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官窑八出葵花口洗
　　宽10.2厘米
　　北京保利2019春季拍卖会 Lot 5757
　　成交价：人民币?10,925,000

　　展览：
　　中国南宋艺术，纽约，1962年。
　　出版：
　　1.《中国南宋艺术》，编号51，纽约，1962年。
　　2. 《佳士得图说中国陶瓷史》，编号7，1984年。
　　备注：
　　1. Frederick M. Mayer迈氏收藏。
　　2. 赵从衍先生收藏。

　　此洗为八瓣葵花式，敞口，浅腹，侧看弯弧雍雅。棱角含蓄，器身随沿起伏，柔美绵延，简约雅绝。通体内外施釉米白微黄，呈现出乳浊的失透质感，釉汁肥厚匀润，色泽温润澄澈，釉表开细密纹片，开片带黑，自然相缀，浑然天成。口沿釉水流淌，釉层较薄，略呈紫褐色，隐隐露出釉层下灰黑胎体之色，正是宋窑器「紫口」的特征。底面亦上釉，轻微垂釉，十分自然，釉内多有气泡，如珠隐现，底有支钉痕五颗。

　　南宋官窑，续北宋官汝而生。汝官二瓷，素丽隽永，釉色莹润，冰裂细布，秀逸绝世，艺术地位至高，深得历代倾慕，效仿不绝至今，然未能复造。现存可见丰富多样之官窑，釉色变化范围甚广，各种深浅的米黄、淡灰、青绿皆有，釉面或者平素无纹，也见致密或疏朗开片纹，或甚满布透明冰裂纹，相互辉映。

　　窑内烧造方式亦多变化，有用支钉或无，并无一致。依据考古证据，可知杭州老虎洞窑出产高质量官窑瓷，虽相关古籍记载缺稀，考虑官窑瓷多变之特征，难以断定南宋官窑均出自同一窑址，例如米黄釉官瓷之时代背景、究竟何时官窑停烧等议题，目前仍无法推知。

　　南宋和元代官窑似乎曾烧造多款近似本拍品的棱口洗，它们有些是六棱或八棱，多者甚至有十棱或十二棱。这类作品的器底均施满釉，并用支钉烧造。老虎洞修内司窑曾出土数件近似例，其中一例为八棱洗，见《杭州老虎洞窑址瓷器精选》，北京，2002年，编号123。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两例十棱官窑洗，出版于《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33：两宋瓷器（下）》，香港，1996年，页22及25，编号17 及20。北京故宫另藏一件六棱洗，见前述著作页24，编号19。

　　明洪武?釉里红缠枝花卉菱口盏托
　　直径19.5厘米
　　北京保利2019春季拍卖会 Lot 5521
　　成交价：人民币?3,795,000

　　备注：
　　1. 英国爱丁堡John Stirling收藏。
　　2. 北美十面灵璧山居收藏，编号EK252。

　　釉里红创烧于元代的景德镇窑，发展于明洪武朝，这个时期的釉里红装饰以描拓纹样为主，画面布局层次丰富，纹样处理满密。此拍品敞口，呈菱花花瓣形，弧壁，浅底，浅圈足，器形周正内敛，沉稳中不失灵动，显清雅之风。盘足底无釉露出胎底，其余各处施白釉作地，并于其上施展开精湛的釉里红制作工艺：盘口环绕连绵卷草，内壁满布缠枝番莲，外壁整列仰莲，盘底菊瓣连枝的中心又有如意头组成的仙花纹样，仅以红与白两色就将全器点缀得精巧细致，清明舒朗，淋漓尽致地体现出釉里红制品的特色，具有独特的魅力。

　　元蒙时期，短足杯托渐取缔前朝高足茶器，其盘心有凸棱一圈作托。洪武年间，多见器形独特的茶托，以双模制胎，绘青花或釉里红。故时相配之杯，至今已难确考。景德镇御窑厂遗址出土的相类青花茶托，并见青花瓷杯残片，惜器型偏小、比例不乎，不似与本品（详可参阅《景德镇出土明初官窑瓷器》，鸿禧美术馆，台北，1996年，编号17及18）。这类瓷质杯托或配以珍贵金属器皿使用，可能因此不复见。

