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 潘振镛、沈尹默1914年作人物·行书成扇，25.3万元成交于2017年北京保利

　　晚清的江南诞生了大量艺术造诣极高的工笔仕女画家，不管是任颐、费丹旭还是潘振镛，在晚清那个动荡的时代，他们的艺术虽然传承的风格和画派并不相同，但是，从中国国家博物馆及全国各大博物馆对他们的丰富馆藏来看，其艺术价值和未来的收藏价值，是毋庸置疑的。在名家精品不断创新高、创天价的今天，精明的投资者也可以从小而精的扇面或成扇入手，毕竟名家的艺术价值，只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得更加弥足珍贵。

图4 任颐戊辰（1868年）作《翁珠默坐》扇面，86.25万元成交于2015年中国嘉德

图2 任颐1878年作《牧牛童子》扇面，37.5万元成交于2017年香港苏富比

图3 费丹旭丁未（1847年）作《柳溪荡舟》扇面，2.07万元成交于2017年中国嘉德

图5 费丹旭《春游图》扇面，12.5万港元成交于2014年香港佳士得

图6 费丹旭丁酉（1837年）作《潇湘梦影》扇面，7.46万元成交于2016年北京诚轩

图7 潘振镛、王国维人物·楷书成扇，9.52万元成交于2011年上海博古斋

　　2017年12月，在北京保利十二周年秋季拍卖会的“温故——近现代书画私人珍藏专场”中，早期海派工笔名家、“清末三绝”之首的潘振镛、沈尹默1914年作人物·行书成扇（图1），拍出25.3万元。同样在2017年拍卖会上拍出不俗价格的还有任颐1878年作《牧牛童子》扇面（图2）。而就在同年，中国嘉德四季第48期拍卖会“中国古代书画（二）”中，费丹旭丁未（1847年）作《柳溪荡舟》扇面（图3）仅以2.07万元成交。同一年，又都是扇面，都是早期“海派”名家，两者之间却整整相差了几十倍，不禁让一些精明的藏家开始进一步研究。

　　在代表中国官方最高收藏级别的中国国家博物馆，陈列的都是历代国宝级的书画家作品，而清末的这三位早期“海派”名家作品，也赫然在目。

　　任颐家族是书画世家，和其他几位任姓画家一起，史称“四任”——任熊、任薰、任颐、任预。在“四任”之间，任熊与任薰是兄弟手足，而任熊与任预则为父子。而任颐虽然与他们并没有半点血缘关系，但他曾经拜师任熊、任薰，并与任预素称莫逆之交。“四任”之间情同手足、亦师亦友，艺术旨趣又十分相近。

　　更为凑巧的是，“四任”都长期寓居于上海，画风相互影响，因此其作品中共性的元素相对较多。比如都师法徐渭、陈淳的水墨写意花卉技法，并将书法、篆刻的用笔，融入了绘画——以苍劲的笔法、通透的墨色、鲜艳的敷彩，创造出了富丽堂皇又气势磅礴的颇具有新意的艺术形象。

　　同时，又由于“四任”都处于清末向民国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能够传承陈洪绶和扬州八怪的夸张创新传统，雅俗共于方寸之间，作品又大都体现了普通市民阶层的审美意趣，渐渐便开拓出了与传统文人画完全不同的新途径。

　　而在“四任”之中，艺术成就最为突出的，就属“海派四杰”之一的任颐。图4便是任颐目前在人物扇面类拍卖成交价最高的作品。这幅《翁珠默坐》扇面，钤印：任颐印，题识：戊辰之冬，任伯年写于沪。同时，又有吴昌硕（1844—1927）题：“朝云对髯苏，为问禅参未。绿珠侍季伦，那阙金银气。彼美知何人，襟带古风味。默坐吟春风，禁得寒香沸。安吉吴俊卿。”钤印：俊。

