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著名美术史学者、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薛永年受邀在中国美术馆举办展览，展览以“史笔诗心”为题，精选了薛永年书法、绘画、篆刻等各类作品100余幅，学术文献300余件。通过“学与艺 融知行”“师与友 相砥砺”“史与论 通古今”“尊承变 教与学”4个单元，系统展示了薛永年的学术成就和诗书创作，以大量文献、手稿、书信、照片勾勒其治学历程和研究方法，以诗书画印共美展现其人文艺术修养，此外还呈现其师道传承和艺学交往。

　　 治学通变  为中国美术立言

　　 薛永年在青少年时代便对诗文书画产生了浓厚兴趣，14岁参加北京青年美展，高中阶段致力于篆刻学习，之后又考入刚成立不久的北京画院国画业余进修班，得到吴光宇、马晋、刘凌沧等先生的亲授。自1960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他成为新中国第一届美术史论系的本科生，由此成长为一位著名的美术史论家。在40多年的从教经历中，薛永年教研并重，不仅培养了本科、硕博士数百人；同时先后担任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副主任、主任，并在多所高校、文博和艺术机构任专家顾问，对中国文博和美术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

　　 他也是最早走向世界的新一代中国美术史学者。上世纪70年代，他先后在《文物》杂志发表《何澄和他的归庄图》《谈张渥的九歌图》的学术文章，上世纪80年代初，由于辅导留学生显示出卓越的学术水平，他成为最早被国外邀请访问讲学的中国美术史学家之一。不断受邀外出讲学和出席研讨会的经历，让他备受学界关注。如此的经历，也让他具有了国际视野，不断强化其学术型学者的特点。　　

　　 就治学方法与知识结构而言，薛永年无疑是具有现代性的。他不但擅长诗词，亦能书画篆刻，在取众家之长的基础上，将史论研究与艺术实践相结合，将书画艺术与文物鉴定相融合，延续了“知行合一”的传统，又使其更具有现代性；既保持“文以载道”“文以化之”的文化意识，又能博古通今，中西结合。如果说西学引进促发了中国现代学术的专业化，那么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强调的学以致用、通专融合则在薛永年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美协副主席、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认为：“作为由中国本土培养出来的第三代美术史论家，薛先生‘借古以开今’的学术思想，助力中国传统学术与艺术在继承中实现创造性转化，他‘为中国美术立言’的理论构想，彰显出一代学人在文化强国战略中的自信自觉。”

　　 在美术史论研究上，薛永年有个案研究、画派研究、传统书画论研究，并重新认识画史发展线索，填补空白，深化认识，总结历史经验。既有对百年美术变革进行宏观的整体把握，也对美术史学科进行深刻的反思和展望。

　　 传道授业 学术传承拓新途

　　 在任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主任的10年间，薛永年在学术传承中不断开拓发展的思路，并将中国美术史的研究群体不断发展壮大。

　　 1997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筚路蓝缕四十年——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教师论文集》，正是这一群体在学统上的集中体现。《中国美术简史》《外国美术简史》是在薛永年担任系主任之初组织专家学者编撰的，至今仍是美术史论研究学习的通行教材。2000年，薛永年主编了《中国绘画的历史与审美鉴赏》，该书进一步普及对中国美术中的绘画历史的研究、梳理及鉴赏，对年轻学者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论及薛永年担任美术史系主任岗位的贡献，一方面，他不断扩展研究领域和专业课程，另一方面在校增设学术讲座，促进教学相长，拓展学生视野。为了更好地继承传统，激励师生，成立了各种奖学金，为美术史论研究提供平台，推动学术发展，加大国际之间的学术交流和合作。吴为山说：“薛先生的‘史笔’小中见大、以大观小，始终保持着对美术史作为一个整体学科的反思和自觉，他所提到的如何‘开疆拓土与把握本体’二者之间保持动态平衡的问题，如何在‘美术史的阐释与历史的把握’之间不顾此失彼的问题，都发人深省。”

　　 在开幕式上，薛永年分享了自己对“史笔诗心”的理解。他说：“‘史笔’，是因为我国是一个重视历史的国度，讲求以古鉴今、旧邦新命、史笔如椽；‘诗心’，是因为我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讲求以诗言志、以诗抒怀、重视诗教。而我向往的‘史笔’、钟情的‘诗心’都来自文化传统，离不开国家的培养、时代的召唤、历史的使命、家国的情怀。”

　　 “从18岁进入中央美术学院，如今已经81岁了，不知不觉已经过去60多年了。”薛永年动情回忆了自己求学时与启功、张安治等老一辈艺术大家的难忘经历并表示，自己只是在师辈的言传身教下，在传统的基础上，去求得扎实而不空泛的寸进，起到承前启后的点滴作用。他说：“最难忘的是老师的教育，他们给我的教诲首先是德，是重义轻利，是淡泊名利，是责任担当，他们的立德树人、崇德尚义、培根筑魂、先器识而后文艺使我受益终生。”

　　 此外，薛永年十分看重书画鉴定。1962年，徐邦达、张珩（张葱玉）先后在中央美院史论系讲授书画鉴定的课程，薛永年便是当时的学生之一，以他的上课笔记为框架，最后整理出版了《怎样鉴定书画》一书。他认为，书画鉴定鉴赏是研究美术史的基础，老一辈学者将书画鉴定从感性经验提升到理性认识，建立起中国书画鉴定学的理论体系，张珩将书画鉴定作为一门学科讲授具有开创意义。

　　 文化担当 自觉先行

　　 “回顾薛先生的学术历程，‘担当’二字可谓是最为恰当的精炼浓缩。”吴为山说。“士夫”以兼济天下为己任。薛永年在老一辈学者的带动下，“志于道，据于德”，重本土而借他山，在美术史研究的同时，由古而今，有史兼论，参与并主持了多个重点课题、编撰多部美术史论著作，对中国美术事业的整体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2012年，薛永年主持“为中国美术立言——首届美术理论与文化强国”研讨会，发表了《美术理论、强国战略与文化自觉》的论坛综述，他呼吁美术界要站在文化战略的高度认识美术理论建设，此番言论对整个美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他的“担当”正是以文化自信、文化自觉为前提的。

　　 上世纪80年代后期，薛永年就开始从史与论的角度对当代美术的发展提出自己的见解，虽行文不长，但都紧扣当时美术发展的现状和问题，阐释发现史论对美术创作实践的未来意义，这一点充分体现了美术史论家对时代的敏感和自觉。致力之心，可谓至重至远。

　　 在中西文化交汇碰撞的今天，在美术史的研究上，薛永年强调了两条路：一条是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另一条是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既要借鉴他山，更要卓然自立。他认为，作为人文学科的美术史，要求学者具备人文社科素养，不被专门的领域所局限，甚至以百科全书式的通才为追求，是完全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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