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千与溥心畬晚年在日本金村旅舍

　　上世纪二十年代，画坛群英荟萃，各门派独树一帜，群龙无首。北京的溥心畬自西山戒台寺回到城中，贵胄血统和文人气质令其出手不凡，直追马、夏风貌，颇具古典气质，一时名声鹊起。而此时的张大千，也经过上海首展脱颖而出，四赴日本后，在画坛崭露头角。

张大千、溥儒合作 山水册 设色纸本 册页(十二开) 29×18.6 cm(12)

题识及签条

　　自从1928年，经近代诗人陈三立(1853-1937)引见在北京相识后，张大千和溥心畬开始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交游。彼时他们的画经常一起在北平的琉璃厂展出，销路甚畅。1935年8月，北京琉璃厂集萃山房经理周殿侯首先提出“南张北溥”之说，于非闇写下了一篇《南张北溥》的短文，发表在《北平晨报》之画刊，文中写道：“张八爷(指大千)是写状野逸的，溥二爷(指心畬)是图华贵的。论入手，二爷高于八爷;论风流，八爷未必不如二爷。南张北溥，在晚近的画坛上，似乎比南陈北崔、南汤北戴还要高一点儿……”。这两位比肩的画坛巨匠，影响了画坛数十年。

溥儒在恭王府

三十年代张大千在华山北峰下留影

　　溥、张二人天赋都极高，各擅胜场，“海内以画名者众矣，求其天分高而功力深者，当推张大千、溥心畬二家……大抵心畬高超，而大千奇古;心畬萧疏，而大千奔放”。“南张北溥”之名不胫而走。作为传统的中国文人，他们在诗词修养方面亦有很深的造诣，都有诗词、文集行世。因而作品出现典型的文人画格调，传统文人的笔墨情趣通过高山流水、茂林修竹、丹枫古寺等传统形式表现出来。

　　大千经常到溥心畬寓所恭王府一同谈诗论画，往来日久。启功在《溥心畬先生南渡前的艺术生涯》中回忆1933年“南张北溥”共同作画的经过：那次盛会是张大千先生到心畬先生家中做客，两位大师见面并无多少谈话，心畬先生打开一个箱子，里边都是自己的作品，请张先生选取。记得张大千先生拿了一张没有布景的骆驼，心畬先生当堂写上款，还写了什么题诗，我不记得了。一张大书案，两位各坐一边，旁边放着许多张单幅的册页纸。只见二位各取一张，随手画去，真有趣，二位同样好似不假思索地运笔如飞。一张纸上或画上一树一石，或画一花一鸟，互相把这种半成品掷向对方，对方有时立即补全，有时又再画一部分又掷回给对方。大约不到三个多小时，就画了几十张那些已完成或半完成的画页，二位分手时各分一半，随后补完或题款。

　　这套《山水册(十二开)》大概可以据此还原到当时场景：壬申(1932年)十月，大千与心畬联袂出手，心畬置景，大千补白，没有浮华的辞藻，没有多余的形容，便是这样知心晤对，便灵感倾泻，营得画中禅机，玉树临风、淡雅隽永，文人气质，君子风度。

　　二人虽是身世迥异，在山水上的造诣却是异曲同工。南宗也好，北宗也罢，山水既有乱头粗服又有雍容富贵。溥心畬早年习董巨、刘松年、马夏，笔多直线，笔重而墨轻，山水以斧劈皴为主,线条虽硬不倔，水墨及设色都很清秀润雅。大千此时已饱览名山大川，丘壑在胸，受到石涛的画风与黄山、华山实景的影响甚大。1927年大千兄弟初游黄山，获不少写生稿。1931年二游黄山，带了一台三脚架座式相机，和一架折叠式手照机，拍了三百余帧玻璃底片。受到自然景色的激发，师石涛而又表现出新风貌。人物画方面，不仅有“张美人”的称号，高士画兼学任颐、新罗、石涛和张风，取经明代唐寅、元代张渥，而上溯宋元。1928年教育部筹划全国第一届美展，叶恭绰与大千同任审查委员，力劝大千专精人物。

　　后来世道兴衰变迁，纷纭万变，直到晚年在台北，二人从来没有停止过彼此的惺惺相惜。离开北平之前，张大千曾对周殿侯说：“我山水画画不过溥心畬，中国当代有两个半画家，一个是溥心畬，一个是吴湖帆，半个是谢稚柳”。1960年代，张大千在自己四十年回顾展自序中写道：“柔而能健，峭而能厚，吾仰溥心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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