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览名称：栋梁——梁思成诞辰一百二十周年文献展

　　展览时间：2021年8月10日-10月20日

　　展览地点：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

　　观“栋梁——梁思成诞辰一百二十周年文献展”后，如孔子闻韶乐般萦绕心间挥之不去。在梁先生卓越成就背后，在珍贵的文献背后，感受到策展团队浓烈的情感，这情感，不只是对梁先生作为清华大学建筑系创始人的追念，不只是对他学问贡献的钦佩，还有着对他独立人格的敬意，有着对其卓识和诤言被弃的叹惋，有着对一代学人命运之慨……而这情感，是通过展陈手段悄悄传递出来，以视觉和听觉的方式，述说着不尽之言。

　　非常规展柜

　　该展的展陈设计有很多巧妙心思，首先是建筑语言的运用。展厅大约1000平方米，展厅入口正处于一条中轴线上，这里陈列着本次展览最重要的展品，中轴线的两侧是两部分展区。展区主要有三种呈现方式，一侧墙上由照片墙组成壁画，另一侧墙则挖成洞窟造型，中间空地上陈列的展柜形似棺椁；其次是墓园氛围的营造，几十个展柜长短、高低不一，和通常展柜高度及靠墙陈列的方式不同，它们都很矮，目测高度不到50厘米，且位于展厅中部，观众观看展品，需在展柜前俯下身子如鞠躬状，而穿行于展柜之间，就像步入墓园瞻仰。梁先生曾为王国维、父亲梁启超、妻子林徽因、弟弟梁思永等设计过墓碑，因此墓园设计可理解为是对梁先生的双重致敬；再次是灯光、声场设计的配合，展厅上空的筒灯只打开少许，展柜内文献借助柜内四侧灯管照亮，细看则要打着手电筒，整个展厅的亮度是一种幽暗的灰色调，而近似雨滴落地声的电子音乐循环播放，强化了幽深空灵感；最后是部分文献以线下实物与线上虚拟双重方式呈现，观众扫描展品卡片上的二维码，就可跳转到《建筑史学刊》的微信公众号，方便阅读全文和离场后继续学习。

　　在用心营造的空间里，所呈现的内容分为五个单元，在中轴线的左右两侧展开，右侧含两个单元，第一单元“求学与归成”，以梁思成幼年、1915年-1922年于清华求学期间参加歌咏队和军乐队及美术社等社团、1924年-1927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留学、1928年欧洲蜜月旅行照片，以及大学成绩单、绘图作业、大学论文实物为主；第二单元“书写中国建筑史与破译天书”，全面展示梁先生在营造学社开展的工作，包括上世纪30年代对河北、山西等地古建筑调查、抗战期间在李庄的研究工作等。两个单元在时间上是递进关系，前者是上世纪20年代，后者为三四十年代。

　　左侧展区的三个单元分别是“城市规划与文化遗产保护”“建筑设计作品与思想”“建筑教育”，是以梁思成的社会角色为线索，按文物保护者、建筑师、教育家区分。在文保单元里，有30年代的曲阜孔庙修葺方案，也有新中国成立后的“梁陈方案”等。

　　这三个单元展品密度很高，对于普通观众来说，时间上的大跨度可能会带来认识上的混淆，而如果从学术角度观察，也略有一丝遗憾，例如梁先生不同阶段的建筑设计作品风格差异很大。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李军教授认为，梁先生早期建筑设计和理论表述可分为两个阶段，1930年以前为古典主义性质，1930年-1932年期间向结构理性主义转型。而展览以较小尺幅展出的建筑物外观图片，将梁先生上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近20个建筑项目密集陈列在一起，亦未做作品分期或风格解析。不过这也许是由于梁先生的建筑作品、著述大都诞生于遭到批判的1955年以前，倘若按年代为序陈列成果，展示空间的比例就失衡了。

　　没有人敢去看他的岁月

　　展览文献以照片、图纸、信件、手稿为主，辅之以录像、模型、空间装置，信息相当密集，尤其珍贵的是测绘图纸、信件、书籍文章手稿等原件，带人回到历史现场。

　　中轴线上只陈列了两件展品，一端是1925年梁启超给正在美国留学的梁思成、林徽因寄赠的北宋古籍《营造法式》，扉页上附了一封亲笔信，以其学术素养和敏锐度推荐宝书并希望“思成徽因俾永宝之”；另一端是梁思成40年代在四川李庄时的工作照，一束光将照片裁剪成圆形，好像一个透光的洞邀请人进入，旁边摆放着和照片中同款的工作台，台面上放着一个约20厘米高的花瓶，据讲解员介绍，1923年因车祸导致脊椎受伤的梁思成，长时间伏案时需要把下巴抵在花瓶口上以支撑头部。这两件展品，一是梁先生中国古建筑研究事业的原点，二是其成就的高峰阶段，堪称戏眼。