　　大卫德爵士伉俪藏品中，有一釉里红杯托，饰相类纹饰，图样较繁密（见于J.M. Addis，《东方陶瓷学会会刊》，卷31，1957-9年，图版2a，先后售于伦敦苏富比1961年12月5日，编号33，及1964年11月10日，编号72）；Avery Brundage藏品中也有相类杯托，现藏于三藩市亚洲艺术博物馆（收于贺利，《Chinese Ceramics.A New Standard Guide》，伦敦，1996年，图版393）；Richard Bryant Hobart及John D.Rockefeller 3rd旧藏杯托，托圈中心绘茶花，而非牡丹，现藏于纽约亚洲协会（载于Denise Patry Leidy《Treasures of Asian Art.The Asia Society’s Mr.and Mrs. John D.Rockefeller 3rd Collection》，纽约，1994年，图版164，曾售于纽约苏富比1969年5月23日，编号103）。仇炎之藏品中有同类青花杯托（见于Helen D.Ling及仇灸之，《抗希斋珍藏有明全代景德名瓷影谱（上）》，香港，1950年，图版5）。

　　元?龙泉窑青釉点褐彩盘
　　直径16厘米
　　北京保利2017春季拍卖会 Lot 5073
　　成交价：人民币?713,000

　　备注：
　　日本藏家旧藏。

　　盘唇口，折沿，浅腹，圈足，底心削刮微凸，具有典型的元代制瓷特征。口沿及内底，特意对称有序地点染褐色斑点，意趣横生。

　　褐色点彩，是元代龙泉窑的创新装饰手法，这种点画，不拘形式，烧成后，青褐相配，协调和谐，展现非凡的风采。

　　香港佳士得2016年秋拍，曾高价售出养德堂珍藏的一对元代龙泉窑褐斑蒜头瓶，点染装饰风格一致，弥足珍贵。龙泉点褐彩器物在日本，被称为“飞青磁”，素受推崇，有数件作品被定为日本“国宝”。

　　明洪武?釉里红缠枝花卉纹玉壶春瓶
　　高32厘米
　　北京保利2019春季拍卖会 Lot 5955
　　成交价：人民币?5,060,000

　　备注：
　　徐展堂先生“在望山庄”旧藏。

　　赵宋以降，玉壶春瓶以优美的曲线、清秀的身姿赢得世人百般宠爱，与梅瓶、赏瓶并称“瓶中三宝”，历千年而不衰。较之元代玉壶春瓶的挺拔秀美，洪武玉壶春瓶的颈部增粗，腹胫更为丰满圆硕，显得雄浑稳重，入明以后成为御瓷之典雅器形。此洪武官窑玉壶春瓶釉质肥腴，一如凝脂，抚之质感温润，通体绘饰七层纹样，丰富而不繁缛，主题纹饰为缠枝牡丹花，布局疏朗有序，与口沿颈部四重纹饰形成鲜明对比，所饰牡丹花卉以传统笔墨意韵的笔法绘就，中锋用笔，酣畅有力，运笔痕迹清晰可见，勾勒出花叶的翻卷正侧、偃仰起伏之态，虽一片涂红却亦使观者察其明暗向背，极富写实韵味，尚存元代瓷绘粗犷豪放的画风；枝蔓的运笔尤显婉转自若，无不将国画骨法用笔的意念渗透其中，大有在精炼用笔之中一气呵成的贯气之美；枝间嫩叶的描绘亦十分精到，明显带有书法的撇写意味，爽利俊健。看似率意为之，实则画匠对其形态早已熟记于胸，一笔挥就。其釉里红通体发色沉着，殊为难得，与凝脂般的釉面形成晕染效果，此为洪武釉里红独有之特征。瓶底圈足平切，内壁略斜，微泛火石红，外底刷釉，局部有明显的爆釉现象，是为洪武御瓷的典型之作。

　　考传世所见洪武朝釉里红瓷器，鲜有妍丽之色，源于氧化铜对窑炉气氛颇为敏感，受热不均匀，温度不稳定，均会导致其呈色斑驳不一，更难一体均匀，上色之作往往百中不见一二。究其难成之故，当今考古发现获知，洪武时期珠山窑炉为葫芦形窑，前后二室，温差明显，对保持整体温度恒定尤为不易，与后来明末开始改进成熟的蛋形窑（即是“镇窑”）相比，远不如后者优胜，故清代官窑恢复之后，在康熙御瓷之中不乏釉里红之佳作，出色妍美，远胜前朝，正是窑炉形制之差异所致。

洪武御瓷釉里红玉壶春瓶若以所绘主题纹饰划分，可有以下四类：一、缠枝扁菊纹。二、缠枝牡丹纹。三、折枝牡丹纹。四、竹石芭蕉三友纹。前二者为主流，公私收藏机构中不乏精品，而后二者则是孤品，分别为台湾鸿禧美术馆和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与本品纹饰一致的其它品类尚见青花和处州龙泉青釉刻花二种，同为朱明遗珍，见证帝国开运经世之盛事。

　　元?龙泉窑露胎双鱼洗
　　直径21.7厘米
　　北京保利2017春季拍卖会 Lot 5065号
　　成交价：人民币?805,000

　　备注：
　　日本藏家旧藏。

　　明永乐?釉里红暗刻云龙纹罐
　　高21.5厘米
　　北京保利2019春季拍卖会 Lot 5658
　　成交价：人民币?4,025,000
　　备注：
　　国有文物商店旧藏。

