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五一”期间，笔者在南京收藏品市场上看到一件青花烛台。该器高9、直径8厘米，呈腰鼓状，周身绘梅花青花纹饰，腹部正中设四个开窗，分别以青花楷体书写有“朝”“仪”“况”“办”四字（图1）。烛台上方圆面（图2）有１厘米凹面，用于承接烛泪；有中孔贯通至器底（图3），用于立插烛棒。此器物有些残破，属于较为典型的清代光绪年间景德镇烧制的民用品。

图1 清光绪“朝仪况办”青花烛台四个侧面

图2 烛台顶部

图3 烛台底部

　　既然民用，此器物就是“民学官味”的一种旧物，其上的“朝仪况办”是值得一说的。“朝仪况办”原来是说，古代帝王临朝的典礼，后也称大臣朝拜君王的礼仪为“朝仪”。朝仪典礼，按规定：天子面向南，三公面向北，以东为上，孤面向东，以北为上，卿大夫面向西，以北为上，王族在路门右侧，面向南以东为上，大仆大右及大仆的属官在路门左侧，面向南以西为上。朝仪之位已定，天子和臣子行揖礼，礼毕退朝。

　　朝廷的礼仪古有记载，《周礼·夏官·司士》：“正朝仪之位，辨其贵贱之等。”《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宋书·恩幸传·徐爰》：“爰便僻善事人，能得人主微旨。颇涉书传，尤悉朝仪。”宋代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四有：“予去国二十七年，复还，朝仪寖有不同。”这些文字，或许都是对“朝仪况办”的注释。

　　“朝仪”应该是旧时用来规范礼仪的，据说先于西汉。对于西汉那些建国功臣们来说，要制定这形式，可能要比上战场杀敌立功还难。但是，历史故事说，这个任务交给叔孙通后，立马就被他弄成了文件。

　　随着项羽和刘邦的交战形势的变化，项羽被预测是“注定要失败的”，于是叔孙通就又投降了汉军。队列变了，而叔孙通的官职没变，他被刘邦拜为博士，号“稷嗣君”，负责举荐勇武之士为汉军争战。刘邦统一天下后，尊为皇帝，下令“废除秦的仪法”，代以简易的规范，但又厌于“君臣礼节不严”。叔孙通得知，便自荐为汉王制定“朝仪”，采用古礼并参照秦的仪法而制礼……因为这个礼仪，叔孙通立了大功，封为奉常，赏赐黄金500斤，他的孩子们也都被封为郎官。

　　过去，即使是皇帝也没有电灯，所有的仪式和生活，都依赖烛火插在烛台上照明。宋代无名氏《道山清话》有载，说在一道山“里面出来一个老者，须发苍然，手中持了一支烛台，拳大，燃了一支白蜡烛……”《老残游记》第八回有一段也说，“灵前一对蜡烛上结了大烛花，烛油继续流下来，堆满了烛台。”作家巴金《家》：“三五烛台上的蜡烛，剔起灯亮，点着烛台，屋内明亮起来。”

　　瓷器烛台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自古以来就是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在各朝各代，它由各种文化影响形成了不同的造型，其材质甚至是烛台身上的花纹、图案、文字都是当时中华精髓的体现。同时，古人也很讲究生活的品位，即使是日常用器也要做得异常精致，于是烛台就不再是单一的生活用具，还兼有了更多的艺术观赏性。

　　《天宝遗事》载：“甲王以檀木刻童子，每夜饮，列执华烛，故名烛奴。”是说，唐代贵族用名贵的紫檀木做烛台，雕刻成童子形状，晚上宴饮宾客时，燃巨烛于其上助兴，名为烛奴。宋人陶谷的《清异录》也有一故事：曰“案上捧烛铁人，高尺五，云是杨氏时马厩中物。一日黄昏，急须烛，唤小黄门，掇过我金奴来。”是说，南唐先主李昪节俭，做了皇帝，仍然使用铁铸的烛台，为铁人模样，还美其名为“金奴”。可见在这一时期，烛台已具有了审美的理念，在材质和工艺上，有了更高的艺术追求。

　　后来的人们，或是为了收藏之趣，或是出于怀旧，越来越多地用烛台、蜡烛来装点家居、烘托气氛。烛台在现代生活中，更多了装饰性、把玩性，进而超过了实用性。各种材质、各种各样的烛台，出现在并非“朝仪况办”的现场，出现在当今的各类仪式中，烛光诗意的美感为幸福生活烘托了浪漫的气氛。

　　如今的收藏品市场上，可以见到的瓷质烛台，以明清时期青花纹饰的为多，也有一些同治粉彩瓷，虽然大多有些残破，但是收藏家、旧物爱好者依然会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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