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出道时，一度对香港文化入迷，尤其心折“香江四大才子”：金庸、倪匡、黄霑、蔡澜。发愿要一一访问四人，后来果然如愿以偿。如今黄、金、倪已逝，唯独蔡澜还在云游江湖。世人称道蔡澜写食评、影评、游记皆妙，我尤爱读他写人的文章。我这十几年来也算在人物访谈和写作上刻苦琢磨，每见蔡澜写人物，不免望洋兴叹，叹服的是他的阅历和豁达。

　　蔡澜先生在香港的公司还在经营，2004年我第一次应约去畅谈。记忆里，他的办公室有许多稀奇古怪的东西，一见难忘的是两位巨星相赠的礼品：成龙的醉拳模型和周润发的摄影作品。启功的书法则是：“能将忙事成闲事，不薄今人爱古人。”

　　生活里，蔡澜抽烟喝酒品茶。凡是附庸风雅之事，他都能玩一点。谈书法，蔡澜笑道，大导演张彻的书法也不俗，在邵氏共事时彼此常常切磋。他的父亲蔡文玄是潮州人，烽火年代移居南洋。蔡澜的书名，多是自己老爸亲笔题字。

　　香港有“四大才子”之说，蔡澜说：“按咱们潮州老辈人的说法，才子至少要具备这些条件：琴棋书画拳，诗词歌赋文，山医命卜讼，嫖赌酒茶烟。按这个标准，才子二字，与我无缘。”不过，我所知的关于金庸、倪匡、黄霑的趣事，大半都是从蔡澜那儿听来的。这四人，我都在香港见过，可惜黄霑先生去世得早，我没有好好地留下访问记录，他当日跟我讲过的妙语都忘记得差不多了，看来“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是对的。

　　金庸的武侠小说，倪匡的幻想小说，黄霑的词作，蔡澜的散文，相信很多年后还会有读者。这四人的作品，我读来读去还是觉得金庸最好玩，只是金庸本人的谈话太正经，倒是其他三人都好玩得不得了。

　　而蔡澜，一般人会叫他“玩家”。尽管他似乎有数不清的头衔：电影人、作家、美食家、旅行家、电视节目主持人。他却笑着自我评价：“我作为电影人，是一个很不称职的电影人；作为写作人，是一个可以说很轻浮的写作人，也不算是很称职；我做商人只是做小买卖，也不算是很称职的。我想我比较拿手的是能够逃避现实，能够笑一笑，我的心情比较愉快，我能够把坏的事情往好的地方想，这种天塌下来当被盖的性格让我成为做很愉快的人的专家，这个我很称职。”

　　金庸吹捧蔡澜的话，有一段我深信不疑：“蔡澜是一个真正潇洒的人。率真潇洒而能以轻松活泼的心态对待人生，尤其是对人生中的失落或不愉快遭遇处之泰然，若无其事，不但外表如此，而且是真正的不萦于怀，一笑置之。‘置之’不大容易，要加上‘一笑’,那是更加不容易了。”

　　有一次倪匡闹着要离婚，金庸和黄霑力劝，倪匡在气头上，口不择言：“你们俩都离过婚，没资格来劝我！”我听潘耀明先生说过，他的朋友妻中，最有雅量的是蔡澜的太太，结婚几十年，不生小孩，生活一直很美满。蔡澜写过：“最好的男女关系是你有你的生活，我有我的生活，我们在一起互相欣赏地爱。”也许正是自己的婚姻秘笈。

　　蔡澜写的老友，皆是我年轻时神往的人物：金庸、黄霑、倪匡、亦舒、黄永玉、古龙、张彻、胡金铨、蔡志忠……写人难，写名人更难。一个人一旦出名，自然有各路豪杰臧否。恭维有时未必得体，批评也不见得全出于公心。好像有一位大家说过：声名是误会的总和。而声名背后的苦乐，往往千人万人中，一人二人知。知心者，老友也。

　　我很喜欢看蔡澜写和老友们吃吃喝喝的趣事。“每回都是查先生埋单。有时争着付，总会给查太太骂。总过意不去。但有一次，倪匡兄说：‘你比查先生有钱吗？’说得我哑口无言，只好接受他们的好意。”又说：“席上，倪匡兄总是坐在查先生一旁，他们两位浙江人叽里咕噜。大家记性又好，把《三国演义》《水浒传》人物的家丁名字都叫得出来。”

　　蔡澜对亦舒很欣赏，写了许多信给她。其中有一封信，我多年前读到，即刻记住重点：“有一次到台北古龙家中做客，刚是他最意气风发的时候。古龙说：‘我写什么文字，出版商都接受：有一个父亲，有一个母亲，生了四个女儿，嫁给四个老公，就能卖钱。’返港后遇查先生，把这件事告诉他，查先生笑眯眯地说：‘我也能写：有一个父亲，有一个母亲，生了四个女儿，嫁给五个老公。’‘为什么四个女儿嫁给五个老公？’在座的人即刻问。这就叫做文章！”