　　明代沿用景德镇为御窑厂窑址烧造瓷器，但其何时开始为宫廷服务烧制御瓷，一直尚未有定论，以文献来看有洪武二年说，洪武三十五年说、洪武末年说及宣德初年说，但洪武二年说显然与《大明会典》所载：“洪武二十六年定，凡烧造供用器皿等物，须要定夺样制、计算人工物料。如果数多，起取人匠赴京，置窑兴工。或数少，行移饶、处等府烧造”之记载相左。如据《大明会典》所载，则洪武二十六年以前，景德镇仅为同磁州、处州一样的官府窑厂，而尚未成为独有的御窑厂。此一时期的珠山窑厂仍全面继承元代官府窑厂制度及特征，沿用元代瓷局管理之生产旧法，于正德年间的《饶州府志》也可见此类记载：“景德镇，即陶器之所，肇于唐而备于宋，国朝设局以司之。”故而洪武瓷器大多尚有元代之遗风。

　　本罐即为此例，罐敞口，圆肩圆腹，内凹圈足。与洪武朝胎底无釉，显现火石红色不同，本品于器底罩施白釉。且釉色白润匀净，十分难得。通体以釉里红为饰，口沿、颈部以弦纹为饰，底部环饰仰莲纹，腹部主体纹样为奔腾的行龙，呈争珠之姿。龙首修长，如意云鼻上卷，龙角顺贴于首后，龙爪锋锐有力，龙身姿态遒劲，背鳍分明，四肢矫健，且于关节后方缀饰龙髯，姿态跋扈，动势鲜活。龙鳞描绘精准而清晰，背部、腹部、爪部、颈部过度自然，详尽而写实。周围折带云缭绕。

　　此纹样之蓝本即可追溯至元代，尤以四肢于关节后描绘的龙髯最为典型，其例可参见赫赫有名的大维德瓶，现藏大英博物馆，因其颈部有明确祭祀铭文而可确定为元代至正年间产物。而此瓶于洪武一朝亦有延烧，可参见美国洛杉矶亚洲艺术博物馆藏明洪武釉里红云龙纹瓶，馆藏编号 B60P1235，并出版于《世界陶磁全集?14明》，图版编号6。此龙之纹样描绘与本品十分相近，当可为此类例之佐证。

　　釉里红为洪武一朝瓷器的主色，但由于烧造技术不成熟，发色多偏暗沉。如本品发色浓妍纯正者，实属难得。与元代繁杂满布的纹饰相比，本品之纹样布局更为疏朗简单，可谓既承袭于元，又有别于前元，其造型与纹样诚如景德镇御器厂石碑所载：“高皇帝以纯朴开基，敦大贻训，土硎可啜，奇巧不尚，有古帝王风度。”

　　元?龙泉窑露胎云鹤八方盘
　　宽16.8厘米
　　北京保利2013春季拍卖会 Lot 8362
　　成交价：人民币?483,000

　　此盘呈八方形，折沿浅腹，通体施青釉，釉质肥厚莹润，色泽清幽淡雅，如冰似玉；盘心露胎饰云鹤纹，双鹤展翅腾飞，旁伴如意祥云，为元代龙泉窑青瓷的代表作。

　　明永乐?青花折枝寿桃花果大碗
　　直径34厘米
　　北京保利2011春季拍卖会 Lot 7279
　　成交价：人民币?25,300,000

　　备注：
　　亚洲资深藏家旧藏。

　　元?龙泉窑露胎模印婴戏纹大碗及底座
　　高15.3厘米
　　北京保利2019秋季拍卖会 Lot 6987
　　成交价：人民币?897,000

　　出版：
　　《玫茵堂中国陶瓷》，卷2，编号1606，瑞士玫茵堂，1994-2010年。
　　备注：
　　玫茵堂旧藏。

　　碗呈八角形，作喇叭式大撇口，弧壁渐瘦，折腰，圈足内敛。里心模印双鱼，伴以莲花荷叶。内壁八海棠式开光，其内模印荷塘鹭鸶，姿态各异；近口处添饰如意云头纹。外壁有露胎开光八面，同属海棠式，内印婴戏图，共十六子，三两成群，耍乐于庭园。折腰下环饰花瓣一周，圈足外另划回纹。除露胎开光及足内，表面满施青釉，釉层厚润。托呈六方，作二层阶式，同施青釉。宽口内圆，随形出唇。束腰饰露胎开光，皆为镂空折技菊花。下接十二如意云头，底承托泥。

