2019

　　在另一边，《张玥的故事》讲述了艺术家张玥的一段传奇经历，这段经历被秦琦描述成历史风情画里狩猎者和飞鹰、狮子之间的故事。两只袋鼠，两个艺术家（赵刚、陈文波）的冲突，秦琦以两种戏剧化的方式，组成了另一种相互补充的人物故事。这个单元中的作品，交待了秦琦人物画中戏剧和讽刺画的传统，像是连环画的叙事结构，又有着电影中蒙太奇的手法，它们指向关于人物画中的核心：如何塑造主角的形象，如何将显现隐藏在庸常故事中的“可能性”和“想象性”，变成扑朔迷离的艺术色彩。

　　2、三段插曲

　　这个单元由三个小故事组成，它聚焦于秦琦对于相同人物的反复描绘，对于类型化故事的处理。

《星星》，布面油画，270×400cm，2019

　　其中一个故事，是关于朋友的故事。“光哥”是秦琦的好友，也是足球队的队友。他们总是在比赛结束后喝上一场酒，小酌在他们的酒局中很少存在，光哥的豪爽伴随着伶仃大醉。散场后，总有几个人彼此搀扶着，一步一踉跄地走在夜色之中。这样的夜晚，在秦琦笔下成了两种故事，一个是样式主义里的对身形的夸张刻画，人物孤立于背景；一个是浪漫主义的笔调，在上海华灯下的外滩，一行人游荡在幽蓝和明黄的夜色下，城市浪漫的气息笼罩在每个醉酒人的心上。

　　还有一个故事，是关于艺术运转的故事。郑林作为一位知名而又重要的画廊主，在三幅画作扮演了三个角色。三种“人物角色”的设定，源于秦琦和这位画廊主交往时的听闻和感受。三张作品分别是在曼谷起家的“郑林”，在麦田里耕作的“郑林”，有着中国本土色彩的“郑林”。在其中一件巨幅作品中，这位画廊主在一个有着东南亚殖民地色彩的宴会上，与客人们在花环下杯酒交错，尽享夜晚的季风，华丽的晚宴和艺术；另一张，画廊主变身一个中国传统式的人物，皮帽、花鸟画、砚台、瓷瓶，上一张浓郁的国际风情转化为本土民间美学的色彩。三种形象或许来自于秦琦的三种猜想，他一方面将人物的遭遇作为底色，另一方面又以戏剧化的方式进行虚构式的夸张，通过暗示、烘托、对比、联想的手法，将故事、场景、形象和语言进行糅合，以彰显绘画自身的魅力。

　　3、名人轶事

　　秦琦笔下的人物，除了身边事，也有许多名人的身影。

《曼谷的夏天（左）》，布面油画，230×400cm，2019

　　胡志明系列是他延续至今的题材，这样的画作有10幅之多，我们选取了其中一张两种“名人”的结合，穿着军装的“胡志明”站在“高更”的海岛风景画中。这样的并置和融合关系，同样出现在对“马云”的刻画中，阿里巴巴的创始人回到历史中的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的时代，穿着阿拉伯服饰的马云依偎在骆驼旁，遥远的丝绸之路成了对现代物流帝国的隐喻。

　　光鲜和暗淡总是人生的两面，这在秦琦的人物画中尤为明显。新闻里的庞麦郎唱着时尚的滑板鞋，舞台上的他像是一个华丽的阿拉伯贵族，在装饰主义的宫殿里，两位执权杖的人守护左右；而在另一边，出生于陕西的他，踩在沉重的、满是沟壑的黄土地上，滑板鞋磨出的只是尘土，脚下只是难以改变的底色。

《阿里巴巴-2》，布面油画，170×335cm，2016

《庞·麦郎》，布面油画，160×160cm，2022

　　或者说，无论是马云，还是庞麦郎都算是人生的胜者。他们的理想总能照进现实，而那张坐在月亮上的人，或许是人生故事的最好写照：在都市高楼中，宁静无人的夜晚，孤独的人带着兔耳朵，想着成为人生最好的扮演者。

　　4、历史风情画的密钥

　　“人物”只是一个道具，它无法成为绘画的本质。

　　“历史风情画”系列是秦琦近几年创作中最显著的特征。在这些画作中，“纯正的油画”变成了一种民族风情，它是舶来品，当地画家通过对它的改造，以更贴切地记录当地风土人情的工具。“地域性”既消解了油画来自西方的膻味，又赋予它另一种土气，也因为这种土气，被正统西方油画视为一种“行”。

《讲故事的人》，布面油画，275×400cm，2022

　　印度风情、西藏系列成了这个展厅的主调。那些民族化的服饰，喧嚷的人群，繁杂的衣纹和褶皱，缤纷的色彩，激起秦琦创作的欲望。这种欲望既来自于“油画”对于画家审美取向的塑造，又来自于那种强烈的陌生感、异域感给予创作的生命力和活力。同样，“异域风情系列”是对中国油画本土化的一次漠视和反讽。秦琦借用了这些并不属于中国本土的风貌，重新反思“油画民族化”的历程，当绘画作为一种普世工具时，它的取材和对象，是否能决定绘画的品质？“民族化”和“后殖民”作为一种竞争的策略，是否真的可以视为是艺术的一种进步？

《恒河两岸》，布面油画，205×600cm，2021

　　或者说，秦琦的“历史风情画”，以自由地使用艺术史语言的方式，打破历史，打破艺术流派的藩篱；以异域风情的方式，反视本土的“风情”，以脱离国别、民族、地域和空间上限制。“历史风情画”系列，给了我们理解秦琦的绘画观念的密钥，“人物画”在秦琦这里既非现实主义主题和故事的揭示，也非象征主义中对内心和理念的歌颂，也不是借用“地域性”和“民族性”的改造，以完成对于自我的确认。这些不同流派之间的主张和对峙，在秦琦这里变成“无所不用”的资源，以达成“人物画”的无限开放，成为自由的术语，拓展绘画人物史的序列。

　　展览将持续至10月22日。

　　——崔灿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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