　　我个人的印象，蔡澜写倪匡、黄霑、古龙三人的文章，最是有情有趣。《黄霑再婚记》一篇，我看过好多遍，每一次都忍不住笑。而蔡澜讲黄霑的一个个笑话，我常常借来作为饭余的谈资，总能博得同座者一笑。写古龙的一篇中，蔡澜这么开玩笑：“古龙喝酒是一杯杯往喉咙中倒进去。是名副其实地‘倒’。不经口腔，直入肠胃。这一来当然醉，而大醉之后醒来，通常不在杨柳岸，也没有晓风残月，就是感到头大五六倍。”在这些玩笑背后，也许只有知己才明白高手酒醒时的寂寞。

　　蔡澜学艺术的老师是冯康侯和丁雄泉。蔡澜向冯老师学习篆刻和书法，向丁先生学习绘画。冯老师告诉蔡澜：“眼高手低。更是好事情！好的东西看得多，能够吸引便叫眼高。眼高表示欣赏力强。手低只是技巧的问题，勤能补拙，多做功夫手便不低。最怕的是，眼也不高，手也不高。”蔡澜自得冯老师之熏陶，开始读碑帖，学篆刻，看名画。而蔡澜向丁雄泉学画画，问：“要不要正式来个拜师典礼？”丁先生大笑：“那是流氓才做的玩意儿。我们是朋友，一起向天真的感情学习。”两人去一家餐厅吃饭，丁先生却点了很多道菜。“够了，够了。”餐厅经理说。“老远乘飞机来吃的，多一点不要紧。”丁先生说：“而且我们还请了很多朋友。”经理问：“什么时候来？”“不来了。”“丁先生和蔡先生请客，怎么不来？”经理问：“到底请了什么人？”丁先生笑说：“请了李白，请了苏东坡，请了毕加索。都来不了。”

　　蔡澜早年在电影界工作，和著名导演和明星都有近距离接触，写起来全无隔靴搔痒之感。我最早读到《悼张彻》一篇，颇为震动。文章说：“在拍摄现场，张彻大骂人，骂得很凶。对副导演、道具和服装，一不称心即刻破口大骂。张彻似乎在徐增宏身上学到的是骂人。我觉得人与人之间总要保持一份互相的尊敬，但张彻绝不同意。每一个人都不同，只有由他去了。”后面又说：“我亲眼看到一些已经三十多岁的导演被张彻骂得淌出眼泪来，深感同情，对张彻甚不以为然。发誓有一天和他碰上一定和他大打出手。张彻从不运动，打不过我的。”但是蔡澜与张彻之间好像没有冲突过。张一有空就跑到蔡的办公室，聊聊文学和书法，喝杯茶。偶尔也约金庸和倪匡一起去吃上海菜。病过之后，张照样每天拍戏。闲时又来蔡的办公室喝茶，向蔡说：“人在不如意时可以自修。”

　　蔡在张鼓励之下做很多与电影无关的学问，但张彻本人能劝人自己却停留着。动作片的潮流更换了又更换，李小龙的魄力、成龙的喜感、周润发的枪战等等，张彻的动作还是京剧北派式的打斗，一拳一脚。2002年4月，香港电影金像奖发出“终身成就奖”给张彻时，看到他的照片，已觉惨不忍睹。“英雄，是的，不许见白头。我一方面很惦记他，一方面希望他早点离去。不能够平息心中的内疚，我只有怨毒地想：‘当年那么爱骂人，罪有应得！’”

　　蔡澜悼念另一位大导演胡金铨，用的是另一种笔法：“记得家父常说：‘老友是古董瓷器，打烂一件不见一件。’家中挂着一幅胡金铨的画，描写北京街头烧饼油条小贩的辛勤。他没有正式上过美术课，其实他也没有正式上过任何课，但样样精通。英文也是自修；画，是在摄影棚中随手捡来的手艺之一。”在这一点上，蔡澜的“样样精通”倒与胡金铨异曲同工。又说：“闲时胡金铨便读书，他属于过目不忘的那种人。金庸、倪匡都是。他们一谈《三国》，什么人的名字、穿什么衣服、说过什么话，都能一一背出。”由此可知，这些看似天才式的人物，都曾下过外人不知的苦功。

　　写明星，蔡澜笔法轻松，却带出不一般的成功之道。不管今天的成龙在观众心中形象如何，他早年的刻苦，在蔡澜写来，别有一番动人之处。如后藤久美子来拍《城市猎人》的时候，日本影迷认出是她，上前要求签名。她最初不瞅不睬，后来成龙向她说：“亲近影迷是我们做演员工作的一部分。”后藤久美子被点醒之后露出笑容，可爱得多。

　　蔡澜偶尔写些严肃一点的文章，如《论李安》，即显出他在电影上的功力。“从前的导演，知识分子居多。当今的，就是缺少了书生的气质。有了读书人的底子，就能把文字化为第一等的形象出来。任何题材都能拍，都能去挑战，创造出经典来。李安是目前少有的一个知识分子，我们可以在《理智与感情》中看出他的文学修养已经跨越了国籍，英国人也不一定拍得出那么英国的电影来。”

　　蔡澜写《卜少夫先生》，关于酒，与别人无异：“来了香港后遇见卜少夫先生，我这个无名小卒他不会认识。介绍之后，老先生把我抱得紧紧的：‘听朋友说你也爱喝酒。’后来数次的宴会中，我们都坐在一起，话题不离酒。卜少夫先生逢酒必喝，逢喝必醉，但绝对不麻烦别人。醉后就笑嘻嘻回家。这一点我向他学习，也能像他那么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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