　　明永乐?青花折枝花卉纹墩式碗
　　直径18.2厘米
　　北京保利2013春季拍卖会 Lot 8280
　　成交价：人民币?14,375,000
　　备注：
　　1. 美国马萨诸塞州Richard Bryant Hobart收藏。
　　2. 戴福保（J.T.Tai）旧藏。

　　本品造型洗练简约，敦实而端庄，胎质细腻坚致，釉汁莹润亮青，全器内外纹饰疏朗，极见清逸之气，外壁绘缠枝菊花和茶花，二者交替出现，内壁绘六组折枝祥花瑞果纹，分别是荔枝、茶花、枇杷、月季、柿子、茶花，花果交错布置，彼此留空开阔，彰显胎釉之精良似玉，予人视之倍觉清雅尊贵。碗心则是绘以折枝番莲纹。祥花瑞果是永宣青花最为经典的纹饰，本品涵括了所见的主要品类，其绘画写实逼真，诸花妍放生姿，众果饱满诱人，充分借鉴国画的笔墨意韵，得其法度，勾、勒、点、染诸法，运用皆宜。线条粗细并用，青料浓淡兼施，从而令画面富具苍翠欲滴的意趣，透出凝重雄浑之美，无不彰显出御窑画师的非凡造诣。

　　本品为永乐青花官窑之隽品，富具自身特色：

　　一、本品属于永乐青花墩式碗之最小者，口径18.2厘米。墩式碗应始自元青花瓷器，洪武永乐宣德三朝继之，口径最大者可在数十厘米以上。墩式碗属于外来造型，完全是为了适应中东地区贵族的生活习惯而烧制，故而在性质方面可界定，明初凡是墩式碗器皿皆应属于大明皇朝赐赠西洋诸国的赏赉瓷，本品亦然。

　　二、本品的辅助纹饰颇为特殊。外口沿装饰缠枝灵芝纹一周、内口沿和圈足外侧分别装饰一组锯齿形曲折纹，皆是明初瓷器当中较为独特的辅助纹饰。缠枝灵芝纹在墩式碗上的使用最早见于洪武朝釉里红和青花器皿，锯齿形曲折纹仅见于永乐朝使用，应是借鉴中东域外风格的结果。而在明初的浙江龙泉窑瓷器亦见缠枝灵芝纹和锯齿形曲折纹同样广泛装饰于口沿、圈足之上。

　　三、本品属于异常珍稀的永乐官窑瓷器，目前所知同类存世品仅有二例，皆属清宫旧藏，参见《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青花釉里红（上）》，页65、66，图62、63。同时期浙江龙泉窑瓷器亦曾奉旨烧造过与本品非常类近的器皿，口径稍大，约在20厘米，参见《发现：大明处州龙泉官窑》页178、226。两者如此类近，正是处州龙泉官窑与饶州御器厂同属内府所辖，共同执行相同的“样制”的具体反映。

　　本品饱历数百年之风霜而宝光依旧，风韵不减，令人叹为观止。近世以来屡入名门，传承清晰，可谓流传有序，并多次现身于重要的学术展览中，成为鉴赏和研究永乐御瓷的典范。清人蓝浦于《景德镇陶录》中赞誉“永窑……土埴细，质尚厚，青花深翠，式样精妙，若后来仿制者殊差！”。今日鉴之，深感前贤所言非虚，令人心存敬畏。
（英国东方陶瓷学会会员 黄清华 撰文）

戴润斋（J.T.Tai，原名戴福保），生于1920年代末，在家郷无锡的舅父秦叔开设的古董店里当学徒。未几，他就被委以挑货买卖的任务，开始游走邻近省县城市作采购。1930年代，戴先生移居上海，开设了个人的古董店，并于1932年迎娶张萍英女士。可是此际时局开始吃紧，入侵的日军不断南进，直趋上海，1937年，终于爆发了血腥战事，平静的生活顿成泡影，终于在1949年4月，与家人南迁香港，从此再没有重返祖国。

　　凭借天赋的上好眼力和敏锐的生意头脑，戴润斋先生在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活跃于世界各地拍场，成为战后新一代中国艺术古董商中的翘楚，如同他的前辈一样，将世界、特别是美国的收藏家的目光和注意带引到中国艺术上，并帮助及促成当今诸多重要博物馆的收藏，其中与其合作最为密切的两位当属艾佛理·布伦戴奇（Avery Brundage）和阿瑟·赛克勒（Arthur Sackler）。前者是众所周知的个人收藏家，其藏品现今正是旧金山艺术馆的典藏精品；后者更是经年汇集艺术佳作，其中大多数为华盛顿市赛克勒博物馆的镇馆重宝。戴先生透过艺廊致力为财力充裕且有志收藏的人士建构起无出其右的上乘收藏。