　　其实，任颐的绘画艺术，最早发轫于当时清朝的民间艺术。同时，他的技法比较全面——人物、花鸟、山水等都能信手拈来。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我们也可以看到，任颐非常重视面对对象仔细观察而后细心写生，同时又十分能够博采众长、融汇诸法，并吸取西方水彩画的色彩色调之长，运用于传统绘画的勾皴点染，使其后来作品的画面格调十分清新、与众不同。任颐的人物画，成熟期师法“老莲派”陈洪绶，人物形象比较夸张，极其富有装饰效果。

　　图4中描绘人物和树木的铁线描，线条十分硬朗而方折，人物形象伟岸而奇崛，设色与墨法都十分鲜亮而透澈，带有任颐早年的精谨和中年之后的流畅。画面中的线条形笔十分具有音乐中的节奏，线条拉长、拉稳、拉挺、拉均，颇具有现代艺术中的形式美感。再加上此帧又有海派名家吴昌硕的五言作跋补空，更使得此枚扇面弥足珍贵。

　　清代中期，费丹旭以画工笔仕女画独步天下，与当时的华亭（上海松江）改琦，并称“改费”，开创了中国美术史上工笔仕女画的高峰。费丹旭笔下的仕女形象端庄秀美，用线清秀，设色轻恬高雅，别有一种贵族气息。相传清代皇家十分偏爱费丹旭的仕女画，曾重金大量珍藏，这也是如今我们能在北京故宫博物院里见到不少费丹旭珍品的原因。

　　费丹旭目前为止，单幅扇面的最高记录是2014年11月在香港佳士得以12.5万元成交的《春游图》扇面镜框（图5）。

　　费丹旭的父亲费宗骞，十分擅长画山水。费丹旭年少时便得家传，后浪游于江浙闽山水间，与画家倪士惠、汤贻汾、冯箕、张熊，书画鉴赏家张廷济等均有往来。费丹旭的肖像画独具一格，弱柳扶风，秀润素雅，潇洒自若，格调柔雅，用笔流畅，轻巧洒脱，因此当时远近闻名，备受皇家和市民阶层喜爱，这才有了“费派”之称。

　　费丹旭自嘲一生为家计所累，常常游走卖画于江浙沪，而上海、杭州和苏州是其主要寓居的城市。费丹旭著有《依旧草堂遗稿》一卷，他一生的事迹收录于《墨林今话》《海上墨林》《桐阴论画》《清画家诗史》等诸多画史、画论。

　　作为晚清“海派”工笔仕女的代表人物，费丹旭的个人最高拍卖记录是2011年在北京匡时448.5万元成交的人物故事十二屏笺本。但综合2016年成交于北京诚轩的费丹旭《潇湘梦影》扇面镜心（图6），其扇面的价格相对于其艺术价值而言，可谓十分平易近人。

　　潘振镛曾往来上海、杭州、南浔、桐乡等地，敬求绘画者甚多。长卷大轴，应之不倦。民国初年在上海偕弟潘振节与高邕之等发起组织豫园书画善会，以鬻画所得，半充义举，一时响应者甚众。卒年七十。

　　王国维是中国19世纪末叶20世纪初期的近现代之交，我国学贯中西的文化大师。王国维在文艺领域的成就也是多方面的，他早期撰写的《人间词话》正是以其极其深厚的中国古代文学素养，同时融入了西方美学思想的一部巨著。

　　从图7中，我们可以看到，王国维的书法气清质朴，法度严谨，富有想象力，线条富于变化。同时，王国维传世的书法并不很多，所留墨迹多为笺书和信函等，并以行书和行楷为主，而且以中小楷字居多。能在一幅小小的扇面上，同时有潘振镛的仕女和王国维的楷书，应当十分具有收藏和投资价值。

　　不管是任颐、费丹旭还是潘振镛，在晚清那个动荡的时代，他们的艺术虽然传承的风格和画派并不相同，但是，从中国国家博物馆及全国各大博物馆对他们的丰富馆藏来看，其艺术价值和未来的收藏价值，是毋庸置疑的。在名家精品不断创新高、创天价的今天，精明的投资者也可以从小而精的扇面或成扇入手，毕竟名家的艺术价值，只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得更加弥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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