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朱万章  中国国家博物馆

　　我的案头放着两本和信札有关的书：一是清初李煦的《虚白斋尺牍》，一是清中期袁枚的《小仓山房尺牍》。长久以来，两书均成为我问学之暇静心品赏之物，常常不忍释卷，回味无穷。

　　究其原因，清人成达可和洪锡豫分别在两书的序言中给出了答案：前者称《虚白斋尺牍》“无论事之鄙细、语之寻常与夫篇之长短而悉登之。此其意有甚深而其情甚切，诚足尚也”，而后者则谓《小仓山房尺牍》“读之意趣横生，殊胜苏黄小品，且其中论政、论古、论文学极有关系”。两公之言，于我可谓心有戚戚焉。唯其如此，每每读到今之学人信札时，因不同其常见的书法作品，又在公开梓行的史乘文集中失载，文献与艺术价值并具，故玩赏久之，往往必欲笔之为文，以解一时之快。在此之前，已有《尺素清芬：百年画苑书札丛考（初编）》一书，多谈及晚清以来的书画鉴定家、学者和艺术家信札，其中不少系与本人有直接或间接交往者。此书之后，又陆续撰写一批文章，凡二十又八篇。因所涉信札之时间、学者和艺术家与前书有相近处，故援引前例，得此《续编》一书。

　　▲《尺素清芬：百年画苑书札丛考（续编）》

　　朱万章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年5月

　　和《初编》不同的是，此书所涉人物如齐白石、黄宾虹、张大千、叶恭绰、容庚、谢稚柳、郑逸梅、黄裳、刘九庵、傅大卣、苏庚春、杨仁恺、黎雄才、胡根天、徐孝穆等都是20世纪有名的书画家或文物鉴定家、学者，他们的信札，或藏于博物馆、图书馆，或在其家属手中，又或为敝斋所藏。因信札所具有的私密性，且乏人做系统的梳理研究，故大多藏于深闺而未识。另有一批信札，所涉人物则是与笔者有过直接交流的，如刘九庵、苏庚春、杨仁恺、史树青、梁纪、杨初、蔡幹、宋良璧、梁守中、周积寅等，故每每捧读其手泽很有亲切感，写起文章来也很有发乎情而明其实的感受。

　　晚清以降，这一百余年间的艺术家、学者和书画鉴定家的信札是本书关注的重点。从他们散落于文集之外的零篇短笺中，大抵可见其艺术或学术活动之轨迹、治学或从艺之琐事。这些碎片式的记忆，小中见大，可略窥百年来书画鉴藏与学术嬗变的印记。

　　在艺术家的信札中，从齐白石、黄宾虹与帅铭初的往还可看出二人的艺术在香港的传播与推广，而关于这一点，在既往的美术史研究中几乎无人涉及，这无疑对齐、黄的研究来说是拾遗补阙，其学术价值自不待言；而黄宾虹致诸家的信札，则关涉齐白石和张大千等人的书画润格与市场营销，这同样为认识艺术大师的另类生活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在刘九庵致黄宾虹的信札中，则可看到黄宾虹寓居北平时徜徉于厂肆搜求书画的状态；从画家朱屺瞻与出版家苏晨的信札中，看到的是画家、作者与编者之间的频繁互动；而梁伯誉以毛笔书写的推荐信，使我们领略到传统艺术圈中荐举贤良的古风；谢稚柳、岑学恭致弟子的信札则示人以门径，不啻于金针度人；黎雄才和徐孝穆致友朋的信札，揭开了一段尘封的艺坛往事。

　　在学者和鉴定家的信札中，掌故大家郑逸梅与书画鉴定家杨仁恺的鸿雁传书，显示其对信札收藏的从一而终，至老弥笃；叶恭绰致胡根天、容庚的信札则广涉文物考古、书画鉴藏与广东地域文化；陈荆鸿的短札体现文献学者的章草书风；学者书家吴三立与书画鉴定家苏庚春因书法展览而结缘，苏庚春对画家杨初竭尽推广之举，何镜涵、李世尧致苏庚春信札则还原了燕粤俦侣的交游轨迹，周积寅致苏庚春信札也留下了美术学学者与书画鉴定家之间交流的雪泥鸿爪；傅大卣和黄宾虹、苏庚春、宋良璧的信札则可看出其早年参与书画收藏、买卖，以及后期从事文物鉴定、传道与收藏的学术递变历程；藏书家黄裳与苏晨的信札则多与藏书、作文有关；史树青致容庚和柴德赓的信札多谈论古文字学、历史学和文物鉴定；陈少丰致马国权的信札讨论了晚清花鸟画家居巢、居廉研究中的相关话题；梁守中致朱万章的信札则涉及书籍校勘、区域艺术与历史考据等诸多议题。

　　在我们与纸质书信渐行渐远的今天，回看这批饱含温度与激情的信札，不仅看到了其中蕴含的鉴藏、考古、校勘、治史、书画交易、刻印、交游及其他鲜为人知的人和事，更看到一个时代的艺术家和学人活跃的身影。一个时代在离我们慢慢远去，我们无法留住他们远行的脚步，却可通过这些片玉碎金，将其艺术与人文精神定格在渐趋泛黄的笺纸上，与我们保持超越时空的恒久的精神交流。在一望无际的历史长河中，每一个人都注定是匆匆过客，唯有这些充溢着情感交流与精神互动的时代印痕是永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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