　　戴润斋一举成名于1953年春天的一场重要拍卖，即3月24日伦敦苏富比举办的艾弗瑞·克拉克夫人（Mrs. Alfred Clarke）明代陶瓷收藏拍卖，这场专拍被视为最重要的中国瓷器珍藏之一。这是戴先生第一次前赴英法，加入到收买古董艺品的行列，因为他的突然出手，出人意料地打乱了场上的平静和形势，在与John Spark和Edgar Bluett等重要藏家的激烈竞价之后，夺得最精美的11件拍品，自此J.T.Tai的名号在中国古董艺术圈内逐渐响亮。此后，戴先生每年都会重临伦敦，在1963年11月伦敦苏富比为伦敦古董商H. R. Norton举办的专拍上，他以8，000英镑购入一件极为精美的15世纪配有原盖的青花梅瓶，刷新当时的世界纪录。戴润斋先生精于陶瓷器物的赏鉴，故其收藏可谓极珍极美，尤以明清瓷器为最。香港苏富比曾于2010年秋季举办“戴润斋清宫御瓷珍藏”专拍，供计13件拍品，总成交价高达6亿6，666万港元。其中一件清乾隆浇黄地洋彩锦上添花“万寿连延”图长颈葫芦瓶，以2亿5266万港元天价成交，刷新中国工艺品及瓷器世界拍卖纪录，成为当日拍卖焦点。另一件重点拍品清乾隆御制珐琅彩“祥云瑞蝠”开光式“四季花卉”图纸捶瓶，则以1亿4066万港元成交，远超最高估价。本场此件“明永乐 青花折枝花卉纹墩式碗”，亦为戴润斋先生的重要收藏之一，不逊于其青花梅瓶的明代青花瓷器佳作。

　　元-明初?钧窑玫瑰紫葵花式花盆
　　直径21厘米
　　款识：三
　　北京保利2011春季拍卖会 Lot 7084
　　成交价：人民币?9,430,000

　　备注：
　　徐展堂先生“在望山庄”旧藏。

　　钧瓷绚烂奇妙之色彩，绝非世间丹青妙手心思所能及，因其色其形皆为天成，所现窑变尤象，妙景竟生，引人遐思无穷，观其漫无崖际之变化，皆自以为独有心领神会之境界，陶然自乐，情悦性怡，斯则观赏钧瓷之独特乐趣也。

　　本品诚为钧瓷之佳美者，形制为六瓣葵花形，侈口出沿，沿边凸起一道细棱，器身、圈足皆随形而生，婉转而不失刚健。釉色厚润，色泽依器型的转折而丰富多变，口沿与外壁为玫瑰紫，灿若晚霞，绚丽夺目而变化无穷，内壁则是天蓝色，静穆湉谧，与外壁的炽烈瑰丽形成鲜明的对比，如此冷暖色泽的搭配符合美学的原则，折射出工匠们的巧思和皇家审美的品味。内壁的每一处转折均见釉色浅淡，以致黑褐坚硬的胎骨若隐若现，使得造型轮廓鲜明，釉质的温柔婉约和器型的刚健硬朗合二为一，别见一番古朴典雅之风韵。平底挖五孔，敷涂褐色护胎釉，周缘存支烧痕，隐约可见凹印“三”字款。

　　此类钧窑宫廷陈设器，底部各刻一个从一到十的数目字，基本规律是数字越小，器物尺寸越大，若如本品式样者，底部刻“三”字，存世稀少，检视目前公私典藏资料，同类仅见四例，前二例皆为日本出光美术馆收藏（图一），第三例为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品（图二），第四例为英国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典藏，其中以出光美术馆藏品之釉色与本品最为接近。

　　此类花盆深得清宫珍视，特别雍乾二帝独具好古情怀，将其融入清宫日常生活当中，妆点和提升生活情趣，例如雍正《十二美人图之对镜》（图三）当中钧釉花盆一套安放在窗台，发色瑰丽一如本品，其上水仙绽放飘香，极得幽静之趣。此情景为后宫真实生活的写照。同时，不少同类器皿底部刻有宫殿、斋堂名号，表明陈设的位置，如出光美术馆藏品当中一个就见后刻“重华宫”、“高云情用”款。重华宫是乾隆时期才出现的名称，高云情则为漱芳斋内的一厅室，皆是乾隆时期设置的，可见这些刻宫殿款的花盆在乾隆朝被广泛的使用，装饰清宫里面最尊贵的场所。因为富具情趣的乾隆皇帝对盆花艺术非常锺情，若以前朝古物与奇花异草相搭配最见雅致，自然不容错过。另据清宫造办处档案记述，乾隆皇帝曾不止一次谕旨制作各类金属盆景之后安放在此类钧窑花盆之上。因此，钧窑花器在清宫生活中扮演的角色甚为独特，融陈设与实用于一体，在清宫花道艺术方面占据异常重要的地位。