　　站在中轴线往右看，视线尽头是巨幅的20多岁梁先生自拍照，他面对着一架相机，神情是好奇、思索；往左看的尽头，也是巨幅照片，那是1947年40多岁的梁先生在联合国大厦设计讨论会议上作为顾问发言，左右两幅照片尺寸相同，一个是喜爱拥抱新事物的年轻人，一个是沉稳的绅士、斯文的学者。展览的最后一张图片，尺幅要小得多，那是1962年在家中所摄，他坐于沙发一角，脸上的表情是落寞孤寂的，这是窦忠如著《梁思成传》中所述没有人敢去看他的岁月。如果将梁先生的人生比作一本书，这三张照片，是可视化的目录。

　　展览的重头部分是他在营造学社的成果，展品极其详尽，有30年代河北、山西古建筑考察，包括1932年河北蓟县独乐寺观音阁、1933年河北石家庄赵州桥、1935年山西应县木塔等平面和剖面测绘稿，又分作铅笔画的草稿和鸭嘴笔画的正式稿，这些一丝不苟的测绘稿，在他抗战流亡前特意保存在天津租界外国银行地下室，不料惨遭洪水浸泡，如今仍可见到明显的水渍痕迹。测绘稿之外，还有调查报告，论文著述等。

　　梁思成、林徽因1937年发现的唐代建筑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推翻了当时日本学界认为中国已没有唐代建筑留存的论断。我今年7月特意去佛光寺朝圣，从五台山景区驱车去佛光寺尚需三个小时，能够想象当年梁思成循着法国伯希和著《敦煌图录》中一幅壁画的线索，如何经历千辛万苦找到佛光寺和发现后的狂喜，不能想象如果没有他们的发现和保护，还能否见到先人留下来的瑰宝。

　　抗战期间，梁思成和营造学社同仁流落到了西南，就地展开西南古建筑考察；在四川李庄的6年，1943年完稿《中国建筑史》，1946年完稿英文著作《图像中国建筑史》，继续刊印《中国营造学社汇刊》，这些手稿、打字稿、刊物都静静地躺在展柜里；40年代开始写的《营造法式注释》，展示了数页未完成稿。在最困难的条件下，仍到田野中做第一手考察，仍撰写和发表原创性论文，仍在国际学术界发声，他们的卓越成果，不仅当下的学者难望其项背，而且让不少人汗颜。

　　梁先生城市规划的实践起始于上世纪30年代的“天津特别市物质建设方案”，30年代还主持或参与了曲阜孔庙、故宫文渊阁、杭州六和塔等古迹的文物保护修缮，这些方案的全本或插图也都展示出来。1950年起他担任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被称为“梁陈方案”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为北京的规划问题写给周恩来总理和时任北京市长聂荣臻、彭真等的信件全文，也醒目展出。《北京城墙存废问题的辩论》《北京——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手稿在墙上逐页全文展示，从其长长篇幅和修改笔迹也能够感受到炽热之心，而结局是城墙拆了、老城拆了……手稿和信件，展示了梁先生的成就和“失败”。

　　“一定要向前看”

　　展览以梁先生的事业为主线，家庭为辅线。父亲梁启超的三封家书，寄赠《营造法式》的附信引导和开启了梁思成一生的研究方向。1928年5月和7月连续两封关于毕业求职的信，要儿子尽快回国赴东北大学创办建筑系，言“东北前途发展之路更大”，而清华是个温柔乡。展览中也有林徽因1937年给女儿梁再冰的信，细细地给8岁女儿讲父母外出考察经过，分析面临的时局，告诉女儿如果和日本的仗打起来，我们中国人不要怕，甚至还发挥建筑师的特长，将考察路线制成手绘地图。梁思成1949年9月给女儿的长信更是展现父女好友之情，将自己对新政权和新领导人的期待和赞誉用活泼泼的文笔生动道来。

　　“栋梁”是一场面向公众的学术普及活动，最重要的不是学术发现，不是梁先生生平的完整呈现，而是重点呈现成长和成就，将困难和痛苦隐藏在幕后。也许是策展方对梁思成病重时所言“一定要向前看，不能对祖国失去信心”的有意呼应。策展团队像历史学家，广泛搜集证据，像文学家，充满丰沛的情感，但最终，他们选择了节制而含蓄的叙述方式，就像展览结尾那张梁先生的照片，沉默无言，而我们被带到了历史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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