　　此类钧窑陈设类器皿，质精式雅，备受世人珍视，近年对其年代归属问题上颇多争议，传统北宋说遭受国内一些学者质疑，认为此类编号钧窑精瓷应出自元末明初（公元十四世纪后叶至十五世纪初）。2004年河南钧台窑遗址出土一批与本品时代特征一致的钧窑陈设类器皿瓷片，它们皆与传世实物一一对应，另有数件钧釉方流鸡心扁壶标本混杂其中一同出土，此式鸡心扁壶为明初宫廷始创的典型器皿，时代明确不容置疑，从而成为推翻“北宋说”的核心证据。同时“北宋说”缺乏文献支持，因为中国元代以前的文献中从未提及钧窑及此类精瓷，但在明代后叶的著作中却频频出现，其中渣斗式花盆、鼓钉式盆托亦在明代早中期写实绘画中反复出现。若将之与其它瓷窑的制品包括景德镇明初官窑出土的文物作一比较，便可发现，这类钧窑精瓷器物归入明初宫廷用器是符合史实的（具体论证详见深圳市文物考古鉴定所编《“官钧”瓷器研究》）。故新学术观点在翔实的实物证据支持之下立即为海外学术界、鉴赏界广泛认可与采信，各大重要博物馆与著名拍卖公司在对此类器皿界定年代之时，皆从新说。但无论其年代归属如何，只是学术之争，只是让我们对其真实历史情况有更合理的了解而已，毫不影响其作为内府御物之性质，更不会降低其故有的艺术价值和美学内涵，毕竟珍稀程度一直客观存在，不曾改变。
（黄清华 撰）

　　明永乐?青花缠枝莲执壶
　　（镶16世纪奥斯曼帝国铜口）
　　高31.5厘米
　　北京保利2012春季拍卖会 Lot 5959
　　成交价：人民币?3,795,000
　　备注：
　　法国藏家旧藏。
　　镂金错采，融汇中外
　　——解读永乐青花缠枝莲纹镶嵌奥斯曼金属工艺执壶

　　永乐盛世，为弘化天朝圣德，明成祖谕遣中官郑和六下西洋，前后二十年所历三十余国，成为空前绝后之盛事，从此“海外诸番，益服天子威德”。《明史·成祖本纪》中评价明成祖：“至其季年，威德遐被，四方宾服，明命而入贡者殆三十国。幅陨之广，远迈汉唐。成功骏烈，卓乎盛矣。”郑和下西洋之举，促使中外往来日益密切，此前中断数十年的海外经贸重开，与伊斯兰地区交流得以恢复。

　　郑和宝船之中赏赐西洋诸国的礼物众多，其中瓷器一项，质精物美，向为伊斯兰地区贵族所喜爱，其形制与纹饰更是迎合彼地的使用习惯，尺幅恢弘，装饰繁密，无论造型还是艺术风格均富具异域特色。明承元制，重视窑业，后更于珠山置御器厂，设有司专备窑事以供御用和赏赉，较之元朝浮梁磁局，规制更宏，技术精进，所出之品，为世所珍，永乐皇帝登基之后，御器厂竭力为下西洋之恢宏计划所准备，烧造赏赉瓷器，数量浩大而质量精绝，凡稍具瑕疵者往往集中打碎掩埋，皆不得流出御器厂，可鉴永乐皇帝对此之重视。

　　其中永乐青花执壶为当时重要赏赉瓷之一，为中外交流盛事之见证者。其造型固定，纹饰则丰富多变，现存于世不下十余种，本品即为当中的一例，并以纹饰罕见而著称。其壶身呈玉壶春瓶式样，腹一侧设长弯流，流与颈之间以云形板连接，美观实用，设计巧妙，另一侧置曲形柄，上附圆形小系，为牵缚壶盖之用，柄下部加以三乳钉装饰，器型线条复杂多变，雍容秀美。釉色莹润微泛亮青，胎骨白皙坚致，可见质量之精良。通体以青花绘就，层次丰富，布局得宜，毫无繁缛之感。颈部饰折枝茶花与云肩纹，腹部前后对称装饰硕大的缠枝莲纹，有别于常见尺寸，予人典雅庄重之感，与之风格相同的一例见清宫旧藏【永乐 青花缠枝莲纹碗】（《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青花釉里红（上）》，页68，图65）。胫部围饰蕉叶纹一周，颇为少见。其青花凝重妍丽，苍雅雄劲，一如水墨，笔触细腻，气韵流畅，尽现永乐御瓷纤巧柔美之风姿。

　　本品较之同类执壶最为特别之处，乃是伊斯兰金属镶嵌艺术装饰的运用，为永乐青花执壶当中极为罕见的一例，与之相同者目前所知仅为土耳其托普卡比皇宫编号TKS15/1410的藏品（图一）。本品的流口和壶口部位镶嵌了黄铜附件和壶盖，装饰风格简约，没有繁密华丽的刻画，盖顶与执柄圆形小系之间以铜链牵系。历经风霜的铜质流口与顶盖泛出厚润的包浆，幽光沈静，古拙朴实的工艺诉说着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

　　伊斯兰金属工艺以精湛华美饮誉四海，成为伊斯兰美术世界当中耀眼的明珠，至今依然盛行不衰。16世纪中后期伊斯兰金属工艺在奥斯曼帝国（今土耳其）宫廷获得进一步提升，打破装饰材质的限制，呈现多元化发展，其中最为显著的变化正是与中国瓷器相融合，即是伊斯兰世界里最精湛的工艺技术被装饰在当时奥斯曼皇室、贵族视为瑰宝的中国瓷器之上，从而最终衍生出一门独立的工艺，成为奥斯曼帝国宫廷独有的艺术特色之一。

　　奥斯曼帝国的君主一直以来对中国的瓷器无比热爱，当年奥斯曼帝国的托普卡比皇宫流传至今尚存10500多件中国瓷器，成为海外收藏中国瓷器唯一深具历史意义的艺术殿堂。其质量之高、种类之丰富，堪称举世无双，几乎涵括了十三至二十世纪初中国外销西亚的瓷器代表作。元代与明早期部分正是其典藏的核心精华，是研究和鉴赏中国陶瓷艺术必不可少的经典佳作。如此丰富的典藏正是历代苏丹心血凝聚的体现。其通过购买、接受馈赠或掠夺等方式取得，虽然取得手段不同，但对中国瓷器的痴爱之心却是始终一致。中国瓷器在奥斯曼人的生活中，始终是权势与财富的象征，在奥斯曼皇室和达官贵人之家广为使用，并被苏丹选作餐具，被视为珍品当做礼物馈赠。每逢苏丹登基、寿辰、大婚及其重要庆典，中国瓷器更是必见的贺礼。

　　正基于中国瓷器尊贵非凡的身份，奥斯曼帝国皇室对它们一直珍爱有加，即使破损亦不忍抛弃。同时，由于奥斯曼人不同的审美品味和使用习惯的需要，促使在16中后期至17世纪的数十年里，托普卡比皇宫的匠师们在苏丹的指引下对部分中国瓷器进行镶嵌装饰，以期获得锦上添花之效果。其装饰内容可分两类：珠宝镶嵌和金属附件镶嵌。

　　将宝石镶嵌于瓷器之上是奥斯曼帝国独有的宫廷艺术，16世纪下半叶这门工艺已发展成独立的艺术。这类镶嵌珠宝的器物属于帝王专用，除特殊情况外，不会流出宫外，存世实例可参见土耳其托普卡比皇宫藏品编号TKS15/40【永乐 龙泉窑暗刻庭院景致图执壶】（图二）和前述提及的编号TKS15/1410的【永乐 青花开光折枝花果纹执壶】，可惜后者宝石已经脱落。托普卡比皇宫所藏的镶嵌宝石瓷器大部分是在1550-1560年间制作。有关这类瓷器的最早资料来自皇宫档案中一份1534年-1536年的记录（TSMA，D.3/3）。据其记载，负责将宝石镶嵌在中国瓷器上的匠师称为“瑟哲”（金饰师）和“瑟尼参哲”（镶金师），属于宫廷的御用匠师。

　　“瑟哲”和“瑟尼参哲”受命加工中国瓷器除了镶嵌珠宝以外，还单独镶嵌金属附件，其工艺与前者一致，只是少了一道镶嵌宝石的工序。在托普卡比皇宫的中国瓷器藏品中，镶嵌金属附件的器物占有重要地位，反映出苏丹对这些器物格外钟爱和珍视。附件多以黄金、白银、镀金白银、锌铜合金及黄铜制成。十六、十七世纪时，这些附件多用于修缮破裂的瓷器或是改变瓷器的功用。至十八世纪时，则大多是纯粹装饰。因为瓷器的器口、颈和流等部分容易破损，以贵金属制成的饰片修补后便可继续使用。这些中国瓷器加上金属附件后变成带有奥斯曼色彩的器皿，反映出奥斯曼人的艺术传统和品味。

　　本品属于第二类器皿，如此独特的镶嵌工艺正是奥斯曼帝国皇室御用的标志。至于改装的原因并非全部因为瓷器破损所致，更多是为了符合当时使用的习惯和审美的需求。例如执壶一项，在中国属于传统经典的酒具，但传入奥斯曼帝国之后用途却完全改变，功能有二：除了盛放净水，供礼拜前净手之用外，还成为在奥斯曼皇室贵族进餐时盛洗手水的容器。在今天伊斯坦布尔国家图书馆典藏一幅十五世纪的绘画中，一位西亚仕女怀中所持者正是青花执壶一把，并作倾倒状（图 三），由此清楚可见执壶在当时已融入奥斯曼贵族的生活当中。由于其使用频率非常高，破损风险亦大，一旦破损则无法正常使用，辅以金属镶嵌来弥补不足，延续使用功能，而且经过镶嵌装饰后其价值不但丝毫未降，反而更加贵重显赫，成为同类器皿之中引人瞩目的翘楚。

　　根据奥斯曼帝国宫廷镶嵌工艺演进历史可知，越是早期镶嵌工艺越是简练含蓄，十六世纪尤为明显，在十七世纪末才向奢华繁缛转变。无论金属饰物是否奢华，与器物本身的质量绝无关联，例如土耳其托普卡比皇宫藏【永乐 青花花卉纹扁壶】（编号TKS15/1401）、【永乐 青花龙纹天球瓶】（编号TKS15/1380，图四）口部的装饰甚为简约，但此二物皆为永乐青花瓷之重器。

　　根据奥斯曼宫廷档案的记载，以上两者的口沿镶嵌工艺皆是由十六世纪后期奥斯曼宫廷匠师所为。其工艺处理与本品非常接近，如出同一人之手，由此可推测本品镶嵌改造时间应该亦在十六世纪后期。

　　检视托普卡比皇宫的中国瓷器典藏，其中运用此番镶嵌技术装饰的瓷器有273件，数量和质量皆傲视全球。镶嵌珠宝的瓷器大多是小型器物，镶嵌金属附件的瓷器则是琢器为主。另外，世界各大博物馆和私人典藏当中亦有二十件之多，不过永乐御瓷所占整体比例不高，大约不过30件，其中能流通于市场者则寥寥无几，本品属于可流通且品格卓越之佳作，确实难能可贵。

　　本品作为奥斯曼帝国宫廷御用的瓷器毫无疑问，那么为何流出在外？考察奥斯曼帝国皇室瓷器使用的习惯可知，中国瓷器流出宫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苏丹将瓷器赏赐给公主陪嫁。妆奁登记簿上常见瓷器的记录。奥斯曼人的婚礼中会举办展览妆奁的盛典，例如1728年萨里哈、艾丝和则内普公主们的妆奁（档案编号D.2213/1）其中有瓷碗、杯、盘和熏炉，部分镶嵌红、绿宝石、珊瑚和金银饰件，皆由苏丹赐赠所得。很可能基于此原因，本品得以流出宫外成为当今可以流通的奥斯曼帝国宫廷艺术珍品。

　　镶嵌金属工艺的中国瓷器自20世纪初出现在欧洲艺术品市场后，一直声价不菲，来自伊斯兰世界的藏家对此情有独锺，往往不惜重金购藏，每一次成交价格远在没有镶嵌工艺的同类之上。此风尚同时亦深深影响了欧洲藏家，他们以购藏到一件镶嵌工艺的中国瓷器为荣，因此每逢拍卖会一旦出现此类中国瓷器则引来四方激烈争夺，例如由20世纪50年代伦敦一场拍卖会的成交记录可鉴，当中一件镶嵌金属附件的永乐青花玉壶春瓶成交近4000英镑，同一场次另一件完好的永乐青花罐则只以500多英镑落槌，两者悬殊之巨，令人诧惊和不解。因此，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欧洲拍卖市场中唯一能与之相提并论、傲视同群者只有书写波斯文或阿拉伯文的永乐和正德御瓷，因为这些书写古兰经内容的器皿是那些信奉伊斯兰教藏家的必选之物。时至今日，拍卖场上一旦出现此类镶嵌工艺的中国瓷器，依旧风采不减当年。

　　永乐御窑青花执壶本身存世数量罕少，当中具备奥斯曼镶嵌艺术装饰者仅见二例，本品是为其中之一，至为珍稀，具备重大的艺术价值与学术价值，既见证了明成祖永乐皇帝远航西洋、威加四海的雄伟理想，亦凝聚了奥斯曼帝国苏丹对中国瓷器无比珍视爱惜之心。两个古老而伟大的国度皆以自己最精湛最华美的工艺奉献于世，共同铸就出如此独一无二的艺术珍品，令后世永远膜拜和典藏。两种迵然不同的文化艺术在此之中得以完美交融，所迸发出无比独特的艺术魅力早已超越地域与民族的界线，遂成中外文明交流的光辉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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